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取象讲解

以象解筮的探索

——论尚秉和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解《左传》《国语》，旧称“春秋内外传”。《汉书·艺文志》承司马迁等人之说，称此二书均为左丘明所撰著。《左传》《国语》保存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春秋时期（包括战国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史料，其中，对《易》学研究极具价值的是关于《易》筮的记载。《左传》所记载的《易》筮实例有十三则（另有以类似占筮形式作预言评说者三则），《国语》所记载的《易》筮实例也有三则。这些占筮，涉及到国运兴衰、君位继承、战争胜负、个人仕途、子孙命运、婚姻嫁娶等相当广泛的内容，对于剖析古代占卜文化现象、考辨《周易》成书过程若干阶段的遗迹、研究春秋时期对《周易》理解运用的特点、探索《易》学史上“象数”与“义理”两大派别的萌生状态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近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创立了在《易》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周易尚氏学”，其特色可以概括为精研《易》象、以象解《易》，这也是尚秉和先生阐释《左传》《国语》筮例的立足点。尚秉和先生以象解筮的探索，对历代学者聚讼纷纭的“疑案”提供了富有创获的阐解。

回顾：聚讼纷纭的评说

在中国古代众多典籍中，记载占筮活动的内容颇多，但所受关注的程度均不如《左传》《国语》的相关记载。究其原因，大约有三方面：一是《左传》《国语》所记筮例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占筮实例，弥足珍贵；二是这些筮例与史实相关，又极为“神奇灵异”；三是此《左

传》《国语》为“春秋内外传”，《左传》且列为儒家经典，更具权威性与影响力，非一般著作可比。

从汉代至近现代，众多学者对《左传》《国语》的《易》筮作出过种种评说，可谓聚讼纷纭。纵观古今，笔者将历代学者的论说阐解大致地归结为以下三种倾向：

（一）怀疑与排斥。或认为《左传》《国语》事后伪造筮例；或认为所记筮例纯属自欺欺人；或认为筮占之灵验是只取其偶然而中者（不灵验则不记载）。例如，在“疑经辨古”学风颇为盛行的宋代，学者多有攻排《左传》《国语》筮例之真实性者。“宋人……且谓《春秋》筮词统属附会，一似事后言状，增损之以欺后世者”［1］，“后之人……诧此筮为神异者有之，谓左氏事后造作此筮者有之”（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左传国语象数释》）［2］。毕生致力于《左传》研究的宋代学者吕祖谦，在《春秋左氏传说》中论陈完、毕万卜筮事云：“看左氏所载敬仲、毕万之言，盖左氏之生，适当战国之初，田魏始兴，故夸诬其祖，以神下民。当时民无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于流俗之见，不能于流俗之外着一只眼，故于敬仲、毕万之事亦从而书之。”这是站在史学立场上的评说。与吕祖谦同时代的大《易》学家朱熹也持类似的观点，朱熹继承赵匡、程颐、叶梦得等人的意见，指出“《左传》是后人做的”（朱熹《朱子五经语类·统论三传》）［3］，理由是《左传》中的卜筮，有好几处都应验于三家分晋之后，“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耳。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朱熹《朱子五经语类·统论左传》）［3］。宋代学者此类观

点，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近现代学者更有直斥《左传》《国语》筮例为“迷信附会”、“荒诞不经”者。

（二）在信疑之间。这种倾向，表现为虽然肯定了《左传》《国语》筮例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但是在具体分析考辨时又有所保留。近现代学者高亨、李镜池的论说，即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们认为，《左传》《国语》筮例在保留了先秦时期以《周易》占筮及解说《周易》的形式特点上可资参考，但其中又不免有“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春秋时人讲《周易》的通病”；而遇到“骤然不易理解”或“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则认定为《左传》《国语》作者随意发挥、曲解臆说所致。（高亨《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4］、李镜池《左国中易筮之研究》［6］）

（三）信从和阐释。这一倾向的共同点在于相信《左传》《国语》筮例的真实性并力图加以阐释。然而，在具体阐释的过程中，因目标与方法的不同，又可略分为两大类：

其一，从儒家思想的正统观念出发加以合理化的解说，突出的是占筮中的“义理”。

杜预为其代表性人物。被称为“《左传》功臣”的西晋学者杜预，博采众说而作《春秋左传集解》，在春秋左传学史上地位极高。杜注在《左传·庄公廿二年》述周史筮陈公子完文下注云：“陈完有礼于齐，子孙世不忘德，德协于卜，故《传》备言其终始。卜筮者，圣人所以定犹豫、决疑似，因生义教者也。《尚书·洪范》：‘通龟筮以同卿士之数。’南蒯卜乱而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则可。臧会卜潜，

