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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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

3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 100800) 樊 纲(国民经济研究所 100038) 李 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

内容提要: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仅仅依赖于投入驱动的观点,本文首先介绍了经济增

长的相关理论,随后提出了四点中国经济存在效率提升的证据。接着在回顾测算全要素

生产率的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新兴经济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上要与发达国家不同,并

指出了具体方法。

关键词: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新兴经济

3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各位成员的讨论和批评意见。本文系作者观点。

① 据索洛的测算,在1909到1949年间,美国的每人小时产量翻了一番,其中只有1215%的增长可以用每个工人占有资本的增加解释,其余的8715%都被解释为剩余,即技术进步。此处克鲁格曼的引用疑有误,详情可见R obert M 1S olow (1957),“T 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 ics and S tatistics ,V olume 39,Issue 3(Aug 1,1957),312—320。

一、导 言

自从1997年亚洲发生经济危机以后,人们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理由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太低,不足以支持可持续的增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 rugman )。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尽管他赞扬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就业率和投资比率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难以有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仅仅增加投入,却不提高这些投入品的使用效率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克鲁格曼所引用的研究成果一致认为,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话,亚洲各国的技术进步几乎为零。他通过引用罗伯特?索洛(R obert S olow )的一项早期成果指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

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

①克鲁格曼所说的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前苏联教科书中的“粗放型”增长,即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他认为能够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前苏联教科书中的“集约型”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比较,应当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扩张却没有技术和管理的创新,那么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并不难理解。但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单纯数量上的扩张,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在四个方面的表现说明了这一点。这四个方面包括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变化,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增长。所以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来源于测算方法的不足。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与增长相关的经济理论;第三部分指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效率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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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证据;第四部分在回顾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测算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二、相关经济增长理论

在做具体阐述之前,有必要对相关经济增长理论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现代增长理论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引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或源泉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成就表现殊异。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出了一系列模型,其中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是索洛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

11索洛模型

索洛模型(S olow,1956)假定经济中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两种要素可以互相替代,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要素的边际产量随着要素使用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还假定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储蓄率都分别是外生给定的常数。在这些条件下只有资本是可以任意变动的,因此模型主要关心经济能否最终形成一个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从而使经济稳定在一条均衡的增长路径上。索洛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当经济达到均衡时,资本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将等于劳动力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之和,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都等于知识增长率。如果技术进步率为零,则新增加的产量都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耗掉,人均产量在稳态下就不会变动。

索洛模型的基本前提是人口、技术的增长率以及储蓄率外生给定,所以这个模型表达了资本拜物教的的思想,认为只有资本可以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因此当资本面对的是一个规模报酬递减的生产函数时,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持续了。事实上克鲁格曼在分析亚洲经济时隐含地利用了这个模型的结论。

21内生增长模型

索洛之后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储蓄率和技术进步都不是孤立于经济体的外生变量,由此发展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新增长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新增长理论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两个方向的拓展:一个方向是考虑一个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增加对该部门的投入会增加知识产出,最终导致物质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从而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这个方向的工作主要是由罗默(R omer1986)开创的。另一个方向是对资本概念的拓展,既引入人力资本的因素,这样即使不考虑外生知识增长率的不同,也可以很好地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这一方向的工作首先是由卢卡斯(Lucas1988)进行的。

罗默模型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并强调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个企业的知识资本的增加不仅会使本企业产量增加,也会使别的企业产量增加。知识具有非竞争性,一个人使用某种知识并不影响别人对该知识的使用,知识一经发现,提供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罗默模型认为,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就是由于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够,技术进步率太低。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应该鼓励对知识生产的投资。

在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人力资本是一个与知识有关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人力资本和知识一样,在生产过程中有正的外部作用。但人力资本并不像知识那样必须以物质资本为载体,而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教育获得的,附着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因此人力资本具有竞争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不同,对相同知识的使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收益,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的不同。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应该鼓励人们投资于教育和学习,从而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以此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特别是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拓展了索洛模型,更加贴近实际。下面我41

们将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现象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三、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证据

11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一元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的比例几乎为零。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下,微观经济效率极为低下,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公经济迅猛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推动改革深入的重要力量。截至2001年末,国有和集体以外的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占到了全年的38150%,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达到56196%,吸纳了62169%的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尽管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依然步履艰难,但由于非公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仍持续高速度增长。与公有经济相比,非公经济的产权更加明晰,激励机制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当产权明晰的时候,产权的变化会带来激励机制的变化。因为人天生会为两件事负责———自己的资产和自己的子女,这一点无需监督,非常可靠,从这两点出发基本可以预测人的行为。一方面,如果企业的经营者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很自然地得到了统一,企业的所有者有充分的动力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如果创新者拥有创新成果的产权从而享有其成果的收益,创新就获得了足够的激励,因此产权决定创新能力。所以当非公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的时候,管理和技术的创新已经被内生地决定了。

21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或者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开发尖端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中国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

在引进技术方面,中国充分地发挥了后发优势,而继续发挥后发优势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一环。但同时应当看到,如果采用引进技术的方法来实现技术进步,这种进步通常是与引进机器设备或者购买专利技术同时进行的,从而内嵌在资本投入的增长中。所以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指标难以说明中国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应该是不奇怪的。

