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三种形态
2009年3月第33卷第2期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ch2009
Vol.33No.2
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三种形态
蒋含平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摘 要:清末是一个变革时期,也是知识分子报刊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报刊论政成为清末知识分子介入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渠道。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以及主持者的社会角色、政治身份认同的差异,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表达方式并不相同。从王韬、梁启超、章士钊的报刊活动中,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的清议、政治家的启蒙、革命者的煽动这三种差别明显的论政形态。这些报刊论政形态既有一定程度的阶段代表性,也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延续性,展示了近代报刊在政治运动中渐次推进的过程,也勾画出清末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活动逐步深入政治领域的走向。
关键词:清末;知识分子;报刊;王韬;梁启超;章士钊
中图分类号:K252;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9)02-0110-06
清末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变革时期,救亡图存压力之下的国人将爱国情绪转化为政治热情,使得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同时,清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急遽转化的时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逐渐解体,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做官不再是士子唯一的出路,读书人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被迫进行社会职业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报刊扮演了特殊角色。一方面,它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谋生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活动、重回社会中心的重要渠道。因此,我们看到,清末既是一个社会变革时期,也是知识分子报刊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
在政治改革背景下的知识分子报刊活动,呈现出相当的接近性: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多是借助报刊发表政治主张,进行政治活动;他们都重视报刊的政治工具性,使得报刊的宣传功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发挥;这一时期的报纸文体,也以政论最有色彩,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大,从而形成了新闻史上的“政论报刊时代”。
但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由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和政治身份认同的差异,其报刊论政的表现形态也有很大差别。从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再到章士钊等在《苏报》中的活动,我们能看到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三种有代表性的形态。其中,王韬的报刊论政以报纸的商业经营为依托,更多的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和思考,他的“立言”,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清议。梁启超的报刊论政已经带上了浓厚的政治家办报的性质,报刊活动更多的是以党派的组织形式进行,言论也带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而章士钊的报刊活动则更多的带有志士化的痕迹,报刊活动中呈现出不计成本的追求宣传效果的倾向,言论风格也更为激烈。他们在报刊活动中的政治角色定位,可以用“谏言者、启蒙者、革命者”来概括。这三种不同形态的报刊分别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既有一定程度的阶段代表性,也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延续性。
历史的情形是错综复杂的,清末知识分子报刊论政并不仅仅是这三种形态。本文只是就新闻史上涉及的报刊中有典型意义的现象进行论述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立言:知识分子的清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着缓慢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和洋务运动带来的早期工商业发展,一批新知识分子出现,如容闳、何启、唐景星、伍廷芳、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的觉醒者和改革者。这批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从事过报刊活动,如容闳创办过《汇报》(1874年,上海),伍廷芳协助创办过《中外新闻》(1860年,香港)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是王韬的《循环日报》。
早年的王韬只是一个科举不第的边缘文人。早在1849年王韬21岁的时候,他就迫于生计来到上海的墨海印书馆做编译工作,开始了他的“雇佣”生涯。这使他开始
收稿日期:2008-10-31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08sk040zd)
作者简介:蒋含平(1962～),女,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011
较多地接触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1862年11月,王韬因一封颇惹争议的上书惹上了麻烦,被迫从上海流亡香港。1867年12月至1870年3月两年多的时间,王韬在英国留居,其间游历了法国。这使得王韬不仅有了世界的眼光,还有了世界生活的感受。他看到西方报纸“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1]羡慕不已。不久,王韬与友人合资买下英华书院的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元月,王韬以此为依托,和友人一起创办了《循环日报》。该报从创刊至1884年间均由王韬主持运作,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报刊中第一个以“立言”而闻名的报纸。
应该说,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循环日报》有着经营实体的依托,并没有像此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报刊活动中的那种集团背景或者党派色彩。此时的王韬,除却是一个拥有文化企业的知识分子以外,更是一个身处边缘地位但仍积极要求展示自己改革理想的思想者。这种角色和立场直接影响到他的报刊运作模式和立言姿态。
从报纸运作模式看,王韬重视新闻并倚重市场经营,体现出更多的近代报业意识。《循环日报》不仅是中国近代国人报刊中第一个以言论闻名的报纸,还是一份富有近代报业理念的报纸。它不但体现出报纸提供信息、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功能,还充分体现了报纸的市场经营意识。
王韬很重视报纸提供信息的功能,在他看来,报纸提供信息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能够“广见闻”,即起到教化的作用。他强调他的报纸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凡民生之休戚、敌国之机宜、制器之工能、舟车之来往及山川风土、祸福灾祥、无不若列眉”。二是能够“通上下”,即起到沟通上下之情的作用。王韬认为“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壅于上闻。民情不通,即虽有水旱盗贼皆蔽于有司,莫得而知矣”。而报纸则能使“在上者知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2]188
王韬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如此。从《循环日报》的版面看,新闻占有绝对的比重。《循环日报》第一版为经济信息版,刊登当地商业行情;第二版、第三版是新闻版,列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栏目,囊括了中央政治新闻、中外重要新闻与本地新闻;第四版刊登广告。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及时,《循环日报》还采取增出“行情纸”的方法。据研究者称,《循环日报》每天都发行行情纸,以小张中国土纸印刷,版面不限,报道报纸截稿以后的消息。遇有重大事件,报纸还发行“号外”。这在当时的报刊中是一个创举。①
王韬还非常具有市场竞争意识。香港是近代外国人办报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报业一向比较发达。《循环日报》问世的时候,香港不乏在当地有影响的中文报纸,如《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等。但这些报纸一般都是外国人主办的。因此,王韬在宣传《循环日报》的时候,就大力宣传自己的报纸是“华人资本、华人操权”,并指斥那些外国人主管的中文报纸“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难免径庭。或极力铺张、尊行自负,顾往往详于中而略于外,此皆由未能合中外为一手也。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2]185以突出自己报纸的优势,期望赢得本地市场。此外,报纸创刊初期,王韬还重视广告宣传、注意争取读者等等,市场运作手法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商业报纸。可以看出,王韬的报刊活动较多地吸取了西方报业的元素,近代报业意识比较突出。
