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提戈涅”的故事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利斯的著名悲剧作品。安提戈涅是剧中的女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底比斯。克瑞翁在Oedipus垮台之后取得了王位，Oedipus的一个儿子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Polyneices却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底比斯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Eteocles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Polyneices暴尸田野。克瑞翁下令，谁埋葬Polyneices就处以死刑，Polyneices的妹妹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条”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处死。之后，安提戈涅被关在一座石洞里，悲伤孤独的死去。与此同时，克瑞翁遇到了一个占卜者，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了，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也是安提戈涅的情人，站出来攻击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听说儿子已死，也责备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这才认识到是自己一手酿成了悲剧。《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对该剧的隐喻意义一直有不同解释。剧中安提戈涅在对抗克瑞翁时有一段常常被法学家所引用的台词：“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

然而，从法学的角度看可怜的安提戈涅两难的困境，其实是王权下属恶的“实在法”与更高级的“神法”（自然法）的矛盾。故事里安提戈涅认识到了自然法，并且坚信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恶法行为对其行为者而言是有害的，因为恶法会伤及他们的灵魂。”她宁愿被处死也要捍卫神律和自己的良心。认为哥哥即使是叛徒，也应当得到安葬，因为人死了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

安提戈涅挑战克瑞翁的法令，代表了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或高级法((higher law，准确翻译应为“更高的法律”)对实在法的挑战。就像西方法学所认为的，许多规则是高于成文法的，例如中世纪对宗教的信仰高于法律的效力。有些自然而然的人性的规则，高于法律。

她认为埋葬自己的兄弟只是违反了克瑞翁国王的法律，而不是那种更高的法律，这种最高的法律，“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这就是高于国家法的自然法。

由《安提戈涅》我们看到：自然法首先是同自然---理性相连，继而与上帝---理性相接，最后与人---理性相合，它始终高于实在法，被看做实在法的根据。自然法有以下的共同要素，第一是自然，第二是理性，第三是正义，第四是平等，第五是法。君王在法律之下。这样就注定了，自然法不断推进实在法理性的发展。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丁以升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一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 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利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先仁而后礼。”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二

论自然法与人权的确立

论自然法与人权的确立摘要：自然法对于人权的确立是一个必要的论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自然法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在我们的世界更多的被表现为一种和谐规律；而且对于人权本身来说，它需要自然法给予这种合理性的辩证。虽然这对于人权建立的整个过程来说只是一种理论基础，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如此重要，在现象与事件本身之中穿插着对于人类情感般的实际意义。关键词：自然法；人权；秩序；哲学人权的建立从来都不是那么地顺利，它的产生无疑是在一个充满困境的情势中逼迫着不自由的人们开始了他们的思维暴动。而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暴动是一种政治性思维暴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法对它的合理性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自然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人权进行了一种存在意义上地辩护，并且自然法本身就有为各种生命体辩护的职责，因此，自然法对于人权的建立是一个必要的论证。一、人权是一种意识存在在人类世界中，秩序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往往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也会从所谓的一些秩序中产生。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想到那些极权主义的后果，还有一些意识性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总是在这个世界制造着战争与纷乱，因此，自然法的定律总是被人为地打破，而且人为秩序本身的缺陷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暴露了出来。但是，人权绝对是属于人类共同事务的范畴，而且人权问题可以作为善意的纽带连接起人性与和谐秩序的关系。人权实现绝对是个自利利他的事件，对于个人而言，通过思索自己的人权问题而将自身的思维空间打开，使得他们封闭的心灵去接受其他生命体，因此，对生命的尊重必然会激发起人们的情感与理性步入一种相融的境地，而不是将我们的情感与理性拆开。而且情感与理性同时都是属于同一个人的生命现状，这要如何拆开呢？我们不可否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为一些利益而去争斗，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对自身利益的欲望。他们

故事创作方法：故事高手讲故事里的故事(绝对值得借鉴)

老妖老师讲故事：故事里的事！枯木老妖老师是知名的故事作者兼《百花悬念故事》编辑故事里的事：何为故事中的故事呢？就是在一个故事中用一个甚至是几个故事相互穿插，让故事中的故事作为铺垫、悬念，作为故事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展，从而使故事达到高潮。这种写法，可以让读者随着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变化，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拓宽了故事在情节发展上的局限性。老妖讲故事，用故事讲故事。雷霆战鼓文/哥子一今天，来讲一个发生在解放初期的故事。那天，单位组织大家开会，说是过几天英雄报告团的英雄们要到单位来作报告。以往每逢英雄报告会，到台上给英雄们献花的都是单位里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或者是单位里的劳动模范，这次单位新来的一把手赵处长是想让普通的劳动者也有机会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那些战斗英雄们。单位里几百号人，当然都不想错过这次好机会。于是，赵处长便想出一个办法，他要来个“击鼓传花”。赵处长让大家分成几批后，围成几个大圆圈来传递用绸缎扎成的大红花，赵处长本人站在一旁敲鼓，鼓声停下后，大红花传到哪些人的手里就由他们去向英模们献花。