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出于对资源、财富的饥渴,在学习外来技术的时候往往忽视了知识产权的存在。这固然降低了中国引进技术的成本,但同时也伤害了中国的相关产业。保护知识产权尽管会降低技术进步的速度,但只要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别存在,超常的增长空间就存在。首先,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技术很可能在国外已经超过了专利保护期限;其次,即使我们通过规范的手段引进国外在专利保护期内的技术,与我们自己研发相比,也可以大大降低技术进步的成本;再次,在给定技术的前提下,中国的制造业几乎可以提供无穷大的供给,中国生产的手机、电视、DVD 等各种制造品的价格一路下滑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财富的增长,中国应该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这既是对知识创造者的尊重,也是WT O 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当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知识产权的创造者的时候,保护知识产权就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通过保护知识产权,给管理、技术等各方面的创新以充分的激励,将极大地释放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使中国逐渐完成从世界的制造中心向R&D 中心的转变。

31人力资本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素质不断提高。1979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102万,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达719万,提高了610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为602万,占当时人口总数的015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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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4571万,占人口总数的3153%,绝对数提高了616倍,相对数提高了510倍。(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有21212万,其中研究生1211万,本科生9119万,专科生10812万,毕业生总数将比2002年增加67万,增幅达4612%。毕业生中约有50%是理工科的学生(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随着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提升,本科或本科学历以下的大学毕业生将很难找到研发性质的工作。当高学历者找不到工作时,这部分人必定会下到生产第一线,由此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此外,中国人相对而言是同质的,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等级观念,这也是促使技术扩散的因素。印度、南美、东南亚等国家由于制度或文化传统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等级鲜明;美国则非常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个人的成功会被认为是有特别的运气或者有与众不同的能力或禀赋。但在中国,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一个村子或者城镇里,一家富了,其他人会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自己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富裕起来,从而相互模仿。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攀比有时会变为嫉妒,进一步发展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确实能够加快技术的扩散。

41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及官方储备的增长

总体上看,自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透露:到去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1719%、1710%、5811%和7817%。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据测算,到去年8月末,人民币相对上述五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710%、4811%、6513%、4713%和6618%。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从1994年1月到去年9月,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加权平均汇率指数(即名义有效汇率)提高了1319%;考虑物价变动因素后,同期的加权平均汇率指数(即实际有效汇率)提高了2115%。目前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化较小,但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化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持续增长。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势头。

表1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单位:亿美元)

年份储备年份储备年份储备

198482120199011019319961050129

198526144199121711219971398190

198620172199219414319981449159

198729123199321119919991546175

198833172199451612020001655174

198955150199573519720012121165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

我国实行的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并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当人民币存在较大的升值压力时,中央银行将吐出基础货币同时获得外汇储备。所以,人民币汇率的不断走高和官方储备的持续增长,意味着至少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之和为顺差。事实上,自1994年以来,除去1998年的资本和金融项目是逆差以外,中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一直保持双顺差。

贸易是经常项目的主要部分,因此经常项目顺差的大部分来自于贸易顺差的贡献。贸易顺差可以证明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顺差可以说明市场认可中国的61

投资回报率。既然市场认同中国的发展前景,很难想象这样的经济体不存在效率的提升。

四、新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

11一个矛盾

应该说,无论是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或是中国的技术进步状况抑或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都应该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体现出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强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的良好势头。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得出中国几乎没有技术进步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提到,克鲁格曼以及他的书中所引用的关于亚洲的文献一致对亚洲包括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持消极的态度。他在书中引用了刘遵义(Lawrence Lau )的结果,用他的方法测算,亚洲的经济体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率的增长。同时该书援引了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其中的数据显示,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零附近,甚至为负值。与之相对,在索洛1957年的论文中,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美国在20世纪前50年的绝大部分单位产出增长。克鲁格曼的书中还提到,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 on )发现各个工业化国家间的增长率差异,如英国的缓慢增长和日本的高速增长,也主要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来解释的。

对比美国惊人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为零,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正在经历边际报酬递减之痛,随之而来的增长停滞甚至衰退似乎难以避免了。这个结论明显和本文前一部分提出的证据矛盾。

21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

为了阐明矛盾的来源,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因素。在估计总量生产函数后,通常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余值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通常采用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

Y =F (X ,t )

其中,X ≡(X 1,X 2,…,X n )T ,是要素投入向量,t 为时间变量。

由此得出增长方程:

dY Y =1Y 5F 5t

dt +6n i =1a i dX i X i 其中6n i =1a i =1,αi 是第i 种要素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1Y 5F 5t

dt 即为全要素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开创性研究是索洛(S olow 1957)做出的。索洛的模型基于一个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写成增长形式为:

q q = A A +ωk ? k k

其中:q =Q ΠL 为人均产出量;k =K ΠL 为人均资本存量;ωk =5q Πq 5k Πk

为资本的份额。索洛在1957年发表的这篇文章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但他的方法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仅过于简单并且存在着缺陷,因此大大高估了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的主要的理论缺陷来源于以资本存量代替资本服务。对于资本投入的度量,理想的情况是用年资本服务值,但由于资本的使用者往往是资本的所有者,因此,不存在一个市场化的资本租赁价格对资本的实际使用进行准确的度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以资本的存量数据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这种处理方法的误差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新实物资本和旧实物资本的使用效率是不一样的,新实物资本的效率显然高一些。其次,闲置的资本也被统计在资本存量之中,但这部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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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际上没有参与生产过程,不应该包括在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使用数据中。由于这两点,必然大大低估资本投入对增长的贡献,从而高估全要素生产率。