从立言姿态上看,王韬的言论表现出更多的传统知识分子“处江湖之远”而代君分忧的状态。
王韬言论的立场首先与他对变法的认识相关。王韬主张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变法。他的变法主张,更多的是在为统治者改良政治制度出谋划策。所以王韬关于变法的言论,其诉求对象是当政者。而王韬“处江湖之远”的边缘身份也影响到他的言说方式。他的言说,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民间知识分子向当政者的谏言。
从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看,无论是他的“原论”五篇,还是“变法”“变法自强”系列、“重民”系列,都是在向当政者指出改革路径,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法。其中对于当政者的尊崇和拥护也十分明确。例如《变法》上中下三篇,在分析了当前的国际情势后,提出变法的主张,并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认为变法之道在取士之法、练兵之法、学校之虚文、律例之繁文,“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由上,而与民渐渍于无形,转移于不觉”,即认为当政者才是变法的真正掌控者。在《原才》中,文章开头便直言:“天下非无人才,患在取士之法未善,用才之志不专;又患在上之人不能灼知真才。”《原士》中则说:“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其他类似于“治天下者”当如何、“欲得民心”当如何、“天下何以治”、“天下何以乱”之类的文句,在王韬的文章中更是随处可拾。替在上者分忧与出谋划策,是王韬言论在立言姿态上的突出特点。
在言说方式上,王韬的文章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策论的一些风格,每一篇文章都不长,一般一事一议,行文比较简练,先立题后分析。持论态度平和、中肯,有浓厚的说理色彩。这也使得他的报刊政论和后来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有较大差别。
“持清议”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梦想。当这个梦想与近代报刊结合的时候,其潜力是巨大的。王韬这里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了一个头。正如王韬自己后来跟朋友表白的,他办《循环日报》的目的是借“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3]总之,王韬的报刊政论以商业运作为基础,以清议为目的,以言论为灵魂,表现出了一个“谏言者”的姿态。可以说是开了近代报刊“商业经营,文人论政”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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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二、启蒙:政治家的使命
在王韬这批先期觉醒的改革者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开始了集体的时代性的觉醒。“当清季知识分子自我感悟到醒觉的精神状态之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努力趋向,就是热切的要唤醒全国同胞。很自然的他们就担当了先知先觉者的身份”。[4]清末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突出体现在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中。
“公车上书”后,梁启超等人开始了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办报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梁启超最初的办报目的,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是“合大群”。随着政治运动的推进,办报目的渐渐由“合群”转向“启蒙”。
从社会身份看,这时的梁启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介书生,而是政治运动的倡导者、社会思想的启蒙者。在他身上,办报活动与政治活动是合二为一的。这使得梁启超的报业意识中带上了浓厚的政治家的使命感。他和他的同仁们以“先知”自喻,希望通过报刊达到“觉后”、“新民”的目的。这样的身份和角色使梁启超的报刊论政活动特色鲜明。从刊物运作看,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以团体为依托,市场色彩淡化。从刊物的形态上看,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以期刊为主,新闻报道淡化。
梁启超此期的报刊活动基本上都是以组织形式为背景的。最早的《万国公报》是康有为出资、领导创办的,梁启超与麦孟华等康门弟子参与。几个月之后,维新派在京师成立强学会,《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成为该会机关报。让梁启超名声大振的《时务报》,也是由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组织创办的。戊戌变法之后,康、梁流亡日本,组建保皇会,卓有影响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实际上均为机关报。
报刊活动的组织特色还表现在刊物的资金来源上。筹款是梁启超报刊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从《时务报》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刊物的主要款项来源分别有强学会的余款(为张之洞等官员的资助)、华侨的资助、保皇会的经费等。虽然报刊经营的问题随着梁启超报刊活动的开展逐渐受到重视,但是总体看,并没有成为左右梁启超报刊理念的因素。他在强调办刊标准的时候,仍然把“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放在首位,认为取媚于市场不是好的宗旨,体现出政治家的使命感。[5]476
变法改良的政治需要,也使得梁启超更加重视民智的开发。梁启超与同时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兴民权必须开民智,改造国民为改革政治的前提。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就强调“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更为深切地认识到,在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关系上,必先新民再变法。变法也不能寄希望于少数君相的贤明,而要靠国民的普遍觉悟,因此一再强调“新民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当然需要导师式的引导和灌输,这使得以言论性文字见长的期刊成为梁启超报刊活动的首选。
实际上,梁启超主持的最有影响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都是刊期较长的旬刊或半月刊。早在《时务报》创刊的时候,梁启超就坚持把刊物办成以言论为主的旬刊,但是由于汪康年的坚持,该报在内容上还是以译报为主,同时开辟言论专栏。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论说性的文字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以《新民丛报》为例,该刊以“新民”为宗旨,更强调“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广设各类教育栏目,如“史传、政治、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小说、名家谈丛”等等,新闻类的栏目只有“中国近事”、“海外汇报”两种。期刊成为一个灌输各类新知识的学校,而新闻色彩越来越淡。
从言论态度和立场看,梁启超更多地体现出政治家的启蒙姿态,面对的群体呈逐渐下移的趋势。
应该说,梁启超立言的对象前后是有所不同的,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前者强调的“开民智”,实际上更多地面对官宦群体,“启官智”的色彩较浓;后者则更多地面对民众,“造新民”成为重要的主题。但是,总体看,其核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立足于对于人的关注和启蒙。不过,“开民智”反映了梁启超对于开发国人智力的重视,而“造新民”则上升到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重塑国民性的高度。因此,面对的群体更广泛,越来越多地面向民众,特别是青年学子。
这种启蒙的意识,带来梁启超报刊政论的独特风格。就言论内容上看,梁启超的文章已经不是王韬那种较为单一地提供改革方法的风格,而是更多地阐述道理。这种特点在他早期宣传变法改良思想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表现。如他的《变法通议》,文章从历史发展、世界变化的视野进行阐述分析,强调“变”是自然之道、治国之道,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文章常常以辩驳的形式展开说理,甚至直接出现对话的形式,如“难者曰……释之曰……”洋洋洒洒,长篇铺陈。与王韬的《变法》一文较多地提供方法相比,梁氏文章显然说理色彩更为突出。
其后,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梁启超改革思想的变化,梁启超言论中的启蒙色彩越来越强烈。以《新民丛报》为标志,以《新民说》为代表,梁启超的启蒙宣传达到高峰,其启蒙思想的影响也在这个时期达到顶点。
言论思想的启蒙色彩以及诉求对象的下移,也使得梁启超的行文风格发生变化。策论的影子渐渐淡去,而阐述思想的华丽铺陈、启蒙动员的情感呼唤成为文章的主体,甚至表达新思想的各种新鲜词汇也充斥文中。他的文章因此而充满“魔力”。
就言论的影响力而言,作为政治运动的发起者和社会思想的启蒙者的梁启超,其文章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王韬。他的周围有一群人采取了和他的文风接近的写作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影响时代文风的“时务文体”。
