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汉语中的合叙与铜器铭文的释读

先秦时期汉语中的合叙与铜器铭文的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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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义海

提要合叙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的一种重要表达式。它不仅在传世书面文献中大量存在，而且在两周金文中也有所发现。对它进行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汉语修辞史的内容，而且对古文字资料的释读也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辞例释读修辞格式合叙

1引言

上古汉语中的合叙句，不仅有语言简炼、句式错综等表层效果，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而且还突出了为文个性。与此同时，它也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了不便或障碍。在汉代，合叙句式已经成为注释家解释经典

的一个内容。所以，上古汉语合叙句的整理与研究，对汉语修辞史以及上古文献的释读都有着重要意义。

2上古汉语书面文献合叙句的特点与解释原则

汉语早期书面文献中，出现了一种表达法：它把平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短语或句子中相同的语句成分加以归并，使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短语或句子在形式上变成一个短语或句子；在这个短语或句子形式中，归并而成的前后两个(或两个以上)短语，又分别对应叙述两件相关事情。今择未见时贤言及之例如下：

(1)《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孔传：“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岁则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孔疏：“‘黜陟幽明’，明者升之，暗者退之。”

(2)《尚书·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按：“合止”一句，孔传：“上下合止乐，各有。”孔疏：“合乐用，止乐用。”

(3)《尚书·康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不畏死，罔弗憝”。

按：“于”，是个并列连词。王引之《经传释词》：“于，与也，连及之词。”“杀人越于货”，就是“杀越人货”，后来凝固成“杀人越货”。

(4)《诗经·大雅·思齐》：“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誉髦

斯士。”

按：“古之人无，誉髦斯士”，俞樾指出：“承上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之人无；惟小子有造，故誉髦斯士。”

(5)《孟子·离娄》上：“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按：即“为汤驱民者桀也，为武驱民者纣也。”

(6)《吕氏春秋·乐成》：“此汤武之所以大

立功于夏商也。”

(7)《吕氏春秋·长攻》：“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遏，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

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遏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

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

(8)《吕氏春秋·音初》：“(涂山氏之)女乃作歌，歌日：‘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按：“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即“周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公取风焉，以为召南。”

(9)《吕氏春秋·自知》：“欲知平直则必准绳。”高诱注：“准平绳直也。”

以上揭诸例为代表的表述方式，导致了后人阅读的障碍。汉代的某些

注释家(如高诱)已有所察觉，他们往往在注疏中指明一个句子中分别承接的词语，以使句意更为清晰或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

运用这一表达方式组成的语句，有时候，连一些经学大师也不得其解。《汉书·纪帝纪》：“中元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便因诏书文简，以谥诔、策分承上文二事。”应劭不得其解，其解上二句，乃云：“皇帝延诸侯王宾诸侯，皆属大鸿胪，故其薨，奏其行迹，赐与谥及哀策诔文也。”“以策与谥诔连文，遂释为‘哀策’，于是上文‘列侯初封及之国’为赘文，而分承之义失矣。(俞樾等，1956：223)”

到了1920至1930年代，杨树达先生把这种行文格式作为古人用词造句的特例加以采摭，并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两词分承上下文例》中列举了十四条，逐条做了简要分析。其后，又将分承作为一种修辞格移入《中国修辞学》中，改称“合叙”。

此后，王德春、常棣、张博、王占福、张社列、王兵旭先生又先后著述，在“合叙”的类型与特点、合叙句的辨识与理解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概括起来，使用合叙格式组成的语句，具有以下四个的特点：一是句中至少有两个联合结构。二是“这些联合词组中的成分分别搭配，如果把它们扩开来重新组织，则可以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结构相似的句子。”(常棣，1988：130)三是常与“共用”辞格配套使用。四是前后两个联合结构要按语义关系分别相承，“使前后成分之间的关系一项接着一项顺次叙述出来。”(王德春，1987：124)

在上述四个特点中，前三条可以看作是“合叙”句的辨识方

法。因此，一个句子基本上满足这三条之后，便可以考虑它具有由“合叙”而来的可能性。然后用第四条进行“按语义关系分别相承”的尝试。一旦如此尝试的结果在该句所在语境中能够上下语意直贯，便意味着弄懂或基本弄懂了这个句子的意义。上举俞樾、杨树达先生纠正前人的误解便是经典的例证。

