邺下文学集团领袖论(一)

邺下文学集团领袖论(一)

汉末建安年间，天下的权柄已操在曹操手中。曹氏父子喜好文学，奖励风雅。凭借着优胜的政治地位和非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强烈的凝聚力。那些因社会动乱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学士，先后游息于曹氏的根据地邺城，环绕于曹氏周围，连舆游宴，吟咏诗文，抒写悯时伤乱、救世济民的悠悠心曲和烈烈壮怀，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一个彬彬之盛的邺下文人集团。因此，文学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三曹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枢，而且是文坛的领袖”；或云“曹操就是这个文人集团当之无愧的领袖。”我觉得，这种说法欠妥，三曹对邺下文学的作用是有区别的，不应一概而论。作为文学领袖，一般说来应具备如此条件：具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团结文人；具有卓绝的诗才，倡导新变，开创新诗风；探索文学的价值与特征，以新的文学理论指导文学创作。以此标准来考察曹氏父子，究竟谁是当之无愧的邺下文学领袖。

一

钟嵘《诗品》云：“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这些数以百计的文士毕集于邺下，确是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弦以揽之”的结果。但是这些文士并不是曹操培养扶植起来的，入邺前已蜚声于文坛了。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得清楚：“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连发迹于大魏，足不高视于上京……”曹操对这些活跃于乱世的文人加以招揽，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文学上的繁荣局面，更多的是立足于建立邺下政治中心，利用他们在文笔上的一技之长，让他们为自己的政权服务。曹植《辩道论》说当时的方术之士甘始、左慈、郗俭，“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欺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世，行娇餍以惑人，故聚而禁之”。与此同理，邺下文士虽非谋臣策士，有损益于曹操，但笼络他们，既有助于招贤纳士，又可避免其任意褒贬，鼓动舆论。所以，邺下文士虽获得曹操的庇护，但并未得到曹操的重用。在曹操的眼中，邺下诸子只是文学侍臣，有事则命其随从征伐，无事则汇聚邺城，先后被派到曹丕、曹植等诸子府中充当文学、庶子一类的闲散官职。唯有王粲，由于“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才任为侍中，朝夕在曹操身边，“入侍惟幄，如拥华盖”，做些机密性质的文字工作。但是，天长日久，其作用仅如此而已，这就令王粲感到失望，“惧无一夫用”（《从军行》），对自己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在《七释》又流露出他在“无为无欲”、“混同荣辱”与“进德修业，与世同理”两种人生道路之前的举棋不定彷徨困惑的情绪，这是王粲归顺曹操以后未得到重用之际深层心态的反映。曹植在《赠王粲》、《赠丁仪王粲》诗中描述了他寂寞不得志的处境。《魏书·杜袭传》中有关王粲的一段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魏国初建，（袭）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得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燥竟，起坐曰：‘不知公等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对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可见曹操对王粲虽很亲近，但不过是赏识他的“强识博文”，可以备顾问咨询而已，对于军国要事，曹操仍倚重于和洽、杜袭等更有实现政治才干的人。这对于有“冀王道之一平”的政治理想的王粲来说，岂不是很可悲吗？曹操在某一段时间内虽然能够抑制忌诈猜疑的冷酷性格的爆发，以伪装的雅量对待文士，然而一旦文士的言行稍与其意见不合时，他便撕下面纱，毫不客气地加以贬抑甚至诛灭。当时的著名文士如孔融、杨修等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被曹操处死的。这对于雅好慷慨、动多感触、爱好广交同类的文士来说，当然是一种极大的压抑与打击。这也许就是徐干挂冠回乡写《中论》、应玚“斐然有述作之志”的原因。所以，作为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曹操当之无愧；而称其为“当然的文坛领袖”则受之有愧。

使这个政治中心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则是曹丕的功绩。曹丕虽没有乃父“该之”、“揽之”的壮举，但他能突破与文士的“雍容侍从”的关系，以全新的态度对待文士。虽然邺下文人都是曹氏的僚属，但曹丕却把他们当作朋友，有意识地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在这点上，他远