遂获其应。丘明故举诸悬验于行事者，以示来世，而君子志其善者、远者。他皆放（仿）此。”这既是对《左传》所载第一则筮例的解释，又集中体现了杜预的占筮观。说“陈完有礼于齐”，与记载还算相符，但说陈完“子孙世不忘德”，则显然与田氏数代胁迫君主的史实不合。杜注强调圣人以卜筮立义教，乃是坚持儒家思想的正统方向。观《左传》筮例，“南蒯卜乱而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则可”，应该说是义理解说色彩较浓的一则特例，杜注举此来说明《左传》所记筮例都是从道德义理出发，用以警示后人。在我看来，这是杜预为了既使经典的权威得以维护，又使筮例的神异现象得到合理性解说所作的阐释。唐代学者孔颖达作《左传正义》，对上引的一段杜注作了更详尽的发挥。清初王宏撰的《周易筮述·卷七·左传国语占第十三》，其《左传》筮例之解说，全然引录了杜注，只略加评说而已。不过，杜注中对《易》筮的象数内容也有不少解说。

其二，从《周易》象数研究入手，指明筮例占解的途径、方法。

首先，我们应该提到的是司马迁的观点。司马迁撰著《史记》，春秋时代的史实材料多取自《左传》，《史记》中《陈杞世家》与《田敬仲完世家》，都引录了《左传》所记载的周史筮陈公子完的筮例；而《晋世家》与《魏世家》又都引录了《左传》所记载的毕万筮仕于晋的筮例。太史公于《田敬仲完世家》篇末论赞云：“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才达人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由此可见，司马迁虽然没有具体地阐说筮例占解的途径、方法，但他肯定了用于占筮的《周易》之术确实神奇灵异——只不过需要通才达人才能得其真髓。至于汉代的《易》学家，《四库总目》称：“《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汉《易》颇多用于占验，而《左传》《国语》易筮中“变卦”、“卦象”、“互体”诸说，实为汉《易》“象数学”的直接渊源。汉《易》家信从《易筮》的神奇灵验当是情理中事。尚秉和先生说：“汉儒以象数解易，与春秋士大夫合，最为正轨。”但尚先生也认为汉儒也有不识《易》之逸象而强为之立例曲解者，如“乃郑玄于象之不知者，则用爻辰，取象于星宿；虞翻则用爻变，使变出某卦，以当其象。”（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例》）［2］宋代以后，对《左传》《国语》筮例的研究考辨颇盛，如宋代程迥的《周易古占法》，朱熹、蔡元定的《易学启蒙》，赵汝楳的《易雅》《筮宗》，明代何楷的《古周易订诂》，明末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等，都曾结合《左传》《国语》筮例进行考辨。在尚秉和先生之前，对《左传》《国语》筮例作了较详尽的象数阐解者，当数清初学者毛奇龄。毛氏力辨《左传》《国语》筮例的确凿可信，为此曾作《春秋占筮书》三卷。毛奇龄不满于杜注、汉《易》家及王弼之后学者之论，尤其不满于宋学者观点，苦心孤诣地“就五易以衍三易”，“立十筮以括九筮”，以明占《易》之法（毛奇龄《春秋占筮书·序》）［1］。毛氏解说，抓住了象数乃《易》之根本的特点，“使后世学者不敢以空言说经”，但是其立说却不无繁杂乃至牵强之弊。

