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德育思想的三大特色与优势

摘要：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与优势至少表现为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和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三个最主要的方面。教育思想家们对于“学为圣贤”、“血脉上感移”、“知行统一”等命题的宝贵探索是我们努力光大传统德育的智慧、实施完整和有效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思想根基。

关键词：圣贤人格；审美取向；知行统一

中国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们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诸多挑战，解决价值与教育问题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如果做宏观的整理，不难发现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与优势至少表现为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即，“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

一、“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

圣、贤二字本来是指人类个体通晓天地万物的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浓厚的伦理色彩，“圣贤”的内涵逐渐过渡为一种以道德人格为主的理想人格。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睿智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在圣贤人格目标及其追求的论证与设计上，而儒家关于“圣贤人格”的德育目标的思想主要是从圣贤人格的优越性、圣贤人格学习的可能性、“学为圣贤”目标确认与分层等三个方面展开的。

所谓“圣贤人格的优越性”主要是说明圣贤人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特质。第一，圣人是最合乎人性本质的道德人格。孟子曰：“圣人之于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北宋邵雍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皇极经世·观物篇四十二》）明儒则称：“圣人与众人一般，只是尽得众人的道理”。（吕坤：《呻吟语》卷四《圣贤》）这一逻辑既为“学为圣贤”埋下了可能性的伏笔，也为“圣人”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第二，圣人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成为“人之至者”乃是因为圣人与天道的统一。孔子说要“志于道”（《论语·述而》）。荀子也说：“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朱熹则干脆说：“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朱子语类》卷一三零）圣道合一，既加强了圣人的权威性，也强化了学为圣人必须“存天理”、“致良知”的必要。第三，由于圣人得道，所以圣人便成为人之极品，古人便赋予了圣贤以人格上的极致性乃至神秘性。《孟子·尽心下》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朱熹注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孟子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王阳明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金，但以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传习录》卷

上）《中庸》对“圣人”的解释则为：“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了具备这种才德完备、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亿兆士子才产生了孜孜以求的持久动力。

儒家不仅赋予圣贤人格以得道与超凡的智慧与品德，使之具有了吸引人模仿、追求的效果，而且还充分论证了“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可以学而至之的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的这番问答代表了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持久的人性假定与教育逻辑。为何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重要原因之一是圣贤具有与凡人的同类性。《孟子·告子下》明言“圣人与我同类”。荀子也说“涂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所以“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及至王阳明等人，更出“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卷下）的惊人之语。由于儒家在将圣人神圣化的同时又一再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特质，所以儒家的圣贤人格就具有可以趋近的特质。儒家系统内的教育家们对此一直充满信心。

圣人可以趋近是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圣人？儒家的回答是：学而至之。荀子曰：“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也。”（《荀子·荣辱》）朱熹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此可超凡入圣。”（《朱子语类》卷八）由于儒家在逻辑上既描述圣贤人格的无比优越，强化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冲动，又论证了圣贤人格可以学而至之的现实可能性，堵住了“虽不能之”的种种借口，所以“学为圣贤”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古代史的一个具有特色的一贯的文化冲动。在“学为圣贤”的具体目标解释上，中国儒学曾有过许多智慧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学为圣贤”成为道德教育的总体目标。

在中国古代，圣人存在主要有两项功能：一是改良民性的教化功能，二是为人鹄的提升功能。前者重在教化，后者重言自修。而教化功能与自修功能是互为前提的。没有圣人的存在及其对于人的教化，自修者失去追求的目标、境界与傍依；而没有学者的努力自修、教育，则教化之功无以实现。故对于学者而言，其修身或教育的总体目标只能是成圣成贤。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荀子说：学者应“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程颐说：“人皆可以成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己者，皆自弃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朱熹则指出：“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道，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接要学尧舜”。（《朱子语类》卷八）“人须当以尧舜为法。如射者之于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艺未精也。”（《朱子语类》

卷五十五）

第二，对圣贤目标的具体分层。

有了圣贤人格作为终极目标，学问无止境，修身亦无止境。这是终极目标的优越性。但是正如圣人如果与凡人无所联系，则人们只能供奉不能效法一样，在学为圣贤的总目标下，如不对目标进行分层，则跨度太大，就会使总目标抽象化、虚无化，最终失其修养与教育的效能。所以儒家从先秦直到明清，不断设计和完善了成圣成贤的分层目标体系。