3现已发现的金文合叙句及释义原则

运用上述方法与步骤，不仅有助于读懂书面文献中合叙而成的句子，而且对青铜器铭文的释读，也应该有着积极意义。

两周金文存在着合叙句，前人虽然没有明言，但也有所涉及。试举例如下：

(10)《久令方彝》(《集成》16，9901)：“唯八月，辰在甲中，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舍三事令，眔卿士僚、眔诸尹、系里君、百工眔；眔诸侯：侯句男，舍四方令。”

杨树达先生(1997：7)指出：“此节文字，近人说者不同，吴间生以眔诸侯侯田男属上读，谓侯田男皆三事令所及；罗振玉以属下舍四方令读，谓舍三事令于内服诸臣，舍四方令于外服君长。今按《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罗盖据此为言，其说是也，吴说失之。文本当云：舍四方令，眔诸侯，侯，田，男；而文却倒言之，致文字错综，不相配称，令人迷惘。”陈梦家先生(2004：38)指出：“‘三事、四方’即下所述‘舍三事令’“舍四方令”’按：这一语段，由“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舍三事令，暴卿士僚、暴者尹、汞里君、泵百工；舍四方令，乘诸侯，侯，田，男”合叙而成。

(11)《史墙盘》(《集成》16，10175)：“上帝后稷匡保授天子绾令厚福丰年。”《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以下简称“铭文选”)225：“‘匡保授天子绾令厚福丰年’，正好与上帝后稷相对应，是以上帝锡厚福，而以后稷佑丰年。”

(12)《伯公父篮》(《集成》9.4628)：“白大师小子伯公父作鳘，择之金，唯鐈唯錿。其金孔吉，亦玄亦黄。”

《铭文选》301：“鐈：即玄鐈，下文云亦玄亦黄，是鐈色为玄而卢色为黄。”

(13)《兮甲整》(《集成)16.10174)：“淮夷旧我帛亩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进人。”陈梦家先生(2004：325)指出：“帛晦人(或臣)是出帛、出积之人，犹言贡赋之臣。……铭云‘毋敢不出其帛、其积’，主词是淮夷，动词是出(即缴纳)，宾词是帛与积，‘其’是领格代名词(即淮夷的)。”其后，李学勤先生有进一步考证，并揭示出帛、积与进人三项并列这一真相：“‘晦’，《大系》读为贿，并引《周礼·大宰》

注：‘布帛日贿’，都是正确的。所谓‘旧我帛贿人’是说淮夷久为周朝入贡布帛的臣民……以下两句，杨氏读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贮’，以为两句后面‘其’字都与‘之’字同义，这样，‘其进人其贮’就无法解释了。帛、积、进人应当是并列的三项。‘积’在此处是狭义的。即古书的‘委积’。孙诒让注解《周礼·大司徒》，指出‘凡储聚禾米薪刍之属，通谓之委积’，‘盖积本为露积之名，总言之凡仓之属亦称积’……‘进人’的‘进’，杨氏已说明是‘纳入’的意思，所以‘进人’即向王朝贡纳的供服役的人。”。此后，笔者又在李先生的启发下，通过对铭文的语言考察，发现：如果“帛晦人”如前贤所说是个偏正性名词短语，“晦”字如郭氏读为“贿”训为“布帛”，“淮夷旧我帛贿人”一句便可以理解为“淮夷旧我帛人”。这就意味着，在西周王朝看来，淮夷只是贡纳布帛的外臣，没有纳奉“其积”乃至与之并列的“进人”的义务，这与下文的“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正相矛盾。因此，笔者以为，“晦”字当如字读，其义为田亩，语义与“积”也就是李先生所说的“委积”相应，不能破为“贿”；“人”与“进人”也就是“向王朝贡纳的供服役的人”，认为“淮夷旧我帛亩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相当于“淮夷旧我帛，毋敢不出其帛；我亩，毋敢不出其积；我人，毋敢不出其进人”。(李义海，2003：99—101)

