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观园_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初探

走出大观园

——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初探

张　祝　平

长篇小说这种小说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形制,不仅以其漫长广阔的时空跨度和更大的容量反映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而且更有利于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演绎人生命运的跌宕。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明代走过了累积型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历程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由文人独创的世情小说登上了历史舞台。《金瓶梅》虽然在描写市井生活、世俗风情,揭露腐朽丑恶的人生上已着先鞭,但却并未完成理想人生的探索及人生哲学的思考,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以《红楼梦》为首的清代世情小说的肩上。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尽管《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泛,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说的是贾宝玉传,但在贾宝玉身上作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无疑集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生的认识和理想以及对人生命运的思考。探索《红楼梦》所展示的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对曹雪芹的人生哲学会有进一步的了解,对《红楼梦》的进一步解读也另辟了新的途径。

一、贾宝玉任情恣性的个性特点和人生观

贾宝玉是什么样的人?历来说法不一,涂瀛称他为“圣之情者

也”,这是从他易动感情,对女子一片真情的角度来评价他的;王雪香认为他是“武陵源百姓”,这是说他对世事漠不关心,对世人所热衷追求的声名利禄无动于衷;李辰冬说他是“一位天生的哲学家”,“他的人生观就是‘爱’”,将宝玉说成了奉献爱心的人。这几种说法虽各有异,但都抓住宝玉的某些性情特点。

现在一般论者则都指出贾宝玉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这是指贾宝玉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而其行为言谈举止却总与封建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念格格不入而言的。这些论者还指出贾宝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反对科举制度,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家庭所给他规定的人生道路,主张男女平等,主张爱情婚姻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等等。如果我们将这几方面再进一步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要求个性解放是最根本的一点,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家庭对其人生道路的规定性等都是对个性自由的压抑,而男女平等、爱情婚姻自由又是个性解放的具体要求。

我们再看一下《红楼梦》中对贾宝玉其人的评价。警幻仙子说他是“天下第一淫人”,并说其为“意淫”,似乎仍是从他重情的这一点来说的;贾政说他“不过酒色之徒”“逆子”,是指他不务正业,整天在内帏厮混而言的;王夫人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是说他在贾府内顽劣异常、有天没日;宝钗说他是“无事忙”“富贵闲人”,也是从他不务正业角度说的。其实诸种评价和说法的共性之处在于都看到了贾宝玉个性的特质,即用袭人的眼光看是“放纵弛荡,任情恣性,最不务正”。“任情恣性”就是贾宝玉的基本个性特征,也是他所持有的人生价值的标准和人生态度。

任情恣性的人生价值观这里主要是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这种观点把个人的性情作为衡量是否有价值的标准,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所做所为一切应衡之于是否符合个人真性情这个标准,凡压抑个人性情者皆加以反对。以这种价值标准为基础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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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肯定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生一世应率性而为,不为声名、礼教、富贵、权势、道德、法律制度等所约束,不仅外界对个人的约束要加以反对,而且个人也不应为这些所累。不为名,不为利,不矜贵,不贪富,不弄势,不虚假,任性情而游,逍遥自在地度过一生。

贾宝玉是个真情毕露的人,正如脂砚斋所说:“玉兄一生天性真”,“玉卿是天真烂漫之人”。他“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近情实话,又生悲感”。(三十六回)他的真性情在日常言谈举止中随处可见。王夫人说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没日,疯

疯傻傻。”(三回)兴儿说他“成天家疯疯癫癫,说话人也不懂,干的

事人也不知。”

(六十六回)第三十五回写贾宝玉自己被烫着了手,却只管问玉钏儿“烫了那里了?疼不疼?”这情景被傅试家两婆子看到了,她们的一番议论,集中表现了贾宝玉的这种或呆或傻、或笑或哭的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我前一回来,还听见他家里许多人说,千真万真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儿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塌起来,那怕值千值万,都不管了。正因为贾宝玉是个真情毕露之人,因此他待人处世非常真诚,一片真心待人,不虚伪,不矫饰,不恃势,不矜贵。为了金钏及蒋玉菡被打得半死,却对林黛玉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三十四回)他与小厮们打得火热,大观园题诗受到赞扬,小厮们以为他“得了彩头”一哄而上,把他所佩的香袋、荷包等尽行抢去,他也不计较。他见了下人“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不喜欢,