这一段，用来交代故事的背景。 “击鼓传花”的游戏即将开始的时候，赵处长突然指着一个拿着大扫把默默站在角落里发呆的白发老头喊道：“老王头，你也来参加一下吧！”赵处长此话一出，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据说，这个老王头解放前是个国名党的高官，他是到这里来接受劳动改造的。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去向英雄们献花呢？赵处长见大家表情异样，于是说道：“老王头，你要紧密团结在革命同志周围嘛，我这也是给你一个接受再教育的机会！”赵处长如此一说，大家忙纷纷点头。老王头也赶忙放下大扫把，跑过来站在了人群里。我以前讲过的，故事中一定要有意外发生。循规蹈矩、平平淡淡的事情，很难引起读者的好奇和阅读欲。在那个年代里，让一个前国民党的高官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那么这个赵处长究竟想要做什么呢？随后，“击鼓传花”的游戏就正式开始了。只见赵处长双手有力地挥舞着鼓锤，有节奏地敲打着鼓点。围成了几个大圆圈的人们，在鼓声中传递着几朵大红花。也许是为了让大家锻炼一下身体，活跃一下气氛，赵处长的鼓一直持续的敲了有个把钟头。此时的赵处长已经是满头大汗，他眼睛盯着那些不停传递大红花的人，突然地停住了鼓锤。那些意外地抓住了大红花的人都惊喜地欢呼起来，只有老王头所在的那个圈子里没有传出欢呼声，只见老王头双手捧着大红花站在那里发愣。是啊，老王头毕竟是个劳动改造分子，怎么能让这种人去向英雄们献花呢？这里就是一个小高潮了，老王头竟然得到了大红花，这可怎么办？

古典自然法思想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i[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 ii[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一、古代的自然法学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

罗马法与自然法

罗马法与自然法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罗马法以其法理精深、体系完备著称于世，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是古代其他任何法律所不及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美国学者莫里斯也确切地评述到：“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并没有像他们那种伟大的法学之不朽的力量那样来得大。”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罗马法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分不开的。英国法史学者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本文试图从自然法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罗马法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学者。一、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论指导罗马自然法思想的最早渊源可追溯及古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前540～480年）、苏格拉底（前469～399年）、柏拉图（前427～347年）以及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其端倪。及至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又大大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使之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到罗马共和末年、帝制前期，自然法思想在罗马的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罗马的法学家更是深受其影响，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塞涅卡（公元前65～14年）、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安（公元170～228年）及帕比尼安（公元146～212年）等著名罗马法学家不但是自然法思想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们把自然法思想加以通俗化、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具有影响深远的罗马法的理论基础。自然法观念是指导罗马法的基本思想，也是罗马法有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自然法不是实在的或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带有理想和规范色彩的正义论与价值观，其基本的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和正义。关于自然法的理论，西塞罗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论法律》中指出，法就是最高的理性，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当这种最高的理性在人类的理智中稳固地确定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由于自然法不是实在法，它只是一定的理念和原则，对实在法起着统摄、指引作用。或者说，自然法只是实在法的指导思想或原则，即某种实在法的理论基础。而实在法若没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则只能是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可以说，没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法律是没有归属感的；相反，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制定出的实在法能朝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我们看到，在自然法未传入罗马以前，罗马法发展缓慢，具有狭隘性、保守性的市民法在罗马长期适用，未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而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以后，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市民法有较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灵活善变的、适用于各民族的万民法便应运而生。罗马法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然，自然法对罗马法起作用并非自动的，它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学家这个媒介的。而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罗马有“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的说法。而罗马法学家正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才对罗马法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法史学家梅因说：“在罗马法学专家的遗著中，有些论点简直不能理解，除非我们掌握了斯多葛派的哲理把它用作一把钥匙。” 的确，自从自然法思想传入罗马后，务实的罗马法学家纷纷以自然法思想为先导，对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把自然法思想中的理念贯彻到实在法的制订和实施上，从而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在应用自然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浅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摘要：自然法是指宇宙秩序本身中作为一切指定法制基础的关于正义的基本和终极的原则的集合。而实在法，是与自然法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强调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关于自然法学说，林林总总，各有不同，但却在以下表现其共性：（1）自然法是永恒的、绝对的。（2）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发现自然法。（3）自然法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后者应当服从前者。作者;吴琼法学80902 学号090001240 关键词：自然法实在法恶法统属关系一、自然法的演变历史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1]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他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并有待于人们用智慧去发现。它萌发于古希腊哲学，其中智者学派将“自然”和“法”区分开来，认为“自然”是明智的，永恒的，而法则是专断的，仅出于权宜之计。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无论何处均具有同样权威、通过理性可以发现的自然法或者正义。斯多葛派信奉决定论的宇宙观，宇宙的一切受自然律的严格决定。其按照泛神论的方式解释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不只是作为盲目力量的自然律，而且具有某种理性的品质，它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出于善良而理性地制定的。所以，自然法作为神的法律也就获得了正义性。中世纪自然法在神学面貌下出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自然法具有一席之地，托马斯认为，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认定法和神法。但是，自然法只是人这个理性动物对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法的参与，是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而中世纪教会法学者惯于使自然法与上帝法相一致，不过有的学者在自然法中强调上帝的理性，有的学者却强调上帝的意志罢了。启蒙运动后，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谓其独立，是指独立于教会与神学而言。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相信宇宙受理性自然法统治，自然法由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产生的准则所构成。英国的霍布斯提出了社会契约假说，认为社会契约是为走出自私和残酷的自然状态、而赋予统治者以管理权的契约，但统治者必须遵守自然法。自然法学说在19世纪中叶遭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和责难。法律实证主义认为，自然法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于是出现了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法学两大法学派的对峙。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相比较自然法思想衰落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才开始复兴，自然法又有再生迹象，有些学者恢复了对自然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法观念的态度时，批判其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却不拒绝其合理成分。二、自然法兴起的原因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叙述“自然法”观念的生成和其内在性质时，这样

