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戊戌六君子百年祭有感

热血冷却，疑问尚存

在中华万年历书上，1898年9月26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十三日)被涂上血色。

这一天，戊戌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喋血北京菜市口刑场。

百年冷却，热血是否还有春温?

百年漂洗，记忆是否还会殷红?

这，只是我心里的一丝躁动，旋又压抑为沉默的超然。谁都明白，一个潇洒的时代，并不宜于谈论任何严肃的命题。有多少人会背负百年惦恋而放弃享受稍纵即逝的人生逸乐呢?

终于握起笔，用稀释的淡墨去勾勒那幅血凝的画图，不是出于高尚的史识或应时的文心；我只是觉得100年的风风火火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泰斗们并没有坦诚回答戊戌六君子蒙难这一史实所必然连带的历史疑问。百年反复，误识汹汹，常识性的清明之见反而屡遭批驳。

所以，本文不触及史学家们对戊戌变法史实的纷纭聚讼及对戊戌变法教训的冷峻判罚，只是有感而发，感之者亦是戊戌六君子走后100年间中国思想界的粗疏。

国有希望，则士有精诚

生命视死亡为最后的痛苦，尤其是种种血腥的刑杀之后还要蒙以恶名、罪名的死亡。戊戌六君子接受了死亡，接受了死亡之痛苦。

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等了100年，等不来圆满的答案：戊戌六君子到底为谁舍生赴死?

为国家死，为民族死，亦泛说也。

既为国家，复为民族，却被握有国家、民族之最高权力者所诛杀，这是牺牲者的不幸?还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追怀戊戌六君子之死，我常常跳不出思维的困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能让它的知识分子(士)为它的利益杀身以赴，这国家、这民族必有存在与发展的希望。而这国家、这民族的实际操纵者用杀戮回应忠贞，则这国家、这民族无疑又在自断其根、自塞其源的昏乱中呈现绝望。希望与绝望的悖论，从大屠杀中揭示出来，国人却每每不悟杀人的国家辩解压倒了被杀的国士宣言，这是周而复始的梦魇!一旦杀人者也顶着国家、民族的金冠，为国为民的牺牲定然呈现着滑稽。

思维倘能再进一步，思想的主人必然会对国家、民族作一番人文认识。因为，国家、民族不论表现着多么巨大的包容性，其内核都是一定空间背景下的人，都是顺应社会结体而将个人凌驾于全民之上的人，于是，国家、民族的简化形式，自然由人的简化形式得以体现。考虑到戊戌六君子的事业均在中华帝制的背景下拓展，所以忠君、报国的主题不容忽略。

如果不从光绪皇帝的明定国是诏上看出国家前途，不从帝党的政治倾向上看到国运转机，不从一个人或一群人身上测定出国事可为，戊戌六君子的行动就失去了必有的政治判断。事实是，戊戌六君子皆洞明时势而怀抱忠贞。于是，国士赴国难，便不可能绝缘于国君情结。反之，国事倘已败坏到连国家象征的人都一无所是，为国家民族的牺牲自然蜕化为愚忠。

戊戌六君子的牺牲，赢得为国捐躯的美名，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色彩。这不是污点。即便戊戌六君子走后的百年期间，结束了封建帝制的中华大国也舍不得告别专制。没有帝王的帝王意识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名义驯化普遍的个人崇拜，没有帝王的

帝王专制又不断以国家、民族、党派的威权惩处坚持个人意志的异己。在这软硬兼施的双重制约下，中国大地上不再有士之知己或为知己去死之士!

不知何种原因，国家剔除不了它专制的基因；民族的神圣外衣下，又总掩饰着与民族大多数人无关的个人野心。于是，国家与民族的价值体系上下松动。

国家出了问题，还是国士出了问题呢?

让国家重建它的价值体系，还是让国士重建他的牺牲精神?

走了100年，思想又回到元点：国士为谁而活的旧题，必然连带着国家值不值得国士为它去死的反命题。国士与国家必须等价。等价，才可互换。在严格的人生哲学意义上，从古至今一切受褒奖的个人牺牲，都可以用这个等价原则再加评估。这或许太商品化了，但商品化的公平也是思想的觉醒。

质言之，当广大的知识分子以戊戌六君子为典型反思人生取舍时，握有国家权柄的天之骄子定然要以慈禧太后为鉴戒作出权衡&&

养士，无须乞求

终于，大清的江山还是毁在反叛的知识分子之手。不是手下留情、没有斩尽杀绝，而是国家将国民与国士置于鱼肉的地位，逼使国士走向对立。

从国与家的关系，从国家与国士的关系设喻，这叫打着家鸡飞上天，或马棚牛栏大围猎。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养士之风，蜕变为逐士或诛士，后果当然十分严重。士风之颓败几乎直接诱发着国运艰危!当政治家以皮与毛比喻国家与士的关系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警告；而在反向的哲学观照中，没有人注意毛发的脱落正预示生命的血气已亏!

戊戌六君子的喋血并非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悲剧。不论夕阳西下的大清帝国，还是匆匆收场的洪宪王朝、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甚至后来的政治权威，都无一例外地警戒着知识分子的呼吸。如果不是钻入纯科学、纯学术、纯琐屑的业务中作蜷伏之状，即便稍作政治欠伸便可能招致囹圄之灾或杀身之祸。从秋瑾、徐锡林，到李大钊、瞿秋白，从李公朴、闻一多，到遇罗克、张志新，20世纪起伏着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痕。

我常常想起飞蛾投火，如果那些生灵压根儿便厌弃了光明呢?

我又常常想起放火烧荒，不管你是益虫还是害虫，统统化为灰烬。

在无比崇高的国家旗帜之下，真的要用普遍的沉默来凝固无比崇高的稳定吗?

戊戌六君子是一个群体，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也以群体的生态形式，表达着他们的故国情思。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宿命牺牲同样是群体的。总结以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为发端的学生运动，我对20世纪国士的报国情怀有了铭心的感动。青史黄旧，那焦脆的书页何能再经血染?

从盛于战国的养士的命题，到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读书人的许诺，中国的政治宽容找到实证。其实，养士与养农、养兵相比，源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稳定与发展之需。

或许养士的吁求太软弱了。海阔鱼跃，天高鸟飞，何用乞求人类的施舍?只是，人类太专横，误认自己是地球的唯一主宰而滥施渔猎，才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在政治上、思想上，不也存在着那种相依相存、相克相生的生态平衡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吁求养士才是可以谅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