一般认为，儒家设计的趋近圣贤的人格台阶或德育目标的具体层次为：士、君子、圣人。孔子最早作了这种人格层次上的划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说：“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荀子曰：“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又言：“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圣王”、“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荀子·儒效》）。汉贾谊则言：“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为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新术·道术》）如此等等。所以从总体上言，圣贤是终极的理想人格标准，君子是现实的最高人格标准，而士则为古代德育培养的一般标准。达不到圣人、君子的水平的人，不妨首先从学习为“士”的较低目标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圣贤人格及其学习与教育的历史存在是一种无需论证的史实。作为史实，它既凝聚了中国文化的智慧，也反映了其理论及实践的缺陷。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德育目标有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的诸多缺憾，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儒家看来，能否真正成为圣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为圣贤”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道德人格。这是一种充满睿智的策略。在市场经济不断将社会和教育的价值和目标朝着低俗的方向引导的今日世界、中国古代儒家“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思想具有特别强烈的借鉴价值。

二、“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

“血脉上感移”是陆九渊的说法。陆九渊说：“吾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陆九渊集》卷三团）而事实上“血脉上感移”所表征的情感、审美的德育模式是许多儒学大家在德育思想上的共识。传统教育中所谓“乐教”、“诗教”的思想实际上主要是审美取向的德育思想。从先秦到宋明，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

孔子是审美或情感德育模式的首倡者之一。这一点在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审美或情感因素重要性的理性认识。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此外孔子还说：“小于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论语·阳货》）第二，对于道德人格具有审美意境的描绘。《论语·雍也》中说：“圣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述而》中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先进》载：“（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朱熹《集注》对夫子与点的原因解释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故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之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中国文化中许多人所言的“孔颜乐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人格的审美境界。第三，对于艺术评价的德育标准的强调。《论语·八佾》中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对韶乐的推崇，源于其有高于武乐的“尽善”的特征，反过来，这一论述也就反映了孔子强调艺术的德育功能的重要。《礼记·乐记》中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实际上就是对孔子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思想的肯定。

孔子之后，孟子强调了教育应当有“时雨化之”（《孟子·尽心上》）的模式，应当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和“吾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苟子则进一步发挥了“乐教”的思想：“故乐也，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论》）及至宋明时期，结合对于记诵之学的批判，儒学思想家们更是多方面强调了德育中审美或者情感因素的重要。二程倡言“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所作。如《关睢》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遗书》卷二上）并说“涵养著乐处，养心便到高明处。”（《遗书》卷六）王阳明在《蒙训大意示刘伯颂等》中说到道德教育的“栽培涵养之方”时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也。”所以“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其“歌诗—习礼—读书”三步教学法甚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精髓。

从史实的角度看，“血脉上感移”的审美或情感德育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孔子成为一个“循循然善诱人”的教育家，去世后弟子以父母之丧礼之，三年、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史记·孔子世家》）学生杨简在回亿陆九渊的教育功效时说：“先生深知学者心术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象山先生行状》）可见其

感人至深。因此，认为中国古代德育重视道德认知而不重视道德情感的结论有失公允。

当代社会是一个强调理性、认知的社会。科技发展仍然在强化这一价值取向。所以近百年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后现代批判缺乏情感关照的“现代性”的问题。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日中国，要克服道德教育上的认知主义所导致的弊端，中国古代儒家倡导的“血脉上感移”、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应当是我们可以努力发掘的智慧财富。

三、“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对于道德修养的强调是一个明显的重点和特点。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对于教的强调反而不如对于学、对于修养的强调充分。儒家的德育思想是一种道德上“学”的思想、修养的学问，而所谓的“学”实际上是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所谓“习”既是后天认知上的学习，也包含行为习惯上的养成。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知行向来都是统一的。一方面孔子主张“学而知之”（《论语·季氏》）、“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孔子又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故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巧言令色，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家庭伦理的修养上更是强调了许多具体的行为要求：“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以“入世”取向著称。因此“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问题一直是儒家试图认真阐述的主题之一。这一点，在宋明儒学思想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在知行关系的论述上有明显的对立。朱熹主张“知行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辑略》）但是朱熹十分强调“行”的层面：“学之以博，未若知之以要；知之以要，未若行之以实。”（《朱子语类辑略》）“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之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性理精义》卷八）“若不用躬行，则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小学辑说》中，朱熹更是明确指出：“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王阳明的观点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十分强调道德行为的训练。在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曾经有“考德”之说。每日清晨即让学生将自己的言行逐一检查，对不合道德的言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过，相对说来，王阳明更强调的是“知”或“致良知”的方面。王阳明认为，“知行

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答友人问》）“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见好我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王阳明的主张实际是：一念发动处便已经是行了。故郭齐家教授说王阳明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