概率论的起源与发展

概率论的起源与发展三四百年前在欧洲许多国家，贵族之间盛行赌博之风。掷骰子是他们常用的一种赌博方式。因骰子的形状为小正方体，当它被掷到桌面上时，每个面向上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即出现1点至6点中任何一个点数的可能性是相等的。有的参赌者就想：如果同时掷两颗骰子，则点数之和为9与点数之和为10，哪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17世纪中叶，法国有一位热衷于掷骰子游戏的贵族德·梅耳，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将一枚骰子连掷四次至少出现一个六点的机会比较多，而同时将两枚骰子掷24次，至少出现一次双六的机会却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后人称此为著名的德·梅耳问题。又有人提出了“分赌注问题”：两个人决定赌若干局，事先约定谁先赢得6局便算赢家。如果在一个人赢3局，另一人赢4局时因故终止赌博，应如何分赌本？诸如此类的需要计算可能性大小的赌博问题提出了不少，但他们自己无法给出答案。参赌者将他们遇到的上述问题请教当时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帕斯卡接受了这些问题，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把它交给另一位法国数学家费尔马。他们频频通信，互相交流，围绕着赌博中的数学问题开始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问题后来被来到巴黎的荷兰科学家惠更斯获悉，回荷兰后，他独立地进行研究。帕斯卡和费尔马一边亲自做赌博实验，一边仔细分析计算赌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终于完整地解决了“分赌注问题”，并将此题的解法向更一般的情况推广，从而建立了概率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数学期望，这是描述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水平的一个量。而惠更斯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解决了掷骰子中的一些数学问题。1657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专著《论掷骰子游戏中的计算》。这本书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概率论中最早的论著。因此可以说早期概率论的真正创立者是帕斯卡、费尔马和惠更斯。这一时期被称为组合概率时期，计算各种古典概率。在他们之后，对概率论这一学科做出贡献的是瑞士数学家族——贝努利家族的几位成员。雅可布·贝努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分析赌博中的其他问题，给出了“赌徒输光问题”的详尽解法，并证明了被称为“大数定律”的一个定理，这是研究等可能性事件的古典概率论中的极其重要的结果。大数定律证明的发现过程是极其困难的，他做了大量的实验计算，首先猜想到这一事实，然后为了完善这一猜想的证明，雅可布花了20年的时光。雅可布将他的全部心血倾注到这一数学研究之中，从中他发展了不少新方法，取得了许多新成