随后进行的关于增长的实证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建立在对索洛的完善和扩展的基础上的。从根本上说,这一工作试图改善数据质量,把资本和劳动序列按类型汇总。丹尼森(Edward F1Denis on 1962)在索洛的基础上做了扩展,从而得出与索洛截然不同的结论:在1929—1957年,美国的实际国民收入年增长率2193%中,32%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的。而戴尔?乔根森等(Dale W1Jorgens on et al11987)用一套更加复杂的方法度量了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他们的结论是:在1948—1979年间,美国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314%,其中近76%是要素投入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有24%。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李京文等对利用中国1978-1995年的数据进行了测算,他们的结论是,在这18年中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612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在《2001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分析结论是,近20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

可以说,对全要素生产率度量的方法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即使是对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因此,比较不同国家用不同模型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引用了阿尔温?杨(Alwyn Y oung,1995)的一篇文章《数字的严酷》(The T yranny of Number)。事实上,在杨的文章中亚洲各国和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很低的。下表是杨测算出的各国(地区)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的摘录。表2杨测算的各国(地区)年均全要素生产率

国家(地区)时间TFP增长率国家(地区)时间TFP增长率香港1966—1991213%美国1947—1973114%

新加坡1966—1990-013%日本152—1973411%

韩国1966—1990116%德国1950—1973317%

台湾1966—1990119%加拿大1947—1973118%

资料来源:Alwyn Y oung,1995,“The T yranny of Numbers:C on fronting the S 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 rowth Experience”,T able 8-1,T able8-2

31新兴经济的特殊性

那么,如果用完全相同的模型测算出的结果是否可以相互比较呢?我们认为如果是把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的话,采用完全相同的模型也是不够的,必须对数据做不同的处理。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外部环境,所以用同样的方法收集的数据其内涵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主要体现为两点。

(1)新兴经济国家(地区)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挥其“生产力”。但发达国家的投资期已过,已经不再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设施现在正在发挥“生产力”。所以如果不扣除这部份因素,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资本服务的变化率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作为残差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被大大低估。

我们认为,为了扣除这部分因素,必须把“在建工程”作为一个单独的投入要素核算。“在建工程”是指正在安装或建设而没有投入使用的机器设备等。发达国家由于投资期已过,其“在建工程”项目应当主要包含设备重置的部分,因此无论是在投入要素中所占的份额还是变化率都应当很小或为零。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则不同,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无论是“在建工程”在投入要素中所占的份额还是变化率都应当是可观的。所以,如果把这部分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81

率的影响会很小,但会显著而合理地提高计算出来的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

(2)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从发达国家购买设备。

通过购买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或有偿地引进技术,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但这部分支出都作为资本存量体现在数据中了。

根据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等),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用,作为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但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际成本。

所以,当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引进技术购买设备的时候,所支付的价格就包含了发达国家的R&D 支出,并支付了其“创新利润”。事实上,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生产力的效益转移到了发达国家,而成本转移到了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由于引进的技术设备所支付的价款包含了技术进步的成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相同技术设备的账面价值,因此用这样的数据估算出来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很有可能是负值。而发达国家,在出售技术的过程中收回了成本,增加了收益。并且由于资本的账面价值相对小,因而残差部分相对大,可以计算出一个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更准确地估计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有必要把引进技术、设备价格中的“技术购买费用”扣除出去。

对于引进的专利或非专利技术,作为无形资产可以直接从资本存量中扣除。这一部分理所当然地是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技术进步。

对于有型的资产,建立资本存量的统计数据的一般方法是“永续盘存法”。永续盘存法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A t =

6∞τ=0d τI t -τ

其中,A t 是t 年的资本存量;τ是役龄,即资本使用了多少年;d τ是权重,它是关于资本使用相对效率的一个数列,表示资本使用τ年的相对效率;I t -τ为t -τ年的资本投入量。

权重d τ是一组十分重要的数列,它反映的是不同年代资本品的相对效率。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固定资产由于磨损所致,在其整个服务寿命期限的各个阶段上,所提供的相对生产能力或效率是下降的。d τ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

d 0=1; d τ≤d τ-1; lim τ→∞

d τ=0最常用也最接近实际的相对效率下降模式是几何递减模式,比率为δ,即:

d τ=(1-δ

)τ (τ=0,1,…)为了能够把引进设备的“技术购买费用”扣除出去,对d τ合理的取值应当为:

d τ=α(1-δ)τ

 (τ=0,1,…)其中,参数α是该设备在发达国家的原账面价值与新兴经济国家(地区)支付价款的比值。

由于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引进的设备有可能是发达国家市场上随处可得的商品(比如购买了一批先进的计算机处理器),支付的价格就是在发达国家的商品价格,因此这种估算方法仍然没有完全剔除资本存量中的技术进步因素。所以即使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估。与此同时,为了求得每一种引进设备的α值,所需要的信息量十分巨大,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从公开的数据中获得的。

