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

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

宋辽金元史

蓝鸥

【专题名称】经济史

【专题号】F7

【复印期号】1995年06期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京)1995年02期第115～159,46页

本年宋辽金元史论著数量比上年略有减少，据笔者所见，各类论文、札记、考据文章约70余篇。从朝代看，宋代论著有所减少，金、元两朝论著略有增加，达20余篇；从研究选题看，农、工、商业论著有所减少，财政、币制方面的论著增多。另外，本年又有几部新书问世，其中有关宋代经济史的4部，涉及辽夏金元的2部。

漆侠、乔幼梅合著的《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经济史力作。全书分三编二十二章，计38万字。第一编为《契丹辽国经济史》，计九章；第二编《党项夏国经济史》分五章；第三编《女真金国经济史》分八章。书中分述各少数族建国前的经济活动以及建国后的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制度等，填补了此方面研究的空白。

《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青年史学工作者龙登高新近推出的佳作。全书除开篇绪论及结论外，共分六章，依次为农村市场、城市市场等级网络、东南地区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与市场价格、市场营销与商人资本、封建市场比较研究等。作者不仅对史实作了认真的考察，而且对有关封建市场的理论作了有益的探讨。

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述了自然条件、人口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该书主要依据自然环境的差异把全国划分为黄河中下游、东南区、荆湖、西南、岭南几大区域，依次论证了各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土地利用特征，对粮食作物及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也作了考察。

吴松弟的《北方移民及其对南宋社会的影响》是一部人口地理著作（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作者从宋元文集等处所收录的碑铭资料中，广泛搜集了近2000份移民档案资料，结合其它各项历史记载，对移民的分布、数额、来源、去向以及入籍等作了缜密的研究，并分析了移民对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揭示了与此相关的经济和文化地理方面的重大问题。

刘森的专著《宋金纸币史》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该书所论涉及11-13世纪中国纸币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及纸币的管理制度和思想、纸币与铜、铁钱、银的关系等，颇多独见。

总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何时南移是经济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学界对此颇多歧义。造成分歧的关键在于对经济重心的衡量标准及南北方的界定方法认识不一。宁志新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浅论》（河北师院学报3）认为，衡量经济重心需要量化标准，即，说某个地区是经济重心，那个地区的经济总产值应占全国总产值的50%以上。他主张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划分南北经济区的分界线，秦岭、淮河以南，即为南方。依照他所确定的标准衡量，北宋时期经济重心已经南移。

漆侠、乔幼梅《论辽夏金经济的发展及历史地位》（河北学刊1）指出，在契丹、党项和女真族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个性：1.它们都经历了原始社会阶段，并从父系家长制阶段进入奴隶制，后又演进到封建制，但女真人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晰，而契丹与党项族在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奴隶制与封建制几乎同时并存，长期纠结在一起。2.在各族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宗族始终作为经济实体存在，契丹、党项族的宗族内部孕育着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经济成份，女真人的发展则与此不同。他们认为，认识契丹、党项宗族内部包孕着两种经济成份和两个发展方向，对认识我国古代殷周到春秋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何评估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为宋史学同仁所关注。席康元认为，尽管宋史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仍存在如何正确评价宋代成就与宋代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在他看来，宋代是承前启后、新旧交织、各种矛盾集中的时代，但因此也是改革的时代。宋代科学发明辈出，商业勃兴，儒学发展，理论思维跨入新台阶，取得了重大成就（关于正确估量宋代成就和地位的思考／浙江学刊1）。

孟东风的《金代女真人的汉化与民族融合》（东北师大学报6）强调女真人与汉族的融合首先是通过经济交流实现的。经济贸易活动及伴其而行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女真人生活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农业姜锡东《试论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史研究3），指出宋代存在多种土地所有制：土地国有制、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庶民地主土地所有制、寺院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姜氏认为，确定一种土地所有制处于主导地位，首先必须是它在数量上比其它土地所有制占明显优势。中唐以前，居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不是均田制，而是世族地主所有制，中唐以后则为庶族地主所有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期，宋真宗时即衰退，代之以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主要有三个特点：1.带有特权性；2.由于官僚地主大多在官府任职，很少亲自经营土地，于是出现了一个替他们管理田庄的阶层──干人阶层，造成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3.由于官僚地主阶层的不稳定，使这种土地所有制也具有不稳定性。土地买卖频繁，地权转移迅速，遂成为南宋突出的社会现象。