论自然法观念的发展

论自然法观念的发展【摘要】自然法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一种主观预设，客观上却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对自然法历史谱系的追溯，可让我们全景式的把握和理解自然法思想的内容，揭示其逻辑预设的真实和现实意义，以便更好的反馈于我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关键词】自然法;理性在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中，自然法无疑是最为璀璨的。它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学说，该学说从古希腊开始就备受重视，影响深远。作为一纯粹主观设定之逻辑预设，它构成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存动力和线索，促进了西方法治文化和普世价值观的形成，影响着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一、自然法思想一般认为，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那里，“逻各斯“观其思想孕育在赫拉克里特的观念中。其逻各斯主要指的是支配万物运动变化的，唯一而普遍的永恒法则，在其按照自然行事、听观念中亦包含有一种自然的话。这种逻各斯观念是自然法观念的早期思想渊源。最早对自然法观念进行的讲座出现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在该文中，指出人性，开始了有神性向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支配着其他动人性的转向。这一阶段的自然法论者认为，自然法是我们辨别善恶的，自然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伦理准则。对自然法一词的适用，目的是为了否定人为的习俗与法则。真正使自然法学说成为一种理论的是希腊化时期的斯多亚学派。这一阶段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城邦解体的形式下，为适应一种更大的共同体生活需要而兴起，它更强调自然法观念的普适性与永恒性。同时也反映顺应自然、追求精神宁静、和谐的道德主义，其强调了自然法思想的理性原则。他们认为：自然法起源于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并非是外在的，而是源自我们的内心。到了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景自然法思想与神学思想结合在一起，把自然法作为连接上帝和人类的桥梁，中世纪后期，神学自然法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向，逐渐开始了自然法的理性之路。后来进入古典自然法时期，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则完全摆脱了神学观念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企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从此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转折。洛克进一步发展了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将其表述为一种权利，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

故事创作谈之一超常性——情节的特殊要求(1)

故事创作谈之一：超常性——情节的特殊要求(1) 作者：赵和松任何一种文艺形式都有自身的束缚。认识这种束缚不是为了被束缚，而是为了取得自由，就像单杠运动员离不开单杠的“束缚”，却又在这种束缚下表现出高超的技艺一样。那么，新故事的自身束缚是什么呢？简言之，是情节。新故事，作为一种具有口头性特点的文学样式，决定它必须以情节见长。然而，叙事性文学都需要情节，如小说、戏剧、影视剧本等等。这里，需要情节和情节见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人说，故事对情节的要求是完整性、典型性、生动性、曲折性……这些都对，但，其他文学形式也有此类要求。可见，这仅仅是文学的普遍要求。我认为，故事还应有其特殊要求。故事由于流传的需要，必须给人们以深刻的、强烈的印象以利于记忆。因此，它对情节的特殊要求应该是“超常性”的。所谓超常性，就是超越生活常规的“反常现象”。一位小伙子，跪倒在一位讨饭老头面前，口口声声说要拜他为师，是超常性；一位看戏的观众，跌跌撞撞地冲上舞台，要戏中的巡按大人为他伸冤，这也是超常性；一位出名的歌星刚到小镇旅馆，发现小镇上的人在为她发狂，海报上写着她已在这里演了多场，这又是超常性……没有这些超常性的情节，就不会有《高徒出名师》、《晦气鬼告状》、《真假歌星》等这些故事。反之，也有一些故事，洋洋大篇，人们听不下去、看不下去，即使硬着头皮看了、听了，也产生不了印象，更说不上记忆和流传。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缺乏超常性的情节。可见，情节的超常性就是故事的自我束缚。这种束缚，正是故事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和规律的集中表现。没有这种自我束缚，故事就不成为其“故事”。凡是优秀的故事作者，总是善于在自我束缚中获得故事生命的活力，大显身手，变出一个个花样，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发展

数理统计学前沿简介（陈希孺院士访谈）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产生和发展记者：陈希孺院士，请你谈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情况。陈希孺院士：我们先从数理统计学开始，数理统计学是研究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并据以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一定的结论的科学和艺术。数理统计学所考察的数据都带有随机性（偶然性）的误差。这给根据这种数据所作出的结论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其量化要借助于概率论的概念和方法。数理统计学与概率论这两个学科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这一点。统计学起源于收集数据的活动，小至个人的事情，大至治理一个国家，都有必要收集种种有关的数据，如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就有不少关于户口、钱粮、兵役、地震、水灾和旱灾等等的记载。现今各国都设有统计局或相当的机构。当然，单是收集、记录数据这种活动本身并不能等同于统计学这门科学的建立，需要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排比、整理，用精炼和醒目的形式表达，在这个基础上对所研究的事物进行定量或定性估计、描述和解释，并预测其在未来可能的发展状况。例如根据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的资料对我国人口状况进行描述，根据适当的抽样调查结果，对受教育年限与收入的关系，对某种生活习惯与嗜好（如吸烟）与健康的关系作定量的评估。根据以往一般时间某项或某些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预测其在未来一般时间的走向等，做这些事情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构成一门学问——数理统计学的内容。