除非能够得到充足的数据完全剔除新兴经济国家(地区)上述两方面的影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通过衡量这二者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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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出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

五、结论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怀疑来自于否认中国的经济存在效率的提升。或者说,由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太低了。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微观主体的转变,中国技术进步的状况,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以及不断走高的人民币汇率和不断增长的官方储备都说明,中国经济的效率几乎没有提高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的来源是没有考虑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而其最根本的是没有认识到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这二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也不同。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余值,实质上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随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变得越来越精巧,这一余值越来越低。用不同的方法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不能比较的。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测算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没有考虑这两种经济体技术进步机制的不同及投资方向上的不同也是不能比较的。

最后,由于中国目前对产权的保护没有到位、法制不够健全以及政治上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使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懈可击。但从以上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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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 B,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 tandards Board,IAS38:Intangible Assets。

(责任编辑:詹小洪)(校对:晓鸥)

Abstracts of P apers in E nglish

Economic G row th,Accumulative E ffect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C apital Formation

———The Trend Analysis of Current Economic G rowth

S ince1990s,particularly in the second half of1990s,China’s economy has achieved a great structural adjustment:the large am ount of input in in 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urbanization,and the pull of consum ption and export has gradually upgraded the industrialization.China’s economy has thus been driven by today’s double engin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ather than the single engin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ast.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from Low2cost industrialization to high2cost urbaniza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 of fund2flow and capital formation,brought about the high growth in recent years while challenged the sustainable growth in the future.The reform of g overnment,financial system and fiscal system,and the im provement of res ource allocation,will meet the challenge and ensure China’s growth sustained.

K ey Words:structural adjustment;urbanization;capital formation;economic growth

JE L Classification:O110,O180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Economic G row th in China and

Total F actor Productivity

Y i G ang,Fan G ang&Li Y an

(The People’s Bank)(NERI)(CCER)

In reference to the view point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only relies on the factor of input,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relative theorie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n provides four facts that there exists increasing efficiency in China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the review of how to calculat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merging economy differs from the developed economy in TFP calculation.This paper als o explains how to calculate TFP for the emerging economy.

K ey Words:economic growth;TFP;emerging economy

JE L Classification:O400,O470

经济发展理论读后感1

《经济发展理论》读后感 经济增长可以分为逼近均衡的增长和非均衡增长两类。前者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它的数学基础是收益递减规律。当经济发展到均衡点时,进一步的增长就不可能再继续。而社会在不断变动,人口在增加,新的资源在被发现,资本在积累,所以增长总是可能的,但又是有限的。因为一旦达到均衡就停止了。要突破均衡就得靠创新,就是非均衡的经济发展。均衡增长表现为投入要素的增加,也就是外延式增长,后者可以称为内涵式增长。 在均衡增长的模式中,没有创新,经济也能增长。但那是由于投入的增加,而没有效率的提高。对于非均衡的经济增长,从宏观角度来说,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经验的积累,教育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劳动力和资本流动自由度的提高有利于流动成本的降低,政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社会诚信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这些方面都会促进创新过程。但对于非均衡的经济增长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从企业的作用,以及企业家在其中的推动作用来分析。 熊彼特从研究循环经济入手,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做了形象的描述。在一个私人财产、分工和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化国家中,每一个经济时期中,每个人都是靠前一期生产的货物来生活的,那么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离开循环经济的某一环节,在走了若干步之后,又会回到这一起点。每个家庭或者厂商的行为,都按照经验给定的数据和同样由经验确定的方式来做出的,大家都墨守陈规不轻易改变。 接着,他提出了“组合”的概念,通常人们讨论两种组合,经济组合和技术组合。而且两者通常是背道而驰的,技术上低劣的方法可能仍然适合于给定的经济条件。当我们把最终产品的组合不断的向上追溯,最终都会找到两种最根本的对象:劳动力的服务和土地的服务,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货物都设想成是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集合体,而且劳动和土地是同等重要的。在劳动力中,有一种特别的领导的劳动,他会为其本身定出自己的目的,并似乎成为第三种要素。监督者作为独立的劳动者之所以同一般的劳动者相区别是由于他们对生产方向、方法和数量做出决定。 那么循环经济有哪些特征呢?它运行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第一,消费者是市场中的领导者;第二,劳动与土地根据其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得到相应的回报;第三,在循环经济中生产资料也根据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用相等的原则进行分配;第四,当生产者向某一个生产方面推进很远的时候,由于同行业新竞争者的竞争,会逐步的消耗他的利润,并最终使其越来越少,直到消失;第五,商品实现的总价值会最终落实到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人手里,也就是在劳动力和土地所有者那里分配,而没有任何剩余;第六,这种循环经济具有很强的惯性力,可以抵制一些变化的发生;第七,在循环经济中,企业仅是把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而货币仅是扮演着交换媒介的角色,它只是与商品的流动方向相反而已。 那么已有的理论中对如何打破这个循环经济均衡是如何解释的?第一,摩擦,也就是错误,灾祸,惰性等导致损失的因素;第二,时间的消逝,生产资料是未来的消费品,因而比消费品的价值为低,因此,他们的价值不能竭尽产品的价值。 总之,循环经济从经济体系走向一个均衡位置的趋势来描述经济生活的。其

