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郭沫若之《女神》

浅谈郭沫若之《女神》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他留学日本时根据家乡乐山县的两条河流—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而取的名字。他出生于地主兼商家庭，从小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并接受维新思想的启发，培养了浓厚的爱国民主思想和与众不同的思想意识。1913底，郭沫若留学日本，在此期间拜读了泰戈尔，歌德，海涅，雪莱等人的作品；1916年，与安娜相恋，《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等是写给其恋人的情诗；此时他也深受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宇宙观的影响，开始接受西方泛神论的影响。

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下半年，在五四运动狂潮的激荡下，进入他的“诗的创作爆发期”，《凤凰涅槃》，《天狗》等都是此时期创作的；1921年《女神》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文学地位，使之成为与鲁迅一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1921年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等成立了新文学社团“创造社”；1923年4月离日返国，致力于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创作《星空》等诗集；1924年，赴日本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26年创作的《革命与文学》标志着其文学思想的巨大变化，并于1927年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在党的安排下，亡命日本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和古文字的研究，并写了《我的童年》，《创造十年》等作品；1937年抗战爆发，其代表作《屈原》，《棠棣之花》显示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国家行政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等重要职务；1978年6月1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女神》介绍

《女神》是郭沫若的创作的第一本诗集，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突书局出版。全书除《序诗》外，共3辑。第1辑收《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等3篇诗剧，合称“女神三部曲”，主要是歌颂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女神”这一圣洁形象；第2辑收《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10首；第3辑收《爱神之什》10首，《春蚕之什》8首和《归国吟》5首，这23首诗不如一、二辑那样情绪高昂，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全书包括《序诗》共有诗歌54首，诗剧3篇。这些诗写于1916-1921年，其中绝大部分创作于五四运动时期（1919-1920年）。《女神》一问世便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以及情感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宣告诗坛上“胡适的时代”的结束，和真正的现代自由诗体的到来。与中国传统诗歌和早期白话新诗相比，它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个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现代自我体现，这个形象借助于“泛神论”将自我第一次提高到本体和神的地位。“泛神论”是流行于16-17世纪西欧的一种哲学思想，表现为“本体即神，神即自然”。郭沫若自己的解释则为“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

《女神》特点

总体看来，《女神》以浪漫主义为主，象征是其主要手法，其对现实的揭露，批判是以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想象与坚定信念为基础和前提的，理想主义是其浪漫主义的精髓。《女神》表现了五四时期那种冲破一切丑恶事物，推倒一切腐朽势力的力量，它对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徵，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最有代表性的，是诗篇《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

之一

《凤凰涅槃》是诗集中最长，同时最能体现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首诗。它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借助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旧中国包括诗人的旧我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从“凤凰”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诗人与祖国的同一命运，成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号角。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甘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惊慌失措地来回飞旋着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污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沈睡、衰朽、死尸般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深深地积攒着诗人心头的民族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沈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意在渲染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这是经过斗争冶炼后的真正的创造和新生。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生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

根据古书上女娲炼石补天的记载而写成的《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话题材突出了“五四”革命现实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诗剧一开始写天地晦冥，风声和涛声织成“罪恶底交鸣”，女神们从“生命底音波”里听出预兆，感到“浩劫”重现，各各离开了神龛，她们齐声唱出：“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题旨。在颛顼同共工决战的场景里，诗人以暗示式的语言，谴责了军阀的混战，插写了人民的灾难。天柱折后，颛顼与共工一同毁灭，表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女神们不屑于去做修补残局的工作，她们再造了一个太阳，并且预言这个新造的太阳将“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之二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力量，是《女神》的另一重要内容。收在《女神》里的诗歌，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地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勇敢唱出了激越的颂歌，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部分群众由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桎梏，还未能认识自身的力量而迅速觉醒，这种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的发展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具有反对偶像崇拜、冲破罗网的作用。无论是火中自焚的凤凰，创造新太阳的女神，还是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囊吞宇宙的天狗，蕴藏在这些形象中的自我都交融着诗人自身的感悟和长期以来民族所受的屈辱。因此，这个自我不是拘束于个人主义狭小天地里的狐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年。

之三

对于劳动的工农群众的景仰和颂扬，是《女神》诗篇中另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三个泛神论者》里，他把三个泛神论者都作为靠劳动吃饭的人来赞美。这种对劳动人民恳挚真诚的感情正是诗人阶级觉醒的征兆。虽然《女神》中对于劳动人民的歌颂，以及对于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歌颂篇章还不很多，在认识上也还不够清楚，但正反映了诗人思想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它对诗集《女神》是重要的，是它的整个诗章之所以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充满信心的内在根据；它在当时的出现更是可贵的，在各种思潮纷乱涌现、新阵营开始分化的情况下，为最革命的思想高唱赞歌扩大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之四

《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在这一部分诗里，有气象宏传、壮阔飞动的描画，也有笔致宛约、清丽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著”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中的云岛”，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淩厉的朝气。

之五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例如《湘累》里的一节：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他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乾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为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追随。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

之六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自己阔大不羁的襟怀和丰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涛奔浪涌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从来诗歌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层出不穷的想象和情思，给与读者以强烈的内心激动，使他们跟著他一起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女神》中也有一部分诗形式格律相当谨严。例如诗剧《棠棣之花》的歌唱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

《女神》评价

郭沫若的《女神》是一代诗风的新诗集，这就是它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在思想内容上，《女神》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它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反抗一切旧势力的革命精神，对光明的向往等，是最强烈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在艺术上，《女神》是中国浪漫主义新诗的开山之作，开拓和形成了浪漫主义新诗流派。《女神》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独树一帜。它强烈的感情，唯美的艺术形象对当时和后来的浪漫主义诗人产生重要影响。在诗歌形式上，《女神》是自由体诗的一个高峰，为诗歌的革新和创造树立了榜样。它完全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其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的诗才配称新，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的热情来，而且喊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

第185、194页)。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