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的内容

论鲁迅杂文的内容及艺术特色

一、鲁迅杂文的创作概况

早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鲁迅杂文的总体成就，在以后专章论述。他早期杂文分别收入《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杂文集中。

《热风》于1925年出版，收集了1918至1924年的杂文41篇，其基本内容是抨击了“国粹主义”，扫荡愚昧迷信。文章的色调具有“五四”初期的亮色，明朗有力。在形式是短小精悍、格言体。这种文体类似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对尼采的哲理散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勃兰兑斯认为：尼采是“德国散文中最伟大的文体学家。”尼采“总是以格言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激情澎湃的格言体著作方式无疑是独创性的。”“在他身上，抒情的风格与批判风格不仅同样得到了强健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迷人的结合方式。”这时的鲁迅在思想上已批判和否定尼采，但对尼采的格言式文体是相当赞赏的。因而勃兰兑斯对尼采格言式文体的论述，对我们理解鲁迅的《热风》随感录的文体特点，还是有相当启发的。

《语丝》时期，开始了鲁迅一生自自觉运用杂文武器进行战斗的时期。他这时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收入《坟》，（1927年），《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1927年）《而已集》等。《坟》里的篇章，除了一部分属于他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结晶外，大部分偏重于深入剖析说理，揭出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与道德的反动内核。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尔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力作。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意态自如，议论风生、从容舒卷。纵横开阖，对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作了前夫古人的开掘和概括，对这种开

掘和概括融铸在“细蜂腰”、阔人摆的“人肉筵宴”、“落水狗”和“叭儿狗”等创造性的杂文形象之中。鲁迅在揭露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在探索着新的道路，如《灯下漫笔》里指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一贯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所以他号召人们要创造“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记录了他在五卅运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指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文人无耻罪行的战斗风貌，犀利透辟，讽刺手法日趋圆熟，思想与词句锻造得熠熠发光，显出鲁迅杂文的凝炼之美。

总之，鲁迅早期杂文体现了最彻底的“五四”精神，他直面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表现，进行广泛的尖锐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同时，由于鲁迅的努力，这种兼备论文的逻辑性和散文的形象性的特殊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鲁迅的杂文自成一家，针砭时弊，像匕首投枪一样。他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二十年代杂文的基础上发表起来。

二、鲁迅后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一）后期杂文的内容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和心积压于杂文创作中。据统计，鲁迅一生创作文字170万字，其中杂文135万字，占疳百分之八十；而后九年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从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定居，以后的十年，由于“不在革命旋涡中心，而且又不能多处去考察（《答国际文学社团》），给他从事小说创作带来了很大限制；更由于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文学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为适应时代的要求，鲁迅在他后十年生涯中，重心就从小说领域转移到了杂文。

他后期的杂文分别辑在《而已集》（1927年），《三闲集》（1927——1929），

《二心集》（1930——1931），《南腔北调集》（1932——1933年）、《伪自由书》（1933年1月5月），《准风月谈》（1933年6月至11月），《花边文学》（1934）、《且介亭杂文》（1934）、《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鲁迅后期杂文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深邃，理论含量异常丰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说鲁迅的杂文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史。而鲁迅后期杂文就是真实记录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已集》收入鲁迅1927年写的杂文，虽然还有收入同“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但主要是阐述鲁迅的革命文学主张，批判梁实秋的“人生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三闲集》里是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鲁迅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他的杂文创作出现质的飞跃。到了《二心集》（收入1930——1931年所作杂文37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比较锋利），则是收入三十年代初文化思想战线斗争，有批判新月派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批判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揭露国民党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缺陷如《友邦惊诧论》。揭露胡适面目的《知难行难》，揭露色情文学家张资平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等，鲁迅已渐渐把杂文“锻炼成精锐的一击，能以寸铁杀人的匕首和投枪”，诸如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张资平的小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那就是——“△”，一个“△”，就把张资平的全部斤两称出来了。在后来《伪自由书?后记》又为这位小说家的破产敲响丧钟：

这位大家的大作，我自己晃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是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象这样妙语连珠的形象化的文字，怎不让人拍案叫绝呢！？还有那篇《知难行难》，鲁迅于文中引用胡适去谒见“废帝”溥仪，对人说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这些话，显示出鲁迅对评论形象的精湛理论分析和富于独创性的形象概括。所以，连鲁迅后来颇满意这本杂文集。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使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软绵绵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而《南腔北调集》的内容是《二心集》继续和发展，另外收入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作家素描（八）鲁迅》：《倒提》，相界上禁止鸡鸭“倒提”，有人因此而感慨洋人厚待鸡鸭，虐待华人，华人不及鸡鸭。从这种感叹中，鲁迅捕捉到了一种奴性的病态心理，写道：“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名，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然而我们却不想念自己的力量与本质，等着别人来“解全悬”，“其甚者意‘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的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鸡鸭者，也正是有气味的。”

1933——1934年，这是鲁迅杂文的成熟期。这时期的杂文大多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伪自由书》是讥评时政为主的。无情地揭露和讽刺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或“只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文字曲折而犀利。《自由谈》于1933年5月25日被迫登

在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准风月谈》就是这种政治气氛下的产物。这本杂文集的特色是寓政治风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从而以曲折的方式揭穿中外反动统治的。而《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如对服装、广告、标点符，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最后三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除了继续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进行揭露外，还对革命阵营内部错误倾向的批语进行“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们鲁迅的杂文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相”全书。

2、鲁迅后期杂文也反映他对中国民族心态，也即“国民性”病根的顽强探索。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在客观分析与表现中国历史进程中，他的注意力始终集注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人，不同阶级、阶层以及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以及其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他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这些“社会相”很多，有“二丑”、“叭儿狗”，挂着“铃铎”的“山羊”、“革命小贩”、“政治奸商”、“洋场恶少”等等。他摄取了人物灵魂，勾画出社会世态，其形态是十分丰富多样的，这就是鲁迅探索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重要部分。在《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等文中概括了六类人生表现形态：踏、挂、踢、爬、撞、冲。……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错，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