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六十六回)因此下人“没人怕他,只管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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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都过的去。”

(同上)平儿生日,探春却埋怨平儿不给自己磕头,而宝玉则和平儿相互作揖、跪拜。平儿无故挨了打,他“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认为“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乐”,并“心内怡然自得。”(四十四回)他整天“和些丫鬟们无所不至、恣意耍笑。”

(七十九回)竟把“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当做“十分消闲日月”的事。(三十六回)他任情恣性,见到漂亮聪明的女孩都想套近乎,希望天下的女儿都爱自己,自己死后“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但他要龄官唱戏借此套近乎,却被拒绝时,他觉得“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但他并不恃贵强行,只是“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当他发现龄官与贾蔷真心相爱,却为之感动,竟“不觉痴了”,“自此深悟

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天下女子的眼泪“看来我竟不能全得。”

(三十六回)他的一片真心又常常被人所误解,他得知薛蟠将娶夏金桂,替香菱的境遇“担心虑后”,却被香菱误解,红了脸,正色道:“这是怎么说?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宝玉只得“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日”。(七十九回)

贾宝玉对那种恣情任性的生活十分向往,他央求薛宝钗念《山门》一剧中的“寄生草”一词,中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句,宝玉听了,“喜的拍膝摇头,称赏不已”,(二十二回)对那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恣情任性的生活艳羡不已。当他调停黛玉与湘云的口角,反遭黛玉数落时,他想到《南华经》中说的“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真是自寻烦恼,多管闲事,还不如过“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式的无能无求的日子。(二十二回)他“不喜读书”,在第三回,脂铨本批道:“是厌恶每日‘子曰’‘诗云’的读书”,但当茗烟弄来一些小说、传奇、角本时,他“如获至宝”,并对《西厢记》、《牡丹亭》等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真情由衷赞叹,认为“真是好文

章!”

(二十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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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厌恶那些迷失了真性情的为声名、利禄、富贵、权势所累的人,拒绝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他“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

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封建礼仪。(三十六回)他把“凡读书上

进的人”,叫做“禄蠹”、“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把“文死谏”、“武死战”的文臣武将说成是“须眉浊物”,是在“邀名”和“胡闹”。他对“时文八股一道”“平素深恶”,只其中“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不过供一时之兴趣。”认为八股文是“饵名钓禄之阶。”一切衡之于是否有兴趣,或是否“能动性者”,(七十三回)

贾宝玉有几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这几句常被人说成贾宝玉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的依据。我们说在当时贾宝玉的口说出这样的话,同情那些受压迫的青年妇女,不能不说是对封建观念的大胆的抗议,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这句话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先说“女人”。贾宝玉说过:“我见了女

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二回)甄宝玉说:“这‘女儿’

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呢……但凡要说的时节,必用净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这里贾宝玉一再强调的是“女儿”,而不是“女人”,并且强调“女儿”是“水”,“清爽”“极尊贵极清净”,是说“女儿”的纯洁。对已婚女子宝玉曾与守园婆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宝玉说:“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园婆子说:“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发恨道:“不错,不错!”其实宝玉的标准就是“纯洁”,认为不被男人社会的世俗气污染的女儿身上还保留着人的真性情,这与其恣情任性的人生价值观是一致的。于是凡是“女儿”中有谁劝说他放弃恣情任性的人生道路,去迎合压抑人性的“仕途经济”的人生之路的都会被他斥责。宝钗劝他,他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22—红楼梦学刊?一九九八年第二辑

?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三十六回)湘云也曾如此劝说,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但道:“姑娘请

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里仔细腌　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

(三十二回)当面下逐客令,使湘云下不了台。袭人也多次劝他,他曾读《南华经》写道“焚花散麝,而闺阁始含其劝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

虞矣”

(二十一回)对袭人等人之劝表示了不满。并且他曾对袭人说:“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

