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德治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

内容提要：论文从人本、民本、仁爱、德教、官德、富民和德治的最终目标等七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儒家德治思想的进步性、它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它的普适性，着重阐明儒家德治思想是古代政治的最高表现，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为今天的“以德治国”提供历史的借鉴。关键词：儒家，德治，政治文明，最高表现。作者简介：陈德述，男，1937年出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命题，它是孔子在总结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思想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思想是当时政治理论上的创新，这种理论经过孟子、荀子以及历代儒家传人的不断努力，其内容十分丰富，成了世界古代政治思想中最系统的、最进步的、最文明的政治思想体系。一、以人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前提孔子首创了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否定了传统的天命神学，把人从天帝、鬼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肯定人“惟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价值判断，把人作为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儒家认为，人惟万物之灵，人是宇宙中最宝贵的存在。《礼记·礼运》篇说：“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所谓“天地之德”者：“天以覆为德，地以载为德，人感‘覆’‘载’而生，是天地之德也。”天以覆盖万物为德，地以载负万物为德，人感应天地之德而生，因而具有天地的覆载之德。所谓“阴阳之交”者：“阴阳则天地也，据其气谓之阴阳，据其形谓之天地，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二气相交乃生。”谓人秉父母之气而生也。所谓“鬼神之会”者：“鬼谓形体，神谓精灵。”即人是形体和灵魂的统一体。所谓“五行之秀气”者：“秀谓秀异，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智信，是五行之秀气也。”说明宇宙万物和人都同由五行之气构成，但是，人所不同的是人所秉受的是五行之秀异之气，由此而异于宇宙的其他生物，而具有特殊的灵性。换言之，人是来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具有特殊灵性的社会存在。儒家认为，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的、特殊的地位。《礼记·礼运》还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所谓“天地之心”者：“天地高远在上，临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动静应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内有心，动静应人也。”即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地位。所谓“五行之端”：“端犹首也。万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气，明仁义礼智信为五行之首也。”即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有仁义礼智信之道德。“食味”指人食五行（食物由五行之元素构成）之味。“别声”指人能分别五音（宫、商、角、徵、羽）之声。“被色”指秉五行之色而生。味、声、色为五行最显著的特征，人秉受这三种特性而生，所以处于五行之首位。这一点进一步充分说明了人高于宇宙万物，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社会存在。“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本思想，否定殷商以来的神本思想，这是中华民族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很大的飞跃，是很重要的理论上的创新。这一崭新的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神主宰世界命运的传统，确立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位置，从而开启了中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empirenews.page--]从以上的思想观点出发，对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的重心不是依靠“天命”和“神灵”而是要依靠人。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之后，就应该研究人，认识人，要了解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把教育人和改造人作为执政者的重要任务。古人曾有言：“知人则哲”；《老子》也讲过：“知人者智”，说明认识人是一种高超的智慧，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为了认识人，儒家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人的本性，企图通过认识人的本性来认识人，所以出现了性相近、性善论、性恶论等等不同的人性论，其目的在于认识人，从而能更好地对人进行管理、控制与统治。不断地探索人的本性，是重视人的表现；对人的管理与统治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现。二、民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人本”是对“神本”而言的，“民本”是对“官本”而言的。儒家在人本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民本的思想。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真理；周武王借上天的口来阐明他的民本思想：“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以民监”，不但要把人民作为检验政绩的镜子，还要了解和关心民众的疾苦，“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依”，百姓内心和痛苦）”；“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孟子的“仁政”理论也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孟子强调得民心的重要性，他说：“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矣。”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儒家还强调：“国以民为，社稷为民而立”。汉代著名思想家贾谊说：“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这一思想认定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在历史上凡是重视以民为本的统治者，他都获得了好的政绩，社会就会相对的平衡，社会矛盾就不那么尖锐，相反则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动荡。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社会历史意义。三、“仁爱”是儒家德治的出发点“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说文》解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即“仁”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范畴，人与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相爱”，而不是“相贼”“相害”；人与人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利害冲突的关系，儒家的德治思想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仁”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仁者，爱人。”“恻隐之心”即是同情心、怜爱心。孟子强调“仁”的内涵是“爱人”。孟子还把仁爱之心称之为“不忍人之心”。在《大学》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中的“明德”和“至善”，讲的是使人的天赋的善良的美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讲的是“善”，它讲的是“仁爱”。[!--empirenews.page--]在《中庸》中不但用“诚”来代替“仁爱”、“善良”，还把“诚”这个范畴提高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它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善的。仁即善。《周易》的乾坤之德亦是至善之德。“乾，元、亨、利、贞”。元，善也。亨，美也。利，利物也。贞，正也。天有善、美、利物、贞正之德。《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谓大哉天德之善，万物赖之而始生。坤卦的《彖辞》也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谓至哉地德之善，万物赖之以生长。天地之德是至仁至善的，天无私而覆，地无私而载。乾卦《文言》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合也；贞者，事之干[1][2][3]下一页也”。即“元善”为“元、亨、利、贞”四德之首或统帅。“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君子实践了仁德，就能足以成为君长、成为管理者；“嘉会足以合礼”，君子有亨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君子利人（利物指利人）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有坚持正道之德足以办好事情。如果君子能实行“仁、礼、义、正”这四德，就合于天道了。坤卦的《彖辞》说：“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地之德施及于万物而没有边际。《象辞》还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必有好报。仁爱和善良也是《周易》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博爱之谓仁”，唐代韩愈如是说。儒家把“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的“博爱”思想施之于政，则就主张“道（導）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这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理国家的路线是完全不相同的。儒家强调治理国家的要领是“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礼者，敬也。”把仁爱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人本特征和人文精神的突出表现。对民众的统治方法是柔性的，先要教育而后罚之，提倡宽猛相济，反对以暴虐的手段对待民众的暴政或苛政，这是古代是最为文明的治理国家的手段。四、道德教育是儒家德治的核心儒家十分重视教育，其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完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来担当爱人济世的使命，所以把德行一科，放在政治、