总体看,梁启超报刊论政是以社团为依托,以言论为主导,以启蒙为指向,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启蒙姿态。其报刊活动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家办报的先声。
三、煽动:革命者的政治斗争
1903年,激进的青年学生章士钊接受《苏报》老板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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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主持该报笔政。这次报刊活动颇有意义,因为《苏报》以及随后发生的“苏报案”开启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宣传的先声。
彼时的章士钊,从社会身份看,是一个有着志士化倾向的激进青年。与同时期许多激进青年一样,他参与学潮,与章太炎、邹容等“约为兄弟,甘心狙击”,甚至直接参与刺杀活动。[6]与梁启超这样的政治改良运动的领袖角色相比,章士钊更像一个政治革命运动的马前卒。这种身份和角色,决定了章士钊的报刊活动政治鼓动色彩浓烈,报刊成为他和他的同仁手中的一个革命武器。与之前王韬、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一样,章士钊的报刊以宣传政治观点为核心。但是,他的报刊活动表现出了比王韬、梁启超更为激进的姿态。
从报纸运作看,章士钊的《苏报》呈现出不计成本追求宣传效果的姿态。
章士钊介入报刊活动也是一种积极的政治要求的促动。学潮退学回来的章士钊,曾与邹容“连床太息,深以屠门不得,无由吐纳为憾”,感叹《革命军》这样的秘密小册子宣传的效力终究有限,认为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恰在此时,《苏报》老板陈范聘请章士钊担任主笔,于是,章士钊慨然接受,[7]150-151希望借助这份报纸以“于万籁无声之中陡发此天空大震之霹雳”,“唤醒我四万万同胞以救中国”。[8]357报刊宣传的急切的功利目的在章士钊接办报刊的初期已然确立。
章士钊接办《苏报》后,立即对报纸从版面到内容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全面展开以排满为主基调的革命宣传。取向之极端、言辞之激烈,为当时国内报刊之最。[9]
这种报刊宣传手法对于报刊运营而言,显然是破坏性的。而对于这种破坏性,章士钊心里也是很明白的。据《苏报案始末记叙》记载,章士钊初进报馆时,即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当道者皆为革命党》的社论,次日陈范见后大吃一惊,跑来见章,声容惨阻,声叙《苏报》不得作如斯猖獗状,自取覆亡,要求章士钊节次缓和,归于恰当。章士钊“私念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祥;自折其志,苟为和同,不义”,因此,颇是犹豫。后幸得陈范转而支持,章士钊才得以将革命宣传进行下去。至于陈范为何突然转变要求,章士钊则“不暇深求,仅收受梦坡(陈范字)语言表面价值,遵从吾党平日隐秘计划,除吾一日一论外,凡炳麟之《驳康有为书》,及容之《革命军》,皆为之暴露无隐”。[7]15140多天后“苏报案”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报案发生时,当事人章士钊、章太炎等并不回避,章太炎、邹容甚至主动投案,刻意使得报案本身再成为一种制造革命舆论的行为。章士钊也在案件爆发后继续《苏报》的革命宣传,直至该报被停刊。
这种“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期于挽狂澜而东之,合心力于一响,从而收得风起云涌、促成革命之效”[7]150的宣传手法,《苏报》是开了一个头,其后革命派报刊的宣传中并不鲜见。
随着读者对象的下移,《苏报》的言论风格更为激进,煽动性成为主基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已经确立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新式的民主政体的意识,政治活动便带有了巨大的革命性。早期知识分子政治理想的诉求对象,在他们这里已经变成了需要打击的对象。而革命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学生、新军、市民等较为下层的社会群体成为报纸言论的诉求对象,言论风格因此发生较大变化。《苏报》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从《苏报》所刊登的言论看,严谨中和的策论、华彩铺陈的说理都没有了,只留下急促的政治策动。“革命”、“杀人”等成为言论的主题。“苏报案”中被清政府在法庭上直接指控的文章就有《康有为》、《客民篇》、《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贺满洲人》、《杀人主义》、《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同时,文风极其尖锐。如1903年6月22日的《杀人主义》,极力宣扬革命、杀人带来的快感:“物各有主,冤各有头……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
章士钊此时的言论也是如此。文章并没有多少系统或深奥的道理,但指向明确,即要求推翻清政府;言论风格激越,富有煽动性。例如他的《读〈革命军〉》,公然提出国民乡谚“见满人者,无不呼为‘鞑子’,与呼西洋人为‘鬼子’者同”,然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因此,“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10]《驳〈革命军驳议〉》则以“汉种之中一汉种”为笔名,倡言“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智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实行其共和主义之策略”,“无量头颅无量血,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11]
有学者总结这时期章士钊言论的特点是:“言辞的极端,情绪的激烈,取向极端。”[12]实际上,章太炎、邹容、张继此时均是如此。
章士钊的报刊活动不但加强了言论的煽动性,也强化了新闻报道的政治功能色彩,新闻报道的政治功能性作用初步得到显现。
与梁启超报刊活动新闻地位的淡化不同,章士钊此期的报刊活动很注意发挥新闻报道的动员、煽动作用。在新闻栏目的编排上,章士钊突出带有政治鼓动色彩的新闻。如6月2日(接办报纸几天后),《苏报》刊登《本报大注意》,宣布将“学界风潮”栏移至头版论说之后。6月3日,《苏报》再刊登《本报大沙汰》启事,宣布减少“琐屑新闻”,加强“时事要闻”,并增设《特别要闻》栏。
在新闻的选择上也是如此。典型的案例如6月5日,《特别要闻》栏刊登了《蔡钧致端方电》、《密谕严拿留学生》两则消息,《电》文说东京留学生结为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密谕》则称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托于拒俄以谋革命,朝廷不妄为姑息,“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报纸还以言论相配合,起到造成声势、影响舆论的效果,在内地引起较大反响。这两则消息中的密谕后成为一段公案,清政府方面在“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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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指控《苏报》“故意捏造,意在愤激谋乱,群与国家为难”;而章士钊则解释是“从苏报馆主人之密友钞来”,而“其友乃以侦探手段得之”,故“字句或有与原文差错处”,但大意是不错的。[8]368-371[13]无论真伪,这则公案中《苏报》在新闻选择上的政治鼓动色彩清晰可见。
这样,从言论的煽动到新闻报道的鼓动,《苏报》成为一个“善造风潮之报”。[8]357
总之,章士钊的报刊活动以革命为出发点和目标,报刊宣传上“放言革命,自甘灭亡”,[7]151表现出一种革命者的志士姿态。
四、清末政治运动与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演进
从王韬开始,具有改良意识的知识分子涉足近代报刊,直到中华民国成立,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同,在报刊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论政姿态也明显不同。上述三种类型的报刊论政活动中,其主持人分别呈现出谏言者、启蒙者、革命者三种论政姿态。这三种姿态的呈现,不但显示了清末政治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认同,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清末知识分子报刊参与或引领政治运动的逐步深入的走向。如果将上述三种形态的报刊论政活动放入近代政治运动的历史坐标中,我们能发现,它们恰恰对应了清末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改革的三个阶段,即由早期的呼吁改良到中期的维新变法政治运动再到后期的辛亥革命政治斗争。知识分子通过报刊介入政治领域这个不断深化的进程从而得以展现。
在尊王的前提下改良,是王韬和后来的梁启超相似的地方。但是,王韬那个时期,尚没有知识分子政治活动的组织形态,实际上,王韬的报刊活动也是比较纯粹的个体行为,同样是尊王,但王韬缺少了梁启超背后来自权力中心和社会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他只能是一个“处江湖之远”的谏言者。因此,他的报刊活动中没有维新派那样的明显的组织使命和政治动员对象。在没有组织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生存是王韬的报业活动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地处香港一隅的王韬,报刊活动也是他个人赖以生存的职业。甚至于,在改革理论上,王韬重商的思想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都决定了王韬的报业的运作模式有着明显的市场层面的考量。而这些是后来急切进入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报刊活动中无暇顾及的。
如此,王韬造就了与后来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均为不同的报刊论政模式:直接面向经济市场,在市场中求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同时,借助这个市场化的报纸发表自己改革社会的主张。从其宗旨、形态、运作等诸多方面考量,《循环日报》这种论政模式与后来的政论报纸显然都不相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论报刊”可以概括的。
