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先秦散文 讲稿

第一章史家之文研究

第一节历史背景

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材料看来，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即为最早的散文。此外，在传世的数千件商、周有铭彝器中，也可见到早期散文的萌芽。铸器勒铭原为颂扬祖先功德，昭示子孙，永保政权代代相传。“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这些铭文保留了较早的史家记事文字，可说是史家之文的源头。

总之，殷商甲骨卜辞，《易经》卦、爻辞和商、周彝器铭文，都是散文萌芽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述的散文集是《尚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文字古奥艰涩，佶屈聱牙，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

春秋战国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学，亦无私家著述。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王官之学散入民间。于是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亦相继出现，散文因此得到了飞跃发展。这时散文的代表著作有孔子依鲁史修订而成的《春秋》，孔门弟子所纂辑的语录《论语》，以及史家之文《国语》和《左传》。

第二节概说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中保存有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的文章已具有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不少篇章还适当地使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段，体现了初步的艺术技巧和一定程度的形象性。但其文字古奥艰涩，语句拗口难读，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是继《尚书》之后以记事为主的一部史书。《春秋》记事“简而有法”，语言凝练含蓄，不同于《尚书》语言的“佶屈聱牙”，意味着史家之文的发展和进步。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也是继《春秋》之后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它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注意写人；且能于记言中展现故事情节，不乏虚

构和想象，文章结构也有所创新。其语言风格虽不尽一致，但大体平实畅达。这些特点，体现了史家之文的新发展。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一部优秀的散体文典范。其文洋洋大观，无论叙事、写人、记言，都有不少新的成就。其叙事简明生动、工巧严谨，还善于描写人物，特别是语言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其文不仅简洁凝练，委婉含蓄，而且典美博奥，丰润富艳，不愧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家杰作。它的散文艺术已趋于成熟、完善，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战国策》不仅是战国之史，而且是纵横家言；既是一部历史著作，又是杰出的散文汇编。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与《国语》、《左传》相较，无论在叙事的生动，描写的细密，人物形象刻画的成功，语言艺术的圆熟等方面，《战国策》都显示出不少新的突破。特别是它那辩丽横肆的语言风格，显然不同于《国语》的平实自然和《左传》的委婉含蓄，充分体现了战国文章的时代特点，对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尚书》到《战国策》，展现了先秦史家之文的辉煌。其中成就最突出，在散文发展史上地位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当数《左传》和《战国策》。

第三节作品——《晋楚城濮之战》赏析

（一）内容分析

《晋楚城濮之战》是《左传》中的经典名篇，主要描述了晋楚争霸的城

濮之战。这是一场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的春秋前期最大

的一次战役，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晋、楚争霸中原。在《左传》描写的五大战

役中，本篇对战争的描写历来被人们所最为称道，它也最能表现出《左传》

对战争描写的独特风格。

（二）写作特点

1、详略得当的叙事手法

城濮之战在战争的叙事上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它详细刻画了战前的准备，而略于描写战斗的过程。在紧锣密鼓的战前准备中，首先是人员的对比。楚

国在战前进行了一次阅兵，在此描写了楚国未来的主帅，令尹子玉跃跃欲试

的锋芒，同时又借他人之口，指出这位新令尹存在着的根本弱点，为楚国失败埋下了伏笔。而作为对比的是晋国的有利的情形，晋国原来只有上下两军，

现在扩充为上中下三军，实力大大加强。再加上将帅的任用，尚德义而有礼让，与楚国的子玉形成鲜明对比，初步显示出了双方人才的优劣。

其次便是双方在外交上的对比。楚子加紧围宋，晋侯侵曹伐卫以救之。

伐卫是侧面描写，而侵曹则是正面，而从“宋人使门尹般入晋告急”后，开始

进入双方在外交上反复曲折的明争暗斗了。来来回回的多次过招，使楚国渐

渐落于下风，而晋国不单单从道义上，而且从实力上也逐渐占据了上风，这

样确保了即将开始的战役的胜利，也为后面的战争做足了铺垫。

最后是跌宕起伏的决战描写，眼看大战就要爆发，晋师却又宣布后退，

为的是“师直为状，曲为老”这一重要的军事思想，这是以退为进，避开楚军

的锐气，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复合积极防御的战略原则。然后有经过反复

的勾心斗角，终于进入决战，整个战争的高潮是大决战，写得却极为精炼，“不满百字，写尽战事”。

2、精湛传神的人物刻画

《晋楚城濮之战》中刻画了多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后来史传文学人物描写的先驱，为后世的小说创作留下宝贵的写作经验，篇中