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

(十九回)同样也表示不愿受其束缚的态度。他对柳湘莲说过:“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

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

(四十七回)对大观园中女儿们限制其恣情任性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宝玉对女儿们也尚且衡之于恣情任性的标准,对那些“勇男蠢妇”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宝玉说过“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但他与男子中的一些人交往甚深。首先是秦钟,在宝玉眼中秦钟是个美男子,“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怯怯羞羞有些女儿之

态。”

(二回)宝玉一见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这段话有些论者认为是“他憎恶这没有‘自由’的富贵之家。”(李希凡,人民文学版《红楼梦前言》

)其实,这不过是宝玉对出身低微而形貌出众的秦钟的钟情而已,并非说明宝玉对富贵生活已经厌倦。秦钟生病不能上学,宝玉“扫了兴”。元春晋封,宁荣两府莫不欢天喜地,而因秦钟之故,“独有宝玉置若罔闻”“怅怅不乐”。秦

钟既死,“宝玉痛苦不止,日日感悼,思念不已。”

(十六回)被林黛玉斥之为“臭男人”的北静王,宝玉也与其打的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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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静王世荣年未弱冠,生得美秀异常、性情谦和。”宝玉“素闻北静王的贤德,且才貌俱全,风流跌宕,不为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见了北静王,果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以后与北静王常有来往。北静王所宠的蒋玉菡与宝玉又十分相投,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宝玉赠其玉　扇坠,蒋将北静王给他的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大红汗巾回赠宝玉。(二十八回)

宝玉与柳湘莲也是知交。“柳湘莲原系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因他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误认作优伶一类。”柳还“最喜串戏,且都串的是生旦风月

戏文,”宝玉和他“二人相会,如鱼得水,”

(六十六回)贾宝玉与这四人相交很深,而北静王与蒋玉菡,也很相投。宝玉曾问柳湘莲“这几日可到秦钟坟上去了。”可知柳与秦也熟。这几人可谓是同气相投,同声相应,同类相聚。皆是贾雨村所言的聪明灵秀之气与乖邪之气的结合而生的人物,他们形貌俊美又风流跌宕恣情任性,皆是贾宝玉的“性情中人”。宝玉与这些人交往,常被论者称作具有平等意识的民主性精华,其实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的话,他们只是在互悦容

貌,性情相近上一致,更带些男风相尚的封建性糟粕。

(特别是宝玉与秦钟的关系更是如此。

)贾宝玉择友也是以恣情任性为标准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已被论者们阐发甚多,其实两人在崇尚真性情,不虚伪,不掩饰真情上也有许多相通之处,金玉良缘的婚姻是家族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结合,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婚姻,也是压抑个人真情,违背个人意志的婚姻,必然会遭到贾宝玉的反对,而木石前盟则是以个性相投,个人意志为爱情基础的婚姻。林黛玉和贾宝玉一样喜欢那些反映真情的文学作品,两人共读《西厢》,两情相融,《牡丹亭》中的警句也使黛玉感到余香满口。她在待人处世上也以真性情去行事,言谈尖酸而刻薄,常常得罪人,而宝钗虚伪,却常得了人缘。大观园中其他人都劝宝玉走“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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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济”“立身扬名”的人生道路,唯独她不说这种“混账话”,因而也赢得了宝玉的真情相待。她信奉全真保性的人生观,所谓“未若锦囊收艳骨,一　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叫污淖隐渠沟。”就是她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这种人生观的相通,使双方都把对方作为自己人生意义的所在和归宿。

贾宝玉恣情任性的人生观和个性是如何形成的?《红楼梦》中几处说到是与他身上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秉自天性,与生俱来的。说到宝玉喜欢与女孩子在一起,冷子兴举了宝玉周岁那年抓周时“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说明他是天生的“情种”。贾雨村则言是先天秉承了清明灵秀正气与乖僻邪谬之气的结晶的结果。警幻仙子则对宝玉说:“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人的个性和人生观的形成固然有和他与生俱来的童真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在其生长的环境中形成的,贾宝玉生长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这就是贾府以及其中的大观园。