过于乃父，亦非其弟曹植可比。张溥曾将曹操与曹丕对待文士的态度加以对比。他在《汉魏百三家集·孔少府集题辞》中指出：“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ｗeｉ＠②馁虎，此南阳所深悲也。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扬、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在曹操的政治生涯中，建十三年具有某种转折意味，作为当时的文士之英华陈琳、刘桢、应玚、阮瑀、王粲等都已汇聚于其幕下。这时的曹操似乎已不复需要招买人心而显示其大度了，所以便露杀机。曹丕推重孔融绝非偶然，而是通过对孔融的褒奖、悼念，含蓄而悲愤地抗议乃父对无辜文士的残害，体现了他和乃父对待文士的截然不同态度。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曹丕作为邺下文人的知音与领袖形象则日益清晰起来。刘桢可谓是继孔融之后的又一个刚直文士。《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典略》云：“建安十六年，世子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使桢随侍太子。酒酣，坐欢，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桢独平视。他日公（操）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部。”曹丕让甄氏出拜，是亲善友好诸文学的表示。而刘桢“性行不均”、“少行拘忌”，他那仗气爱美爱奇的情怀促使他心血来潮，以魏晋文人放任倜傥的风度出现在诸文学面前。这竟惹得曹操神经过敏，出来横加干涉，判他“减死输作”的罪行。然而，本应反对刘桢“平视”有所不悦的曹丕却未因此而怪罪之，刘桢后来免遭杀戮，内中不能说没有曹丕的开脱之力。对此，张溥《刘公干集题辞》认为：“公干平视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独不见怒。死后致思，悲伤绝弦，中心好文，弗闻其过也。其知公干，诚犹钟期、伯牙云。”张溥将曹丕比于笃于友情的伯牙，这种赞扬是极高的。刘桢生前曾写有《赠五官中郎将》诗，对曹丕与自己的友情作了相当真切的描述。如第二首写自己在漳水边养病，曹丕亲来看望的情景，其中“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盼叙忧勤”之句，描绘出一幅高山流水赏知音的画卷。

曹丕虽身为“副君之重”，然其评论邺下文人的文学成就，却以褒扬为主而不失偏颇，非常尊重他们的艺术个性，成为文学批评实践上的“知音”者。其《典论·论文》称道建安七子“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的文学才华。他评论诸子的不足，也是在各有所长的口气下进行的：“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在《与吴质书》中指出了各人所长及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批评了各人在创作上存在的不足，显示出领袖的公允而并非意气用事。建安诸子逝世后，贵为太子的曹丕亲自为他们编文集、写序文。从今存的《陈琳集序》、《繁钦集序》、《建安诸序》的残文中，可见其良苦用心。正因此，曹丕作为邺下文学领袖，得到了诸子的认可，甚至当作周公来颂扬。曹植《娱宾赋》云：“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扬仁恩于白屋兮，逾周公之弃餐。听仁风以忘忧兮，美酒清而肴甘。”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云：“公子爱敬客，乐饮不知疲。和颜既以畅，乃肯顾细微。赠诗见存慰，小子非所宜”；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也清楚地指出了曹丕在邺下文人中的领袖地位：“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忝北钦贤性，由来常怀仁。况值众君子，倾心隆日新。”

建安时代，同题共作之风盛行。曹操虽有所为，然据史载仅仅有建安十五年铜雀台新成，令诸子登台为赋这一次，并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使其风气炽盛者，乃是曹丕之功。曹丕常常以领袖的身份召集邺下文人，游赏饮宴，吟诗为文，往来唱和。《初学记》十引曹丕《叙诗》云：“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称同作”；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玚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由此观之，同题共作只是规定一个大致的题材范围，作家有一定的自由发挥余地，如曹丕、曹植、王粲的《出妇赋》，就能够容纳互有冲撞之意的主题。可见其创作自由的气氛之浓。这种由曹丕倡导的文学活动，造就了文学家相互竞争的局面，活跃了邺下文坛，成为邺下文学繁荣的促进力。与曹丕相比，曹植与邺下文人的关系无疑要逊色得多。他虽然也经常与建安诸子连舆游宴，