的子玉、晋侯、先轸等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文中子玉刚愎自用，为私利而不顾大局的狭隘性格，以及楚王侥幸的心

理在开篇时就表现了出来。而在晋国方面，人物刻画更加精彩。先轸的足智

多谋在一开篇的门尹般报急时便初露锋芒，妙计连出，“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

喜赂怒顽，能无战乎?”这段话第一把齐、秦拉下水，结束同盟国的观望;第二

又把宋国赶上架，阻止其投降的去路;第三又使楚国火上浇油，迫使他们非战

不可。从而把这些国家的矛盾搞的非常尖锐，而自己却反而暂时跳出圈外，

由被动转为主动。堪称一箭三雕，绝妙的计谋。而在之后的子玉向晋侯提出了一个难题“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堪称一高招，这样晋侯非常

棘手，从中也可看到子玉的心计，但这样一道难题，在先轸这里却轻轻的一

句便给破解了，进而采取一个更加绝妙的计策，“私许复曹、卫以携之”，离

间了地方的内部联盟，同时有执来使宛春以激怒子玉，逼得他不得不自己撕

下和平的面具，由主动变被动。由此可见，先轸这一智囊的形象是非常成功的。

再有本篇中的晋侯的形象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在晋及齐、秦、宋会师于

城濮，楚师背山而舍时，晋侯忽然犹豫起来，他害怕楚国抢占了险要的阵地，继而又怀疑自己的军心不稳，而且心里总是惦记着“若楚惠何?”在这一段中，

作者细致地刻画了晋文公临事而惧、狐疑不决的复杂心理状态，写出了患险，听诵，思惠，惊梦等四次思想变化，尤其是用“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

盬其脑，是以惧。”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更是特别生动形象。

3、极富特色的辞令描写

春秋时期，各国联系密切，礼尚往来，使臣聘问，诸侯会盟，打过奉辞

伐罪，小国据理抗争，都需要外交人员有很好的辞令。这不仅关系到个人荣辱，也影响国家尊严和安危兴亡。在《晋楚城濮之战》这篇中，同样有着非

常精彩的辞令描写。

本篇中成语“退避三舍”出处所在的段落，军吏与子犯的对话极富特色。

军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这一段官兵的对话，表面上义正严词，光明磊落，占

尽道义，滴水不漏，令听者不得不信服。而辞令后面的内容确实极为深广的，它不单单是为改变自己道义上的被动局面，避开楚军的锐气，而更大的目的

在于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这是一种宏大的战略上的思考。

再有，战争开始前最后的辞令交锋。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

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斗勃的轻佻无礼，栾枝的不卑不亢，双

方言辞，一骄一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章先秦诸子散文

第一节历史背景

从舂秋末年起，中国进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大变革时期，“士”这个特定阶层随之兴起和壮大。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活跃于整个社会，发表主张，进行论辩，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百家争呜的局面。诸子散文正是舂秋战国时期百家争呜的产物。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将先秦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各家著述繁多，仅举其要者而述之。

第二节儒、墨开山之作

孔子、墨子分别为儒家、道家的开山祖师。儒、墨二家时称“显学”，足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这两家的代表著作便是《论语》和《墨子》。

一、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论语》

《论语》之名，乃编纂者所定。一般认为，“论”即论次编纂，“语”指孔子

及其弟子的言语。语经论纂，故称《论语》。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其记述非一人，论纂亦非一次。大约在战国初年，由孔子的弟子后学编纂成书

。《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与“礼”。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在文学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并对后世散文有深远影响。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中还记有孔子评文说艺的一些言论，反映了孔子的文艺观，虽不够系统，但颇为深刻。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

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外，在《宪问》、《微子》等篇写到的一些

隐逸之士，都是隐者而形神各异。《论语》既刻画了他们，也衬托并突出了孔子的形象。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语录作为散文的早期体式，自有其局限性。然而从《论语》看来，这种文体并非没有生命力。它旨在记言，多用口语，通俗活泼，真切感人。而且孔子重视文采，师徒问答皆言之有文。虽只言片语，也不同寻常笔墨。虽有加工润色，却似一出自然。这样的著作，对后世文章影响极大。历代作家行文用语无不取法于此。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二、讲究逻辑、质而不文的《墨子》

《墨子》一书，非墨子自撰，亦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一部包括墨子及墨家各派学说的著作，由墨子弟子及其后学记录、整理、汇编而成。墨子的思想特征非常鲜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堪与儒学抗衡，基本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既有进步性，也有保守性。总的看来，其社会政治思想较为进步，而有神论的世界观则有保守落后的倾向。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墨子》的影响