大观园是贾府的一部分,大观园构造极巧,风景优美,“天上人间诸景备”,给贾宝玉及其姐妹一个赏心悦目,优游怡心的特定的空间。

贾府以及为元妃省亲而造的大观园是宝玉等人从童年直至青年成长的特定的人生阶段。是其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随着贾府的衰落,大观园被抄检,这段人生也已告终。

大观园与其说是一个人工造就的人文景观,不如说是一个主要由女儿组成的社会家庭的特殊的群体,特殊的人文环境。这里没有世俗男人社会那么肮脏和丑恶,虽然内中矛盾也激烈,但对贾宝

玉却无大威胁。(后来婚姻的威胁已标志着大观园的解体。

)贾宝玉在大观园中具有无人可比的特殊地位,他是贾母的嫡孙“心肝儿”,王夫人的“嫡子”,又是元妃的亲弟弟。贾政虽然可以

管他,但其经常在外,无暇顾及,后来竟“也不敢管了”

(兴儿语,六十六回),使得宝玉在贾母的庇护下自由发展其个性。贾宝玉走到哪里都是奉承,比他大五六岁的贾芸竟甘心做他的干儿子,奴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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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愿为其做事,叫做“巧宗儿”,为这种殊荣还争得不可开交,他在情场上也无人项背,许多女子都明里暗里爱着他,群星拱月般地围绕着他,做着“宝二奶奶”的甜梦。姐妹们遇事都让着他,众人皆知其呆,凡事由他去。他的一块宝玉的摔砸或丢失,都会在大观园里引发不小的地震。他被打后,女儿们的眼泪都为他流。

贾宝玉在大观园中过着贵族公子无所事事优游闲逛的生活,“恣情任性”,“心满意足”,“十分快意”,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童真这颗种子在大观园这片宽松舒适、自由的沃土中,长成了恣情任性的个性及人生态度的参天大树。

二、无才与有情——贾宝玉的人生道路模式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有一段张道士与贾母的对话:

张道士:“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和当日国公爷一个模子!”说着,两眼酸酸的。贾母听了,也由不得有些戚惨,说道:“正是呢!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象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还象他爷爷。”

也许是嫡孙再加上形容音貌象爷爷的缘故,宁荣二公的亡灵对宝玉寄托了继承家业、力挽颓势的厚望。第五回,警幻仙子转述了宁荣二公所嘱:“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在这里,宁荣二公为使宝玉入于正路,改变其禀性乖张,用情怪谲之痴顽,嘱警幻采用情欲声色之手段来施教。警幻谓宝玉为“意淫”,而不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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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可见贾府的先祖认为贾宝玉的真性情比淫欲危害更大,因为它与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格格不入的,它会导致贾宝玉有情而无才,不能承担振兴家族的大任。所以警幻授以云雨之事,并告诫宝玉“从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

道。”

(五回)曹雪芹写贾宝玉突出了在他身上的两个方面,即无才与有情,并常将两者对举:

石头无才补天,来到青埂(情根)峰,被携至“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脂批云:“书之本旨”,“妙,自谓坠落情根,故无补无用。”也将“无用”与“情”对举。

警幻评价宝玉云:“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尤三姐说他:“原来他在女孩儿跟前

不管什么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

(六十六回)兴儿说他:“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

(六十六回)黛玉也在未到贾府时就听说他“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

在内帏厮混。”

(三回)凤姐说的更明白:“若说他出去干正经事,说正经话去,却象傻子;若只叫他进来,在这些姊妹跟前,以至于大小的丫头跟前,最有尽让,又恐怕得罪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恼他的。”(七十八回)这都是从内外两方面来说宝玉的,说他出了大观园,在外界社会里不能适应,无法立足。宝钗对宝玉这种只会在大观园中女孩子身上用心也很不以为然,宝玉挨打,却为不让宝钗(因薛蟠)感到为难的做法宝钗心领了,但想道“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

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吃这样亏。”

