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光中的作文材料

璀璨五彩笔——余光中

魏继国编制

编者按：仅以此文纪念逝者，先生之德，光风霁月。先生之志，芙蕖出泥。先生之文，脍炙人口。

余光中（1928年9月9日－2017年12月14日），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现居台湾高雄市。生于南京市，父亲余超英，母亲孙秀君。母亲为江苏武进人，妻子为常州人，故又以江南人自命。抗日战争时在四川读中学，感情上亦自觉为蜀人。因生日正好是农历9月9日,所以自称[茱萸的孩子]。在两岸三地游走居住教学的余光中老师，自言最喜欢的是香港和高雄，曾形容两岸三地是：“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1]

生前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讲座教授，擅新诗、散文，旁及评论、翻译，出版著译凡五十种，其中散文有十种，作品列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设有华文课程的大学、中学的教科书。余氏行文精炼，发人博思，故坊间也有不少其作品之评析。中文造诣深为人赞，如香港作家林沛理称之为：“语言的魔术师”、“香江第一才子”陶杰许之为“用中国文字意象之第一人”，且其精通英语及多种外文，包括德语、西班牙语等。曾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系主任，亦尝为美国大学英美文学系副教授，于两岸三地享负语言大师之名。

诗人余光中在高雄病逝，享年89岁，他的办公室正对台湾海峡，远眺熟悉的故乡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972年，44岁的余光中写下这首《乡愁》，这是大陆读者对他最熟悉的作品。据台湾媒体消息，12月14日，余光中在高雄病逝，享年89岁。

“我出生在南京，父亲是泉州人，抗战时期又在重庆住了几年。要问我的故乡在哪里，其实很简单，我就是一个中国人。”2013年10月，余光中来上海参加“他们在岛屿写作——台湾文学电影展”开幕式。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现在任教的中山大学位于高雄西子湾，正对台湾海峡，“每天在学校办公室，望过去就是我熟悉的故乡，我要庆幸，自己不是住在台东，不然面对的就是太平洋，我又不要看美国，有什么用呢？”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他驰骋文坛超过半个世纪，涉猎广泛，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大家、著名批评家和优秀翻译家。出版诗集21 种；散文集11 种；评论集5 种；翻译集13 种；共40 余种。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

据台媒报道，余光中此次病重，原先只以为是天气多变、气温偏低，到医院检查後决定住院静养，没想到疑似有些小中风，肺部感染、转进加护病房；旅居在外的女儿们也从国外赶回，谢绝采访，结果1天之隔，这位作品多选入课本、文坛的“璀璨五彩笔”就告别人世，亲人与文坛好友都十分伤痛。

“媒体常定义我为‘乡愁’诗人，这自然不是一个坏的称号，但我的作品还是要比这个称号复杂一些”，4年前，85岁的余光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首小诗立了大功，但也好像一张巨大的名片，有时遮住了他本人的面孔。他说，乡愁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时间和文化上的，“我最近就在写一系列‘读《唐诗三百首》有感’的诗，过去也写过不少怀古诗。古典诗并未过时，你读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完全是电影蒙太奇的手法。”

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追求贯穿了余光中的一生。在台湾岛内，他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护卫者。2005年，陈水扁当局就提出过调降高中教材文言文比例，遭到台湾文学界、教育界强力反对，余光中是其中先锋。他曾说，如果将文言文抛弃不用，我们将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族”。今年，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再次审核新课纲内容，有意将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比例上限降为30%。余光中和超过5万位各界人士参与了反对削减文言文课文的联署，最终使得备受关注的高中语文课本文言文比例维持45%至55%不变。

“诗歌丧失读者，诗人应该自问，写得够不够好。并非要一目了然，但要让读者能够循着你的诗歌进入你的世界。诗人要反躬自省，如何写出更深入浅出的作品，而不是责怪读者都去听流行歌了。不过我有

些冤枉，我的诗很少有人不懂的，却要常常替看不懂的诗人辩护。”“我最得意的诗还没出现，所以我还在继续写。只要还在写作，我就觉得自己还死不了。”4年前，余光中在上海的幽默言谈引来观众阵阵掌声。如今，诗人远去，诗心与诗作长存。