《易》象：尚氏说的立足点

尚秉和先生在研《易》过程中，考察了《周易》经传文本的特点，详探《左传》《国语》《逸周书》尤其是焦赣《易林》中久为人忘忽的象例，发现了许多失传的《易》象，包括六十四卦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正反象、半象、大象等一百二十余例的应用规律，其立说与申论，多有创见，而不苟同于先儒。时贤王树柟称其“将二千年《易》家之盲词呓说一一驳倒，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孟子所谓其功不在禹下”（仵墉《焦氏易林注·叙》）。尚先生的《易》类著作有《周易古筮考》、《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时训卦气图易象考》、《连山归藏卦名卦象考》、《周易尚氏学》等。在尚先生的《易》类著作中，《左传》《国语》筮例作为最重要的佐证材料之一，屡被引用，并与《周易》经传文本、《逸周书·时训》及《焦氏易林》等相互参证。他研究《左传》《国语》筮例的专论是《左传国语易象释》一卷。今以《左传国语易象释》为主，结合《周易古筮考》、《周易尚氏学》、《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等书，详考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一）钩沉失传之象。尚先生创立“尚氏学”，其贡献之一在于从先秦汉魏古籍中发现或寻绎出了许多失传的《易》象（逸象），从而使许多看似怪异难解之辞得以疏通。在《左传国语易象释》中，所涉及的《易》象有：

（1）乾：乾为王；乾为大，为君；乾为远，为大明；乾为天；乾为玉；乾为大，为昌；（以上筮公子完生）乾为君，为父；（以上

筮季友生）乾为首，为王。（以上晋筮与楚战）其象基本上合于《说卦传》，或义近可推。

（2）坤：坤为国；坤为身；坤为土；坤为品物；坤为众，为百，为帛；（以上筮公子完生）坤为母，为众；坤为安，为杀；坤为国；（以上筮毕万仕晋）坤为国为丧；（以上晋筮与楚战）坤虚故馁；坤杀故死。（以上穆庄叔筮叔孙穆子生）坤“为品物”、“为众”、“为百”，可以义推；坤“为安”、“为杀”、“为丧”，则为逸象，以上三则筮例及《焦氏易林》等可为互证。

（3）震：震为周，为姬；（以上筮公子完生）震为足，为兄，为长子；震为公，为诸侯；震为复，为子；（以上筮毕万仕晋）震为千，为车；震为奔驰；震为君；震为木；震为岁；（以上秦筮与晋战）震为筐，为周，为竹，为苇，故亦为虚；震为士；震为言；震为车为，为輹；震为旗；震为征伐，故为行师；震为主，为宗，为陵，故为丘；震为木；（以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震为南；震为射；（以上晋筮与楚战）震为子为行；震为归，为主器长子；震为人；震为反；震为旦（旦为卿）；震为人为言；震为后；（以上穆庄叔筮叔孙穆子生）震为车为武。（以上《国语》重耳筮得国）震之诸象，除见于《说卦传》及《荀爽九家集解》外，逸象尤多，尚先生于《左传国语易象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注中慨叹道：“总之此爻辞自来不得解者，以象之失传太多也。嬴象、姬象、輹象、旗象、巽母象，自东汉迄宋，只朱汉上知一巽母象，余尽遗失。故夫毛西河、李刚主、何楷、顾复诸

钜儒，迭为讲明，乃愈讲愈晦。赖有《焦氏易林》，失传之象，一一复出耳，不然乌从索解哉！”

（4）巽：巽为利，为宾客；巽为风；巽为木；巽为齐，为姜；巽陨落。（以上筮公子完生）巽陨落；（以上秦筮与晋战）巽母；（以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巽为风，为陨落；（以上崔杼筮取棠姜）巽“为利”、“为宾客”、“为齐”、“为姜”、“为母”、“为陨落”，皆逸象，尚先生均引例以证之，如：“至于风陨之义，如《鼎》初六云：‘鼎颠趾。’《鼎》初为巽，故曰颠，颠即陨也。九四‘鼎折足’，折仍陨也，以四应初也，而虞翻不知其故，以初应在四，四体《大过》，以大过颠为说，九四则命四变为震，震折入兑为说，全以卦变为敷衍，不变不能解也。他若《大过》‘栋桡’，《说卦》‘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桡者败也，仍风陨之义也。诸儒说之，皆有未当。”（《左传国语易象释》）

（5）坎：坎为血；（以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坎为夫；（以上崔杼筮取棠姜）坎“为血”，见《说卦传》，当无疑义；至于坎“为夫”，尚先生说：“文子曰‘夫从风。’是明明以坎为夫，以巽为风也。曰‘风陨不可取也。’是明明以巽为陨也，乃坎夫风陨之象，竟尔失传，于是《易》《比》卦之‘后夫凶’，《渐》九三之‘夫征不复’，正以坎为夫者，皆莫知所指，而虞仲翔竟命初爻变，再命三爻变成震，以震为夫矣。后姚氏配中，谓坎为中男，故曰夫，江氏藩以坎为丈夫，取象较仲翔胜矣，而讫不知左氏即以坎为夫也，岂不异哉！”（《左传国语易象释》）