这样的统计学始于何时？恐怕难于找到一个明显的、大家公认的起点。一种受到某些著名学者支持的观点认为，英国学者葛朗特在1662年发表的著作《关于死亡公报的自然和政治观察》，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中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死亡的人不少。自1604年起，伦敦教会每周发表一次“死亡公报”，记录该周内死亡的人的姓名、年龄、性别、死因。以后还包括该周的出生情况——依据受洗的人的名单，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生的情况。几十年来，积累了很多资料，葛朗特是第一个对这一庞大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利用的人，他原是一个小店主的儿子，后来子承父业，靠自学成才。他因这一部著作被选入当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反映学术界对他这一著作的承认和重视。这是一本篇幅很小的著作，主要内容为8个表，从今天的观点看，这只是一种例行的数据整理工作，但在当时则是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其中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沿用至今，如数据简约（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数据，须注过整理、约化，才能突出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频率稳定性（一定的事件，如“生男”、“生女”，在较长时期中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比率，这是进行统计性推断的基础）、数据纠错、生命表（反映人群中寿命分布的情况，至今仍是保险与精算的基础概念）等。葛朗特的方法被他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佩蒂引进到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他提倡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中不能尚空谈，要让实际数据说话，他的工作总结在他去世后于1690年出版的《政治算术》一书中。当然，也应当指出，他们的工作还停留在描述性的阶段，不是现代意义下的数理统计学，那时，概率论尚处在萌芽的阶段，不足以给数理统计学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但不能由此否定他们工作的重大意义，作为现代数理统计学发展的几个源头之一，他们以及后续学者在人口、社会、经济等

论自然法的精神

进入21世纪，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历程，努力探讨和学习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西方法及其内在精神对于我国法制现代化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而蕴涵于其中的自然法精神则是西方法精神的内在支柱，是西方法治精神的主体，探讨自然法精神将是研究西方法精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自然法精神，来剖析其中的精粹，解析其内在的观念，以对我国法治起到若干启示作用。一、自然法的概念（一）自然法——渊源于西方法的一个概念就起源而论，中国古代并没有关于自然法的学说，这是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而到了近代方才有了关于自然法中“自然权利”之说。法和文明是分不开的。西方法是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法。西方文明在母体阶段，并无“西方”之限定。也没有“西方”与“前西方”之分。西方法的起点应该是古希腊法。自然法的开端同西方法并行不悖，同样起始于古希腊。对于自然法意义上的界定，本文主要指古典自然法以及之前的自然法的研究，由于它对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巨大，便仅限于此。（二）自然法的内涵自然法(Law of Natural)，就一般意义来说，它是指在人为制定的法之外永久存在、普遍是适用的法，也即人类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二、自然法的主体精神法国的孟德斯鸠以其《论法的精神》一书文明于世。孟氏说：“我不是探讨各种法的本身，而是其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存在于法与不同事物可能有的各种关系之中，……。”靳内。达维德在追述二十世纪之前比较法的发展历史时，特别提到：“孟德斯鸠曾致力于通过比较，深入理解法律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很值得借鉴自然法的精神源远流长，对于法精神的研究将经久不衰。（一）古代自然法的精神古代自然法包括了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和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这是按照自然法的发展历程来区分的。显然古希腊自然法和古罗马自然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具有对自然理性的永恒正义的追求，“正义”是当时自然法精神的最主要观念。（1）古希腊自然法的精神古希腊人源于自然法的最基本的信念就是正义。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与分配问题有内在的联系。不管他们的分配观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让每个人各有其所。这种正义观就是希腊法的精神。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是正义的表现，也是强者的意志。正义论是柏拉图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理想国》就是从正义问题开始的。柏拉图认为，法律应该是同正义相一致的东西。（2）古罗马自然法的精神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在古罗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重要的代表是西塞罗。正如美国学者萨拜因所说：“在政治思想史上西塞罗的真正重要性在