(三十四回)希望他走出大观园,去干经济仕途的大事。

还有一些人希望宝玉将来有出息,不要象现在这样搅在女儿堆里。除了宝钗有这说法外,史湘云也曾说过这话。宝玉的麒麟被湘云捡了,湘云笑宝玉说:“幸而是这个;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湘云劝宝玉见贾雨村,宝玉不愿去,湘云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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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了,你就不愿意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也好?将?来应酬事务,?日?后也有个正经朋友。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的出些什么来?”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下了逐客令。袭人跟王夫人讲让宝玉搬出大观园,其理由是“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

闹,倘或不防,?后?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三十四回)都是担忧贾宝玉只走在大观园中恣情任性的人生道路,而将来一旦

走出大观园,进入世俗社会将不成大器,无以为用。就连从不要贾宝玉立身扬名的黛玉也曾劝他“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七十九回)要他不要仅是在女儿国里混日子。贾宝玉作为一个男人却不象个男人,不干男人的事,只会讨好女人,这也表现了他的无才和有情。贾政说他给袭人起名是“不务

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夫。”

(二十三回)宝玉素日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却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袭人对此也曾劝他“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外号儿,叫人家‘禄囊’……今后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些爱红的毛病儿了。”(十九回)

这几组概念,也既“内”“外”,“今”“后”,“女”“男”都是以大观园为视点论及宝玉的无才与有情,宝玉今天在大观园内对女儿们有情,必然在将来走出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后在男人社会中无能为力。

冷子兴演说贾府时曾说过贾府里的子孙们“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贾宝玉也是如此,他安富尊荣,不愿承担振兴家族的重任,只管在大观园中恣情任性,优游享受。黛玉曾说:“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

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咱们两人的。”

(六十二回)探春理财,宝玉却劝她:“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

是。”

(七十一回)凤姐理家也说过:“我正愁没有膀臂,虽有个宝玉,—82—红楼梦学刊?一九九八年第二辑

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

(五十五回)二十三回写宝玉自打进园后“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做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折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贾政奉旨出差后,宝玉更是

“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情游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

(三十七回)宝玉对自己的应付人际关系的能力也是怀疑的。湘云与黛玉闹别扭,宝玉想从中调解,却遭到黛玉的抢白,他仔细想来“如今不

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何为?”(二十二回)宝玉的人生观是恣情任性地度过人生,所以他不愿考虑走出大观园以后

的事,只愿在大观园中与姐妹们恣情任性地过一生,与相爱的林黛玉成就婚姻,这就是他的人生理想和所选择的人生道路。

宝玉挨打,姐妹们一个个都有怜惜之态,宝玉想到了“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也无

足叹惜了。”

(三十四回)他对袭人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

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三十六回)宝钗搬出园子去后,他又想“不如还是和袭人厮混,再与黛玉相伴,只这两三个人,

只怕还是同死同归。”

(七十八回)七十一回,宝玉劝探春不要管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接下来有段尤氏、李纨等与宝玉的对话,最能反映宝玉的这种思想:

尤氏道:“谁都象你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李纨等都笑道:“这可又是胡说了!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难道他姐儿们都不出门子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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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笑道:“人事难定,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随心一辈子了!”

宝玉与黛玉互相把对方作为人生意义所在,宝玉向黛玉发誓说:“我要有金玉想头天诛地灭,”黛玉则说过“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和黛玉相伴终生则是宝玉最高的人生理想,为此他愿和黛玉“一起化灰化烟”,或者黛玉一死,他出家“当和尚”。

宝玉的人生理想可以说是大观园的理想,宝玉的人生道路也可以说是大观园式的人生道路。大观园是其人生理想也是其生活现实,是其人生道路的起点也是其人生道路的归宿。“无才”与“有情”是其对大观园外世界的不满,也是其对家族所规定的未来人生道路和理想的背叛,更是其大观园人生道路的具体模式。

大观园对于宝玉来说象征着富贵荣华,象征着美丽纯洁,象征着自由任性。从其个人愿望来说,他对大观园的爱远甚于对它的恨,他是不愿意走出大观园,走向更大的人生舞台的。他深深依恋于其中的荣华富贵,他不愿按照家族的要求去争得富贵或守住已有的富贵,不愿承担这份责任和义务,但却愿意安享富贵。他深深依恋于大观园中的特殊的人群——美丽纯洁的女儿们,特别有他心爱的黛玉等人,大观园的生活孕育了美丽的爱情故事,使他对人生有了幸福感和希望。他不想离开他恣情任性的个性得以生存的这块土壤,离开了这块土地,他将无法生存,无路可走。