作为“国内第一份公开宣称变法的报纸”,[14]王韬《循环日报》的成功对于后来的示范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办报“立言”的旨意。王韬之后的清末知识分子的报刊活动,可以说基本上是围绕“立言”这一核心展开的。“文人论政”在近代报刊领域由王韬发其端,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一个传统。同时,王韬对于报章文体的改革也成为近代政论文体改革的源头,其影响之深远,无论对于新闻学还是对于文学,均不可低估。
只是,王韬的论政模式却在短时期内难以复制。与他同时代的容闳等人在内地的报刊活动都非常艰难而且短促。1896年《时务报》创刊时,汪康年曾经希望把《时务报》办成与《循环日报》“争短长”的日报,但是,维新派当时的政治任务和梁启超的政治要求都决定了《时务报》无法复制《循环日报》。两年后汪康年还是坚持出版了一份《时务日报》,但其影响更不能与《循环日报》同日而语。直到民国中后期的《大公报》,我们才能从其“商业经营,文人论政”的自诩①中看到王韬报刊运作模式的基因。
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的加剧使得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大大深化,报刊活动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由边缘状态渐渐进入社会中心,形成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表现在报刊活动上,政治动员与思想启蒙成为此后较长时期内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主基调,办报活动带上了明显的政治性和组织性。这是梁启超和章士钊报刊活动相互接近而与王韬报刊活动有较大差异的地方。
但是,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两种不同政治进程之中的知识分子报刊论政也呈现出同中之异,政治动员与思想启蒙显得各有侧重。总体看,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报刊活动启蒙色彩较浓,而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报刊活动政治动员色彩更重。
作为维新改良活动的倡导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动员要求应该也是迫切的,但是,这个时期的《时务报》却没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这一方面是由于维新变法处于清末知识分子政治运动的前期,改良性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宣传重于政治鼓动,“开官智”还是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主持《时务报》时期,报刊活动的决定权显然受到有张之洞背后支持的汪康年的限制,梁启超没有更多的表现机会。而匆匆的“百日维新”结束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已然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中民众思想启蒙的重要性。所以清末梁启超的报刊论政从始至终均表现出浓厚的启蒙色彩,只不过随着运动的变化,他的启蒙对象从早期的“开官智”发展到后来的“造新民”了。《新民丛报》成为他的政治思想在报刊活动中最完美的诠释。遗憾的是,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启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他在与新兴的革命思想的交锋中落败,最后草草收场。
但是,梁启超报刊活动的代表性与影响却是明显而巨大的。就办报主题而言,启蒙成为梁启超同时期和此后相
411①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总编辑张季鸾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说“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
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当长的时间内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一个重心,甚至革命派早期的报刊活动也有着明显的启蒙意识。就报刊形态而言,无论是《时务报》还是《新民丛报》,均是一纸既出,仿效者众。《时务报》出版“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唯
恐其不肖者然”。[5]477-478以至于当维新运动引发的中国人
第一次报刊热潮出现的时候,这类以言论为主、以“报”命名的期刊成为风尚,出现如《知新报》、《广仁报》、《湘学报》、《经世报》等等一批同道者或者仿效者。稍后的《新民丛报》甚至影响到早期海外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有研究者指出,“从1903年开始起在日本逐渐形成的留学生办刊热潮中出现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莫不受其影响”。[15]
至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时务文体”的影响,学界已有定论,此处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时务文体”并不是梁氏一个人的文体,而是梁启超和他周围一群人的追求。
当革命派知识分子开始执舆论之牛耳的时候,知识分子参政已经从依靠皇权推进政治理想变成动员民间力量建立新的理想的政治体制。政治运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与广度。因此,政治动员的要求极为迫切。同时,革命的紧迫性也使他们不可能承继梁氏的启蒙宣传思路,他们甚至无暇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刺杀行动、武装起义等等实际的政治斗争已经渐次展开。急剧变化的政治斗争促使报刊政治动员的强度也迅速提升。如此,便形成章士钊报刊活动鲜明的斗争风格。
可以说,章士钊开创的《苏报》这种调动一切新闻手法进行政治鼓动、不计成本追求宣传效果的战斗风格,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苏报》之后革命派报刊活动的基调,此后的《民国日日报》、《警钟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
等莫不如此,从而使得这种战斗风格成为革命派报刊与改良派报刊的区别性特征。而章士钊以及章太炎等人的这种志士化的激烈的论政模式,也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均能看到,其中最典型的如1909年至1910年于右任的“竖三
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三报放言激烈,不惧查封,前仆后继;再如1911年湖北的《大江报》,因刊登激烈革命言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引发报案,主
持人却毫不气馁,罚金不交,坐牢不惧。
①直至民国初年,《民权报》主笔戴季陶仍然公开倡扬“报馆不封门,不是好
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16]
其影响之长远十分耐
人寻味。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清末知识分子的报刊活动相当程度上与清末政治运动的进程有关,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认同有关。从上述三种报刊论政形态的演变中,我们既能从中看出近代知识分子报刊活动在政治运动裹挟之下的逐步演进,也能解读出清末知识分子通过报业活动介入政治领域、推进社会舆论、实现政治抱负的进程。可以说,清末知识分子的报刊活动与政治运动有着互为表里、相互推进的关系,政治运动借助报刊之力逐步推进,而报刊活动也在政治运动中得到发展。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近代知识分子参政与报刊活动也是相互转换、相辅相成的,知识分子借助报刊活动介入政治活动,逐步主导舆论、走向社会政治活动中心,近代报刊也因为知识分子的介入而逐步登堂入室,成为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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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张朝胜
5
11①
1911年7月,《大江报》发表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被清湖北政府查封,主编詹大悲被捕,副主编何海鸣自动投案。迫
于压力,湖北当局以轻罚800元处理,但主持者詹大悲、何海鸣均不交付,最后判处二人18个月徒刑。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第9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
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 【摘要】：本文以《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为题,从文学史的视野和小说传播的角度,以全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广的报刊——《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和《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八大报刊为中心,研究中国晚清时代外国翻译小说在报刊上呈现的面貌。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描述翻译小说在报刊中的酝酿与发展。1840—1871年之间,是我国翻译小说的第一批译介;1872年《申报》及申报馆所属刊物《瀛寰琐记》上刊载的四种翻译小说,是报刊登载翻译小说的大胆尝试。1891—1902年《万国公报》、《时务报》、《清议报》、《励学译编》等报刊先后刊载了侦探小说、政治小说、写情小说等翻译小说类型,将翻译小说推向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第二章分析1902—1911年间报刊翻译小说繁荣期的概况。详细描述四大小说杂志和四大报纸的创办和翻译小说、《新新小说》等其他刊物的小说翻译情况。1907年后翻译小说在报刊上的刊载情况出现了较大的调整,而小说界对小说翻译活动的关注却并没有减少,引发了小说理论家的激烈讨论。第三章深入探讨报刊翻译小说的译者群体,详论晚清报刊小说翻译者的小说观念、翻译理论和主要采取的翻译策略,划分报刊翻译小说译者类型,描述他们的外语背景、翻译活动以及各自的翻译特点和对小说翻译的贡献;讨论译者群体和组织的翻译活动,如译书交通公会对翻译活动的组织与规范等等。第四章探讨报刊翻译小说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特征。包括报刊翻译小说的来源,栏目归