故事创作方法故事高手谈故事核绝对值得借鉴

枯木老妖老师谈故事核枯木老妖老师是知名的故事作者兼《百花悬念故事》编辑今天我们来讲故事核的寻找和包装。首先，什么样的素材才可以称得上是好的故事核呢？其实，所有的素材都可以是好的故事核，比如，你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你都可以包装成一个精美的故事。因为故事作品，原本就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如何包装这些故事核，就是一门技巧了。这些故事核必须被包装的与众不同，必须是大家意料之外的。如：故事核是个猴子，那么这个猴子绝对不能是山林或者动物园里普通的猴子。猴子必须写成会杂耍的猴子，会跳舞的猴子，会杀人的猴子……甚至是孙悟空！如此一来，猴子便千变万化了，一个猴子的故事核便能够写出上百篇好故事呢！同样，你身边的小草，石头，小人物，都可以是故事核下面，我来出题大家来共同参与。枯木老妖：--小草，用草当故事核，构思故事。五分钟时间幽幽谷：草会哭香草山：神仙草梦琪：拟人化，把它写成一个人雨雪霏霏：绛珠还泪眨眼妖缘：草坪上的露珠在他的眼里是血滴香草山：妖草水妖：药草我想成为妖：一棵害怕下雨的小草，但是却是长在水里的呢桃之夭夭：致幻草江湖小凤凰：吃人的草分外妖娆：能穿洋过海的草江湖小凤凰：耳朵眼里的草龙鳞妖甲：毒，情，财风过了无痕：烟草南充蓬妖：绝情草眨眼妖缘：头顶上的草西然：有一棵爱做梦的小草，每天都梦想着变成一颗大树杨梅果：会跳舞的草茅屋绿眼鬼：小草是战猴脱落的汗毛^_^ 分外妖娆：投胎草

风过了无痕：一种可制成迷烟的草在战场上发挥作用龙鳞妖甲：人的灵魂草爱写作的人：能当暗器的草碌碌有为：我写过一个复仇的草，但失败了分外妖娆：落魂草眨眼妖缘：断肠草美人落泪草雨雪霏霏：为人报仇的草枯木老妖：-大家说了很多的草，都是非常对的，其实，很多作者写过草了，灵芝草，幻草，有一点，大家发现没有，你们笔下的草都是非常特殊的。也就是说，一定要让平常的故事核，充满传奇色彩下面呢，我贴一个样文，是写草的，大家可以看看，我如果去写的草投胎草吴军辉一苏鲁克一生下来就是个奴隶，因为他的父母都是约翰逊庄园里的奴隶。苏鲁克十几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在庄园主约翰逊的酿酒坊做酿酒工。那天，约翰逊的女儿珍妮小姐骑马从苏鲁克身边经过，珍妮小姐看着跪在地上的苏鲁克忍不住笑着说了句：“你可真是一匹健壮的小马驹。”苏鲁克听到珍妮小姐的话，忍不住抬起头来。顿时，苏鲁克被珍妮小姐的美貌惊呆了。珍妮小姐已经骑马走出去很远，苏鲁克还呆呆地跪在地上。苏鲁克的父亲拍了一下苏鲁克的肩膀让他站起来。苏鲁克竟然魂不守舍地说：“如果珍妮小姐能够成为我的妻子，那该有多好。”父亲被苏鲁克的话吓坏了，这话如果让打手们和约翰逊听到，他们肯定会割下苏鲁克的舌头。父亲把苏鲁克拽到一个偏僻的角落，把他狠狠地踢打了一顿。父亲要让苏鲁克记住，奴隶爱上主子是罪恶和危险的，即便是偷偷的爱也不行。尽管苏鲁克被父亲痛揍了一顿，可是他的心里依旧无法忘记美丽的珍妮小姐。珍妮小姐每过几天就会从酿酒坊前经过，带着牛肉和葡萄酒到西边的山里去。苏鲁克虽然不敢正眼偷看珍妮小姐，但是每次看着珍妮小姐远去的背影，苏鲁克都会开心地笑出声来。约翰逊的酿酒坊里除了奴隶也有一些他属地里的自由民，那些自由民白天在酿酒坊里工作，晚上就会回到自己的家中。丹尼就是一个为约翰逊干活的自由民。丹尼也是酿酒坊里最有见识的人，每到大家吃饭休息的时候，他就会把外面发生的一些趣事讲给大家听，这也是酿酒坊那些奴隶们每天里最快乐的时间。这天休息的时候，苏鲁克看四周没有人注意，他缠住丹尼问道：“丹尼大叔，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选择来世么？”丹尼问苏鲁克为什么要选择来世？苏鲁克说：“我来世如果能投胎到富人家里，就能娶漂亮的珍妮小姐做妻子。”丹尼听完苏鲁克的话大吃一惊，赶忙堵住了苏鲁克的嘴