三、走出大观园

贾宝玉深深依恋着大观园,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他必须走出大观园。鲁迅先生曾说过他在大观园中“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然荣公府虽煌赫,而‘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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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

独宝玉而已。”(《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1年版)鲁迅

先生的这段话概括了贾府“颓运方至,变故渐多”的境况,指出了贾府败落的原因,连繁华丰厚中的宝玉亦日感悲凉与忧患。大观园这个特殊的女儿国的解体是必然的。一是如鲁迅所说的贾府内部及外部腐朽性决定其必然败落,高鹗续书中的抄检大观园则写出了这种颓势的结果。二是大观园中的女儿们一天天长大,将要出嫁远方。三是宝玉的婚姻问题逐渐摆到贾府的议事日程上了,对于宝玉出自真情相爱的黛玉,贾府并不认为其是宝二奶奶的合适人选,因而必然与宝黛发生冲突,结局是大观园中最大的悲剧,直接导致了大观园女儿国的解体。宝玉面对将要解体的大观园始终有种恐惧悲伤的感觉,有压抑和忧患的意识。

二十八回写宝玉听黛玉《葬花词》:“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觉恸倒山坡上,由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无可觅寻推想到宝钗,香菱、袭人等也是如此,又想到“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第三十一回也写道“那宝玉的性情只愿人常聚不散,花常开不谢,及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没奈何了。”宝玉的这种悲伤还是由人生短促、聚散无常引发的对大观园的生活将不可再复的一种眷念,仍是其想象当中的未来。但不久,这种想象即成事实,首先是邢岫烟的离去。宝玉来到杏园,仰望杏子,“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成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由杏花落子,想到岫烟离去,大观园其他女儿也将离去;由岫烟将老,想到他人,想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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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把人生理想、人生道路寄托在与大观园中众女儿共度的他当然要感叹流泪。

随着贾府的颓运日至,大观园的抄检风波以后,宝玉对大观园解体的忧患更深。因“彼此都大了”、“园里的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等原因,宝钗首先搬出了大观园。宝玉到蘅芜院见寂静无人,空空落落,不觉吃一大惊,感叹“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又想到去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人,死了晴雯,迎春又将出嫁,愈感“大

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七十八回)等知道迎春已去“越发

扫兴,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听说陪了四个丫头去,更

又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静人了!”

(七十九回)“也因近日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所

致,兼以风寒外感,遂致成疾,卧床不起。”

(七十九回)曹雪芹未来得及把宝玉将遭受的更大的打击——因婚姻的缘故,促使黛玉病殁写出来,自己就去世了。可以想见曹雪芹写至宝玉遭羞辱、惊恐、悲凄遂致成疾,卧床不起时,自己的身体、心境与宝玉是不相上下的。高鹗续书依照曹雪芹的思路发展下去,贾宝玉由此,或痴或呆,丢失了那块通灵宝玉,丢失了魂灵,迷失了他那恣情任性的真性情,终于走出了大观园,完成了他自己的由真至痴至幻的人生历程。

关于贾宝玉的人生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曹雪芹写了这样三个人生的模式可与贾宝玉参照着看:

其一是北静王。他才貌俱全,风流跌宕,且不为官俗国体所缚,与宝玉有相似之处。他曾对贾政说:“令郎如此资质,想老太夫人自然钟爱,但吾辈后生,甚不宜溺爱,溺爱则未免荒失了学业,昔小王曾蹈此辙,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他似乎是曾走入迷途而又知返,归入正业的人,且又恣情任性,不为官俗国体所缚的理想人物。

二是贾政。七十八回写道“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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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了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贾政似乎也是个迷途知返的人。他对宝玉的举业是否有成并不十分看重,对望子成龙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看得较清楚,并把这些归结于命数。