同席赋诗，看上去亲近友好，但貌合心离。对于怀才不遇的文人如王粲、徐干、丁仪等人，不象曹丕对待孔融、刘桢那样，不顾政治毁誉而加以推重或保护，仅仅是以诗勉慰，表示爱莫能助的同情：“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赠王粲》）“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赠徐干》）“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赠丁仪、王粲》）大概是由于他负才陵物，评价建安文人的文学成就，不是以褒扬为主，更多的是看重别人的不足。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抨击陈琳不精通辞赋，却以司马相如自比；抨击刘季绪文学才华不高，却喜欢批评别人。他任性而行，好自骋才华，不善于团结友人。《魏志·邢颙传》云：“（邢颙）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庶子刘桢书谏植曰：‘家丞邢颙，北土之彦。少秉高节，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桢诚不足同贯斯人，并列左右。而桢礼遇殊特，颙反疏简。私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为上招谤，其罪不小，为此反侧。’后参丞相军事，转东曹掾。”邢颙是继任崔琰作典选举的东曹掾和太子太傅的重要人物，曹植本有可能争取团结他，竟错过机会。刘桢是诗人，应和曹植气和相投，但也以曹植不然。他在邯郸淳面前那种锋芒毕露，目中无人的任性谈吐的气慨，恐怕是谁也难以忍受的，表现出缺乏领袖的气度与能力。所以当他以领袖的身份发号施令于邺下文士吟诗为文时，却得不到响应。《文选》卷四十杨修《与临淄侯笺》李善注曰：“植为《颙鸟赋》，亦命修为之，而修辞让。”与他关系非同一般的杨修却敢违命不给面子，曹植在其他文士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他在邺下文士中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应玚、刘桢先为平原侯庶子，后又转为曹丕官属，司马孚曾因曹植“负才陵物”而每每“切谏”，又“迁太子庶子”，转到曹丕官属中去了。凡此都不能用人事变更所能解释清楚的，这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曹植“负才陵物”、缺乏领袖气度是个重要因素。他较少地表现为雍容谦和的组织者，更多地表现为建安文学的才气纵横的实践者。

二

肖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时期，“非音之正”的五言诗腾踊，以益事华靡的新风气入主诗坛，成为邺下文人的主要创作形式。从此古代诗歌开始了由叙事转向抒情、由质朴转向工美的历程。作为邺下文学领袖，必然满足这一新的历史期待，革易前型，追求新变，扇扬新风。

曹操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确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诗全用乐府古题，抒写全新的时代感受。其四言诗苍劲有力，慷慨悲凉，已完全脱出三百篇境界，更非汉人四言可比。因而被人称为复兴四言诗的作家。可见他擅长于四言诗的创作，对五言诗体新变的贡献不大。《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乐府歌辞的创作，无意于新体五言诗的创作。其五言诗大都有感于时事而作，如《蒿里行》、《苦寒行》等，把人的愿望和社会乱离作为基本矛盾，直接摄取现实生活景相，或叙丧乱，或伤人生艰难，或感伤时言志，沉厚郁勃，成为动荡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仍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寄托于王权政治和礼法的功利上，带有汉代文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且创作多铺陈直叙，不事雕饰，浑莽质直，用汉乐府叙事诗的写法抒情，带有汉乐府五言诗语言过于散文化的特征，未能摆脱汉乐府长于叙事、短于抒情的限制，仍停留在汉乐府民歌的水平上。所以刘勰谈到建安时代，“五言腾踊”，不提曹操。沈德潜说其诗“犹是汉音”，都是有道理的。曹操是由汉到魏的过渡型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