概率的起源和发展

概率论的起源与发展一、概率的起源：三四百年前在欧洲许多国家，贵族之间盛行赌博之风。掷骰子是他们常用的一种赌博方式。因骰子的形状为小正方体，当它被掷到桌面上时，每个面向上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即出现1点至6点中任何一个点数的可能性是相等的。有的参赌者就想：如果同时掷两颗骰子，则点数之和为9与点数之和为10，哪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17世纪中叶，法国有一位热衷于掷骰子游戏的贵族德·梅耳，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将一枚骰子连掷四次至少出现一个六点的机会比较多，而同时将两枚骰子掷24次，至少出现一次双六的机会却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后人称此为著名的德·梅耳问题。二、数学家们参与赌博：又有人提出了“分赌注问题”：两个人决定赌若干局，事先约定谁先赢得5局便算赢家。如果在一个人赢3局，另一人赢4局时因故终止赌博，应如何分赌本？诸如此类的需要计算可能性大小的赌博问题提出了不少，但他们自己无法给出答案。参赌者将他们遇到的上述问题请教当时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帕斯卡接受了这些问题，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把它交给另一位法国数学家费尔马。他们频频通信，互相交流，围绕着赌博中的数学问题开始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后来，这些问题被来到巴黎的荷兰科学家惠更斯获悉，回荷兰后，他独立地进行研究。帕斯卡和费尔马两人一边亲自做赌博实验，一边仔细分析计算赌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终于完整地解决了“分赌注问题”—— 正确的答案是：赢了4局的拿这个钱的43，赢了3局的拿这个钱的4 1。为什么呢？假定他们俩再赌一局，或者 A 赢，或者 B 赢。若是 A 赢满了5局，钱应该全归他；A 如果输了，即 A 、

B 各赢4局，这个钱应该对半分。现在，A 赢、输的可能性都是 2 1，所以，他拿的钱应该是21×1+21×21=43；当然，B 就应该得41。他们将此题的解法向更一般的情况推广，从而建立了概率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数学期望，这是描述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水平的一个量。三、概率论的初步形成：惠更斯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解决了掷骰子中的一些数学问题。1657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专著《论掷骰子游戏中的计算》。这本书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概率论中最早的论著。因此可以说早期概率论的真正创立者是帕斯卡、费尔马和惠更斯。这一时期被称为组合概率时期，计算各种古典概率。在他们之后，对概率论这一学科做出贡献的是瑞士数学家族——贝努利家族的几位成员。雅可布·贝努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分析赌博中的其他问题，给出了“赌徒输光问题”的详尽解法，并证明了被称为“大数定律”的一个定理，这是研究等可能性事件的古典概率论中的极其重要的结果。大数定律证明的发现过程是极其困难的，他做了大量的实验计算，首先猜想到这一事实，然后为了完善这一猜想的证明，雅可布花了20年的时光。雅可布将他的全部心血倾注到这一数学研究之中，从中他发展了不少新方法，取得了许多新成果，终于将此定理证实。四、著名的“圣彼得堡问题” 1713年，雅可布的著作《猜度术》出版。遗憾的是在他的大作问世之时，雅可布已谢世8年之久。雅可布的侄子尼古拉·贝努利也真正地参与了“赌博”。他提出了著名的“圣彼得堡问题”：甲乙两人赌博，甲掷一枚硬币到掷出正面为一局。若甲掷一次出现正面，则乙付给甲一个卢布；若甲第一次掷得反面，第二次掷得正面，乙付给甲2个卢布；若甲前两次掷得反面，第三次得到正面，乙付给甲5个卢布。一般地，若甲前n －1次掷得反面，第n 次掷得正面，则乙需付给甲2n-1个卢布。问在赌博开始前甲应付给乙多少卢布才有权参加赌博而不致亏损乙方？尼古拉同时代的许多数学家研究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一些不同的解法。但其结果是很奇特的，所付的款数竟为无限大。即不管甲事先拿出多少