以上四例，不仅说明西周金文中存在着合叙句，而且也揭示了合叙句考释应遵循语义原则。

4金文合叙句考释举隅

下面几个语句，基本上具有合叙句的上述前三个特点。如果根据合叙句的释义原则，可能会做出比较合理的理解。

(14)《室叔簋》(《总集》4，2722)：“唯王五月辰在丙戌，室叔作丰姑憋旅簋，丰姞憋用宿夜享考于撤公于室叔朋友。”

内中的“用宿夜享考于翛公于室叔朋友”一句，《铭文选》377在读“考”为“孝”之外无说。按照《铭文选》377的理解，“用宿夜享考于翛公于室叔朋友”，便是“用宿夜享孝于撇公于室叔朋友”。该句有“享孝”“于翛公于室叔朋友”两个联合结构，这两个结构中的动词与名词如果分别组合又可以构成两个句式相同的句子，还共用“宿夜”这一时间名词，基本具备合叙句的条件。我们知道，“享”的受事对象应是先人或神明，在句中它的宾语应是“翛公”：“孝”与“享”义近，西周金文中常见“孝享”连文，同“享”相同，它的宾语不能是“朋友”(西周金文中用以引进对象的介词“于”，有时不出现，

如用以表示追孝的习语“用孝享前文人”。所以，“前文人”既可以视为“孝享”的宾语，又可以理解为省略了介词“于”的补语)。因此，《铭文选》377读“考”为“孝”，虽然有《杜伯盨》(《集成》9，4448)提供文字上的事例(详见下条语例)，还是难以成立的。拙见以

为，本铭的这个“考”，应读为动词“好”。“考”，《广韵》“苦浩切”，溪纽皓韵，上古属溪纽幽部；“好”，《广韵》“呼晧切”，晓纽晧韵，上古属晓纽幽部。“考”“好”音近可通。“好室叔朋友”，指的是亲睦室叔的朋友，这与《乖伯归夆簋》：“归刍……作朕皇考武乖几王尊簋，用孝宗庙享夙夕，好佣友与百诸婚媾”中用以表示作器目的之一的“好朋友”如出一辙。同样，《杜伯盨》的相关文句，也应如此理解。

(15)《杜伯釜》(《集成》9，4448)：“杜伯作宝盨，其用享孝于皇神祖考于好朋友，用DE]寿，丐永令。”

(16)《叔向父簋》(《集成》8，4242)：“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卧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仪，用重恪奠保我邦我家。”

“用重恪奠保我邦我家”一句，《铭文选》409无释。按：西周金文中的“奠”，有安定、平定之义，于西周晚期金文凡十二见，除本铭之外，其宾语为“王令”者凡四见，为“师”者一见，为“四方”者一见，为“四国万邦”者一见，余皆为“周邦”。从词义的角度来看，“四方”、“四国万邦”与“周邦”以及本铭的“我邦”，均指周邦。再者，叔向父禹所“保有”的对象，不可能是周王的“邦国”。所以，“奠保我邦我家”，如果分开来表达，就是“奠我邦”、“保我家”。

(17)《师口簋》(《集成》8，4313)：“师口虔不惰，夙夜恤厥将事，休既有功——折首，执讯无计徒驭，敺俘士女羊牛，俘吉金。”

《铭文选》439：“驱俘士女羊牛：俘虏了淮夷的青壮男子和妇女，还有羊和牛。”按：《铭文选》439漏释“驱”字。就语义关系而言，“驱俘士女羊牛”，就是“驱羊牛俘士女”。

(18)《禹鼎》(《集成》5，2833)：“肆武公亦弗忘朕圣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朕祖考政于邢邦。”郭沫若先生(1999：108)指出：“此鼎新近有同铭之器出土，所谓‘成’实是‘禹’字，与厉世《叔向父簋》之叔向父禹为一人。”“据新出《禹鼎》铭文日‘朕皇祖考幽大叔懿叔’，盖幽大叔为皇祖，懿叔为考也。”《铭文选》407：“肆武公亦弗忘朕圣祖考幽大叔懿叔：武公未尝忘怀我的祖考幽大叔、懿叔。”按：本铭“祖考”并提于前，“幽大叔懿叔”分承于后。据《叔向父簋》(《集成》8，4242)：“叔向父禹日：‘余小