不及《论语》，也不如其他诸子。但《墨子》文章独具一格，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墨子》文章的一大特点是尚实尚质讲究实用，不重文采。这是与墨家思想崇尚质实，富于现实性、针对性和功利性相适应的。

《墨子》文章的另一大特点是讲究逻辑，明辨是非，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发展。其文逻辑严密，再分析、论证、驳论等方面，对后来的《荀子》、《韩非子》之文有所影响。《墨子》还在文体因革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文体已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无疑是散文文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节道家经典《老》《庄》

老子、庄子是先秦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二书则是道家的主要代表著作。老、庄之并称，不见于先秦，大约起自魏晋。《老子》、《庄子》之文各具风采，文辞美富，仪态万方，在先秦诸子之文中独树一帜。特别是《庄子》之文，不仅在当时堪称翘楚，而且对后世文学影响极为深远。

一、《老子》：韵散结合，“五千精妙”

《老子》五千言，文约而意丰。其文谈玄论道，意蕴深邃，具有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核心。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万事万物存在与变化的普遍原则和根本规律。“道”的提出，标志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抽象思维能力已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老子首创以“道”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反对上帝有知、天道有为，针锋相对地提出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这意味着天

上神权的动摇，也正是地上王权衰落的反映。老子学说的精髓，是辩证法思想。但他过分强调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性，忽视其斗争性，含有走向相对主义的

可能性。脱离条件而讲变化，无异于宣扬循环论。

老子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社会理想则是“小国寡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对战乱现实的不满与批判，但它毕竟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仅

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是保守落后的思想。

《老子》之文凝练晓畅，琅琅可诵，语精意奥，启人深思，在先秦诸子中独标一格。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是韵散结合的特殊文体。其

次是寓理于形的表现手法。第三是语言凝练精妙，多用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形象而深刻地浓缩了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是智慧的结晶，闪耀着

思想的光芒。《老子》被誉为“五千精妙”（《文心雕龙·情采》），在很大程度上即由于此。

二、《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

就学术渊源而论，庄子的道家学说与老子一脉相承，但又有较大的发展

变化。无论在哲学观、政治观、人生观方面，庄子思想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

庄子继承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而对其消极面作了更大的发挥。庄子的认识论从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绝对怀疑论、不

可知论和诡辩论。

在政治上，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是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庄子则是“不为”。对于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较之《老子》，犹有过之。正

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比厌恨，庄子选择了消极逃避的道路。他把老子所谓“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思想推向极端，鼓吹弃绝一切文明的蒙昧主义，并且着意勾画出一幅所谓“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的社会蓝图。这样的“至德之世”，无异于回到洪荒时代。其说虽有对抗现实的意味，但毕竟是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

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然而现实毕竟不能超脱，精神更无绝对自由，因而他同时也主张“安时而处顺”（《大宗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反映出庄子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刻的批判，又有保全性命颐养心性的圆滑顺世的另一面。不过，庄子超尘入圣的人生理想只是表层，其内里却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庄子》开辟了散文艺术的新境界，取得了光耀千秋的辉煌成就。

为了表达追求绝对自由和彻底超脱现实的思想主旨，《庄子》散文的构思“意出尘外”（刘熙载《艺概·文概》），好似天马行空，不落俗套。作者把深刻的哲理形象地寄寓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妄情节之中，在一种超现实的氛围里巧妙地表现自己的真实思想。《庄子》中数以百计的寓言故事，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就一篇文章而言，往往是一个个故事环环相套，连缀而成一个整体，共同表述一个中心，形成独具特色的连环式结构。

《庄子》散文的不朽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中恢诡谲怪的艺术

形象。

这些艺术形象在《庄子》中层现叠出，令人于惊奇骇怪中获得非凡的审美享受。其真实思想往往不露痕迹地寄寓于千奇百怪的形象之中。这正是《庄子》特异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它高于晚周诸子的一大艺术成就。庄子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为文得心应手，意到笔随。其描写之挥洒自如，在同代的文章中罕有其匹。

第四节儒学重镇《孟》《荀》

孟子、荀子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孟子》、《荀子》二书则是《论语》之外的重要儒家著述。历来孟、荀并称，《史记》也合孟、荀为一传。宋代以后，《孟子》成为家弦户诵的“经书”，影响大过《荀子》。但从散文的角度看来，实各具特色。

一、至精至密、气盛辞壮的《孟子》

《孟子》一书虽非尽出孟轲手笔，其中杂有公孙丑、万章之徒的记述，

但主要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和风格。

孔丘、孟轲并称“孔孟”，向来是儒家正统的代称；而《论语》、《孟子》同列《四书》，又都是儒家崇奉的经典。比较《论》、《孟》二书，不难看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也声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表明他是以孔子传人自居的。