语言、文学等科之首，但是在智育方面也没有轻视放松的倾向。”儒家强调，建设国家，治理人民，要以“教学为先”，而教育应该把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人的素质最核心的是人的道德素质，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是培养人的道德素质的关键。对人的教育首先应该教育人怎样做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有益于社会，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因此他的教育内容的核心也是“仁”，要把人培养成为有仁德的人，成为志士仁人。所以，孔子强调对人要用道德加以教化，要导之以德，使其学会怎样做人，进而成为“仁人”。学会怎样做人，是培养人，改造人和自我修养的根本问题。儒家强调首先要“己立”、“己达”、“成己”，要“明德”，要“止于至善”。这是“修身”“明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结一个人自我价值肯定。只有“己立”才能“立人”，只有“己达”才能达人，只有“成己”才能“成物”。所以，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把“德行、语言、政事、文学”这四科中的“德行”一科，放在教育的首位，当然也不忽视文化知识的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孔子用历代文献，社会生活实践，对待别人的忠心，与人交际的信实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文”是文化知识，“行、忠、信”都属于道德教育的范围。孔子的德教强调“据於德，依於仁”，要培养人的高尚道德和仁爱之心，使人具有孝悌、忠恕、诚信、刚毅、勇敢、自强、进取、勤劳、节俭、谦逊等品德。 [!--empirenews.page--]孔子还用“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来教育学生，《论语》中说的“游於艺”者指此。所谓“六艺”，指礼仪、音乐、射箭、驭车、书法、算术等方面的内容，它既包括了为人处世的教育，又包括了文化知识和实用技能的教育。孔子的三千弟子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专用儒家的六部经典来教育学生，《六经》即：《礼》、《乐》、《书》、《诗》、《易》、《春秋》，这六部经典又称为“六艺”。《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即孔子认为，这六部经典的教育功能是：《礼》用来调节人的言语和行为，所谓“立于礼”是也；《乐》用来抒发人的感情，使之达到和谐协调，所谓“成于乐”是也；《书》即是《尚书》，用来进行历史教育，使人们知晓历史；《诗》用来表达人们的善良思想感情，或者说《诗》以道和是也；《易》用来教导人们懂得并掌握事物变化的神秘莫测规律，或者说《易》以道阴阳是也；《春秋》用来教导人们通晓大义，或者说《春秋》以道名分是也。《六艺》或《六经》虽然各自的内容有所不同，但都包含着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技能的教育，其用以治世、管理国家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儒家的德治的核心是通过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对社会的法律、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都有自律性，自觉遵守社会的各种规范。儒家认为，要使社会成员遵守社会规范的基本道德是“孝悌”，有孝顺父母和敬爱兄长这样的德行，就能具有仁义之德了，有了仁义之德的人就能遵守社会法律的、道德的规范。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其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孟子也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有仁德的人必然能孝顺父母，有义德的人必然能忠于国君、忠于国家。儒家这种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成员的道德自律意识，使之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自律方法，比起通过他律的、强制的、暴力的手段来治理和统治人民要进步得多，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人这种特殊的存在的尊重，也是人本思想引伸出来的必然结论。五、儒家通过育人来育官，培养官德一个社会的政治是否清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国家行政机构的官吏或官员的道德。官员廉政勤政，遵纪守法，关心大众的疾苦，社会就能清明与谐和；相反，官员贪污腐败，寡廉鲜耻，社会就“无道”而不稳定，所以在儒家的德治政治理论中十分重视官德的培养。儒家认为，为政者的关键是要“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果为政者自己身正，其所管辖下的各级管理人员以及民众就没有不正的。所谓“身正”就是指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勿从。”为政者自己“身正”，其人格影响力就能达及于下级和民众中去，他们就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而不需要命令他们去做什么，才去做什么；相反，为政者自己身不正，你下命令去强