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综述

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分析 【摘要】:由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取得的巨大的发展,但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异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消费东部要高出许多,而西部有的甚至还停留在解放前的状态。由于地理文化的差异造成现在的现象。正文更加充分揭示了差异的原因以及实证分析。 。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差异 引言: 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绩效已经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奇迹”,而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地区间差距的扩大迹象,正在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注意的焦点。与此相平行的是,大多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或问题的早期研究,一般是将中国经济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近来的理论研究则越来越注重各个地区之间的差距。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和数据可得性的差异,已有研究中对地区的划分,按划分程度的粗细,通常包括:按行政单位划分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沿海和内陆,城镇和乡村。少数研究中也有按华北、东北、东南、南部和西部五大区划分,以及以长江为界划分的南北。 地区差距是指经济、社会以及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要素差距

组成的“集合体”,即地区间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水平的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人均或者劳均GDP、GNP,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少数研究中也涉及其他一些社会指标,如平均受教育年龄、人均卫生支出,有的甚至构造了系统的指标体系。本文关注的核心是各地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及其形成原因,所采用的指标大多是反映地区产出或收入差距的指标,如人均GDP、不同省份的有效人口增长、人均消费等。 中国的学者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差距的研究还是相当多的,不管是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都有很多的文献去查。笔者基于今年9月份2006年的统计年鉴,从实证方面做一个时间上的跟进,以及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正文:(—)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 我国地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即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开放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关系逐渐凸现出来,同时地域差异被放大。在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全国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相对生产增长率,也即相对人均产出增长率并不必然位于全国前列,如相对开放度较高的广东、浙江、海南、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劳动生产率排在全国前10名之内,而同样是相对开放度较高的北京、天津、辽宁和上海的劳动增长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显然,在这个时期内,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下一阶段各地的进一步开放做了准备,但总的来说,开放对各地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地方优势并未随着开放得到充分发挥,此时开放的地域性差异不显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新经济增长理论力求以一种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当不同的思路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路,因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与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当今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恰好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理念与开拓新的道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点严重问题 (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至今仍有25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按联合国设定的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基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则达2亿多。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03年间,中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了16%,而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却降低了2、4%,这一差距于今更大。按官方统计,20012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业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10:1,这一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程度。若按专家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 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与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与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与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据官方统计,政府与公众总体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的62%,下降到2012年的43%;公众消费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亚洲国家50%~60%的水平。 (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与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与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与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种严峻的问题,必须加以有力的调控。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紧缩政策,但成效不大,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过度投资就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与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哈罗德多马模式到现在,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模式就是第一个发展阶段, 索洛模式与丹尼森模式就是第二个发展阶段, 舒尔茨模式就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是第四个发展阶段。新增长理论强调特殊的知识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递增收益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它不仅对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 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

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策略

2016-2017-1《形势与政策》作业 学院: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专业: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姓名:吴楷文 课程号:B0900171C 学号:B16090312 任课老师:张娟 2016年12 月18日

全面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策略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变化的新时代,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新时期,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因素及策略值得世界探究,也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去深入思考和探索。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策略两个方面研究。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实现富国裕民,是许多经济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本段从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分析中发现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规律,通过这些规律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事实,分析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路径。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力图以严密的逻辑、丰富的材料、科学的分析,来发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历史观为指导,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分析线索,运用数学分析、计量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合理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分析、探讨和研究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本段研究认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固然可带来经济增长,但生产要素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很难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都是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要素投入增加和综合生产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制度是影响要素投入效率、技术进步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之原因。这个结论对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经济现实是经济增长理论赖以产生的基础,从丰富的中国经济增长现实中提炼出有规律 性的经济事实是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工作,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中国50年来的经济增长现实,从中得出要素投入的增加、要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改革开放等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增长事实是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增长,从中得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和增长趋势,并提出需要强化的五个方面政策选择(要提高教育水平、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调整优化结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增加科研投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推进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率的制度),以推进要素的效率化和综合生产率的不断提离,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摘