但是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儒学大师在知行关系的统一的方面远远大于其对立的方面。在笔者看来，朱烹强调“行”，并不是要否定道德认知的重要，相反，朱熹说“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若不读这一件书，便缺这一件道理。”（《朱子语类》卷一二零）事实上，朱熹在道德教育上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的“朱子读书法”。所以许多人认为朱熹的理论是“知先行后”说。同样，王阳明强调道德之“知”也绝非否定道德行动的重要。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传习录》中）实际上王阳明之所以要“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乃是要“彻根彻底”地保证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的确当性。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知先行后”说是离行以为知，“知行合一”是销行以为和，认为“知也者，故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求可以得行之效也。”故“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主张“知行并进”说，比朱熹、王阳明更为辩证地表达了道德认知与实践的统一关系。在笔者看来，“知行相须”、“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诸多学说的共同性远大于差异性——它们对于道德知行统一关系的强调也都是耐人寻味的。

“道德”是认知，更是实践。中西方道德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存在着在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上左右摇摆的情形。如何辩证地看待知行关系，实施完整和有效的道德教育，中国古代儒家对于“知行统一”、学以致用的修养方法方面的探索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根基。

对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的整理是中国德育学术界应当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就当前我们对于古代德育思想整理的现状来看，主要的缺陷在于：第一，对“德”或“伦理思想”的研究较多，对“教育”或“教育思想”的成分发掘不够；第二，对德育思想的一般性分析较多，对德育思想的具体优势或特色的梳理不够。本文只是试图开始进行一些补缺的工作，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进展有所裨益。

注释：

[1]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302.

[2]可以以目前已经出现的几本中国德育思想的专史为证；李春秋、江万秀。中国德育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于钦波。中国德育思想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张锡生。中国德育思想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高谦民。中国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史[M].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等著作均更多地近似于早已经存在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相关著作。

分享0收藏0支持0反对0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知识讲解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教育思想中的道德教育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一、立志有恒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有将来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他在教育学生如何对待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立足于现在而面向将来，确定志向，树立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方向。认为“立志”是重要的起点，但要坚持和实现其志向，并不是容易的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少年有志，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才立，可见立志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确立志向后，又经过长期不懈地学习、修养，使之思想、感情和行为，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与"不逾矩"的境界，表明了道德教育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孔子教育学生“志于仁”。“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他要求学生以“仁”指导日常的道德行为，坚持道德信仰而不动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要求君子在吃一顿饭的瞬间也不要离开仁德，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不要离开仁德，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也不要离开仁德。他要求学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对仁德和理想要笃信，要好学，要坚守，并用生命去捍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要求君子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要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他认为志向和理想甚至比个人生命都还重要。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精神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在物质享受方面，则不宜要求太高太多，物质享受方面要求多了，相反地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志向方能坚守。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志向的确立与坚守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重视持之以恒与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这也可以说是立志过程的最后与最高的阶段。今天,社会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在学生中越来越多的出现盲目攀比爱慕虚荣的现象，许多学生已经把立志忘掉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更需要成长在改革开放富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一、儒家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浅谈儒家思想与教育德育观

摘要：儒家思想是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传统文化教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的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关键词：德育；借鉴；思想；仁爱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思想道德文化提出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道德认同，影响深远，在世界范围内被推崇。儒家创立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后来由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儒家的一系列道德思想体系对我们的教育有着推动作用，有利用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教育工作者进行德育的重大课题。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周礼》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西周的礼制，是战国时人所作，它是反映西周时期礼制的史料著作。《周礼》曰：“儒家得道以民。”所谓得道，一曰礼乐，二曰仁义。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作礼乐，依据周制，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管制、禄制、乐制、法制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周公曾作大诰、酒诰、周官、立政诸篇，倡导天命不僭，张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孝养父母、以德辅天之言行。在中国，孔夫子到今天两千五百年，我们在孔老夫子著作里面看到，他那个时候就是很感叹世风日下，他羡慕上古时代，尤其是我们看到他常常赞叹的尧舜禹汤，称他们是圣王。那个时候的社会民风淳朴，有圣贤人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圣贤人用什么教化？伦理道德。所以，伦常道德不是孔子发明的。孔老夫子自己常说他一生没有创作，“述而不作”，他所学的、所教的是前人的教诲，他只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孔夫子做得圆满，是圣贤，被称为大圣，大成至圣先师。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虽然，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大的发展，但是，伴随而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表现了民众道德价值观的缺失，被表面的一些现象所障碍，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可以理解为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要与经济建设同步，缺一不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靠的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的是教育。教育要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素质发展的人才，而德育是素质教育的五育之首。思想道德是一个人发展的立足根本，我们的教育要从根本抓起。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学生个人思想品德素质的好坏关系到道德观的树立，直接影响以后的成长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很多国家的学者提出了科学教育人文化的观点。据说1998年1月，2／3的诺贝尔奖的得主说过，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2500前去吸取中国孔子的智慧。在新的世纪,努力建构富有中国特色与时代气息的德育理论,正成为我国德育发展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当前我国德育明显存在的问题有：一方面脱离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不注意利用传统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功利主义色彩较浓,缺乏超越精神的成分,其结果造成道德教育的低效。就目前中国德育状况而言，教育需要借鉴儒家思想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我们应当从下两个方面认识和思考儒家德育思想的智慧。一、借鉴儒家的反思思想完善道德教育《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孔子看来：思、内自省是联系自身品行的反省，这才是有意义的学习。这是儒家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它倡导的是自主修养。“自律”是现代德育的最高境界，它提倡的是“自我教育”。以“尚礼”为重点，强化文明礼仪的教育，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引导学生从“他律”走向“自律”，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学做人，做现代文明人，做好人。自我教育，是人们把自己同时当做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自我发展