属和类型标示,报刊上主要出现的题材类型;报刊翻译小说形式的特征,如以短篇为主的翻译小说文体、以文言为主的翻译语言、逐渐增多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和在报刊上呈现的刊载形态。第五章着重讨论报刊翻译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报刊对翻译小说慎重选择,翻译小说出版商和翻译者更极为重视翻译小说的营销策略。结论部分总结归纳报刊翻译小说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的影响,对于国民小说观念的冲击,以及对本土小说创作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意义。【关键词】：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8 【分类号】：I207.42 【目录】：摘要5-6ABSTRACT6-8导论8-20一、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的兴盛和研究意义8-10二、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的研究历史和现状10-15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15-20第一章报刊翻译小说萌芽与发展(1840-1902)20-43第一节报刊翻译小说的酝酿20-22第二节报刊翻译小说的萌芽22-32第三节报刊翻译小说的发展32-43第二章繁荣期的报刊翻译小说概况——八大报刊的翻译小说(1902-1911)43-80第一节《新小说》等四大小说杂志的翻译小说44-58第二节《时报》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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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广告词集锦（完整版） （注：有的可能已经变化） 金陵晚报：让阅读成为享受 江苏商报：我们，与众不同 现代快报：讲真话办实事树正气 江南时报：新新闻新生活 南京晨报：影响创造价值 服务导报：帮您翻阅天下传媒 东方早报：影响力至上 羊城晚报：真知影响人生 解放日报：了解上海的第一选择 新闻晨报：新闻力量优化生活 北京青年报：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 北京娱乐信报：新闻一条是一条 北京晚报：晚报不晚报 北京晨报：报道昨天，服务今天，建议明天 京华时报：北京人的都市报 武汉晨报：关注民生，反映社情，坚守主义，满足需求 鲁中晨报：让我们一起过好日子 齐鲁晚报：翻开齐鲁晚报，开始精彩每一天 法制文萃报：好人得好报 海南日报：每一天自然清新 21世纪经济报道：新闻创造价值 经济观察报：理性、建设性 大河报：关切民生，倡导时尚，贴近生活，服务大众 华商报：每天第一眼 广州日报：追求最出色的新闻 每日新报：报纸还是新的好，报纸还是早的好，新闻早知道 环球时报：和您一起看世界 世界新闻报：读《世界新闻报》天下大事都知道 21世纪人才报：面向现代企业、高校和白领阶层的新锐人力资源媒体南京晨报：影响创造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报 书城：再现文字之美 城市画报：新生活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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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培训班学习心得体会
深圳市“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培训班学 习心得体会 【内容摘要】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有幸参加在深圳市举办的“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培训班学习，通过学习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受到了启发， 一、深圳产城融合的先进经验， （一）逐步实现了全城一体化发展， （二）产业高度聚集，行业领军企业众多， （三）交通、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逐步趋于完善， 二、我区目前产城融合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工业园区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员工不满，人才难留，（二）交通不便，无休闲场地， （三）企业有心办社会，但政策、资金方面有困难， （四）规划设计、产业布局不合理， （五）园区建设方面存在重建设轻管理， 三、做好我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招商工作要加大力度，做到招大引强， （二）调整园区规划设计，推进产城融合， （三）完善园区交通设施，方便工业园区来往市区。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有幸参加在深圳市举办的“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培训班学习，通过学习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受到了启发。在培训期间，听取了《产城融合的规划与实践》及《新经济形态下的产城融合发展战略》等讲座，参观了前海自贸区、深圳科技园、比亚迪公司、天安云谷等地方和企业，深刻的感受到了深圳这座城市在产城融合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圳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座小渔村，用30多年的发展，如今成为了一座领跑全国的现代化大都市，其中有非常多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开发区去学习借鉴。人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会选择到深圳发展？这里面除了深圳包容开放的环境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圳成功实现了产城融合，将各种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融为了一体，拥有大量优秀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每个来到深圳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充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深圳产城融合的先进经验 （一）逐步实现了全城一体化发展。熟悉深圳的人知道，以前的深圳分为关内和关外，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属于经济特区，俗称“关内”，约占深圳面积的四分之一，宝安和龙岗两个区不属于经济特区，俗称“关外”，约占深圳面积的四分之三。从关外进入关内要通过海关检查站，直观的感受就是关外遍地是工厂，治安也比较差，城市建设也比较落后，关内遍地高楼大厦，秩序井然，环境优美。除了地理上的明显界限外，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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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近现代报刊索引 编制说明： 本索引是试图将本论坛出现之中国近现代报刊电子书加以汇总，期待做得更加专业一些，为报刊研究者提供帮助。这项工程需要多人合作，期待更多同行加入，未来目标是申请独立的版块。最后谢谢各位朋友的鼓励！ 1、晚清民国部分的索引共48条：在 7 楼 2、49年后的索引（包括台湾）共计41条：在 8 楼 3、补充部分：4楼 4、redyoung君提供的：5楼 本索引根据国学数典论坛中各个板块所见中国近现代报刊加以整理。可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只是锦上添花，使各位前辈的工作价值得以彰显。 下面为有志于进行中国近现代报刊电子稿上传工作的朋友，提供一些帮助信息。 1、国家图书馆的数字期刊 2、中美百万图书计划。由浙江大学图书馆负责开发的数字化图书计划，有加盟的高校图书馆可以下载DJVU格式的民国期刊。 3、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全六册)，编者：上海图书馆编，年代：1965～1981 https://www.360docs.net/doc/d212364660.html,/viewthread.php?tid=77619&extra=page%3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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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律 基本内容一、清末修律的特点与影响(一)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统治者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于20世纪初十年间， 逐渐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修改与变革。我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活动称为清末修律。它的主要特点有：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因此，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内容，即成为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一方面，坚行君主专制体制及封建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订的法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引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内容与先进的近现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在这些新的法律法规之中。