桂栖鹏针对史学界视元代佃客的法律地位几与奴隶相同的观点发表了《元代佃客法律地位辨析》（浙江师大学报3）一文。文章从佃客与社会上的“良人”、佃客与本主、佃客与他人奴婢的关系等方面考察佃客的法律身份地位，指出1.佃客的法律地位虽低于本主，但与本主以外的“良人”则完全平等，这是元代佃客与奴婢在法律地位上的本质区别；2.元代佃客的法律地位不低于宋代佃客，显然高于同时期的奴婢。

在农业生产方面，刘彦威作了《宋代粮食政策略述》（古今农业2），指出宋朝政府力图通过鼓励流通，加大贮积、增加产量来改善粮食的供求关系，但这种封建经济体制内的自我调整，不能根本解决粮食问题上的深刻矛盾。郑绍宗作了《辽王朝畜牧业发展简论》（农业考古1），重点谈了官营畜牧业的发展，兼及私养和散放。李蔚《略论金朝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学报3），指出西北屯田计有猛安谋克屯田、军屯、蕃汉弓箭手屯田与民屯四种，其中猛安谋克屯田主要集中在函谷关以西地区。由于金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开渠溉田、招集散亡、奖励垦荒等政策，西北屯田收到了显著效果。它增强了金朝抗击西夏、蒙古的经济、军事实力，延长了金朝统治的寿命。赵鸣岐探讨金代对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肯定无论在农业耕种面积的扩大方面，还是在农业人口的增长、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方面，金代东北地区都有长足的进步（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辽宁大学学报1）。

叶依能研究元代粮食生产与粮食商品化问题，对元代粮食商品化发展的原因、商品化在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认为元代粮食生产有所发展，不仅表现在粮食品种增多、耕作制度发展、复种面积增加等方面，还表现在粮食亩产量比前朝有所提高，平均亩产达2石5斗，合338斤，江浙一带则达3.4石至5.6石，个别地区更高。但是各地粮食生产不平衡，全国出现江浙、两淮、江西、湖广四大粮食产区，而它地则多缺粮区，这就为元代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提供了需要与可能（元代粮食生产和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4）。叶依能另文《略论忽必烈的重农政策》（古今农业4）对这种政策作了积极的评价。

吴宏歧探讨元代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特征，指出元代西南地区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四川地区经宋元长达50余年的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土地大量荒芜，农业经济水平骤然下降，终元之世，未能恢复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云南则因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一举取代四川成为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的重心区域。这一变化，对后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元代西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地域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4）。

手工业商业市场本年度手工业方面论著不多，商业、市场方面的论著尤少。颜惠荣的《宋代陶瓷业兴盛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2）与戴鸿文的《论宋代瓷器外销的历史条件》（辽宁大学学报5）都把宋代瓷业的繁荣视为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结果。他们认为，宋代生活方式及社会风尚的变化刺激了人们对观赏瓷、茶具瓷等的需求，成为陶瓷业兴盛的原因之一。阎夫立探讨了钧瓷的发展及其特点，指出钧瓷工艺复杂，质量精良，其烧造技术工艺在宋代达到顶峰，金、元、明、清所出或不及宋，或无所建树（钧瓷的发展及其特点／史学月刊5）。

宋代医药生产方面少人研究，史继刚的《宋代药局建设与药品经营管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据史氏研究，宋代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官办药局，官府在药材采纳、药品炮制及销售等方面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管理制度，缓和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的矛盾。