（6）离：互离为邻；（以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离为目；（以上晋筮与楚战）离为牛。（以上穆庄叔筮叔孙穆子生）离“为牛”，见《九家易》；“为邻”、“为目”两逸象，可以义推，又可与《焦氏易林》等互证。

（7）艮：艮为观、为光；艮为子孙；艮为山（岳）；艮为庭；艮为手；（以上筮公子完生）艮为坚；艮为孙；（以上筮毕万仕晋）艮为狐（阳卦故曰雄狐）；艮为拘系；艮为果蓏；（以上秦筮与晋战）艮为名，为牛；艮为黔。（以上穆庄叔筮叔孙穆子生）艮“为观”、“为光”，皆失传逸象，详《焦氏易诂》；“为狐”，见《九家易》；至于“为牛”，尚先生以《经》文及《焦氏易林》证之：“自艮牛象失传，于是《易》《无妄》六三之牛，《遯》六二之牛，《大畜》六四之牛，皆无着，不用虞仲翔强变之法，不能解也。岂知左氏固明白言之，《焦氏易林》遇艮即言牛也。”

（8）兑：兑为秋；（以上秦筮与晋战）兑为羊，又为斧；兑为女；兑为西，故为秦，秦嬴姓，故亦为嬴；兑为口。（以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其象可于《说卦传》等见之；或可以义推之，如“兑为西，故为秦，秦嬴姓，故亦为嬴”。尚先生认为：《易》之卦象，不止是《说卦传》所列诸种，“盖《说卦》乃自古相传之象，至周易愈演愈精，故《经》所用象，不尽与《说卦》同。”而在先秦汉魏古籍中寻绎出可以相互印证的《易》之逸象，才能解通《经》文，也才能解通《左传》《国语》筮例。如若像“虞翻等必执《说卦》以解《经》”，自创“恶例”，以求其合，“其误遂不可言矣”。［2］（卷二十）

（二）细察互卦之用。“互卦”，在“尚氏学”中又称“中爻”，是先秦汉魏《易》家常用的解《易》方法。尚先生在阐解《左传》《国语》筮例时，特别注重对互卦之用的细察明辨。在《左传国语易象释·筮公子完生》注中，尚先生指出：“互艮为观、为光；遇卦三五、之卦二四，皆互艮，故曰山；犹有《观》者，言之卦初至五，仍‘风地《观》’，故曰‘犹有《观》’；按此筮为言互卦之祖，但互艮杜注知之，之卦互巽，即不详，故误解‘犹有《观》’三字。此句既误解，于是‘陈衰此昌’，卦象所明示者，遂不能察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哆口谈空者，遂妄疑之矣。”“又为五字互之祖，《否》初至五仍为《观》，故曰‘犹有《观》’。后儒谓‘一卦互八卦’，观此，其例亦创于《左氏》也。”在《左传国语易象释·秦筮与晋战》注中，尚先生以“《蛊》互震”解说“千乘三去”：“震为千为车，故曰‘千乘’；震为奔驰，数三，故曰‘三去’，去者驱也。”

（三）发明覆象与“以覆取义”之例。所谓覆象，尚先生称：“覆象者，艮反为震，震反为艮，兑反为巽，巽反为兑，正倒虽不同，而体则一。”［5］（卷二）他又指出：“象覆即以覆取义，易通例也。”［2］（卷六）在《左传国语易象释·秦筮与晋战》注中，尚先生阐论道：“三至四震为君，上艮为覆震，震君既覆，故知所获者必其君。此句为自来注疏家所不能解，岂知《易》象固明白易见也。自震君象失传，于是《归妹》六五之君、《小过》六二之君，及此皆不能解。自覆象失传，于是以兑为覆巽，如《大过·九五》之杨，以震为覆艮，如重门系柝之取诸《豫》，人知之，至象覆即于覆取义，如《蒙》之

彖词，《困》之‘有言不信’，《中孚》之‘鹤鸣子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等《易》词，遂都不知其所谓矣。《易》既不解，《左传》与《焦氏易林》模《易》之辞，遂都不解。”