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清末修律改变了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它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二)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影响清末的大规模修律活动，虽然在主观上讲是一种被动的、被迫进行的立法活动，修律本身也存在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末修律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规的出现，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传统格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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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四大阵痛和六大新机遇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四大阵痛和六大新机遇 BWCHINESE中文网讯，中国经济好不好，其实就是生产效率提升速度大不大。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带来深刻的变化，既带来新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机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表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4个方面的阵痛：首先，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 其次，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再次，房地产调整阵痛；最后是环境的要求，环境要“去污染化”。 经济转型中的四大阵痛决定了我国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将迎来更多新机遇，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 第一是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和城市群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 据统计，我国现有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
到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量的82％和92％。如今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些都与城市群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 城市群今后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平台，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更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的竞争不仅是产业的竞争，更是城市群的竞争。 第二是经济服务化。 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将大幅上升，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经济服务化的新常态将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机遇。应努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养老、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物流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动态。 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合力，提高民间投资参与的范围和比重，共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与质量。 第三是发展低碳化。 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者环保意
晚清时期的科举试题
晚清时期的科举试题由惠安一中发表在虎扑篮球·步行街 https://www.360docs.net/doc/d212364660.html,/bxj 第一场，史论5篇：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 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殿试策问 五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于保和殿。制曰： 朕诞膺大宝，今三十年，仰承列圣之诒谋，恪秉慈闱之懿训，宵旰忧勤，无时不以民事艰难为念。本年恭值皇太后七旬万寿，庆榜特开，冀求时彦，集思广益，以沃朕心。尔多士其扬榷陈之：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虽深居九重，而虑周亿兆，民间疾苦，惟守令之最真。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无殊。而循良之绩，今不如古，粉饰欺蔽之习，何以杜之？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闻见，陶成之责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庸法以振策之。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犹有周官遗意，其法尚可行否？三代之制，寓兵于农，自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岂因时而变，各得其宜欤？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三者各随其地之所宜，盍析言之？唐初臵府兵，中叶府兵制坏，专用征兵，能详陈其得失利弊欤？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最为深切著明。能以今日情势互证之欤？兵强于学，学兴于教，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师人长技，可不深究其原欤？《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注云：“式谓用财之节度，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与各国之豫算、决算有异同否？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
读 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
读《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 第一次翻开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便是目录。没有想象中的按年代或者事件 分章节，而是以三个不同的角度（清政府，外报刊，本土意见领袖），将内容 层次分清楚。让我们这些对新闻史了解不多的学生，也能大体知道书中所叙重点。 晚清时期，很多报刊的意义仍停留在古代阶段，不但没有采访权，而且出 版内容严格受制约，报纸只是舆论控制的工具。与此同时，信息的传播急需另 外一种途径，小报应运而生，担起信息传播的重任。只是作为民间舆论的载体，代表民间声音，其盛行必然不利于朝廷舆论控制，因此遭受多次打击。纵观各 朝小报，政治的声音有，但娱乐的信息似乎更多，清末小报就是沿着娱乐化趋 向发展了一段时间。 小报如此，而官报依旧引导社会舆论导向。创办官报，抵制民间报刊，钳 制舆论，是内廷与外朝的共识。不管是意在“通上下”，消除社会分层间隔阂 的《北洋官报》，还是前部分传达官方意思，后部分传播经世致用之学的《南 洋官报》，都在舆论控制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创办近代报业，晚清报刊原本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由于报纸发行量有限，影响不大，而且外报占大多数，清政府对此采取了 听之任之的态度，干预甚少。维新变法时期，大量政论报刊的涌现引起了清政 府对于报刊功能和作用的重视。从鸦片战争到维新变法，晚清报刊依附清廷， 洋务或维新派，西方列强。其中维新运动引发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影
响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只是维新人物所办的报刊，多属民间经营性质，着力维新舆论合法性建构，兴衰成败多与维新变法相始终。 说到报刊，不得不提的便是在民众思想启蒙上，功不可没的外刊。出于兴趣，我先看了第一编和第三编，然后回头翻起第二编----外报刊与晚清舆论，之所以选择最后再看，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外刊价值取向跟新闻相差甚远，宗教性的报刊基本都以给人洗脑为主，商业性的报刊目的则在于盈利.在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时候，再加上精神侵蚀，未免太过于残酷。 看完第二编才发现，外刊在中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其中不少是有利的。例如启蒙思想，打破中国人的传统守旧观念。传播知识，客观上有利于国人对世界图景的认知。提供借鉴，启迪中国人学习其办报手法，准备物质基础，加速中国人自己开办报刊的步伐。所以说，评价需要从两方面进行，不能凭个人想象去断定事物好坏。 总体来说，王老师的《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目前我只读了一遍，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远远不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依据史料读懂，很多地方的论点可以用心去记。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些刚踏上新闻路的学生，要做的要学的还有很多。以无知做借口，实在过于可笑了。当一位新闻工作者完全不知道本行业的历史，也许就不知道什么是新闻，也不会抓新闻。这些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金子，正等待着我们去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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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2018届高三第一次模拟试卷文综地理试题打印