孟子思想的基础是“性善”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

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论，构成了孟子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所谓“仁政”和“王道”。

《孟子》一书的文章形式较之《论语》有所发展，它已将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为长篇大论。就书中主角而言，正如《论语》充溢夫子之风采，《孟子》也毕现孟轲之神情。全书以孟轲为中心，通过对他的言行举止、神情语态的生动描述，鲜明地展示了这位思想家的情感倾向和性格特征。《孟子》文章的特点是具有至精至密的论辩艺术。

在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盛辞壮、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其语言艺术，历来备受称道。后世散文家崇奉《孟子》为典范之作，发人深思

二、博大精深、严谨淳厚的《荀子》

《荀子》一书，今传三十二篇。其中虽不免有“弟子杂录”，但大部分为荀子自著，基本上保存了荀子的思想和风格。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是先秦时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天论》反映了他对于天人关系的新见解。他认为“天行有常”，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新观点。在《性恶》篇中，他明确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与《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他还在《非相》篇中表达了“法后王”的政治观，与孟子“言必称尧舜”的“尊先王”的思想相对立。这些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在诸子之文中显得异彩焕发。诸子之

文发展到《荀子》，已更趋成熟完善，不再是如《论》、《孟》的语录或对话的连缀，而是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特点。荀子是站在

时代前列的通才大儒。通才之文，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学史上，荀子还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历来被视为赋体的始祖之一。

同时，荀子又是渊博的学者。学者之文，严谨周详。荀文多系专题式学术论文，立意统一，体式宏伟，纲目昭然，条理明晰，标志着我国议论散文的成熟和完善，为后世论说文体的典范。

荀子还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长者之文，老练淳厚。荀文虽有辩论，但不像《孟子》似的高谈阔论、滔滔雄辩，也不像《国策》似的纵横捭阖、辩丽夸饰，确乎不失儒者之风、长者之度。

第五节法家、杂家代表作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著作，《吕氏春秋》则历来被认为是杂家之书。二书同出于战国之末，思想、艺术各有特色和成就。

一、《韩非子》：集大成的法家著作

《韩非子》集中汇编了韩非的著作。今传五十五篇，基本上是韩非所著，但也杂有后学者之作。

韩非继承、总结了前辈法家包括慎到、吴起、商鞅、申不害等的理论和实践，加上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体系，为建立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权准备了理论条件。韩非的法家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法”为中心，结合“术”与“势”的政治观；二是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社会历史观，反映

了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与此相适应，韩非在文学观上则是重质轻文，崇实反虚，因而非常强调内容和功用，排斥形式和丽辞。

由于排“虚辞”而崇“实事”，韩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揭露实情，无所掩饰。韩非不善言辞而善著述，长于观察现实，借鉴历史，故能贯通古今，深谋远虑，具有高度的总结性、非凡的深刻性。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思想、气质、性格、为人融为一体，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韩非之文，多属政论，但体式多样，不一而足。既有长篇或短篇专论，又有驳论和辩难之文。众体之中，特擅驳论。

《韩非子》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寓言荟萃。据统计，书中共有寓言故事三百多则，居先秦各家著作之首。形成了“韩非著博喻之富”（《文心雕龙?诸子》）的艺术特点。

二、《吕氏春秋》：“瑰玮宏博”的杂家之书

《吕氏春秋》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客集体撰著而成。

此书不仅自定书名，而且成书年代明确。全书总为一百六十篇文章，编排严整，自成系统。

《吕氏春秋》历来被视为“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诸子略”的“杂家”一类。此书“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吕氏春秋附考》引高似孙语），“诸子之说兼有之”（汪中《吕氏春秋序》）。

《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编撰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著。刘勰称“吕氏鉴远而体周”（《文心雕龙·诸子》）；章学诚说：“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校雠通义》卷三）都肯定了《吕氏春秋》体式创新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吕氏春秋》的文章，现实针对性强，敢于诋訾时君，指责时政。《吕氏春秋》虽然时有放言无惮之论，但其文风却比较平实，近似《荀子》。虽文出众手，不尽统一，但大都章法谨严，条理清晰。

《吕氏春秋》还保存了丰富多采的寓言和历史故事。此书共辑寓言故事三百余则，其数量之多，在先秦诸子中与《韩非子》相侔。其构思和手法亦颇新颖别致。

第六节作品——《计篇》赏析

一、《孙子兵法》简介

《孙子兵法》，春秋末年孙武作。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中国古代的最早的经典性兵书，也是现存于是的世界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图九卷。今存本十三篇。