（四）发明正象与覆象并用之例。在《左传国语易象释·筮毕万仕晋》注中，尚先生解说“《屯》固”之说即用此例：“《屯》固者，因初至五，正反皆艮，艮为坚，故曰固，即《坎·彖传》云：‘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其义亦在《坎》中爻之正覆艮，故曰丘陵。《坎》二至五，与《屯》初至五同也。”而在《左传国语易象释·穆庄叔筮叔孙穆子生》注中，尚先生再申此例并推而广之：“谦震为人，正反震，故曰‘谗人’；于人为言，谓震也，震为人，为言；败言为谗，谓艮也，艮为反震，故曰‘败言’。此专就《谦》象言，《谦》正覆震相背，故曰谗，《易林》本之，凡遇此等象，不曰争讼，即曰谗佞，于是凡《易》之‘小有言’、‘有言不信’、‘闻言不信’、‘昏姤有言’等《易》词，二千年不知所谓者，至此皆得解，以《易》原皆正覆象并用也。‘昏姤有言’，以《震》二至上，正反震相背；‘有言不信’，以《困》三至上，正反兑相背；‘闻言不信’，以《夬》兑言与乾言相背；《需》之‘小有言’，亦以初至四，兑言与乾言相背；《讼》初之‘小有言’，则以坎上下兑，口相背，而《传》即以《谦》释《明夷》，其神妙匪夷所思矣。《系辞》云：圣人观象系辞，诚以所有《易》辞，无不从象生也。自象学失传，于是《易》辞多晦矣。”

（五）发明伏象与“以伏取义”之例。伏象，尚先生又称“对象”，他说：“《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八卦，正覆不变，而圣人即使之相对，以示人以本象对象常相通也。《文言》曰：‘旁通情也。’情者感也，言阴阳常相感而不能相离。《系辞》云：‘齐大小者存乎卦’，言本卦阳少，对象必多，惟阴亦然。又曰‘钩深’、‘索隐’，言显于此者，必伏于彼。故既观其显，尚须察其隐。”［5］（卷九）此即虞翻称为“旁通”、孔颖达称为“变卦”、来知德称为“错卦”的爻画变化形式，但尚先生所称“伏象”，更多的是指小成卦之对应变化。在《左传国语易象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注中，尚先生说：“《易》之恒例：象伏即于伏取义，敢本此义，为重说之。震为士，上六应在三，三兑，兑为羊，又为斧，故曰‘刲羊’；坎为血，，血也，伏坎，故曰‘无血’。昔贤以三至五，明有坎象，如何曰‘无’，故‘无血’二字，永不得解，岂知经用伏坎，三为离主爻，即为坎主爻，离见坎伏，故曰‘无血’。三与上为正应，故取伏坎，若互坎，则与上无涉也。兑为女，震为筐，筐在女上，故曰‘承筐’；无貺即无实，小象曰：‘承虚筐也。’即以震为虚，震虚故筐空；又震变离，离虚益空，上句言上求三，三无应，故‘无’；此句言三求上，上无应，故‘无貺’，象如此也。”

（六）发明正象与伏象并用之例。在《左传国语易象释·国语重耳筮得国》注中，尚先生阐释道：“震车之象，兼见于《左传》，人尚知之，震武之象，只此一见，遂尔失传，于是《履》六三之‘武人’，

《巽》初六之‘武人’，皆不得其象，而解遂晦矣，岂知《履》六三之‘武人’，以伏震也。震为人、为武、为大君，《象》曰：‘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志刚者，言三欲承阳也，象则用伏震也。《易》辞正象与伏象并用者多矣，不独此也。《巽》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者’，进退即往来，言震巽相往来，得此爻者，武人占则利也，亦兼伏震言也。”接着又连环证之：“《易》象之用伏，人知之，而能贯彻者甚少，如《泰》初九之‘茅茹’，则用伏坤象；《大有》六五之‘厥孚交如’，及《小象》之“信以发志”，则用伏坎象也，而《易》家知者甚鲜，武人象亦其一也。武人象于《焦氏易林》遇之久矣，而总莫知所谓，后于《国语》遇此象，再由《国语》证《周易》，而《易林》之武象，始完全得解，其详近在《焦氏易诂》第十卷中。”