浅析孔子的德育思想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浅析孔子的德育思想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黄洁扬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年轻时虽有积极从政的愿望，却终始不得志，晚年致力于教育事业。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在他的一生几十年中，培养出三干弟子和七十二贤才；并且在晚年整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在中国文化教育史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西方人的眼里，孔子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东方文明的象征。他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其教育经验的总结。一孔子德育思想的内容孔子的德育思想主要反映在《论语》中，下面我们就以《论语》为依据，对孔子德育思想的内容作一粗浅分析。孔子的德育思想非常繁杂，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 1、重德孔子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德治论”是其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德治论”在政治上注重以道德教育为主，把德育与政治相提并论，强调德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还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刑政不如德治好，刑罚只能使民众畏惧而不敢为非，还不能使他们耻于为非，而实行“德治”后，就不但能使民众知耻，还能从内心改正其非，收到化民的效果。而“德治”的关键，在于君主、臣民、父子等整个社会成员都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质，遵守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认为这就有赖于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育，培养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行，形成整个社会遵守道德的风气，为政治上实行“德治”创造条件。一旦社会遵守道德的风气形成，势必风吹草偃，产生巨大的安定社会的力量。 2、为仁 “仁”被孔子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也是他的德育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经常提到“仁”，那么，孔子心中的“仁”指的又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孔子“仁”的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爱人”、“克己复礼”、“孝悌”。第一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问仁，子曰：“爱人”。一般说来，儒家是主张“亲亲而民”的。这就是从亲子之爱出发，推己及人，从爱有等差扩展到广泛的爱。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孔子所说的“爱人”仅仅理解为奴隶主和贵族之间的阶级爱，因为，它还包括着对广大庶民、奴隶的“仁爱”。第二是“克己复礼”。孔子讲的礼，是以仁德的内容来充实礼的内容，把礼作为修身治国、整齐上下的经纬。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克服自己非分的私欲，让君主具备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时刻以伦理道德的原则约束自己，使他们守其道，实行轻剥削、轻压迫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风气，使国家出现一个天下大治的局面。第三是“孝悌”。孝悌是孔子直接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子曰：“其为人也孝悌，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六）经四书——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当时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它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毋庸讳言，《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这些局限已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这无疑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因此，我们应当抱着去莠存良、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去学习、加以适当的理解，将前人的智慧在现在的社会闪光。《四书》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四书》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孔子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与当代中小学德育教育

孔子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与当代中小学德育教育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国的教育仍有借鉴价值甚至指导意义。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做人做事是最根本的东西，是真正的学问。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一书中讲到《论语》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时特别指出，此句的重点在于“时”与“习”，学问在孔子的思想上，不是文学，不是知识，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水平高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有可能有学问――做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因此，这句话不能理解为：学到了新知识，时时练习就是很高兴的事，而应是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随时随地见习，随时随地体验，随时随地反省，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微笑。《论语》开篇就讲做人做事之道，可见孔门弟子对孔子思想的整理时就认为：做人做事的学问是孔子对学生的首要要求，是最基础的与最根本的教育。上述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再来看孔子自己是怎样说的。《论语?学而第一》：“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要求