《孙子》内容博大精深，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基本规律。在军事哲理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战略战术方面，它重视战略谋划。主张安国全军的“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强调战术的灵活性，要“制人而不制于人”等。在军队建设方面，非常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主张文武兼施，刑赏并重，以法制原则治理军队等。

《孙子》以其深邃的理论底蕴，雄视古今军事领域。三国时，草草为其作注。其后，梁有孟氏，唐有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宋有梅圣宇、王皙、何延锡、张预陆续做主，合称《孙子十家注》。南宋时，又将杜佑在《通典》中分类引叙的孙子的言论所作的注纳于其中，称为《十一家注孙子》。北宋神宗时，“校《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统称《武经七书》，以之考选武举和军事训练。武经七书中，《孙子》又列其首。

《孙子》在唐朝时传到日本，18世纪传到了欧洲，相继出现了法、英、德、俄等译本。今天，这部古代兵法在许多领域中仍闪耀着其独有的光辉。

二、孙武其人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月未见史载，约与孔丘同时期。他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并改姓陈为田，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后来因齐国政局动荡不安移居吴国，经伍子胥引荐，晋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重用。孙武在吴国经国治军，战功卓著。对于吴国的崛起，起过重要的作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指出，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著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三、解题

本篇为《孙子》首篇。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各项主客观基本条件，强调了战前谋划的重要性。《说文解字》：“计，会也，算也。”这里是指军事行动之前的运筹谋划，对战争制胜条件的分析。

四、内容分析

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

一语点明研究战争的重要性。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第二部分（第2自然段）

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种种客观条件，通过对作战双方基本客观条件的分析比较，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以五个方面的要素为纲，来考察比较作战双方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索其情：通过对双方所具条件的比较分析，来探求战争胜负的趋势。

第三部分（第3、4、5自然段）指出将帅在正确方略指导下，为使客观致胜条件转化为战争有利态势，应实行权诈的谋略思想、灵活机变的作战原则和战术。

第四部分（第7自然段）

指出对战争胜负预测建立在战前谋划对双方条件的分析比较和把握中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本篇从人事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两大

范畴提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首次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权诈的谋略思想及其相应的作战原则和战法。

（五）参考译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着人民的生死和宗庙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认真考察了解的。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

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所以，要以五个方面的因素为纲，对敌我双方的条件进行比较，从而探

索战争胜负的情势：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这样民众就可与君主同生死而不惧危难。所谓“天”，就是指昼夜、寒暑与四时节令的变化。所谓“地”，就是指道路的远近、地势的险厄或平易，战场的开阔狭窄，是死地还是生地地理条件。

所谓“将”，就是看将令是否具备智谋、信实、仁爱、勇敢和严明等五种品格。所谓“法”，就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分管理与军需物资的掌管使用等。大凡这五个方面，将领们没有谁没听说过，但只有透彻掌握了的人才能了解打

胜仗；没有透彻掌握的人就不能取胜。所以还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哪一方的君主开明？哪一方的将帅更为贤能？

哪一方更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军事法令执行的更好？那一方的兵力更为

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更为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就可预知谁胜谁负了。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将帅如能听从我的谋划，用他指挥作战，必然取胜，就把他留下；如不听从我的谋划，用他指挥作战，必然失败，就把他辞去。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有利的作战方略被采纳，就要（以军事行动）造成一种客观态势，形成外在的实际力量来促使其实现。所谓造成态势，就是要借助有利条件而灵活变通地采取相应的行动。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战争是以运用诈谋奇计以克敌制胜为原则的。因而，“能”要显示成“不能”，“用兵”要让敌人看成“不用兵”，“近”要让敌人看作“远”，“远”要让敌人看作“近”。敌若贪利，就以利去诱惑它；敌若混乱，就乘机去袭取它；敌若力量充实，就要防备它；敌若兵强卒锐，就暂时避开它；敌若气势汹汹，乘怒而来，就设法使之士气衰落；敌若小心谨慎，就设法使之骄惰；敌若休整良好，就设法使之劳顿；敌若亲和团结，就设法离间它。要进攻敌没有防备之处，要出击在敌意料不到之时。这是军事指挥家的奥秘所在，是不可事先规定好的。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未开战而在庙算就认为会胜利的，是由于所得算筹具备胜利条件较多的缘故；“庙算”不胜的，则是由于所得算筹较少的缘故。所得算筹多的就胜利，少的就不能胜利，何况得不到算筹呢。我们根据这种情况来进行考察，谁胜谁负就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