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 古今经典商业人生

图说企业家：助蒋介石上位的金融巨头陈光甫

陈光甫，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银行家，他用二十年时间将一个资本仅7万的小银行变成存款总额近2亿元的第一大民营银行；同时也是因有了他的财力支持，蒋介石才走上权力的最顶峰；也是他在民族危难之际，多次赴美谈成贷款，对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学徒出身自学成才

陈光甫1881年生于江苏镇江一个普通商人家庭。1893年，父亲因经商亏本，被迫到汉口祥源报关行任职，年仅12岁的陈光甫也随父在该行充当学徒。他在业余时间跟随比利时籍职员学习英语，对各种出口货物，从品种、数量及其流向都悉心观察，几年后不仅学到了许多商业和金融知识，而且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18岁那年，他到邮政局任职员，后到江汉关税务司工作，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德商瑞记洋行买办景维行。景氏见他奋发有为，便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

2、参加1904年美国世博会结识孙中山

1904年，陈光甫在景维行的帮助下，作为湖北省代表团的随员，赴美国参加在圣路易召开的国际博览会。在博览会上，陈光甫结识了孙中山，二人相谈甚欢，陈光甫虽最终并没有加入革命党，但却捐出身上仅有的5美金资助孙中山的革命。

3、创立江苏银行

在博览会上，陈光甫目睹各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深感中国的落后，遂决

定留在美国求学。1909年，他获得商学士学位后回国，此时，当年主持赴美国际博览会的官员陈琪正在筹办朝廷的洋务实业——“南洋劝业会”，他深知陈光甫是个干才，邀请他参与筹备。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用，帮其佐理财务，进而得到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程德全因为响应辛亥革命，得以担任江苏都督，任命陈光甫为省财政司副司长。在程德全的支持下，陈光甫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于1912年1月创立江苏银行（民国35年改称江苏省银行）。

、险被袁世凯追杀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孙中山等发动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再次亡命日本。袁世凯随后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他得知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侥幸的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兼同僚，素与之交好。在他的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于一死。

5、为保银行信誉得罪军阀

袁世凯得势后，派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陈光甫以“银行应该为储户保密”为由加以拒绝，并辞职以示抗议，引得张勋勃然大怒。这件事经过当时国内媒体的大力报道，使得陈光甫重视商业道德的声誉骤起，也让他赢得了社会好评。经过这件事情，陈光甫产生了“再也不想涉足政界”的想法，只想创办一家真正独立的私人银行，远离政坛，不谈国事，做好金融生意。

6、创办中国最小的银行

1915年6月2日，陈光甫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文简称“上海银行”）。开办的资本额名为10 万，实则仅为7万，陈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庄得之认股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涩，只认了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当时上海共有十多家中国人办的银行，其中中国银行资本300万元，交通银行资本750万元，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少，也有25万元。因

此陈光甫以7万元创办银行，是前所未有的事。开业仪式上，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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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得到孙中山和宋氏姐弟帮助

1915年底，一位忽然到访的来客为陈光甫送来了雪中之炭——1万元股金。受托之人正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当年曾受赠5美元的孙中山，而送钱来的人则为孔祥熙。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其母倪桂珍也投来5000元股金。至此，“小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倍，达到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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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颠覆银行的传统理念

当时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这种状态极大地制约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这种存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资金来源的特性使银行不敢也不愿意向工商业投资，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捕捉到最快的挣钱机会，于是，只能投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或者经营政府公债。上海银行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六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9、“一元开户”

陈光甫提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经营理念。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把存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小层社会成员，如一般职员、教员、家庭主妇等等，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

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可观。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一天.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带来100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设100个户头。银行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张接着一张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一直到填完100张。很快，上行信守诺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上海。

10、成为最大的民营银行

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250万元，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款达到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四位。至1926年，上海银行与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到1937年，上海银行存款总额近2亿元，机构多达111处，员工2775人，成为最大的民营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本人也跻身于“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之列。

11、提出“储蓄论”

上海银行的飞速发展，与陈光甫大力提倡储蓄有关。陈光甫认为：有了储蓄才会有资本，有了资本才会兴办企业，有了企业才有就业机会，有了就业机会才可以提高生活水平，才可以产生中产阶级，才可以导致民主政治。总之，储蓄是资本的源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13、推出多项“最早”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的“最早”：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储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此外，推行对物信用，开创货物抵押贷款。

4、让每一个行员都成为股东

陈光甫对银行内部的管理也很有一套，他行里的行员的工资比任何银行的工资都高，人家银行行员每月30元，他行里40元，但要求也很高，而经理、副理的工资则与其他行相同。职员迟到10分钟，算半天旷工；迟到半小时算全天旷工。全年不请假的给予奖励，优秀者送出国深造，同时还开办训练班，公开登报招考，每期20人至30人，半天学习，半天实习，他称之为他的“黄埔军校”。为了留住人才，他规定，按职务和年限，职工可以购买相应的本行股份，让职员都成为银行的主人，形成“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风气。

15、“中国旅游业之父”

上海银行创办后，在交通总长叶恭绰等人的支持下，北京政府批准了陈光甫经办旅行社事业的要求。1923年8月15日，上海银行旅行部宣告成立，这就是中国旅行社的前身，由此开创了旅游业的现代化经营。随着旅游业务的扩大，1927年陈光甫决定将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中国旅行社，各分行的旅行部为下属分社。至此，中国正式出现大型旅游事业。1930年12月，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旅游刊物《旅行》。它的业务十分庞杂，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业导游，又业出版，既营旅馆，又营餐车；既协助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又协助公私集会之舟车问询事宜。当时风气未开，顾客根本不知道“旅行社”是何物，问津者寥寥无几，经过陈光甫等人的大力宣传，加上军阀内战，上海火车站不能售票，人们纷纷委托旅行部购票，逐步打开了局面。短短数年间，便在各铁路沿线、沿海、沿江的大城市，设立了许多分社。