学生：在家里孝敬父母，在外面友爱同事，处事谨慎，言而有信，爱人如己，亲近有道德学问的人；做到以后，还有剩余的精力，然后学习知识文化。在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中，做人与做事是第一位的，我们将之总结为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孔子的学生子夏是孔子杰出弟子之一，小孔子44岁，孔子死后，他讲学河西，在战国时期一般对时代有影响的大学者，蒙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对孔子这一思想有深刻的理解。《论语?学而第一》：“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的观点，看到有道德学问的人，马上跟他学习，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为同事办事能尽力而为，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尽管这个人没有读过一天书，一定可以说这个人很有学问。子夏作为孔子的亲传弟子，他的这一段话无疑是对孔子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的阐释与证明。当然，在孔子的思想中，如何做人，个人修养的内涵与外用，都有丰富的内容，系统的阐述。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总纲，正是在这一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孔子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为后世所景仰。当今中小学教育中强调“以德育为首，教学为中心”，将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放在了重要位置，应该说是对孔子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的继承。但是，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重智轻德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学校不能有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关键字: 儒家学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道德教化融合创新春秋时代，孔子创建儒家学派，而后人不断继承、改造、发挥，丰富于儒家学说的内容，使它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达二千年之久，为封建社会的繁荣昌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儒家学说不仅有辉煌的一页，而且在当代也仍有其意义和价值，我们要用“扬弃”的立场来继承这份遗产。因为，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从古代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应既克服又保留的态度。 1990年10月31日《光明日报》的《论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与糟粕》一文指出： “社会现实的需要就成了衡量、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尺度。对现实社会有用处的，有益的历史文化，具有正价值和积极意义，就是精华；无用处，甚至有害的历史文化，具有负价值和消极影响，就是糟粕。”我们就吸取儒家学说的精华，去其有害的东西。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吸取如下三点：第一，儒家的教育观，它提出的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确，为人之师，没有这样的态度，肆何尽职呢?还有强调学习态度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时习之。”特别科学的东西不应有半点虚伪，应踏踏实实，不断进取。儒家求实思想永远值得学习。第二，儒家的xx：强调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认为“富贵不能淫”、“舍生取义”、“不义之财不可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些都是对我们现实社会有用，特别在改革开放的洪潮里，外国好的、坏的都随着流进来，为了加强自身修养，儒家的道德观还值得我们弘扬。

第三，儒家提倡“和为贵”。现在国际形势在和平中求得发展，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就不能持续发展。一个集体，为了团结，我们仍值得提倡。但是，儒家学说也有不足、则不适应当今社会。我认为应克服如下三点：第一，儒家思想，认为“无后为大”“千子万孙，多子多福”等观念，在当今人们脑里，都有或多或少的，重男轻女大有其人，这对我们政策的实行，是很不利的。人口多、就业难等现象会相继而出，实行计划生育是应该、必须、正确的。所以应去掉这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第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我们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不存在个人专断之制，这不要继承。第三，儒家提倡“中庸之道”。而在当今社会，人们是提倡敢想、敢闯、敢干。那就不要仍把“中庸之道”来束缚自己，而应敢于打破旧的框框格格，才适应时代。总之，对儒家学说应去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其成为有益于今日的借鉴。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或者可能怎么样来看待儒学？从儒学和我们很长时间的**社会结合起来的状况看，可以说，儒学曾经相当长的时间和中国历代的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它对当时的政治，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儒学，它特别重视的是道德教化。因而，对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长期的社会形态，它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起过稳定的作用。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它还是起过政治上的稳定作用的。但是，如果把道德教化的作用夸大了，在我们长期的社会是夸大了道德教化的作用，那么在中国就是重人制，轻法制的一个社会了。重人制，而轻法制，这样就容易使得政治道德化，而美化了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而使道德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我想，从总体上来讲，它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空间，虽然有稳定社会的一面，但是今天来看，它在这个方面应该说问题是比较多的。

论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论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摘要:儒家道德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庞大的体系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有透彻的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道德思想是不可缺席的,它将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危机的缓解及新道德的重建发挥积极作用。关键词:道德;儒家道德思想;道德危机;当代价值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儒家道德思想发源于先秦时期,又经历代大儒阐释,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启迪人们自觉立身做人、修身养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是我们的精神宝贵财富。一、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德的根本宗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立身做人。儒家道德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人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都有一套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现岀儒家贵和、尚德的人文理想。 1·关于人与自我的道德内容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家提倡要正确看待自我,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在生命、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上,儒家德育思想显然更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儒家人性观中,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因此个体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便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作为儒家经典的精髓《大学》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便是最好的说明。在修身的方法上,儒家首先强调正心诚意。认为一个人,有了自我修养的诚意与要求,才具备人生修养的基础。其次,“好学”,“好学近乎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是非常重要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很好的修身养性。最后,“践行”,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有良好品格和道德的人,要做到知行合一。