一、余光中的生活

1、事例一：初试啼声

廿岁那年，国共内战正炽，余光中和母亲从南京逃往上海，又辗转到了厦门。

「时局非常动荡！」余光中回想当时光景，学生罢课、老师罢教，政治分子渗入到师生中，人心浮动。学运像一个个浪头，青年浮沈其中，不知自己会被推向何方。

余光中对这些运动并不热中，「因为我心中存有疑问。」他直觉，共党政体不适合自己。在一个连思想都要箝制的政党生活，文人如何能坦率从文？对一个已下定决心要成为作家的年轻人而言，他只有摆脱，才能畅言。

外头的世界翻腾不休，余光中内在的诗心也蠢蠢欲动。

「我站在高崖上，再深深吸一口气，向爱琴海与夜空，投最后的一瞥。」在向着紫金山的窗案，余光中初试啼声，完成了第一首诗作〈沙浮投海〉。廿岁的年轻诗人，想着希腊女诗人沙浮，苦恋着菲昂，却被抛弃，郁郁投海而死。

不论外界如何纷扰，余光中有定见的朝作家之路迈进。在厦门「星光」、「江声」两报，陆续发表新诗和短评。

一甲子后，八十岁的余光中新作〈藕神祠〉，哀悼中国女诗人李清照：「莲子虽心苦，藕节却心甘，藕断千年，有丝纤纤，袅袅不绝，仍一缕相牵。」

是独锺女诗人吗？从小接触古诗词的余光中说，也爱李白、杜甫，少年时拜读英国诗人济慈、爱尔兰作家王尔德作品，受到许多启发。他尤爱兼擅诗词、古文、绘画、书法的苏轼，可为文人典范。

话题：理想，心境，在乱世中创作，可引用“陶渊明”

2、事例二：一次记者问在现实中您是如何用诗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

余光中回答：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要有诗，不过诗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人要过诗意的富有灵感的生活也不一定要做诗人。生活里面光有真理、有美德还不够，好像还缺少什么。生活里面还应该有艺术，不管是诗，绘画，音乐或者有雕塑，总而言之，生活里面应该有美。有一位美国的亿万富翁，他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有一天他看到小女儿带笑地走过来，心花怒放，那一刻他就想做个诗人，可是他想不起如何形容他的女儿多么可爱，他想了半天说，啊，你美丽得像一张百万圆的大钞。那就是说一个人虽然很富有，可是在诗意生活上可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因为没有想象，连赞美女儿也想不出一句诗来，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所以美是不能量化的，它是一种质，不是一种量。所以王尔德说，现在人的毛病就是什么东西都知道它的价格，可是没有东西你能知道它的价值。

话题：生活的艺术，美，诗意生活，价格与价值

3、事例三：余光中在思想上是一位因循守旧的人。他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千篇一律。他是当年办《文学杂志》的朋友中惟一一个不上牌桌的人。他不想见那些不必见的人，因为他既不求官，也不竞选。对有共同旨趣的朋友，他盛情接纳，对话不投机者，则三句嫌多，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他确实又是一位冷面热心，很善解人意，乐于提携有才情的朋友。余光中文章写得好，人品又高尚，他晚年供职的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把他当作镇校之宝，请他在运动衫、雨伞上题字，以赠来宾。在他退休后仍热情留，作为学校的“门脸”，每遇事不遂，一打余光中牌，便无往而不胜。而余光中自己“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追求心灵一片净土。

二、余光中的谐趣：

1、事例一：他说他生就一副“不列颠的脸”，西装、领带，洋气十足，外表一本正经；他的锦心绣口是

有名的。他把谐趣作为社交场合一件漂亮的服饰。他刚到中山大学执教，他称女研究生们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他对“村姑们”说：“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说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都说，把听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

2、事例二：余光中在幽默散文《书斋·书灾》中云：“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

余光中的一些文友均属借书不还的“雅贼”。他很想写篇杂文声讨这类借而不还，甚至久催不理的“孔乙己”式人物，可正当动笔时，发现自己也做过“孔乙己”。他自述道：瞧，书架上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便是从同事朱立民教授那里借来的，“侨居”已多年矣。眼看自己无完璧归赵之意，朱立民索性声明是赠他的，并附送了上卷。还有十多本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图书，在自己的书架上也有十多年的“侨龄”，以至久借而“归化”。听说借书处仍是当年那位漂亮的女士管理，吓得余光中十来年再不敢进她的辖区。