应用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非物质原因理论研究综述--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研究'迄今为止,学术界缺乏对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原因在 增长和经济 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很少将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作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方面,缺乏对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素质与家庭收入、贫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反贫困 中,缺乏思想、道德、精神等非物质反贫困或非物质扶贫措施(如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的 。探索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原因,既是重大的学术关怀,又是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原因 (一)思想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 驱使。思想是中性的,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反。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已经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及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佩雷菲特指出:“贫穷国家赶上富裕国家是可能的。追赶,首先是思想上的追赶。日本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转变,还会是一个被贪婪的西方蹂躏的封建 ”,尤其是“竞争信念的思想主导着日本的发展。”而“满清的墨守成规、固守传统、敌视创新,无政府主义,内战使中国在3/4的世纪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之交臂。但在10年或20年之后,随着国民思想的解放,轮到把中国奇迹列入经济发展的历史不是不可能的。”刘易斯也认为,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物质的力量并指出:“人是由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思想所激励的,这些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在不发达国家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通常是,这些国家如同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在社会领域里缺乏各种思想以及实现这些思想的人。”赫希曼指出,思想观念的转变成为经济变革的障碍,经济发展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吴碧英指出:“扶贫要先扶思想,改变观念,在制定扶贫方针政策时重在唤起贫困者脱贫意识”。叶普万认为思想观念贫困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众多国内学者揭示了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国民从“左”的、姓“社”姓“资”的、姓“公”姓“私”等思想困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新思想 刘易斯认为,新思想是人们对创新、冒险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经济机会,“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是抓住机会。因此,经济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第二,经济机会又源于冒险、创新等新思想。“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因为,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将永远激励人去奋斗,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提要] 我国目前仍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为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讨论了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它全力解决经济增长根本原因这个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它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等问题的研究。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新”是区别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将经济增长源泉完全内生化,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二、新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4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根据凯恩斯收入决定论的思想,将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推演出“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个模型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则经济增长决定于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找到了一种似乎合理的持久动力和源泉。该模型的重大作用是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匮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要害,也指明了只要资本持续形成,经济便会持续增长。但这一模型存在不少缺陷,受到后来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资本-产出比不变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性。其次,该模型过分强调“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却忽略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且具有“刀锋”性质,即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因此不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正统模型。 由于它的不足,后由索罗、斯旺等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不断修改前人的经济模型,20世纪50年代掀起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大潮。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了经济增长不仅在于劳务和资本,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等。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它以收益递减为前提,而长期增长必然以收益递增为前提,虽然引入了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本身是外生决定的、不确定的资源,难以对经济长期增长作出合理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并且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报酬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这意味着市场信息充分,产品同质,不存在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问题。但是这种过于理想的市场环境却不能带来理想的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各地区工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会趋同,政府和政策变化等对产出和消费却没有长期影响,且在现实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此基础上,罗默、卢卡斯等人建立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上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的知识积累增长模型把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新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中,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提高经济增长率即努力增加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资源投入以提高知识积累率。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学院:经济学院 专业:金融 教学号:21140731 姓名:王月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更是举世瞩目,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本文根据计量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Eviews软件相关知识,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1985年-2015年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公共预算支出、进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寻求这些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对模型进行检验,最终得出结论。 关键词:CPI、GDP、投资、预算支出、进出口、经济增长 一、研究的目的要求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扩大。在实际核算中,常以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来表示,即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来计算。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中心,指出生产劳动是财富增长的源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影响因素的分析 在曼昆中级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指出,国民收入核算把GDP分为四大类支出: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用Y代表GDP有,Y=C+I+G+NX。

从公式可知,GDP主要受这四方面影响,因此本文用公共预算支出衡量一部分政府购买,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投资。居民消费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经济增长问题既受各国政府和居民的关注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6%,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目前仍然面临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因此,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我国消费需求对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可以更好的理解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选取了CPI物价指数来进行进一步分析。同时随着对外经济加强,进出口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进出口额也是值得分析的因素。 二、模型设定与参数设计 (一)数据的收集 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时间序列表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包括的主要内容

区域经济(regional economy)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以一定地域为范围,并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区域经济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域经济发展理论包括: 一、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就好像是处于不同的阶梯上,高收入地区处于高梯度,低收入地区处于低梯度,而在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之间,还有几个中间梯度。有梯度就必然有空间上的转移,高梯度地区首先应用新技术,先发展一步,而后随时间推移,逐步有序的从高梯度地区向处于二级、三级的低梯度地区推移。随着经济发展,梯度推移加快,区域间差距可以逐步缩小,最终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一)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是建立在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基础上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的首创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弗农等人。他们认为各工业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它们也和生物一样,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 区域经济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优劣。创新活动发源于高梯度地区,然后按照顺序顺序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梯度转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 处在创新阶段的工业部门一般都布局在处于高梯度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处在发展阶段的工业部门一般布局在第二梯度上一些条件具备的城市。处在成熟阶段与衰退阶段的工业部门布局在经济发展最低梯度地区。 (二)梯度发展理论的动态表象——三种效应 在区域经济梯度推移过程中有三种效应在同时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和分散。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会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高梯度地区集中,扩展效应会促使生产向其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回程效应的作用会削弱低梯度地区,促成高梯度地区进一步发展。这三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不断扩大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别。因为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极化效应,回程效应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不同梯度上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高梯度区域要采取创新型经济发展战略。中梯度上的萧条区应实行改造型发展战略。低梯度区域应实行渐进型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发展概述

小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该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这句话表明经济基础对社会的基本构成方式起决定的作用。这句话间接证明了经济的重要性。 我们在这篇报告中详细说明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将中国经济史分为农业,商业,手工业,力图从这些历史冰山一角展望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个重要的部分。 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劳动对象的发展与改变。从先前至民国。历朝历代都出台了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富民强,稳定政权。一个好的经济政策所必需要具备的条件即是适应当下的国情,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间历经了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过程,详细的在报告中已写出,以下是一些总结:

秦朝的经济制度是由商鞅变法打下的基础,其目的是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经济发展始终处于政治的控制之下。它的不利影响是因其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的盲目干预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人民的不满以及社会的动乱。但他在经济上所做的“同一”模式又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汉袭秦制,自不必详述。 跳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的阶段。首先南方的经济发展逐渐达到了与北方齐肩的程度,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再者,随着唐代与外国的交流日益繁密,中国的两条丝绸之路也形成了往来车马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并且,唐代的生产力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农业的曲辕犁,筒车。手工业诸如丝绸,唐三彩也各有发展,还出现了银行的雏形柜坊。 宋代完成了经济中心南移的漫长过程。。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有历史学家说宋朝时藏富于民,应当不差。讲到宋代,不能不提王安石变法,青苗法的推行最终以失败告终,是因为王安石只是一味的想着扩大政府的收入,从商人地主手中获取利益,在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王安石把改革的内容单纯的依靠理论来建立,有悖实际反而动摇了宋朝的根基。 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作业 题目: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 姓名:郝飞飞 学号: 2014822012 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目录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及涵义 (1)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 (1)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涵义 (1) 二、科学发展观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1)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1) (二)发展观念的模式的统一 (2) (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统一 (2) 三、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2) (一)有助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2) (二)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 (三)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 (四)有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 (3)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 (一)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落实科学发展观 (3) (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 (4) (三)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5) 参考文献: (5)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当下我国正处于提速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遵照党的十八大指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伟大部署,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本文指出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系,立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出发构思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与方法。即转变经济发展观念,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水平;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就是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它代表的是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中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无庸置疑,没有谁不希望经济增长,但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经济增长,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经济学家强调投资的重要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倡提高劳工素质。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中各种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从而提出了种种经济增长理论。诞生于20世纪早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近年来新的经济现象的不断出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于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对这两种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简要的比较。 ◎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是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是由于技术变革引起人均资本增加的储蓄和投资水平的观点。如果技术进步停止,增长就结束。 一、代表人物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的经济学家、MIT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以及英国的经济学家斯旺(Swan)。早在1956年,他们就分别提出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但是剑桥大学的弗兰克·拉姆(Frank Ramsey)在上世纪20年代就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理论后来,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又进一步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并对其作了系统的研究。美国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等在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提出了与索洛基本相同的观点。 二、假定条件 索落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以下假设: (1)萨伊定理:供给可以创造自身的需求。 (2)I=S,即储蓄永远等于投资。 (3)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 由以上假定条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上不会出现失业和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计量经济学》课程论文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日期:年月

【摘要】 2004中国经济增长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作出预测,中 国经济增长速度2004年有望超过9%,2005年则大约在8%至9%之间。在全球经济不是非常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本文综合了西方经济学中各个流派的增长理论的主要观点,建立了理论模型。然后收集了从1985年到2002年的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和检验,并加以修正。最后,我们对所得的分析结果作了经济意义的分析,并相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易纲、樊纲、李岩在《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自从1997年亚洲发生经济危机以后,人们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理由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太低,不足以支持可持续的增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尽管他赞扬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亚洲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它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扩张却没有技术和管理的创新,那么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并不难理解。 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单纯数量上的扩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微观主体的转变,中国技术进步的状况,中国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以及不断走高的人民币汇率和不断增长的官方储备都说明,中国经济的效率几乎没有提高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来源是没有考虑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而其最根本的是没有认识到新兴经济国家地区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这二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也不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余值,实质上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随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变得越来越精巧,这一余值越来越低。用不同的方法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不能比较的。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测算出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没有考虑这两种经济体技术进步机制的不同及投资方向上的不同,也是不能比较的。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这个热门话题,本文收集了我国1985年到2002年间的GDP,固定资产等数据,并加以实证分析及比较对比分析,分析这段时间里这些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经济理论陈述 西方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增长规定为产量的增加,用来衡量这一经济量的尺度通常是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

宏观经济学著作简介--经济发展理论

宏观经济学著作简介--经济发展理论

[美] 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ter 经济发展理论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2) 熊彼特(1883~1950),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熊彼特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逝世。他的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创新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他创立了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统计三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创新论出发,证明了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主要著作有:《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德文版,1934年英文修订版)、《经济思想和方法》(1914)、《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1927)、《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1,由生前所写传记评论汇集而成)、《经济分析史》(1954)等。 《经济发展理论》是熊彼特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本书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广泛,

但是,书中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他提出的“创新理论”。本书的英译本193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六章。这里按章节顺次作一简介。 第一章中,熊彼特对“循环流转”进行了静态分析。通过对熊彼特所谓的“循环流转”状态的分析,可以得出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的再生产过程。没有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的收支相等、没有利润,生产管理者只得到相应的“管理工资”,因而利润、资本和利息都不存在,生产过程只是周而复始的简单重复。 第二章,是本书的重点,作者用“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论述,这些内容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构成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一种新组合。熊彼特把这种新组合归结为五种情况:一是