三是柳湘莲。这位世家子弟所走的道路与宝玉有十分相似之处,家庭破落后,他在戏园、官宦子弟间游荡,最后走入空门。在这之前,宝玉是在大观园中恣情任性,而柳则是在外面社会上恣情任性,一内一外,一文一武,“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曹雪芹本人家败之后所走的路与柳也有相近之处。

贾宝玉走出大观园后人生道路如何走?曹雪芹没有写出结局就溘然长逝了,然还是留下可循的遗迹。贾宝玉是不可能走北静王和贾政那种迷途知返的道路的,这不仅是由于他恣情任性的个性特质不允许他走上“正路”,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在前八十回就已写出了贾府将不可挽回的颓败之势,贾宝玉之所以走出大观园,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象北静王、贾政那样的赖以生存的富贵家族的根基。命运只能把他抛向世俗的社会,走柳湘莲似的道路。在大观园的优游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的贵族子弟贾宝玉“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又不会与人交际,在社会上也属无能之辈,无以一技之长得以谋生,只能过靠人施舍的生活,这一点上他是不如柳湘莲的。如前所说,贾宝玉的人生理想是大观园似的,他所追求的只是在大观园中与他所爱之人一起恣情任性地过一辈子,随着大观园的解体,黛玉的逝去,他对人生社会已彻底看破,情魔已断,尘缘已绝,必然会象柳湘莲那样遁入空门。在前八十回,曹雪芹通过贾宝玉的嘴两次说过要当和尚的话,一次对黛玉说的,一次是对袭人说的,高鹗的续书中宝玉终于当了和尚,而且是到处行走的化缘僧,这是比较符合曹雪芹原定的结局。因为正如在前面所提到的,宝玉听到戏曲《山门》中的化缘僧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烟蓑雨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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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单行,”“芒鞋破钵随缘化”时手舞足蹈,况且他恣情任性的个性也不可能久坐寺院诵佛念经,他当和尚只表现了他对尘世的看破,并不意味他皈依了佛教,化缘僧这一角色较能体现这一点。宝玉的人生实际上在走出大观园时已告尾声,化缘僧只是他人生的结局,不是其人生的继续。因为它已不具备有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了。

大观园中优游宽裕的贵族生活环境,养成了贾宝玉恣情任性的个性特质和人生价值标准,这些个性特质以及用这些价值标准去衡量事物,又造成了他对压抑个性的封建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婚姻制度等的怀疑、批判和否定,但是他的这种反叛还仅停留在是否对其个性压抑这个感性立场的低层次上,并非从理性角度认识到这些制度的危害和腐朽。这种反叛一方面使他具有初步的平等民主意识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使他走向另一极端,眼光短浅,只求安乐大观园的人生局限得以发展成无才无能的贵族寄生性。而当他贵族生活的基础,个性和人生理想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贾府及大观园一旦解体,走投无路而又万念俱灰的他必然遁入空门。他的一生必然是人生悲剧。

曹雪芹对于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展现了一个贵族子弟的人生道路及其人生观形成与变异的过程。在贾宝玉身上作者也写出了许多矛盾现象。贾宝玉崇尚性情之真,对束缚其真性情的一切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形式心怀不满,但他又不反君主政治,认为君主“受命于天”,即使批判那些“死谏”“死战”的须眉浊物,也是说他们是“不懂君臣大义”,“置君父于何地。”贾宝玉过贾政书房门前必须下马,以示“父子之义”。他对北静王劝其读书上进,也不敢有异议。他批评时文八股是因为它“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他认为草木有灵,孔子庙前桧树,坟前的蓍草,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对圣贤仍十分尊崇。

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个形象以及他所处的贾府的态度也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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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他对贾宝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他的真率可爱,但又毫不掩饰对其无所事事、无才无能的贵族子弟的劣根性的不满,哀其不幸而恨其不争。他对贾府的腐朽十分痛恨,但不是想加速它的衰亡,而是想对之修正补天,因而对贾府的败落又十分惋惜(前五回已能看出)。这种矛盾实际也是恣情任性、崇尚个性的人生价值观,与传统儒学等人生价值观在作者身上表现出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性的反映。