3、事例三：1994年，余光中赴厦门大学出席一次会议时，有二百学生之众找他签名的是山东某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听听那冷雨》。使他吃惊的是，他是头一次看到此书。编者虽然给他写过信，但还来不及回复表示同意就出版了。对这种不尊重原作者的盗版行为，余光中非常生气，他对笔者说：“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怎么可以出‘强盗’！当然，自己的孩子流落到江湖，如果白胖胖的，那我也高兴。可此书编得错漏甚多，这会给以后的研究者带来版本上考证的麻烦。”

三、余光中的婚姻家庭

1、事例一：小袋鼠妈妈

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范我存结婚。

结婚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应该更是清晰。婚前的娇柔羞赧，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她住进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那栋占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协助婆婆一同持家。身体瘦弱的她，在生下长女珊珊后，竟然渐渐强壮起来。从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正如余光中早年形容的:小袋鼠的妈妈，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她已经向雷诺阿画中的女人看齐了。

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婚后两年婆婆去世，她开始主掌家务，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伺候一家人吃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验，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她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

2、事例二：为他腾出片写作空间

余光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几乎都是女性。婚前他有母亲，婚后有妻子，然后是四个女儿，八条小辫飞舞。母亲去世后，岳母又搬来和他们同住。他身边的女人都爱他，宠他，敬他，让他，一切以他为中心。

外表娇柔的范我存，也许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她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优点和特质，虽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献自我，不但是贤内助，更是贤外助。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范我存一手担纲。

“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当然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以他为荣，为他牺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这样从新婚的娇妻，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丈夫的保姆，最后又成为他们的支柱。

话题：支持，牺牲，爱的力量

3、事例三：余光中和四个女儿的关系，也是云淡风轻。看着她们逐渐成长，童话变成了现实，余光中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拿这几个大女孩怎么办。早年，他以诙谐的笔调写了《我的四个假想敌》，写

自己长期住在“女生宿舍”，看来似乎轻松，其实有点惊怅于女儿的成长。

“小时候，爸爸喜欢捏我的下巴，”佩珊说，“有一天突然发觉爸爸很久没有这动作了，才意识到父女疏离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敬畏爸爸，几乎把他神化了，”佩珊是四个女儿当中比较顽皮的一个，“现在我比较不怕他了，有时候还敢去撩拨撩拨他，譬如生日时在他脸上抹奶油，开开他的玩笑。”

其实余光中对女儿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多少也承袭了他和父亲的关系。在《日不落家》一文中，他说对女儿的关爱与思念，往往靠电话线来传递。

“每次我打电话回家，如果是爸爸接的，他总是问‘你们那里天气怎样’？要不就是‘你们校长如何如何’。奇怪了，他为什么不问问我的一些私事呢？”佩珊不解。

“他没办法跟人靠得太近，”珊珊说，“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文章里，神游想像的天地，很少跟我们闲话家常。家人在一起，他也总喜欢谈文论艺。”

长女珊珊在堪萨斯大学修完艺术史后，久住纽约，已是一对儿女的妈妈；次女幼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返回中山大学，留在父母身边；三女佩珊是营销学博士，返台后应聘在东海大学授课；幺女季珊留法五年，学广告设计，常住温哥华。

四个女儿没有一个继承父亲创作的衣钵。对余家的女儿来说，有一位文豪爸爸，压力自然十分沉重。潜意识里避开文学之途，该是很自然的发展。“我们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爸爸了，所以干脆不写。”这是幼珊的理由。

话题：亲情，教育，父母的影响

4、事例三：余光中的不老心态

一次，余光中参加新加坡华人时评文艺大赛并获得优胜奖，应邀去当地出席现场颁奖仪式活动。同时登台的30名获奖者中，除进入花甲之年、满头苍苍白发的余光中外，均属于朝气蓬勃的黑发青年。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余光中自然显得不合群，给台下观众们一种英雄垂暮之感。

当一位傲慢气盛的资深记者走上台，当众提问余光中此时是否觉得内心很不是滋味时，不料余光中不仅没有尴尬神色，反而一脸风趣地笑道：“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和年长者一同得，这表示他已经成名；而年长者得奖，则应该同年轻人一同得，这表示他尚未落伍而且雄心仍在。”有不老的心态，才有不老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