16、助荣氏兄弟渡过危机

陈光甫非常注重向民族工业放款，以利其发展。张骞在南通创办的实业集团——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上行的南通分行由此诞生，成为上行最早的分支机构之一。上行的另一个放款大户，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申新集团——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陷入困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渡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视为最好的服务。

17、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

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于1930年1月成立。由上海银行庄得之、陈光甫、金宗城和潘学安等人发起。金宗城是宁波人，他与沈仲礼、朱葆三一起投资过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和上海联保水火险公司。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宁波路40号上海银行大楼内，资本金实收20万元。董事长庄得之，总经理由潘学安兼任，经营信用保险和火险。中国第一信用保险公司既是第一家信用保险公司，亦是唯一专营信用保险的公司。试图以信用保证保险制度，替代当时各企业要求员工必须提供殷实铺保的办法，实践结果并不理想。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有企业取消对员工的铺保制度，遂于1950年4月申请停业。

18、救济农村

陈光甫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根本在于农业，强调“送银行入内地”，并游说外国银行投资中国农业。为了培养农业人才，1933年上海银行特出资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设立两个客座教授席位，聘请赛珍珠的丈夫布克在内的美英专家各一人。1933年上海银行正式成立农村贷款委员会，在总行设立农业合作贷款部,主管农贷业务。其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农业贷款上投入的数目并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探索，体现了陈光甫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商业触觉，同时对农村经济的建设、农村金融制度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助蒋介石上位

陈光甫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进江西、浙江，直逼上海。此前对时局一直持观望态度的陈光甫终于“押了一次宝”。他和虞洽卿为首的“江南财团”四处活动，为蒋介石的北伐筹集了巨额军费。并劝说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垫付1000万捐款，他告知老朋友将来有上海海关关税作担保，会有把握收回。“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对峙之时，陈光甫又拒绝执行武汉政府的停兑令，由此深得蒋的信任，为蒋上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20、签订《中美白银协定》

1935年，南京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建立了法币与英镑集团的通兑关系。此举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怀疑和抵制，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在伦敦收购白银，导致世界银价猛跌，中国币制发生动摇。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深知陈光甫在美国金融界很有声望，决定由陈光甫带队赴美谈判。陈光甫在美国多方活动，将中国情况告知了美方，最终双方达成谅解，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美方同意收购7000万盎司白银，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 2000美金的抵押贷款，银价按照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方式。该协定在“七七事变”前，曾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而且抗战中也为国民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

21、促成美国贷款为抗日做出巨大贡献

抗战爆发后，中国面临财政危机，通货准备由于日本的货币进攻和支付庞大的军费，已下跌到一个极其危险的水准，国民政府决定以中美关系为突破口寻找外援与抗日伙伴寻求美国的帮助，1938年9月，蒋介石派陈光甫赴美洽谈贷款事宜。此时正值广州、武汉战局紧张，中国孤立无援，而美日矛盾尚不突出，注意力主要放在欧洲，在亚洲只求维持现状，商界甚至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因此美日关系十分微妙。陈光甫受命后认识到只有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运作才有可能成功，所以他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美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美国急需的军需物资，反对援华者无由反对，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品，因而可能争取到较多的贷款。最终经过多方奔走，促成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1940年又谈成了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22、深受罗斯福赏识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对陈光甫的人品和才华十分赏识，并希望他再来美国，答应可以随时接见他。为加强对美借款的商业运作，陈光甫在美国设立世界贸易公司，在国内设立复兴商业公司，自任董事长，确保按协议保持对美物资的供应。由于各项措施得力，中国方面提前两年还请了桐油贷款本息。陈光甫得到美国诸多朝野人士的祝贺，甚至到了“朝野敬从”的地步，在胡适看来，陈光甫的个人信用已成为国家信用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对中国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他在日记里表达了对陈光甫的钦佩之情。美国之旅给予了高度评价:"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1941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夸奖陈光甫，称他为“中国优秀的金融家”。接着，美国与中国联合成立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美国财长摩根韬向蒋介石提议由陈光甫担任基金会主任委员。

23、婉拒蒋介石财政部长之邀

“接近政治如玩火”。在陈光甫的一生中，他常常扮演政治角色，但他坚持入仕不入阁。30年代，蒋介石安排他当财政部副部长，他婉言谢绝。1947年，蒋介石想依靠他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安排他担任财政部长，他利用司法、行政不能交叉任职的法律规定，特地回到家乡，在著名人士冷御秋、陆小波等人的帮助下，成功当选镇江选区立法委员，巧妙躲了过去。1948年李宗仁亲自上门邀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他当面予以谢绝。

24、避居香港终老台湾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方面为争取这位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也花了不少心思。最初通过银行中的地下党员，给他邮寄解放区的宣传品，让他对共产党政策有所了解。上海解放前夕，陈光甫避居香港。毛泽东、周恩来通过特使，多次劝说他回归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毛泽东曾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陈光甫，而陈光甫则以一部清代胡林翼的来往书信作为答礼回赠毛，因为胡林翼号“润芝”，与毛泽东的字同音。之后，陈光甫始终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既不愿去台，也无意北上。只是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处理在内地的事务。 1950年，上海银行实现公私合营，仍推陈为董事长，陈光甫派内侄、原香港分行经理到北京参加会议，他知道自己毕生的心血已不在控制中。同一年，他把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注册，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脱离关系。1954年，他在台北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管理处，继续自己的金融事业，复业后的上海银行营业至今。1965年在台北正式重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董事长。1976年卒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