自然法与法自然

自然法与法自然 “自然法”这个术语涵义颇丰，它既是一类道德理论，又是一种法理学说，而这两种社会科学的核心却是截然不同的。自然法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而是一种昭示了绝对公理和终极价值的正义论。而法自然是自然法的延伸，在自然法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再将其发展成为法自然。它的本质是体现一种纯正、纯朴和辩证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为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在法学中，自然法的学说指在自然状态中固有的正义法则(这可以解释为发现，而不是如同权利法案一样的发明)，以及在解决冲突的自然过程中显现的规律(具体化为习惯法)。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对立或弥补，尽管他们拥有共同的特征，即这两者依赖无所不在的自然规律，而不似人为设计的正义法则。在上述两种情形的任何一个方面，自然法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起源自法律系统的戒律。鉴于法律实证主义会说，一部无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许会回应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论之(即恶法非法)。自然法是独立于政治上的实在法而存在的正义体系。对它的诠释与使用在其历史进程中千差万别。通常而言，自然法的意义包括道德理论与法学理论，尽管二者的本质在逻辑上互不相干。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在自然法的哲学体系中，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时有交会，这种理念称作“交叠命题。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吸收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现实,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其加以改造和发展而成。理性自然法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权,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在当时社会,它是一种普遍的思潮。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世俗性、理性主义及自然状态下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虽然人们习惯上称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为理性主义思想,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法思想家们又不是一味地倚重理性,其中也有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对理性的偏离和超越:孟德斯鸠在重复理性自然法话语的同时,将重心转向环境多元论和法律的社会学研究;卢梭则以情感和道德风尚取代理性主义,树立起情感的权威,从而抽掉了理性主义存在的内核。由于历史发展与具体社会现实多样性的矛盾,再加上自然法自身的缺陷,启蒙时代的自

论自然法

论自然法（节选）自然法在许多世纪里曾是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在我们的时代，除罗马大公教会以外，它却几乎为所有的社会研究者所拒绝。拒绝自然法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理由。这两种理由分别与当今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两个思想流派——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相对应。按实证主义的说法，真正的知识是科学的知识，而科学的知识绝不能使价值判断有效；然而，所有坚持和维护自然法的陈述都是价值判断。按历史主义的说法，科学（即现代科学）只不过是人理解世界的一种历史的、偶然的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要仰仗一种特定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在每种世界观里，理论理解的“诸范畴”与“诸多”基本“价值”彼此不可分割，因而把事实判断从价值判断中分离出来原则上并不可行，因为有关好和正义的每一个概念（every notion of good and right）都属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不可能存在一种自然法来规约人之为人。鉴于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优势，自然法在当今只不过是个历史的主题。自然法意指这样一种法（a law），它可以判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判定何者具有权能（power），或依据自然固有地（从而时时处处都）有效。自然法是一种高级法（a “higher law”），不过并非所有高级法都是自然的。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Antigone）的著名诗节（449-460）中，女主角诉诸的比人制定的法更高的法并不必然指向一种自然法。这些诗节还可能指向诸神所立的法，或者说指向人们日后所称的一种实定的神法（a positive divine law）。自然法概念预设了自然这个概念，而自然这个概念并不与人类的思想同时[发生]（coeval），因而——比如说——在《旧约》中就没有什么自然法的教导。由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与技艺（指导人工物品制造的知识）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古希腊人发现的自然与nomos[礼法]（法律、习惯、约定[convention]；或译“习俗”、协约、权威意见）截然不同。根据“自然”的原初含义，“自然法”（natural law）这一概念在说法上自相矛盾，它绝非当然之事。首要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自然法，不如说是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亦即依据自然，什么是正确的或正义的：是否所有的正确都是约定的（conventional），或者说，有没有某种自然而然的正确（physeidikaion）？提出这个问题基于如下假设：有一些事物依据自然是好的（健康、力量、才智、勇气等等）。约定论（conventionalism）（将所有正确都看作约定这种观点）首先从正义概念的多样性中得到支持，正义概念的多样性是与自然正确的那种具信的划一性（the supposed uniformity）无法兼容的一种多样性。不过，约定论者们不能否认，正义拥有一个人们普遍认可的内核，其普遍程度足以使非正义必须求助于谎言或“神话”，才能在公开场合自圆其说（publicly defensible）。准确地说，问题由此就涉及人们普遍认可的那种正确的地位：那种正确难道仅仅是某个特定社会——即一个由盟约（convenant）或协议构建而成的社会——得以共同生活的条件，而那种正确的有效性源自先前的盟约？抑或，在人之为人中间能有一种正义，这种正义不源自任何属人的安排？换言之，正义究竟是积极基于对共同生活的有利之处的算计，还是因其自身之故，从而“依据自然”就值得选择？[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答案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提出。然而，对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思想，我们拥有的知识全靠他们著作的残篇以及后世思想家们的相关记载。 …… 自然法在现代获得了其最伟大的可见的权能：同时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庄严的国家公文（solemn state papers）都诉诸自然法。效力上的变化与实质的变化相联系。现代自然法在本质上不同于前现代的自然法。前现代的自然法依旧强有力，但它多多少少遭到剧烈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