徐庄据近年公布及出土的西夏文物材料撰文论述西夏雕版印刷在我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据徐庄统计，现存西夏时期的写本、刊本约100多种，刊本在文字体式、刻印艺术、版本格式、装帧形式等方面具有宋代刊本的风格，较为精美。当时的刊印规模也很大，仁宗时(1140-1193)一次印施佛经达20余万卷，足见西夏雕版印刷已极兴盛（略谈西夏雕版印刷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宁夏社会科学2）。

陈伟明著文专论元代饮料的生产，他把元代饮料分为人工饮料（汤水、熟水、浆水等）与天然饮料（取自于天然的动物性和植物性饮料）两大类，指出这些饮料具有不同的特色，满足不同需求，成为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月刊2）。

高树林在《元朝冶炼户计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3）中对元代冶炼户及冶炼业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元代冶炼业中存在三种经营管理方式：1.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入场服役；2.听人自煽，岁纳定额实物；3.听人自煽，产品按比例抽分。其中入场服役制占主导地位，它表明元代冶户的封建束缚更为加强。

李华瑞的《宋代酒的销售简论》（河北大学学报3）对宋酒的销售渠道、经营方式及促销方法作了研究。乐文华《论两宋都城的服务市场》（南昌大学学报3），指出两宋都城内与服务市场有关的行业众多，诸如邸店、浴堂、车马舟船、瓦子勾栏、租赁服务业、雇佣力工等等，它们是都市商品市场扩展、城郭户大量出现的结果。

财政陈衍德《试行辽朝的赋税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指出辽朝赋税制度是中原已有的先进制度与契丹麋原有落后内容的混合体。从纳税依据看，辽的课税依据既有田产的多寡，又有门第、官品的高下；从纳税内容看，以钱计税，以粟完纳。由于辽朝税制法令不明，随意性较强，其剥削量因时因地而有较大差异，因而需做具体分析。

李治安探讨元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认为元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内重外轻，通过聚富于省，实现财政高度中央集权。在他看来，元代财政的高度中央集权具有四个特征：1.路府州县征收赋税的义务繁重，但支用财赋的权力微小；2.行省充当朝廷搜利地方财赋集中财权的代办和工具；3.中央对地方财政收支的审计管制十分严格，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

4.中央与行省对赋税收入的分成中，大体中央占70%，行省占30。较之唐后期的两税三分法，元朝中央所占比例明显增大（元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述略／南开学报2）。

张全明、雷信泽从经济法的角度，研究元代财政制度，集中研讨了元代赋税课管中的违法处罚问题，提出元朝在赋税课管中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既注意吸收前代政权的经验，又注意在实践中完善其监督与处罚制度，对赋税管理官吏及纳税人的违章违法行为有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及处罚细则。这些措施对保证财政收入，维护课纳双方的合理权益，打击不法活动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论元代赋税课管中的违法处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

在研究某一具体的财政制度方面，袁一堂的《唐宋时期和籴制度兴起的背景及原因研究》（人文杂志1）及《宋代市籴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3）为读者勾勒了市籴制度发展的脉络。袁氏认为和籴在中唐后发展成为官府向民间征购粮食的重要制度不是偶然的，而是商品经济发展、兵制、税制等一系列变革引起的必然结果。他将宋代的市籴归为三类：和籴（官籴，指官府置场收买粮食）、便籴（商籴指招商入中以钞引偿值）平籴（指用于民间赈恤的购粮），指出北宋市籴制度盛行具有重要的财政意义，由于和籴、便籴主要用于满足军队的粮食需求，市籴制度的演变集中体现了宋代国防财政的特点。

张全明的《社仓制与青苗法比较刍议》（史学月刊1）对褒青苗法、贬社仓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社仓在荒时为受灾农民铺垫了一条生路，而青苗法强调取天下之财，失去了赈民济穷的价值。在具体实施中，社仓制比青苗法的利民措施更为完善，更有利于农民恢复与发展生产。