湖南省长沙市2018届高三第一次模拟试卷文综地理试题 第I卷（选择题） 一、选择题 据英国BBC报道，国际上有不少科学家声称，在新西兰周围发现了一块名为“西兰洲”的新大陆，可能将成为世界第八大洲。科研人员说，这个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大洲94％的面积浸没在浅海大陆架，地表起伏大．只有几个地区露出海面，包括大家熟知的新西兰。据此回答下列各题。1．新西兰位于 ①印度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②太平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交界处③生长边界①消亡边界 A. ①③ B. ①① C. ②③ D. ②④2．地球岩石圈是由不同板块组成的，板块可分为大陆板块和大洋板块。下列地区所在板块与“西兰洲”属于同一类型的是 ①日本海②苏门答腊岛③冰岛④夏威夷群岛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下图为2014年我国住宅价格等级分布金字塔图。据此完成下列各题。 3．平均每个行政区承载人口最多的是 A. 极高房价区Ⅰ B. 极高房价区Ⅱ C. 低房价区 D. 中低房价区4．关于现阶段我国城市人日迁移的方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极高房价区Ⅰ人口外迁 B. 极高房价区Ⅱ人口外迁 C. 低房价区人口大量迁人 D. 中低房价区人口迁往高房价区 5．下列产业．受极高房价影响最大的是 A. 金融业 B. 种植业 C. 高新技术产业 D. 制造业 回答下列各题。,读甲、乙两个城市气候资料图
6．甲、乙两城市分别是 A. 温哥华（加拿大）、卡萨布兰卡（摩洛哥） B. 雷克雅未克（冰岛）、利马（秘鲁） C. 雷克雅未克（冰岛）、卡萨布兰卡（摩洛哥） D. 温哥华（加拿大）、利马（秘兽）7．甲、乙两城市附近流经的洋流分别是 A. 北大西洋暖流、加那利寒流 B. 阿拉斯加暖流、秘鲁寒流 C. 墨西哥湾暖流、本格拉寒流 D. 北太平洋暖流、加利福尼亚寒流 下表为各洲1985年实际和2025年预测的用水情形，其中D代表生活、工业和农业用水的总需求量，Q代表河流径流量，两者的比率为D/Q．而△D/Q是2025年减去1985年D/Q的差值。其中模式一代表只考虑气候变迁．用水需求维持不变；模式二代表只考虑用水需求的变化,气候维持不变；模式三代表气候与用水需求均改变。读表回答下列各题。 8．根据上表，1985年缺水压力最小的大洲是 A. 欧洲 B. 非洲 C. 北美洲 D. 南美洲9．根据表中三种不同预测模式的结果，下列推论成立的是 A. 依据模式一,用水需求维持不变时，2025年南美洲缺水压力最大 B. 依据模式二,气候条件不变时．大洋洲用水需求量将增加最少 C. 依据模式三,气候与用水需求均改变．南美洲用水需求量将增加最多 D. 依据三个模式，气候变迁比用水需求增加更加剧缺水危机
第二章 中国近现代编辑与出版
第二章中国近现代编辑与出版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逐渐为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不断侵入和中西文化的冲突尖锐，也给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编辑出版业无论是内容或形式上都发生着从古代编辑出版模式向现代编辑出版模式的转变，中国编辑出版业进入了近代变革时期。 第一节近代中国编辑出版业 一、近代印刷业的发展 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也是中国编辑出版从传统方式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在编辑出版活动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和运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德国金匠美因斯·J·谷腾堡在1440——1450年间发明了铸字盒、冲压字模、铅合金活字、木制印刷机和印刷油墨等印刷必备的工具和工艺，使活版印刷成为一门成熟的技术,还用压印原理制成木质印刷机来代替手工的印刷。 谷腾堡印刷术从1463年起开始先后传入意大利、法国、英国，在欧洲掀起了印刷业高峰。至1500年，欧洲已有250多个城镇开设了活版印刷所。仅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共出版了4万多种共9百多万册图书，而之前全欧洲手抄本图书还不到1万册。 真正使编辑出版业发生根本改变的则是19世纪初开始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滚筒式印刷机的出现.使编辑出版的功效比以往人力印刷机得以成十倍的提高. 在我国，滚筒式印刷机的传入是1844年，当时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在澳门设立了我国第一家活字印刷厂“花华印刷房”。这标志着我国机械出版印刷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可以说，编辑出版现代化进程的开始，就是以工业革命即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运动的启动为前提的。正是蒸汽机的发明及其运用于工业生产中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才为编辑出版现代化准备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为具有现代特征的专门编辑出版机构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一）机械化印刷术的传入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凸版印刷机开始传入中国。 凸版印刷是指使用凸版即图文部分凸起的印版进行印刷的技术，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及各类活字印刷都属于凸版印刷。西方近代机械化印刷主要也是建立在铅活字排版基础上的凸版印刷。 除了凸版印刷外，平版印刷技术也开始传入中国。 平版印刷与凸版印刷的区别，在于它使用的是平版，即印刷的图文部分和非图文部分几乎处于一个水平面上，肉眼很难区分。印刷时，利用油、水相斥的原理，使图文部分抗水亲油而着墨，非图文部分抗油亲水而排墨，通过压印，将图文部分的油墨转印到印刷纸上。较之于凸版印刷，其印制质量更高，而且制版费用低，还适合印制大幅面的印刷品。 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中认为，印刷术是“科学复兴的手段，是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也把印刷术同蒸汽机、电的发明视为一种革命。可见印刷术在社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西方先进机械化印刷技术的不断引进和大范围的应用，推动了中国印刷业逐渐走上现代化之路，也为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现代化准备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二）中文铅活字的研制与改进 19世纪掀起了一场汉文字研制的热潮。 1807年，马礼逊为印《圣经》研制中文铅活字。
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
〔收稿日期〕2001-06-11 〔作者简介〕姚琦(1962-),男,安徽安庆人,历史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近世史坛】 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 姚 琦 (韶关大学社会科学系,广东韶关512005) 〔关键词〕中国近代;报刊业;社会变迁 〔摘 要〕1815-1915年中国出版了近2000种中文报刊。这些报刊在内容上反映了近代中国从最初西潮东来到洋务、维新、反清革命、创建民国的全部过程。在名称上折射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社会变迁和国人对中外大势的认识。在出版地上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辐射,体现了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对中国近代报刊的宏观考察分析,可知中国近代报刊发展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基本一致,从诸多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6-0122-06 报刊是近代社会表达政治意向、传播思想文化和社会信息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1815年中国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创刊到1915年《青年杂志》出版的100年间,中国大陆和海外总共出版了近2000种中文报刊。中国近代的报刊发展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基本一致,是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和变迁的缩影。 一 尽管远在唐宋时期中国就产生了刊载 封建皇帝诏书和封建王朝法令的中国最早报刊——邸报,但严格意义上的近代中文报刊是19世纪初才出现的。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前,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南洋和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创办了60余种近代中、外文报刊,如1823年7月创刊于雅加达的《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1857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由闭关自守、愚昧自大的封建帝国遭受西方列强的冲击、侵略,初步沦为丧失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 122—
《数学文化》教材建设的实践