（七）发明以应爻相关性取义之例。尚先生以爻应说为基础，揭出爻辞根据应爻之象而系的《易》之“恒例”，亦用以使《经》文与《左传》《国语》筮例相互印证。在《左传国语易象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注中，尚先生解说“士刲羊，亦无也；女承筐，亦无貺也”时提出：“此《归妹》上六爻词，杜注大致得之，而用象稍误。震筐之象，除《易林》外，独虞翻知之，杜征南不知也。又震为周、为竹、为苇，故亦为虚，以解无实。女承筐无实，震虚故也。震虚之象，只《易林》知之，并虞翻亦不知矣，不知而用卦变，强令四爻变成坤，为虚，以解无实。若杜注，则只以上六无应为说，益浮泛矣。查此爻，自来注家说之，所以不能透彻者，以不知《易》之恒例：爻

在此，而所系之词，往往在应，应爻有应予，固以有应予取义，应爻无应予，即以无应予取义。”

（八）重视先天卦象之例。〖HT〗在阐释《左传》《国语》筮例时，尚先生两次用了先天卦象之例：其一在《筮季友生》注中，“成季之将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按，《大有》之《乾》，是离变乾也。乾为君为父，故曰‘同于父，敬如君。’此杜注之所释也。而传文复曰‘所曰复’何哉？所者位也，复者复其君父之位也。因乾位南，离亦位南，故人之敬离位，同于乾位也。乾若不在南，但言敬如君可矣，胡言‘所’乎？此先天乾南之确证，为《易林》之所本。彼夫不承认乾南者，于所字如何释乎？况《九家》及荀爽，皆言乾舍于离。如何能灭其证？清惠栋谓荀爽用鬼易，以乾归合离为解。夫京房所谓鬼易，与乾南何涉？又《乾》之归魂为《大有》，而荀所注为《同人》，于乾归何涉？乃惠氏一言鬼易，言归魂，学者即茫然不解为何物，便可灭此先天之确证，亦徒自形其误耳。”其二在《晋筮与楚战》注中，“晋楚遇于鄢陵，公（晋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伤，不败何待？’吕锜射共王（楚王），中目。楚宵遁。按此为《左传》乾南之证。杜注只知离在南，谓离受咎，故目伤，不知乾亦在南。乾为首为王，元者首也。《左传》‘归先轸之元’，‘归国子之元’是也，乾亦受咎，故射中元王也。‘南国蹙’者，震为南，坤为国、为丧，故曰‘南国

蹙’。震为射，故乾首离目之在南者，均受咎也。震南、震射、乾南之象，皆失传，只《焦氏易林》知之，故杜注皆不知而不释。”

以上所举八项，是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内容和方法，基本上也就是“尚氏学”在《易》象理论方面的核心要义所在（至于“大象”、“半象”等，解筮时未涉及）。当然，在其运用过程中，各项例则彼此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着的。

与发明《易》象运用规律相辅相成的还有尚先生所阐明的《易》理，即“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周易尚氏学·自序》）［2］，这一“枢机”、“原则”体现在具体分析中，又有“阴阳合为类，为利贞”、“阴得阳为朋，为有庆”、“阳遇阴为合志，为志行，为得志，为得愿，为通”、“阳遇阳、阴遇阴为窒，为得敌，为敌刚，为失类”、“阳遇阳、阴遇阴为比之匪人、为不利涉、为征凶、为往不胜、为往厉”等种种表现形式。

尚氏说自洽性之考察

尚先生主要从《易》象的角度展开阐析论证，肯定了《左传》《国语》筮例的确实可信，他曾感慨道：“后之人昌言《易》理，而惮于观象，于是诧此筮（案，指《左传·庄公廿二年》所记之筮）为神异者有之，谓左氏事后造作此筮者有之。岂知周史所谈，皆卦象所明示，彼不过观象深、用象熟，故有此彻悟耳，岂有其他技巧哉！自野文出，象学隐，哆口空谈，以辅融伊川为宗主，岂知皆避难就易之一念误也。观在氏所谈，可恍然矣！”（《周易尚氏学·左传国语易象释》）［2］又道：“岂知此筮，无一字不从象生，杜征南承扫象之后，