曹雪芹的这种人生价值观的矛盾性是由思想史的根源及当时社会思潮、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传统儒学人生价值观,在明清主要表现为理学的人生观。如何做人是理学的重要论题,理学家的人生理想就是成圣成贤。理学认

为所谓人性是指人的道德理性。朱熹说过:“性者,即天理也。”(《

语类》卷五)要求人在躬行实践社会道德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要求个体必须服从人世的伦常道德,行为规范,明天理而灭人欲,排斥人的感情欲求和感情需要。将“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之路,高度弘扬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高扬个性,注重个体发展的人生价值观主要以李贽为代表。李贽主张的“童心”就是指人的最初的“本心”“真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

便失却真人。”(《焚书》卷3《童心说》

)主张维护个体私心私欲,“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无私则无心矣。”(《

藏书》卷32《德业儒臣后论》

)以恣情任情为人生价值标准。后公安三袁、汤显祖、冯梦龙等都高扬文学写个人性情的旗帜,并将“情”与“理”对立起来,明确表现了反理学的态度,袁宏道有一段谈人生如何“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的话集中反映了他的人生价值观: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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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满席,男女交　,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权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伎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

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与

龚惟长先生》

)袁宏道的人生价值不同于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个性的自由,声色欲望的享受,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生活内容和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无法证明曹雪芹与贾宝玉是否直接受到袁宏道的影响,但可以看到袁宏道的思想所反映出的一种思潮是客观存在并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的。

程朱理学的伦理规范,经明代王学的改造和李贽的反叛后日渐式微。然王学末流与明代商业社会的结合,又导致了明末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清初统治者鉴于明亡的教训,重新抬出了朱熹学说,康熙亲自制定了《四书解义序》,又下令朱熹配享孔庙。然在康乾盛世的浮华下,酝酿着更激烈深刻的社会矛盾,理学虽然强大,但已无力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而新兴的一些反叛思想又不能占据主要地位,这是一个充满社会矛盾和两种思潮激烈斗争的时期。身处这一时期的曹雪芹受到了这两种思想的影响。贵族家庭的出身使其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理学人生观的教育,然而家庭的迭遭变故,眼见的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与争权夺势,最后流落社会,一文不名的他又对旧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产生了反叛情绪,具有了某种新兴思想的因素,但他对过去繁华的生活仍有着藕断丝连,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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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理还乱的依恋情结,对家庭的败落仍耿耿于怀。在他的思想中,两种人生观使他处在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中。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客观地写出了他的这两种人生价值观的矛盾性。他在贾宝玉身上不仅写出了恣情任性的个性意识与社会家庭所要求其承担的责任之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对立,又写出了两者之间有着生存与共、密不可分的联系。恣情任性的个性是在家庭环境中滋生发育的,但对家庭所提出的承担责任和某种规范性又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对家庭的振兴毫无推动作用。而家庭的衰亡,大观园的解体又使恣情任性个性赖以生存的环境丧失殆尽。这种无法克服的矛盾性和相关性使其不能为贾宝玉指出更好的人生道路,大观园这个特定的环境是伴随贾宝玉人生道路相始终的。

曹雪芹的这种人生价值观的两重性使其在揭示贾宝玉人生道路的方式上也体现了矛盾与联系并存的特点,也采用了两种方法来表现对贾宝玉的价值评判。他以满腔热情塑造了贾宝玉这一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对其恣情任性,真情毕露的个性特质予以充分地肯定。而通过一些叙述描写语言,如说贾宝玉“十分消闲日月”、“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无所事事”等以及旁人对宝玉的议论,诗词如两首《西江月》等侧写的方式表现了传统人生价值观对宝玉的否定。

曹雪芹的这两种价值观的并存(当然有所侧重,对宝玉的肯定是主要的)及两种价值取向,使其艺术创作不是停留在单一的表现形态上,而是具有与生活原型的真实性、多样性、丰富性相对应的思维模式,打破了以往小说那种单一的性格模式,或虽有性格发展但单向度发展的人物表现模式,使中国长篇小说的人物塑造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作者:南通师专中文系副教授,南通市,226006)

(责任校对:许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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