继近年对宋代酒课发表不同意见之后，李华瑞与杨师群再就酒课问题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酒课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以及如何评价民营酒业在酒业中的地位。李华瑞认为酒课在国家财政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但并非常常超过盐课、茶课、商税。事实上，由于宋代酒课立额是息钱与成本通计，上报酒课数与实际作为财政收入的酒课不同，应以酒课的60%作为净利，计作财政收入。杨师群认为，当时不惟酒课以本息通计立额，茶盐亦如此，酒课要核算成净利，盐茶也要进行类似的核算。再者，按酒课的60%计净利不准确，因为酒课中还包括买扑课利、民营酒税等，而这些是不存在本柄、净利之分的。李华瑞认为，民营酒业主要由买扑者经营坊场和酒户组成，买扑坊场的酒课额仅占酒课总额的13.6%。因此只是官营酒业的补充。而酒户主要存在于农村，发展规模有限，拍户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营酒业，它们隶属于官酒务（库）。因此，在宋代酒业中官营酒业居主导地位。杨师群则认为，北宋出现了全面买扑的局面，熙宁时期官营酒务的课额在总数中只占30-40%之间，北宋酿酒业中民营成分大于官营成分（李华瑞：关于宋代酒课的几个问题；杨师群：宋代酒课几个问题的再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

钱币、货币制度姚兆余研究北宋货币制度及货币政策，指出北宋的货币制度具有国家对货币铸造发行的垄断性、货币流通的地域性、铜钱流通的主导性、货币发行的二重性等特征。从货币发行动机、金属铸币价值含量、物价波动等方面考察，认为北宋前期，货币发行基本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客观需要而实行的经济发行，北宋后期，货币发行的性质已经转变为弥补财政赤字的财政发行。他还根据北宋货币政策的特点把它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并揭示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北宋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甘肃社会科学3；北宋货币政策发展演变述论／史学月刊6）。

高聪明《论白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3），肯定银在宋代货币经济中占一席地位。高氏认为，宋代白银较少作为价值尺度，它在货币经济中以其价值大、重量轻的优势对货币资财的转移发挥作用。南宋将白银用于支付官俸、兵饷，用于回笼纸币，说明白银在货币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但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缓慢，它一直是宋代货币制度的补充。

游战洪等人依据南宋人洪咨询所作《大冶赋》，对宋代铸币技术工艺及管理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宋代铸钱已较广泛地使用水力机械与风力机械进行铸后加工，铸钱所用金属材料严格，要由专人鉴别、验收后方可交付使用，以往学者以为北宋时期铜钱成色千差万别，无统一标准，是不符合实际的。周斌对两宋纸币的伪造手法及官府防止、治理伪钞的方法、措施作了分析（两宋纸币的伪造及治理／中国钱币1）。李逸友提出要注意分辨元代的行用钱与春钱（元代妇女首饰中的一种钱形装饰品）的差别，指出春钱体积小、重量轻、钱上端穿有针孔、用金、银制作，或铜质鎏金，与行用钱大不相同（略论元代的春钱／中国钱币1）。有关钱币的文章还有一些，主要见于《中国钱币》94年第1期。

其它本年度论著选题较为分散，除上述论文外，择重要者列述于下。

在宋代人口研究方面，至今存在着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口与丁究竟是否为同一概念。舒峤在《宋代户口统计中的丁与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中提出，宋代虽存在析户的现象，但不具有普遍意义。根据《宋史·兵志》的有关材料推算，宋代军人数目与总丁数之比为1:2.5。据这一比例，从宋代史籍中关于军队数量的记载看，宋代的口数实乃丁数。吴松弟的《宋代靖康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浙江学刊1）叙述了北方移民在江南的分布状况：北方移民在江南的分布极为广泛，其中建康以东，钱塘以北，以建康、平江临安、镇江州府为中心的平原地区是移民的密集分布区；建康、平江、临安三大府人口以北方移民为主，其他府州的人口中北方移民也占相当比重。以往对南宋都城临安人口的估计歧义甚多，有人估计500万，有人估计只有75万。赵冈主张在估算临安人口时，应考虑常年居住在临安，但未上籍的流寓人口及郊区的人口。由于缺少官方的户口登记材料，他参照外县人口增长率（用1252年与1169年比）推估临安人口增长率不少于388%，由此推论1252年临安人口最少在200万人以上。继而他又据城市及郊区占地面积推估临安人口，提出南宋临安（含郊区）的高峰人口是250万，其中城内占地65平方公里，有100万居民，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人口150（万南宋临安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