四书指四部儒家经典著作

四书指四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五部儒家经典著作：《诗》《书》《礼》《易》《春秋》。《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15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曹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豳风》，共160篇;《雅》有《大雅》《小雅》，共105篇;《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诗经》共收诗305首。《楚辞》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以诗歌的形式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习俗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论语》儒家经典之一。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记录孔子言行(主要言论)的著作，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左传》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前后记叙了春秋时期250多年的史事。《左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很大。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孟子》记载孟子的政治、伦理和教育方面的主张以及他的政事活动、个人修养，是研究孟子思想的重要资料。《孟子》中的文章富于论辩性。《庄子》道家经典著作之一，是优秀的先秦散文集。内篇为庄周自著，外篇、杂篇是庄周门人和后学所作。其文往往用寓言表达深刻的思想。《荀子》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著作，是先秦散文的代表作。汉刘向编定。书中贯穿了荀子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表述了荀子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伦理、文艺等方面的主张。《韩非子》又称《韩子》，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的著作。书中阐述了韩非以法治国的政治理想。文章阐明观点时尖锐深刻，语言犀利，风格严峻，具有法家文章的特点。《列子》相传是战国时期列御寇作。原书失传，今存《列子》大约为魏晋人杂采先秦两汉有关典籍附会拼凑而成，大多反映了魏晋时的思想。寓言和神话传说很有文学价值。如“杞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政治失意时，想到通过兴办私学这个途径，传播他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知识，也希望能够为这个“礼崩乐坏”的社会提供一套救治方案，即通过教育来培养一大批能够救国的“士”。《论语》中有很多记载孔子教育主张和教育活动的篇章，是了解、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最重要、最可靠的资料，很多内容真知灼见，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在施教上，他潜心钻研，博学以致教，仁爱而广收弟子，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观。《论语》中最常提到的字词就是“仁”和“礼”，在“仁”与“礼”的教育基础上，孔子的教育目的主要就是把他的弟子培养成道德高尚，仁爱有礼，博学多才的君子，此“君子”应当是属于统治阶级范畴。孔子政治上主张“举贤才”，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仁爱有礼的从政人才，孔子希望他的学生能做好官。他想要要培养“圣人”，如达不到“圣人”，至少也要成为“君子”。孔子的学生子夏有句名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虽不出自孔子之口，却也是孔子之所想。孔子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其重要目的是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或君子，培养推行德政礼治以为当时社会服务的人才。孔子的教育目标，体现了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实际上，“学而优则仕”的精髓已深入民族心理，虽然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目的都有些不同，但其思想痕迹并未彻底消除，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不仅孔子的教育目标对现代化教育有指引性意义，他同时提出的涉及多个领域的教育内容以及值得现代人借鉴的教育思想与方法都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一、孔子的教育内容由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是“君子”，而“君子”在德才两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孔子在施教时提倡知识实践与道德修养的结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

论儒家修身思想对现代自我管理的启示

论儒家修身思想对现代自我管理的启示【摘要】儒家理论博大精深，在其所涉及的管理领域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而“修身”作为儒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它进行的是一种由“内圣”到“外王”的自我修炼，突出了“修身”在自我实现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现代社会正日渐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强调管理的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但我以为追求至善心性、反求诸己、慎独主敬的儒家修身之道，对于当代人面对安身立命问题，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修身之道自我管理儒家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由孟、荀进一步发展、丰富，形成了思想比较丰富的儒家理论学派。其中儒家管理思想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它是围绕着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及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主要对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修身之道进行了提炼、分析、整合，归纳整理出其中对现代人进行自我管理有益的部分。一、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被后世誉为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德治主义”大成的《大学》之中，其所阐述的儒家管理以德治为目标，并通过“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两条途径来实现。（一）儒家管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治人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治人”中的“人”既包括管理者以外的别人，又包括管理者自身。所以治人首先是修身，即自我管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句话表明了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先修身，修身被儒家看作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二）儒家管理思想的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其中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终极目标。它视家为国之根本，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治安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大学》明确规定:“教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事使众也”。（三）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贵和”与“中庸”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贵和原则是人在实施“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爱原则涉及处理家庭、家族、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和”。中国人历来以中庸为美德，为人处事讲究不偏不倚，“中庸”思维又称中和、中行、中道，也就是均衡，这种“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渗透到政治文化管理以及