文献综述 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综述

第1章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综述 区域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主要载体。随着近些年来我国采取的区域经济政策,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区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学术界也相当重视区域经济方面的理论和实战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研究就是以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1.1 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综述 目前国外关于区域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也产生很多与区域经济学相关的分支学说。目前关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大的方面,即区位理论分析及定位、区域经济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分析。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关于区域经济学的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文献有很多。 1.1.1 区位理论分析及定位 区位理论分析及定位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传统的区位论在进行区位分析时把空间看做是一个连续的空间体,认为在此空间内的经济活动都与空间内的某一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相关。伴随着数学规划模型的发展,西方的区域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建立相关的空间资源配置模型来使得经济物品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达到最优。国外区域经济学关于区位分析及定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厂商区位、居住区位、公共设施区位、空间均衡分析、空间动态变化分析等方面。 区位理论通常以达到空间均衡为其研究重点。在厂商区位分析方面,达到空间均衡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空间均衡的分析研究重点都放在单个行业的生产均衡上。居住区位分析方面,主要与居住区位的选择和与此相关的迁移模式相联系,尤其是住房市场以及市场中的交易问题。从动态的角度看,包括住房的买卖、出租;从静态的角度看,主要涉及到区域空间范围内的居民及其居所的分布。公共设施区位研究方面,在西方国家大量的公共服务是由政府的行政部门控制的。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所受到的公共干预的原因和程度都各不相同。这就涉及到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有蒂伯特(1961)、阿诺特(1979)、施韦策(1983)等。在空间均衡分析方面,恩克(1951)在《空间分离市场之间的均衡:电子模拟解》首次把空间均衡理论应用于众多领域;萨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自从1776年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以来,众多经济学家投身于经济增长理论这个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之后经济史上发生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处于低迷时期,但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80年代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世使它又焕发出了青春。从古典模型、新古典模型到内生增长模型,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昭示着经济增长理论随时代发展而演变的过程。1978-201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39年来的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占世界1.8%,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7122亿元,增长了226倍,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而排名第二,占世界比重也达到了15%。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1989年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把当时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的观点和信念记录下来,归纳为10个方面的政策工具,并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其中在这些政策中,要促使一个国家获得经济快速的增长必须满足三个核心条件即产权私有化、自由化与稳定化。然而根据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样一些经济事实特征,在中国法治、产权保护等很不健全,也没有好的金融体系和商业环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法律规章都存在歧视私营企业的情况,直到2004年,中国才修改了宪法,首次将保护私人财产写入了宪法,在契约的执行效率方面也没有完善的法治作为保障,同时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编制的经商环境宽松度指标,中国在155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即使在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方面,我们国家在技术创新、人均资源和金融体系方面都处于落后的状况,根据这些经济现实,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中国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创造“增长的奇迹”的。因而这个“增长悖论”似乎挑战了经典的西方经济理论,因为产权清晰、法治完善下的契约执行和政府效率等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之谜”。1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目前学术界从许多角度加以解释。如沈坤荣从激励导向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于中国的制度激励。2何小钢、张宁构建面板数据下的参数成本前沿模型,从成本角度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动力。认为在诱发企业成本变动的各种效应中,除规模扩大效应之外,技术进步效应最大,其次是要素价格调整效应,再次是效率提升效应。要素价格调整效应中以能源影响最大,能源价格波动有可能成为制约行业向资源节约增长转型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有利于降低成本的非效率水平。3刘凯豪等从人口结构变化角度来分析,认为人口性别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效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初见端倪的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高中学历人口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不显著,而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4 1沈坤荣.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一个激励的导向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一期,21页。 2沈坤荣.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一个激励的导向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一期,20页。 3何小钢、张宁,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动力之谜: 技术、效率还是要素成本,《世界经济》2015年第一期,25页。 4刘凯豪等,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来自人口结构变化的解释,《经济科学》2014年第二期,5页。

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与展望课件

20XX年1月12日,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新浪财经对此次盛会进行全程同步报道。以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的精彩发言。 樊纲:谢谢,我没有讲160年我回到30年,而且刚才张院长说了,一定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30年的分析。今天有幸参加这个会议我想也向大家报告一个我们最近的研究成果,就是我们用20XX年的数据对中国过去,比30年长,过去50年,主要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进行了一个标准的计量分析,试图从中找出解释为什么中国过去30年高增长,改革开放发展这些因素都在哪些方面如何起作用?同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再往前看一看,第一是往前看一看,哪些因素还在,哪些因素不在,我们今后20、30年会怎么样,同时提出任务,提出问题,我们需要做怎么样的进一步的改革,所以今天我就从这个,我们最近做的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完,最后的一些技术细节还要落实,还得继续做,但是基本的 一些数据已经出来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 第一个结论就是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属于要素投入的结果,很多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我们中国人自己说的,我们没有效率改进,中国人就是投入,就是劳动力便宜,就是靠着资本积累等等,在我们的分析当中,我们过去平均每年9到10的增长速度当中,确实当然要素投入还是主要的部分,79年到88年占6.7%,在全部的增长速度当中。89到98占5.16%,99到05占5.36%,还是主要的部分占60%左右的增长,但是生产力的提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看这张图的最后一行,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说不是劳动生产率,而且我们要素里面用的是人力资本,教育的因素已经含在里面了,扣除了这些投入的因素之后,纯粹可以认为是效率改进,生产率改进造成的增长,90年代大概有4.4%左右,到了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高的贡献,相当大的贡献,我们有效率改进的部分。世界上陆陆续续最近两年有一些新的研究,确实得出的结果也是跟我们这个结果相兼容的,比如说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去年有一个研究,关于中国和印度生产率,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比较的不是整个GDP的增长,比较的是制造业的增长结论是过去20年,中国全要素的生产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6%,这和我们这个研究基本上也兼容,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生产力的改进,我们就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模型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我是分成两张图来显示,第一行就是刚才的最后一行,这里面就是,下面有各种因素,当然我们还考虑了很多其他因素,有的是不显著,有的是不明显,我们就去掉了,这里面表现的只是相对比较明显和比较显著的一些因素,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计量经济学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数据,很多方面的问题,有的东西 你没法找到数据,你就没法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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