艮狐震君诸象，既已不知，至唐而象学几尽矣，益茫昧矣。此李鼎祚所以有野文之叹也。学者苟能观象乎，必知左氏筮案，皆平易近人，无一神奇之语，其诧为神奇者，皆野文家之见，不知词从象生也。”《周易尚氏学·左传国语易象释》）［2］考察尚先生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释，可以说，尚氏说较之前人确实具有更强的自洽性。

在二千多年的《易》学史上，阐解《周易》的众多学者及其著作，都离不开立解《易》之例，立例，实际上就是确定阐解的方法。从根本上说，立例都可视为阐释者观念的产物，都是阐解者的主观之于《周易》经典的认识。当然，立解《易》之例，必然离不开对阐释对象——《周易》经典的理解和把握的，只不过是在理解和把握上存在着或正或误、或全或偏、或精或粗的不同罢了。由于《周易》本身特殊性——特殊的象数符号、古奥的卦爻辞所运用的象征手法及其带来的模糊性，就决定了对《周易》的阐释一方面固然有更大、更灵活的空间，另一方面，因歧路多亡羊而容易出现阐释的偏颇。对《左传》《国语》筮例的阐释亦可作如是观。

关于尚氏说具有较之前人更强的自洽性，也离不开对他所发明的例则（方法）的考察。因毛奇龄也曾以象数方法对《左传》《国语》筮例作过较详尽的阐释，所以我们不妨将毛奇龄解筮的例则（方法）与尚氏说进行比较分析。

（一）对逻辑起点的考察

前文已就作为尚氏说的立足点的“《易》象”在阐解筮例过程中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实际上，无论是解筮还是解《易》，以及注、

诂《易林》，尚氏说的逻辑起点始终是统一的，这个逻辑起点就是尚先生反复强调的观点：“《易》辞皆由象生”，“说《易》不可离象”。在《周易尚氏学》卷首《说例》之第一则，尚先生开宗明义道：“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夫不曰见《周易》，而曰见《易象》，诚以《易》辞皆观象而系。《上系》云‘圣人观象系辞而明吉凶’是也。故读《易》者，须先知卦爻辞之从何象而生，然后象与辞方相属，辞而吉，象吉之也；辞而凶，象凶之也，故甲卦之辞不能施之乙，乙卦之辞不能施之丙，偶有同者其象必同，如《小畜》六四、《升》初六，象皆曰‘上合志’；《夬》、《姤》皆曰‘其行次且’是也。且卦爻辞往往上语方吉，下语忽凶，上下语不相属，圣人吐辞为经，能支离如是乎？象所命也。《睽》上九曰‘有豕负塗，载鬼一车’，《豫》九四曰‘朋盍簪’，《剥》六五曰‘贯鱼以宫人宠’，圣人庸言庸行，能好怪如是乎？亦象所命也。至王弼扫象，李鼎祚目为野文，诚以说易而离象，则易辞概无所属，其流弊必至如宋人之空泛谬悠而后已。兹编所释，首释卦爻辞之从何象而生，辞与象之关系既明，再按象以求其或吉或凶之故，还易辞之本来。”在《左传国语易象释》的《绪言》中，尚先生也同样阐发道：“《易》之为书，以象为本，故《说卦》专言象以揭其纲；《九家逸象》、《孟氏逸象》一再引其绪；而象学宏深博大之义，唯《系辞》能发挥之。《系辞》云：‘《易》者，象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象也者，像此者也。’按：‘像此者’，不惟万物像之，即万事亦无不像之。《说

卦》所言‘乾健坤顺’诸事是也。故又曰：象事知器；又曰：立象以尽意；盖天下万物万事之意，无不包涵于《易》象之中，故能尽意。此言立象之本也，所本维何？本于仰观俯察也。又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夫曰观象系辞，则今之《易》辞，固皆古圣人瞪目注视卦象而为者也。《易》之卦爻辞既由象而生，后之人释卦爻辞而欲离象，其不能识卦爻辞为何物，不待智者而决矣！……盖《易》之为学，至王弼为一转关。王弼以前注《易》者，无不言象，而《焦氏易林》则无一字不从象生，且于易用正象、用覆象、伏象之法无不依样揭出，虽不明注《易》，愚以为能注《易》者，莫详于焦氏也！再溯之春秋人言《易》者，亦无一字不根于象，且于易用正、用互、用覆之法，亦无不依样揭出，而以《谦》为谗、为有言，于是《周易》正、覆象并用之妙，为二千年人所误解者，遂划然冰释，开易林神妙之门，处处取法。”尚先生以经典为理论依据，强调《易》象乃解《易》之第一要素，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建立起尚氏说。