《数学文化》教材建设的实践 一、《数学文化》的出版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入发展，“数学文化”课程应运而生。2000年前后，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编写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之《数学文化》（张楚廷著）、北京大学数学素质教育课读本《数学的源与流》（张顺燕编著）等先后出版，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加入到数学文化类课程的组织实施和建设中。2003年，在参与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制订过程中，我们开始关注数学文化类课程。经过广泛调研、查阅资料，我们了解到很多高校都面临着师资队伍和适用教材匮乏等问题，还没有能够真正体现素质教育理念、提升大学生数学素养、更广泛地为广大高校借鉴选用的高水平教材。而高教社数学学科教材建设历史长、基础好，数学类专业教材在高校的认可度高、使用广泛。在以同济大学《高等数学》为代表的一批工科类基础课程教材经过数次打磨已日臻成熟、市场稳定，需要拓展新的领域以找到市场增长点的形势下，数学文化类教材正好成为一个可以开拓的新市场。 我们以教育部批准建设的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基地为重点，深入了解各校相关课程与教材的建设情况，发现南开大学顾沛教授主讲的“数学文化”课程反响很好。作为公共选修课程，南开大学从2001年开始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学生开课，以比较浅显的数学知识为载体，讲授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传播数学精神。顾沛教授是全国优秀教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他积极投身教改、热心教学，深受学生好评。2006年，数学文化课在南开大学公共选修课综合排名中名列第一；2007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名校名师名课”是“名教材”的重要基础，于是我们正式向顾沛教授约稿，着手推进《数学文化》教材的编写。 对我们提出编写出版―本高质量的《数学文化》教材的想法，作者十分赞同和支持，但作者教学与行政任务繁重，无暇整理长期积累的大量素材。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安排专人搜集相关资料供顾老师选用，大大减少了作者的工作量；因教材引用图片较多，处理不当就会涉及版权问题，所以我们与作者逐一沟通图片的选用和替代方案。最终，作者如期完成了编写任务，为确保秋季教学使用，我们放弃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书稿的编辑加工，为后续环节节省了宝贵时间。2008年6月，凝结着作者心血和出版社各部门辛勤工作的《数学文化》终于顺利出版。作者在前言中专门写道，“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正是在该基地的督促和指导下，‘数学
万条最经典广告语大全
中国最经典广告语大全 美容院广告:立即下斑,禁止痘留! 殡仪馆广告:烈火中永生! 医院广告1:分手了就别再回来找我! 医院广告2:不管你的病有多重,只要能来,包管让你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想不康复也是不行了! 公安局广告:因为我存在所以我悲哀,因为我消失所以我幸福! 服装店广告:你出钱我出血,你高兴我跳水! 理发师收徒广告:想试试让所有来找你的人都对你低头哈腰的感觉吗? 电脑专卖店广告:拥有我,你将不再是出土文物! 饭店广告:民以食为天,我们以顾客为本,顾客是我们的上帝!OH!MY GOD! 冲浪运动广告:享受高潮! 红灯区广告:我们是妓者,欢迎来搞! 七度空间卫生巾“七度空间少女列卫生巾，我的舒服我来定” 玉兰油“惊喜从肌肤开始” 诺基亚“科技以人为本”这个最经典，好像没用了 摩托罗拉“HELLO，MOTO”让人印象深刻 安尔乐卫生巾“安尔乐的保护体贴又周到” 脑白金“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多”脑白金广告尽管垃圾，但这个广告词还算经典，几乎所有看 电视的人都知道 中国联通“引领通信未来”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美特斯邦威”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可口可乐“永远的可口可乐，独一无二发味道” 肯德基“有了肯德基，生活好滋味” 中国移动“沟通不处不在” 飞亚达“一旦拥有，别无所求”新飞冰箱“新飞广告做得，不如新飞冰箱好” 奥妮洗发水“黑头发，中国货” 舒服佳“促进健康为全家” 农夫山泉“农夫山泉有点甜” 联想“世界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人头马“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 IBM“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 金利来“男人的世界” 丰田“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广告笑话一则 有个人爬墙出校被校长抓到了，校长问他：“为什么不从校门走？”他说：“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校长又问他：“这么高的墙怎么翻过去的啊？”他指了指裤子说：“李宁——一切皆有可能！”校长又问他：“翻墙是什么感觉？”他指了指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2天他从正门进学校，校长问他：“怎么不翻墙了？”他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 第3天他穿混混装，校长说他：“不能穿混混装！”他说：“穿什么就什么——森玛服饰！” 第4天他穿背心上学，校长说：“不能穿背心上学！”他说：“男人简单就好——爱蹬堡服饰！”校长说：“我要记你大过！”他说：“为什么？”校长说：“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行业广告趣味 足浴店广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当铺广告——当之无愧 颜料店广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广告| 臭豆腐摊广告——臭名远扬 除草机厂广告——寸草不留 大闸蟹店广告——横行霸道广告 五金店广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朱永新“新教育”的五大核心理念六大行动九大定律
朱永新“新教育”的五大核心理念六大行动九大定律 摩龙完小贺宏伟 五大核心理念 核心理念之一：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朱永新认为，教育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的发展空间。要关注学生和教师、校长、家长以及社会上所有人的发展。新教育实验的目标是"追求理想，超越自我"。他认为，参加新教育实验的所有学校的教师都应该有自己的梦，都应该给自己一种挑战自我的勇气，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新教育实验的价值取向是"行动"，只要行动，就有收获。 核心理念之二：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朱永新说，目前以成败论英雄、以金牌论英雄、以升学多少论英雄的观点是错误的。新教育实验行动方案的关键是，教一些学生一辈子真正有用的东西。朱永新说自己是苏州大学毕业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北大、清华的学生差。他说，他甚至可以到北大、清华去做教师、做教授。关键是怎么样让学生有一个真正辉煌的明天，而不仅仅是辉煌的今天。 核心理念之三：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朱永新对精神的作用高度重视，甚至有点儿夸大。他认为，死人与活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死人的精神不再存在了。他说，有的人虽然活着，但精神不行，生不如死，与死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正应了诗人臧克家的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诗人虽然另有寓意，但朱永新却借此说明精神的重要性。重视精神，就要让人们不断地感受成功，从而不断地相信自我，不断地挑战自我，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 核心理念之四：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朱永新说，特色并不意味着圆满，但特色就是卓越。企业如此，学校如此，凡事莫不如此。去年美国的《时代周刊》评选了世界上九大新兴科技城市，苏州是唯一入选的亚洲城市。那么，能说苏州就是亚洲最好的城市吗？当然不能。但苏州有它的特色，它是一个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得非常完美的城市，它有一体两翼的城市格局，又有2500多年的文化底蕴，是外商投资的聚集地。学校也是这样，没有自己的特色，是谈不上辉煌的。 核心理念之五：让师生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朱永新认为，如果说当今的教育对人的问题已经开始关注的话，那么，真正对于人类的问题，对于人类的命运，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延续，对于文明的进程，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文明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代教育者的手里走向衰落。我们经常说文化的发展是人类发展和延续的根基。要想让我们的孩子、教师能够真正地融入社会，真正地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正义感，就要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他认为，阅读中外名着是对话的最好途径之一。 在潜能开发中体验"高峰" 朱永新说，长久的社会暗示，自然形成一种评价定势。你想激励一个学生，就不断地对他说"你行你行你真行"，这样，再差的学生也会逐渐变得越来越行；你想毁灭一个学生，就不断地说他"不行不行你真笨"，这样，再行的学生也会变得越来越笨。可见，只有自信，才能使学生的潜能充分开发，才华得到充分展示，从而获取"高峰体验"。所以，教师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启动学生的心理自信系统，让学生在自信中不断地追求成功，设计成功，撞击成功。一个停止撞击成功的学生，就意味着对自己失去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