子……作朕皇祖幽大叔尊簋……禹其万年，永保用’”，知“幽大叔”是“皇祖”，“懿叔”是“皇考”。郭氏《系考·夷王·成鼎》眉批得之。《铭文选》439在明言“叔向父禹与禹鼎之禹同为一人”的前提下，不仅没有依据禹的世系辨别禹的“祖”“考”究竟分别是“幽叔”“大叔”中的谁人，反而舍弃郭说于不顾，虽然出于谨慎，却与真相失之交臂。

(19)《右盘》(《集成》16，10150)：“唯右自作用其吉金宝盘乃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困用之。”

本铭，发掘报告不加标点。按：“自作用其吉金宝盘”，即“用其吉金，自作宝盘”。

(20)《盐叔壶》(《集成》15.9625、9626)：“择厥吉日丁盗叔之尊壶困

用之。”本铭，发掘报告不加标点，学界均在“丁”“壶”之后逗断，铭末句绝。

从表意的角度来看，“择厥吉日丁”、“盗叔之尊壶”与“永用之”均表意完整，并且“某人之某器。永用之”也出现在同墓出土的两件鼎铭上：“一件器内底铸铭文两行八个字：‘盅之登鼎，其永用之。’另一件鼎内底铭文两行八个字：‘盗叔之行鼎。永用之’。”见随州市博物馆精编《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第144页)

因此，在铭文释读方面，吴振武先生(1982：663)关于本铭大意——“盗叔之尊壶是选择了丁日这样一个吉利的日辰铸造的”——这一理解，给铭文的通读指出了方向。

在“择厥吉日丁盗叔之尊壶”一句中，有两个偏正式名词短语“吉日丁”与“盗叔之尊壶”；按照吴先生的理解，该器是省略了的句子主语选择“吉日丁”为“盗叔”所作之物。这就是说，“择厥吉日丁盗叔之尊壶”所表示“择日”与“作器”两事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因此，它也就隐含着一个“共用”的主语。所以，该句基本满足合叙句式的特点，可以进行依据合叙句式释义的尝试。

由于用以标明器物所属的“之”在两件盗叔壶上或有或无，并且它的有无对表意也无关宏旨，所以，在剩下的“择厥吉日丁盗叔尊壶”之中，唯一可能用以表示制作义的动词便是“厥”。但古代汉语中的“厥”，还没有见到过用它来表示“制作”义的用例。

诸家隶定的“氒”，原篆书与氒字不类而与刀字相近，应是刀字。这个“刀”字，应读为“造”。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在“召”字下说“诏”

即以“告”为声符的“诰”，且于“诏”下曰：“诏，从言、召声，诰也。按：上告下之义，古用‘诰’，秦复造‘诏’字当之。《曲礼》：‘负剑辟珥诏之。’‘出入有诏于国。’《独断》：‘上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穆天子传》：‘以诏后

世。’《庄子，盗跖》：‘必能诏其子’。《吕览·审分》：‘多其教诏。’《周礼》诸职，凡言诏者，皆下告上之辞。《礼记，檀弓》：‘不以诏。’《学记》：‘虽诏于天子无北面。’《礼器》：‘故礼有摈诏。’《离骚》：‘诏西皇使涉予。’”

因此，“择刀(造)吉日丁盗叔l之J尊壶”，就是“择吉日丁造盗叔之尊壶。”

5余论

为了贴切适宜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意愿，人们会放弃固有的常用的表述模式而采用一种显得异乎常规的变式，在突出为文个性(如前揭禹所作《禹鼎》和《叔向父禹簋》两器便三次使用“合叙”格式)的同时达到预设的目的。换一个角度，我们从这种变式人手，便可以凭借自己与古书或铭文作者共同熟悉的表达方式，相对便利地了解他们的行文意图。因此，对这种修辞行为类型的研究，应该是很有必要的。况且，古书注解的事实，

也暗示了总结这种类型的重要性：汉代之后古书注解的重点，除了阐释古今词义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合当时表达规范(主要是口语表达)的表达方式，尽管这其中也有着时代远隔的因素。

因此，笔者认为：在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的现代汉语语境下，整理归纳古人的表达式，特别是异乎寻常的表达式，不仅利于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更加深人，而且增加修辞学的研究视角，对古籍的阅读与理解也应该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