至于毛奇龄解筮的逻辑起点，其《春秋占筮书·序》称：“《周易》筮书也，《周官》占人以八颂占，卜词即以八卦占，筮词因之。别设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使占人占《易》，皆有成法；而惜乎其书不传，惟《春秋》诸传，间存两词。其在卜词，如《陈敬仲奔齐传》所云‘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是也；而在筮词，则如《陈敬仲初生传》所云‘观国之光，光远而自他有曜’是也。今焦契不作，垂氏之卜词可无问矣，独是筮关《周易》，其词、象、变、占，实出羲、文、孔子三圣所授受，故每蓍，筮词辄屈折幼眇，随其事之端末，而

言之明明、指之凿凿。”可见，毛氏是认为“占人占《易》，皆有成法”，所以他的解筮，就与求出他所理解的“占《易》之法”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二）对推论过程的考察

逻辑起点的建立固然是理论阐释的关键所在，但是，欲建立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说，在有了逻辑起点的“基石”后，还要有其合乎逻辑的展开。尚氏说在推论过程中，坚持将“《易》辞皆由象生”，“说《易》不可离象”的观点并一以贯之。本文第二节已对尚先生以象解筮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作出了详考，其说的确是“无一语离象”的。下面，再举笔者感触尤深的二例强调：其一，在“秦筮与晋战”的筮例中，有“岁云秋矣”一语。杜注称“周九月，即夏七月孟秋也”，以为实言秦与晋战之季节，其说可通，但尚先生却仍以象解说：“此处杜注仍不免疏。‘岁云秋矣’者，以兑为秋，仍取卦象，非泛言也。杜注谓周九月，即夏七月孟秋也，而不言兑。又《易林》以震为岁，岁亦卦象。”其二，在《左传国语易象释·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注中，尚先生解说“西邻”、“六年”等语，亦不离《易》象，也用互卦为说：“兑为西，互离为邻，故曰‘西邻’；震主爻互坎，坎数六，故曰六年。”按一般的理解，秦国在晋国的西边，“西邻”可理解为实指地理方位，但尚先生仍寻绎出《易》象的根据。尚氏说推论过程的一致性确实是异乎寻常的。

反观毛奇龄解筮的推论过程，虽则有“予作《仲氏易》，就五易以衍三易，曰变易、曰交易、曰反易、曰对易、曰移易；且作《推易

始末》，立十筮以括九筮，曰名、曰义、曰象、曰方位、曰次第顺递、曰大小体、曰互体、曰时、曰气、曰数目、曰乘承敌应”（毛奇龄《春秋占筮书·序》）［1］的一套展开内容，但详细推敲之下，却不难看出，“就五易以衍三易”也好，“立十筮以括九筮”也好，往往是因解例之需而立法，立一法仅解一、二例，普适性不足，推论立说不无繁杂乃至牵强之弊。

（三）对佐证材料的考察

“言之成理”还需要“持之有故”的佐证材料的支持。尚氏说以深探《易》象为要义，为核心，其所发明之失传《易》象、内外卦象、互象、覆象、正覆象、伏象、正伏象、半象、大象等一百二十余例应用规律，在探究寻绎过程中必定离不开佐证材料。从论据与论点的关系上看，一方面，对材料的选取和运用，选取运用者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与某种自由度，所谓“六经注我”是也；但另一方面，材料本身也有制约作用。尚先生所选取和运用的材料，首先当然是《周易》经传本身，用以自证。但是，在尚先生看来，因象学失传已久，《周易》经传本身无法提供寻绎失传《易》象的材料，所以他又主要是从先秦汉魏的古籍中去揽精发微，如他所称，所取资以佐证的材料来源有：（1）《左传》《国语》的筮例。尚先生称：“说《易》之书，莫古于《左传》《国语》，其所取象，当然无讹，乃清儒信汉儒，而遗《左》《国》。坎变巽，左氏曰：‘夫从风。’以坎为夫也；曰‘震车也’，曰‘车有震武’，以震为车为武也；震变离，曰‘车说其輹’，以震为輹也；尤要者，《明夷》之《谦》，即离变艮，左氏曰‘当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