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郭沫若的简介范文

2019年郭沫若的简介范文

篇一：郭沫若在当代文学上的地位

论郭沫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小康

（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秘书学班,20XX14040131）

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大庆163712；）

摘要：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卓有成就的作家。本文通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整个中国的国情变化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解读，所要解决的的问题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如何影响郭沫若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同时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郭沫若对中国当代文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造就了怎么样的审美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怎么样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郭沫若文学地位贡献历史时期

作者简介：李小康(1995－),男，安徽六安人，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学生。

引言

随着清末废除科举，兴学堂，新式教育得以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郭沫若少年时代也正是处在维新变法向辛亥革命过渡的历史转换时期，也是新旧思潮首次交锋的时代，郭沫若正是近代中国过渡时期孕育出来的一株幼苗－也是最后一批接受四书

五经唐诗宋词严格训练的学童，也是较早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少年。郭沫若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变动中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郭沫若创作文学的黄金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对于中国这一古老的帝国来说，是危机与机遇并存，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使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国家到了存亡危急的时刻。当一个阶段的历史走到了终点，也就预兆着它的新生。不图强，中华民族则难以自立；不变革，中国将亡国灭种。寻求变革之法，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活动中心。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导致郭沫若对医学越来越厌弃，对文学越来越狂热。[2]1914年郭沫若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

神论思想。1919年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作，其当年小说《牧羊哀话》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1921年郭沫若和成仿吾等人创建了纯文学杂志《创造》，意为我们要以创造者的姿势，努力创造

个光明的世界。着手于新文学的建设。也在同年6月，郭沫若第一本诗集《女神》问世。诗集《女神》作为"开一代诗风"堪称现代诗词的转折。摆脱了传统中国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女神》成功把握了"五.四"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的追求,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不仅从思想上引领了现代诗歌的创作,更从艺术和表达形式上展现了独特的创作。从诗歌的内容及表达形式方面论述了《女神》对现代诗词的影响。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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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日本避难时期

1926年郭沫若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叛变国民大革命后，郭沫若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1928

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郭沫若前往日本避难，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重要学术著作。郭沫若

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今后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

一。郭沫若在有关甲骨文和历史论著方面，才华横溢，为这些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

(三)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友人的斡旋下，在当时国民政府的需求下，郭沫若结束了10年日本流亡的生涯，回到了祖国，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日。他本人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屈原》就是在为了嘲讽国民党黑暗统治而创作的，当时，无数爱国青年被关进了集中营，代表着人民力量的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驰骋

江南抗日寇有功的新四军，竟被所谓国军围剿，郭沫若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郭沫若的历史剧，以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戏剧，可以当作抒情的散文诗来读，清新瑰丽，荡漾着情感的微波。[4]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又在为和平民主而呼号。抗战胜利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发布停战令，不得不把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到日程上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大喜事。郭沫若将以“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他亲手参与拟订的《和平建国纲领》，内容可让每位同袍满意，连蒋介石看了都表示赞赏，最后获得通过。但国民党答应实施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玩弄和平欺骗的花招。郭沫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民主运动的前途有了更正确的估计。这期间郭沫若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洪波曲》、《南昌之一夜》等，这些回忆散文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记录，而且紧密的配合了当时的现实的战斗。

（三）建国后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1945年，新中国的成立，新时代的列车在疾驰，解放了的中国日新月异。已近花甲之年的郭沫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而后不久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然而再多的职务也压不夸他，他照样一头乌发，满脸笑容，精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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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新中国频频派遣郭沫若访问各国，他还常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郭沫若为新中国的外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其中很多一部分放映了我国建国到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例如：为斯大林70寿辰所做的《我向你高呼万岁》，该诗就反映了建国伊始中苏建交并友好发展的大事。《咒麻雀》则反映了“大跃进”时期“除四害”运

动.《水调歌头·读〈炮打司令部〉.》、《水调歌头·读〈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则反映了文革十年动乱史??这样的诗歌不胜枚举。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建国后28年所发生的国家大事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

（四）总结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郭沫若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总体上来说，不论在何种时期，郭沫若的诗歌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当然更是诗人和政治家交汇后的产物。郭沫若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391～393

[2]刘振兴.“五四”科学语境中郭沫若的文学创作.[D].[硕士学位论文].青岛;青岛大学中文系，20XX

[3]李怡.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的转变.[J].学术月刊，20XX（8）：25－30[4]魏红珊.论郭沫若诗歌创作的表现特征.[M].郭沫若学刊.20XX

篇二：汪静之简介

汪静之

汪静之（1902.7.20—1996.10.10），安徽绩溪人。农工党成员。大学毕业。1921年起在《新潮》、《小说月报》、《诗》、《新青年》等杂志发表新诗，与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创立湖畔诗社，曾任武昌旅鄂湖南中学、保定育德中学、安徽第二农业学校国文教师，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纂人员，《革命军日报》、《劳工月刊》编辑，上海建设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国文教官，江苏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浙江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顾问。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