儒家德育思想

论孔子的德育思想陈月霞（浙江省龙游县第二高级中学324400）摘要：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对孔子的德育思想进行深入地研究，挖掘其精华，并在当代德育中批判地借鉴吸收，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的一项课题。关键词：孔子；德育思想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其中，孔子特别注重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教育首位。为此，本文拟对孔子的德育思想作一简要探讨。第一，孔子重视智育。孔子教育学生的智育内容，体现在他使用的教材和开设的课程中。孔子使用的教材是经过他整理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文献。“六经”除《春秋》外，在西周时就是贵族教育子弟的主要内容。它既传授文化历史知识，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以，讲授“六经”既属文化课，又是政治课。 “六艺”是孔子开设的实践性很强的六门课艺，它是准备从政的士应该具备的六种基本技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据《周礼》载：“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说：保氏“养

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就是六门课程：礼，是通过学习懂得各种礼仪程序，以及不同等级的人在各种礼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是一门政治课；乐，是音乐舞蹈课；射、御是学习作战本领，是军事体育课；书，是文字书法课；数，是数学课。通过“六经”的讲授和六门课艺的教学，把那个时代已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都传授给弟子了。“六经”主要传授古代文化典籍先王遗文，侧重在文化理论水平的提高。“六艺”主要培养一个士从政的基本技能，侧重于实践和训练。 “六经”与“六艺”的名称何者先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六艺”在孔子以前的西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贵族教育弟子的课艺了。前引《周礼》一书所述“六艺”可以为证。《周礼》又名《周官》，所记西周职官名称，不少在西周金文和近年出土西周考古材料中都得到印证。所以金景芳先生认为：《周礼》成书于春秋初期，是平王东迁后见过西周王室档案资料的一位史官所作。其说可从。既然《周礼》成书于春秋初期，那么《周礼》一书所记“六艺”之名，至迟在春秋初期就已经有了。孔子曾说：“游于艺”。何晏集解：“艺，谓六艺也”。可见孔子对六艺是很熟悉的，“六艺”是孔子开门设教就讲授的基本技能训练课。至于“六经”之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成书的《庄子·天运》中，孔子教弟子以“六经”，开始只讲诗、书、礼、乐。从孔子晚年才学《易》和他去世前两年作《春秋》才停笔来看，“六经”中之《易》和《春秋》两经，恐怕是晚年才讲授的。所以孔子真正以“六经”教弟子，从完整的意义上讲，是晚年才做到的。从上述“六艺”

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启示

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启示潘双双摘要：儒家德育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取向, 体现了中华民族创造精神文明的智慧, 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瑰宝。对其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再发展，能够更好的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其重视实践结果的德育实施目标，注重行为规范的德育实施内容，倡导知行合一的德育实施原则，启发引导为主的德育实施方法，对于现代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具有直接和重要的直到作用。本文主要从阐述儒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出发，探讨其德育理论对现代教育的启示。关键词：儒家德育启示儒家教育理念是以儒家精神为主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它已经延续了两千余年，博大精深，对中华名族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两千余年里逐渐创造积累发展的具有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无价之宝。所谓德育，狭义上指的就是道德品质教育，无论在国家、民族还是个体的发展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教育都高度重视德育，把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当然，在现代的德育也被提到了首要地位，但它却是一个外延很宽广的概念，它不仅包括道德教育，而且也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甚至心理教育和环境教育（有人称之为大德育观）。一、儒家德育思想（一）德育思想的内容孔子为中国古代教育内容奠定了基础，他认为道德教育首先要学“礼”，而“礼”的精神必须灌注“仁”。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凡符合“礼”的道德行为，都要以“仁”的精神为指导，因此，“礼”和“仁”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礼”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一切交往礼仪等，到了西周已经发展成了较完备的礼制。学礼即一切视听言动都要符合礼的规范。“仁”通常指的是“爱人”，也就是承认别人的资格，把人当作人来爱，当然不是不分善恶而普遍地爱一切人，而是以仁为准则，有所爱也有所憎。从“仁”出发，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在总结和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孝悌、忠义、直、知、信、谦、勇、惠等道德规范。荀子则特别重视以礼乐教育来规范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他说：“故乐而志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礼乐结合的实质就是：“乐以治内而不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畏敬。”（《汉书·礼乐志》）“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土治民，莫善于礼。”（《汉书·礼乐志》）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着重发展了孔子的仁和义的内容，把道德教育内容概括为仁、义、礼、智、信；荀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礼的内容，主张礼乐教育。综合众多儒家学者的论述，

大学——儒家经典

曾子.大学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第二章《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shi｝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第三章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