制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服从。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人何？”为政者自己身正，管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都身不正，又有什么资格

去教育别人、端正别人呢？所以孔子说，只要为政者自己身正了，就能象北极星那样众星拱

护在它的周围，得到民众的拥护。孔子在《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朱熹注释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

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

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按照朱熹的解释，“为政以德”就是无为而治。

孔子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这里说的“无为”是为政者的道德

人格力，它与道家讲的“无为”是有很大不同的。为政者用他们的道德人格力来实施管理，

发挥其人格的示范作用和榜样的功能，就像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样一种势态。就是说统治者、为政者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所形成的人格影响力，就象

风一样所向披靡，无不折服。 [!--empirenews.page--]在儒家看来，官德最基本的是“忠”

和“孝”。古代“忠”的核心是“忠君”。当时的君就是国家，所谓“联即国家”。为此就要求

各级官员要忠于国君、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对工作要尽心尽责，为忠于

国君愿意肝脑涂地等。“孝”是忠的基础，对父母尽孝，对君对国家尽忠。移孝以尽忠是历来

的统治者推行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尽孝尽忠就是要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黎民百

姓的上一页[1][2][3]下一页疾苦。“孝”是一

切德行的基础，“孝”的核心是对父母的爱，对父母都不爱的人不可能去爱别人，也不可能爱

集体和爱国家。把对父母的爱推广出去，就是儒家的“推恩原则”，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用仁爱的德治方法来治理社会，就能达到好的效

果。任何社会各级官吏都是国家机关的具体管理者，是管理的主体，黎民百姓是被管理者，

是管理的客体。所以官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十分重要。以德治官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十分

重要的内容。六、“富民”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最高价值“富民”也是儒家德治政治的重要内

容之一。孔子不但主张对民要“教之”，还要“富之”。孔子强调要“利民”“惠民”，“养民”，

说“所重民食”，要“因民之利而利之”，使百姓“足食”；强调减轻赋税和徭役，反对重赋，

使百姓富裕起来。孟子强调“制民之产”，使黎民百姓有衣穿有饭吃，衣食温饱，不受冻馁；

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总而言之，要使百姓“不饥不寒”，

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荀子不但主张“利民”、“裕民”、“富民”、还主张富国。荀子认为，

人的本性是好利多欲的，国家的政策就是要满足人民的这种欲望。当然人的欲望不能无限制

地发展，必须要加以节制，但是必须要满足人的基本的需求和欲望。所以，他提倡利民和富

民，他说：“不富无以养民情”，因此，执政者必须要在奉行“裕民”的政策。他说：“足国之

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彼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理），田

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还说：“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

矣。”在荀子看来，统治者必须要在裕民政策的指导下，发展生产，提倡节用；减轻赋税和徭

役，这样民众才能富裕起来。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之一的富民思想，也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思想，

他们的后继者也不断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如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唐甄的富民具有

十分典型的意义。唐甄指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国家的政

权才能巩固。为此，唐甄认为，治国为政的根本任务，就是使人民富裕起来。他说：“立国之

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

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

[!--empirenews.page--] 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唐甄在探讨了历来造民众贫困原因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富民的

具体政策。首先，要使民富裕，国家必须以“富民”为宗旨。第二，要使民富有裕，必须“因

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第三，要使民富裕，还必须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唐甄适应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农商并重的主张，否定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也否定了“古者言富，唯在五谷”的片面认识。要使人民富裕起来，不只是要发展农业，还要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他说：“为政之道，必先田市”。认为“养民之善政”，最首要的是要“勤农丰谷，土地不荒芜”，“桑肥棉茂，麻苧勃郁”，“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保证人民丰衣足食的需要。第四，要使民富裕，还必须改革货币，废除银币，用铜钱取而代之。以“白银”作为货币弊病很多，因为白银是价值实体，不只是价值符号。改革货币利于商品流通。富民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德治的人本性征，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儒家的富民思想有它永恒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七、儒家德治思想的最终目标是要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孔子从仁爱的观点出发，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人与人之间互爱的社会，因而主张“克己复礼”，追求“安人、安百姓”，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孟子把孔子的德治发展成为“仁政”，不但主张要制民之产，使百姓“不饥不寒”，使鳏寡孤独都有所养；还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实行宽柔的政策；还主张与百姓同乐，使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证的同时，还要使他们有精神上的愉悦。他认为，只有百姓不饥不寒，“与民同乐”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荀子提倡“王道”，也旨在建立一个有道德的、有法制的理想社会。在儒家学说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儒家“大同”的学说。《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所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盗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的这一政治理想，一直影响到近代的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观点。以上七个方面的内容，是我们对儒家德治思想所作出的最基本的审视，它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儒家的德治思想虽然是古代的政治思想体系，但它确实具有许多普适性的和超时代性的内容，我们应该批判继承，吸取其精华，在今天“以德治国”的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