人物生平

男，生于1902年，原籍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他是“五四”时期全国142位著名作家之一。汪静之早年求学于屯溪茶务学校，1921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由于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是年下半年，与潘漠华发起成立了有柔石、魏金枝、冯雪峰等参加的，由叶圣陶、朱自清为顾问的“晨光文学社”。1922年3月，与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等组织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团——湖畔诗社。1926年秋在芜湖一所中学执教，10月，经郭沫若介绍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编纂，次年任《革命军报》特刊编辑兼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劳工月刊》编辑；1928年至1936年在上海、南京、安庆、汕头、杭州、青岛任中学文教员及建设大学、安徽大学、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47年8月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调北京人民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任编辑；1955年调中国作协，其后，一直担任湖畔诗社社长。汪静之同志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诗人。他的作品有《蕙的风》、《耶苏的吩咐》、《翠黄及其夫的故事》、《鬻命》、《寂寞的国》、《人肉》、《父与子》、《作家的条件》、《诗歌的原理》、《李杜研究》、《爱国诗选》、《爱国文选》、《诗廿一首》，并发表过大量文章，其中诗集《蕙的风》1922年初版，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鲁迅很赏识他的诗作，并对其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曾亲自为他修改作品，多次给他教诲和鼓励。“《蕙的风》的内容对于当时封建礼教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它的出版，无疑是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在我国文艺界引起了一场?文艺与道德?的论战”。

主要作品

《蕙的风》，《耶稣的吩咐》，《翠黄及其夫的故事》，《鬻命》，《寂寞的国》，《人肉》，《父与子》，《作家的条件》，《诗歌的原理》，《李杜研究》，《爱国文选》，《诗廿一首》，《天亮之前》，《没有被忘却的欣慰》，《六美缘》，《涟漪讯》等

篇三：汪静之简介及作品

汪静之简介及作品

1993年，汪静之已经过了90高龄，早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写了一份“实话实说”的关于自己的小传，最后总结说“我在解放前，都靠不谈政治，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一世平安，没有受过政治上的灾祸”。“苟全性命”云云让人觉得心酸，“明哲保身”云云让人觉得遗憾。这话由一个世纪老人说出，让人心灵震撼。“一世平安”云云是汪静之对这个世界的善言，因为他并非一世平安，生逢乱世，他为了生计，到处奔波，做了许多违背诗人天性的事，甚至是有损人格的事，虽然不谈政治，但在泛政治环境里，他不得不与政治周旋。早在21岁时，还是学生的他由于父亲破产，不得不靠朋友的接济生活，旋即辍学，被迫离开花都杭州，到武汉去做中学教师，但很快连这个饭碗都丢掉。1926年，为了得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编纂这个职位（郭沫若介绍的），他不得不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宁汉分流时，他总算脱党。但是，1938年4月，他“拖儿带女一家五口逃难到武汉”，生活受到威胁，由于武汉形势不稳，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谋划迁都重庆，连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都没办法帮他找到工作，只好南下广州，“饥不择食”地到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任教，翌年还因为“无法另谋职业，为了保持饭碗，只好被迫加入国民党”。1929年底，他仅仅因为介绍夏衍到建设大学代上“世界文学思潮”课，而被军警搜捕，靠跳窗逃脱。抗战期间，他颠沛流离，到处兼课，胜利之后，还得靠与人合伙开小馆子维持生计。1954年8

月，他由正式编辑改为特约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了他的工资。直到1956年5月，他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但工资非常低，哪够让一大家子人吃饱饭；为此，他曾以几乎是乞食者的口吻给当时的作协领导写信，一面“感谢党的救济培养”，一面求助说“望给我大力支援，给我最低必须的创作条件”。其实，当时，只要他愿意去教书，生活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但他愿意过比教书更清苦的生活，愿意为自己写作的雄心而吃苦（1957年12月26日给作协办公室的

信和1958年3月11日给邵荃麟、刘白羽和郭小川的信）。汪静之一生多次临近政治的旋涡或泥潭，但最终能免祸的原因，除了不谈政治外，还有三个。一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二是人生态度方面的，三是诗人形象方面的。他与郭沫若关系非同一般。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于1921年，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紧接着于翌年

就出版了，成了郭沫若在新诗阵营里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正是因此，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从而结识了他生命中的贵人郭沫若。郭沫若确实在他的危难关头多次伸出过援助之手。汪静之懂得进退之术，并没有太固守某种人生观，能和光同尘，能与世浮沉，而且始终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当然，有符竹因那样的红颜知己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也是重要的保障。1965年11月，在文革的风雨即将降落北京城时，他毅然离开了风暴中心，前往杭州隐居；这是他能避祸的明智先见之举。20岁时，汪静之就以新诗史上第一

部情诗集暴得大名，从此他给公众的形象始终几乎是“爱情诗人”，谈风月，而不谈风云，而风月，无论怎么谈，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

恩准的、保险的。其实，汪静之的文学形象哪里仅仅是“爱情诗人”？《蕙的风》一出世就以其中只有一首三行的短诗《过伊家门外》而备受封建卫道士们的訇骂和围攻，那三行是：“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啊。”最冒犯人的是“瞟”字。鲁迅曾为他扛起封建卫道的闸门，让他这条欢快的小河能自由流淌。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鲁迅为他辩护道：“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1925年8月26日，他去拜访鲁迅时，鲁迅亲口鼓励他说，道学家越仇恨恋爱诗，越要勇敢地大唱恋爱诗，让他们去恨！“一个反封建的恋爱诗人，还不够大胆，可见封建礼教在人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1929年11月25日，他再次去拜访鲁迅时，鲁迅明确告诉他：“现在不是写恋爱诗的时候了。”其实，早在1925年秋，在第一次拜访鲁迅后不久，他因读了《共产党

宣言》等革命理论著作，而有以革命诗代恋爱诗的念头，写出了《劳工》和《破坏》等空洞但对革命可能有利的作品。因为他自认这样的转换没有成功，所以干脆连诗歌创作的热情也下降了很多，转而写起了小说和论著。1926年，他的重要作品不是诗歌，而是小说集《耶酥的吩咐》；1927年，他的主要作品是论著《诗歌原理》；1928年他的主要作品还是论著《李杜研究》（持论比郭沫若出版于1971年的《李白与杜甫》客观公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