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第四章《诗》云：“邦畿｛ji｝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min｝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菉｛lu｝竹猗猗。有斐｛fei｝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xian｝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xuan｝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xun｝慄｛li｝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第五章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第六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

论孔子的德育思想.doc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德育孔子是我国教育思想的伟大奠基者,也是一位极富首创精神的真诚教育家。在其自由讲学的毕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经验乃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汲取其中的优秀部分对改善目前学校德育这一薄弱环节顺应教育的发展趋势,推行素质教育有着深远的意义。一、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孔子非常强调道德教育,并把它放在培养人才的首要地位。更可贵的是主张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要为德育来服务和促进,所以他说：“君子怀德。”（《里仁》）。君子经常所想的就是道德,并认为道德教育与修养是最根本的问题,君子要专力在根本方面,“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根本方面树立了,仁道之德也就由此而产生。对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和关系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存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也就是说,第一位是道德教育及实践,第二位才是知识教育。当然,孔子也并不完全忽视文化知识对道德的影响。他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存仁德的人安于仁,存知识的人利用仁,因为智者认识到道德对他具有长远而巨大的利益,他便

去实行仁德。孔子还说：“未知,焉得仁?”（《公冶长》）,没有知识,怎样能够算得仁呢?由此可见,他是把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统一起来,作为同一过程和同一目的两个方面;而道德教育为主,知识教育为次;道德教育通过知识教育来进行,知识教育为道德教育服务。对照孔子的这一思想,反观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德育的重要性虽被屡屡强调,但在实施中,却主要通过一两门课程和一些不连续不系统的活动来进行。而不是象孔子所言,将其贯穿到整个学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和方面。这种德育思路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其效果多流于形式,并不太理想。结果导致每一次加强德育工作,就多上哪几门课,或搞了多少活动,其对学生所产生的效果无人过问。如此多次恶性循环之后,终于造成如今德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被动局面。二、德育的过程现代教育心理认为,道德品质的形式是一个知、情、意、行的过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在论述道德品质的形成时,也谈到由知到行的过程。所谓“知”即道德认识阶段。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还说：“有德者必有言，”（《宪问》）,说明欲明道知德,应先从有德者之言入手,对道德规范有所认识。所谓“情”,即道德情感阶段,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只有有道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与恨什么人,可见仁德里包含有爱憎两种情感的。“仁者不忧”（《子罕》）,这“不忧”也是一种子情感.“诗可以兴”,“兴于诗”,讲的也是激发人们的一种情

孔子的德育思想

孔子的德育思想案例陈述孔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是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成为圣贤君子的首要条件。孔子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曾经提出过许多道德规范、道德信条作为其德育的内容，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礼”和“仁”。“礼”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从“礼”中引申出来的基本精神，按孔子的说法主要是“爱人”或“忠恕”。孔子的“仁”是根据“礼”即等级关系去“爱人的，从家庭内部爱起，即以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悌为基础，在转移到其他社会关系方面，君臣之间要忠，朋友之间要信。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人与人之间各有其礼，各遵其德。这就是道德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道德在治乱问题上，即在巩固一种社会秩序中的作用问题。在他看来，治理国家，只靠法律、行政是不行的。用刑法来统一人们的行动，只能使百姓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地不做坏事。“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却可以起到行政、法律所不能起的作用，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从善，走上正道。 “齐之以礼，”就是要用礼来统一人们的行为，是人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符合礼的要求，不作违礼的事，不说违礼的话，这是孔子的目标，而这一点又与孔子所提出的德紧密联系，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由此可知，齐之以礼也是孔子提倡的“仁”的根本要求。在孔子那里，仁和礼，或者说德和礼，是互为表里的。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上，孔子曰：“书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孝悌是孔子仁的道德的核心内容。这里孔子说能够实行孝悌，并把这种品德影响到为政的人身上去，也就是从事政治了。这就把道德教育看作了政治统治的一个方面。孔子一生，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教育上。他的教育并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言传身教。在道德教化中，孔子重视在位者的身教，即在位者自己的道德修养“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他把为政归结为正己正人。认为只要在上的统治者注意道德修养，端正自己，那么就像风吹过草地可以使草随风而倒一样，可以影响百姓也走上正道，如果自己不正，就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在上者“正其身”是为政的前提，在上者，而不能先正其身，就谈不到从政。所有这些，构成了孔子德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的政治、道德，教育三者紧密结合，三位一体。在礼和仁的关系上，他提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指出了政治的上层建筑要以一定的德行为其思想基础。孔子的德育思想和主张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曾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问题分析孔子德育思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