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释法香港的真正用意
人大释法香港的真正用意
按照既定议程，人大于11月7日通过了对《基本法》104条的解释。由于人大的主动释法，香港新一届立法会的两位当选年轻议员，已经被剥夺成为正式议员的可能。而且从人大公开的释法内容来看，是非常克制的，也是合适、合理的。克制的背后，亦不乏趋于强硬的信号。虽然不同的争议会在香港持续，但对中国而言它们显然不能再容忍底线一再被突破，在“一国”问题上必须全面收紧，不会再给激进分
离势力任何空间。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港独”的本质是分裂国家，严重违反“一国两制”
方针，严重违反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严重违反香港特区有关法律。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和打击，将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危及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高度关注“港独”势力对国家和香港带来的巨大危害，在依法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香港特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央的态度是坚定和明确的，绝不含糊，绝不手软。也有信息表明，在“两制”事宜上，北京将借此加速推动香港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的改革，回应香港民众的声音。而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习近平之前所强调的“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在世界上，几乎很难看到具有议事或立法性质的议会中，会有议员公开侮辱自己的国家与民
众，这与宣判自己的政治死刑无异。香港“青年新政”侯任议
员梁松恒和游蕙祯匪夷所思的在立法会宣誓仪式上公开倡
导“港独”，乃至公然辱国侮民，为他们的任性与激进付出了
代价。当然，这也为选举他们的选民带来尴尬，在辱国侮民的同时，也侮辱了自己。人大的主动释法固然在法律与程序上符合香港回归大陆时所制定的《基本法》原则，也有广泛的民意。但依旧有不少港人希望在本港法律判决后再视情况请求人大释法。在他们看来，因为事件正是在法律的平台上发生，处理不好，会让政治和法治的代价更高。如果人大不主动释法，而由香港法庭和政府剥夺这两位当选议员的资格，这才是上策。在中国看来，上述理解也并无不妥，主动释法与被请求释法是其中最大的区别。但人大这次罕见动作直
接对准的，不仅仅是这两位任性的年轻人，而是在香港年轻一代中正在逐步形成小气候的“港独”团体与激进势力。换言之，人大直接释法，更为实质性的目的在于意志和底线的宣誓，如果姑息、纵容下去，“港独”只会越来越猖狂。鉴于此，北京亟需向公众表明自身坚决反对“港独”的立场和决心，划
清坚决不容触碰的底线和红线，同时要以坚定的手腕清除港独纷争。确保在“一国”的底线与基础上，对香港出现的问题
展开全面的讨论与协商。据了解，就在这两位年轻人主动挑起这场宣誓风波之时，北京还在观察评估这些当选的有独立倾向的年轻议员会给香港立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青年新政
的两位当选议员甚至一度被认为可能不是过度激进的，是可以商量的。但恰恰是这两位议员在宣誓中的激烈表现，让北京意识到港独与激进存在失控的现实性，就已经下定决心清理这些激进势力，否则会让这些人绑架香港的整体利益，阻碍中央对香港进行的后续改革。在10月底结束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上，北京又对香港下一步的改革与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无论人大主动释法以及后续的改革带来的临时性的困难，都要按照习近平之前“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的要求加快推进。这就涉及到《基本法》可能的修改，“一国两制”内涵的完善与补充，香港政
制本身的调整，中国涉港工作与机构的改革，香港经济发展的资源重新调配与总体指导，等等。最近几年所爆发的各类争议与乱局，很多人都在追问香港究竟怎么了？实际上，今天的香港社会产生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及社会发展遇
到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困难。无论在香港政改方面的激烈争执，还是经济、民生层面发生的问题等，都反映了港人在看不到希望、缺乏“社会上升阶梯”，面对这种危机时缺乏“破局”的门路，从而萌生恐惧和极端思维并不意外。对香港问题有切身了解的人士表示，香港产生目前的结构性困难，主要的背景是全球地缘政治改变与中国自身进行的新一轮大改革中发
生的历史阶段性范式转换的社会变迁。中国之前的经济强劲与持续的发展所带来的虹吸效应，让香港等周边国家与地区
不得不吸附在中国周围。这让香港等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与信念正在承受着直接的冲击，毕竟到现在为止香港都在奉行放任自由型经济发展模式。但如今香港发展的停滞与倒退，都在倒逼着反思自我的发展方式，如何调整与建立新的发展思路。当自由经济开始发生系统性的结构问题时，香港也在承担这类“灾难”，却从内心中又不愿意承认产生这种问题的
直接原因。香港面对当前的经济、民生困局，香港社会求变的心态自然也“被迫”将焦点放在政治上，陷入泛意识形态的
争拗中，这在相当程度上被激进势力所“劫持”，并借助这种
争拗“水涨船高”；同时，这也在警示北京要彻底反思对香港
的管制方法与策略，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内涵。否则中央政府难以摆脱成为香港经济泡沫化、民生矛盾的聚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