金代户口研究一直是金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始有人注意于此。刘浦江的《金代户口研究》（中国史研究2）系统考察金朝各个时期的户口消长，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新见解。他认为金朝户口的消长起伏具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金朝户口的变化呈大起大落的趋势；金朝人口负增长和零增长的年份多于人口正常增长的年份。

在度量衡研究方面，陈炳应的《西夏的衡制与币制》（中国纸币1）可谓见解独到之作。陈文指出西夏有两种衡制：一种是黍进位法，即十黍一铢，十铢一镒，六镒一分，四分一两，十六两一斤；一种为厘毫进位法，类似宋代的衡制，为两─钱─分─厘─毫─丝─忽。经以出土钱币重量核对，西夏衡制与唐、宋衡制在重量上基本相同，都是每两40克左右。这就否定了原来某些专家认为西夏衡制小于唐宋衡制的说法。吴慧考察宋元两朝的度量衡，提出宋代度量衡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随着当时金银出纳之风渐盛，权衡单位益趋精细，于两、钱之下又有分、厘、毫等，后来终至取代了唐代的两、铢、累、黍非十进单位；二是随量器比古时大了三倍多，原圆柱形的容器改为上口小、下底大的方形之斛（宋元的度量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近年对镇市的研究已结硕果，周宝珠的《宋代开封朱仙镇考》（史学月刊4）又添新花。

周文考察朱仙镇的地理位置及沿革，指出朱仙镇最早是北宋城南去途中的重要驿站。北宋末年，又名延嘉镇，仍为驿站。金代正式为镇市，但沿用延嘉之名，商业较前有所发展。

吴宏岐《略论金代的漕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肯定了金朝开发北方漕运的功绩。据吴氏考察，金朝前期，以御河为主线的河北漕运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初御河水运只到通州，经金朝政府多次努力，开成了闸河，使御河漕粮可直达宋都。尽管闸河因水源短缺或通或塞，却为元朝通惠河的开凿提供了经验。

田中初对南宋临安房屋租赁的产生、房屋租赁中的问题等作了全面论述。田氏注意到，由于在房屋租赁过程中由房租引起的纠纷不断出现，《宋刑统》中出现了许多与房屋租赁有关的法律条文，诸如对办理租赁手续、承租人的权利与义务、出租人的权利义务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法律规范已显得相当成熟（南宋临安房屋租赁述略／史林3）。这使我们对宋朝政府的管理方式及管理水平有了新认识。

汪圣铎的《宋朝如何抑制官员贪赃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叙述了宋朝防贪抑贪的各种方法、措施，并对此作了评价。汪文认为，宋朝并非完全依靠法律惩治犯赃罪的官吏，而是形成了一套防贪抑贪的措施。譬如在差遣安排、磨勘晋级、科举考试等方面不利犯赃罪者的规定，以及荐举、监察制度中防范贪赃的规定等。另外，宋朝尚文崇儒的政策及官员俸禄丰厚的制度也对防止官员贪赃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明清等朝相比，宋代官员贪赃的严重程度偏低，这说明宋朝在抑制官员贪赃方面取得了某些成功。

对灾荒史的研究近年引起人们的关注，赵经伟研究元代的天灾及影响，指出元代天灾发生率高（其中水灾年均5.25次，旱灾1.97次，蝗灾1.64次，地震约1次，霜灾0.6次），且灾情严重，波及面广，对元代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元代天灾及其影响／河北师院学报3）。

本年度的重大学术活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6月10日─14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专家与学者计90余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收到论文66篇，专著与论文集5部。其中有关经济史的文章约14篇，涉及田制、工商业、水利建设、货币制度、财政管理、阶级结构诸方面（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综述／四川社科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