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形成--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第二章中国文化的形成——夏商西周春秋时期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社会文明也在大踏步前进：比较成熟的文字业已形成；尊王、大一统思想等观念文化的创建活动十分活跃；随着国家机器的建立，以礼乐制、宗法制、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文化迅速地形成；社会风俗文化也应运而生。这些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面貌数千年之久，流风余韵至今犹存的巨大文化建树，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第一节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

一饮食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先民不仅开辟了比原始时代更多的饮食来源，更多的饮食器具和烹饪方法，而且给饮食生活注入“礼”的内容：“夫礼之初，始诸饮食”，1“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2这就奠定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基调。

㈠食料当时的食物结构，包括粮食、肉类、蔬菜、水果、饮料，粗具了后世所有的各大门类。

由原始先民培育成的稷、黍、梁、麦、稻和麻类作物，扩大了种植范围，是这一时期南北方人们的主要食物。其中稷有耐旱、生长期短等特点，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武王克商，“乃命南官忽振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3说明商代以粟为主要的粮食储备。《诗·周颂·良耜》云：“荼蓼朽之，黍稷茂之。”可见当时人已知沤施绿肥了。《诗·大雅·生民》有“恒之糜芑，是任是负”。糜，深色小米，芑，淡色小米，可知稷的品种也增多了。商周以

1《礼记·礼运》。

2《周礼·春官·大宗伯》。

3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22页。

来，人们把稷与社联称，作为国家的象征。《白虎通义·社稷》云：“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由此也见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黍也是当时黄河流域种植最为普遍的作物，但比粟更贵重。商代卜辞中有很多商王命属下“种黍”、“省黍”、求神佑黍的记载。《诗经》中常将黍、稷联称。如《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小雅·信南山》：“黍稷彧彧”，《小雅·甫田》“黍稷嶷嶷”等。其时黍还出现了新品种：“诞降嘉种，维秬（音jù）维秠（音pī）”。秬是深色黍，秠为双穗黍。

麦在甲骨文和《诗经》中也常出现。甲骨文称小麦为“来”。《诗·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麰，帝命率育”，就是指小麦和大麦而言，可知麦也是当时主要的农作物。

稻在原始时代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时代已在南方种植了，而且籼稻、粳稻品种齐全。进入夏代，中原地区也开始种稻。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发现有稻壳遗存，1《诗·小雅·白华》云：“滮（音biāo）池北流，浸彼稻田”。《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音gǔ），不能艺稻梁”，以“稻梁”代表农业，说明稻在当时北方农业中已与梁（优质稷）并列了。

此外，人们继续种植麻类作物，并取麻籽以作食物。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渔猎养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当时肉食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野鹿、野猪、野牛、羚羊、狐狸、刺猬、野兔、獾、青鱼、河蚌、蜗牛等。甲骨文反映商周统治者在大型狩猎中捕获的动物，有象、兕（音sì）、虎、豹、嫠、犀牛、熊罴、麝、糜、鹿、獐、貉等。作为家畜驯养的动物，则主要是猪、狗、鸡、牛、羊等。但总的来看，肉食的获得比粮食更困难，只有统治者才能经常吃到肉食，春秋鲁庄公十年（前684），齐伐鲁，曹刿欲请见庄公，陈破敌之策，其乡人曰：“肉食者谋，又何间焉！”

1 同上。

人们以“肉食者”来代表统治者，反映了当时肉食在农业区已不可多得。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已经兴起，人们当以畜肉作为主要的食物。

野生的蔬菜瓜果是人类最早获得的食物。原始先民在栽培作物的同时，也发明了蔬菜的栽培技术。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蔬菜品种有韭、蒜1、瓜、葫芦2、荼、荠3、葵4、薇5、蒲、莲6、荇7、卷耳8。此外，见于史载的还有芹、藻、茆（音mǎo）、蘩、苹等。

水果品种，《夏小正》记有“正月，……梅杏柂桃则华。”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有桃仁、郁李仁、枣核等遗迹。《诗经·卫风·木瓜》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是当时有瓜、桃、李的明证。《诗·小雅·常棣》所颂的常棣，就是棣，“子如樱桃可食”。《诗·召南·甘棠》所诵的甘棠，朱熹《集传》说它是杜梨，白者为棠，赤者为杜。《诗经》所诵的水果，还有山楂、葡萄、枣等。9

㈡食法夏商以后，先民的饮食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见于文献记载的烹饪技法，除燔、炙、炮、煮、蒸以外，还有烙、爆、脍、烧、炖、熬、溜、煨、渍、脯、胹（音ér）、醢、腊、醓、齑、羹等。有些名目的实际操作可能雷同，如烧和燔。有些只是火候、时间、器具的差别，如溜和蒸；煮与煨、炖、熬等；有些操作细节，限于史料已搞不清楚了。但至迟到西周，烹饪技术已有很大的提高却是有史可证。《礼记·内则》记述了周代“八珍”的食谱。

1《夏小正》云：正月“圃有见韭”十有二月，“纳卵蒜”。

2《诗·豳风·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即葫芦。

3《诗·邶风·谷风》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是苦菜，荠是荠菜。

4《诗·豳风·七月》云：“七月亨葵及菽”。葵即葵菜。

5《诗·小雅·采薇》云：“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薇是豌豆苗。

6《诗·陈风·泽陂》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蕑”。蒲是蒲草，其心柔嫩可食。蕑即莲，其子、藕可食。

7《诗·周南·关睢》云：“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荇是一种水生蔬菜。

8《诗·周南·卷耳》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卷耳又叫苍耳，即今木耳。

9 见《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萸……八月剥枣”。郁即山楂，萸即葡萄。

即淳熬（稻米肉酱盖浇饭）；淳母（黍米肉酱盖浇饭）；炮豚（烧烤炖乳猪或羊羔）；捣珍（脍肉扒）；渍（酒香牛肉）；熬（烘肉脯）；糁（三鲜烙饭）；肝（音liáo，烤网油包狗肝）。1炮豚的制作，包括宰杀、净腔、酿肚、炮烧、挂糊、油炸、切件、慢炖等八道工序。学者认为，八珍概括了夏、商、周以来的烹饪经验，反映了当时烹饪的最高水平。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调味品，有人工酿造的醯（醋）、酱、饴（用麦芽或淀粉发酵加温制成的甜味品）、酒、梅、枣、栗、盐、蜜、花椒等。饮料主要有水、浆、酒三大类。《周礼·天官·膳夫》云：“饮用六清”，“六清”是浆水或不同品种的酒。

㈢食器与礼制这一时期的饮食器具仍以陶器为主。考古发现的食器主要有首见于龙山文化的黑陶和白陶。类似器物在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等地都有发现。瓷器在商代就出现了，考古发现的器物有尊、豆、碗、盆、盂、罐、瓮等，它用高岭土作坯，经1100℃—1200℃高温烧成，釉彩有黄绿、淡黄、灰绿、浅褐等色，吸水率小，扣之有清脆悦耳的声音。

青铜器产生于夏代，盛行于商、周、春秋，是贵族阶级的食具。它最初模仿陶器的形制、品种。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食器有斝（音jiǎ）、爵、盉（音hé）、鼎、觚等，数量较少。周以后发展较快，炊煮器有鼎、甗（音yán）、镬、鬲。盛食器有簠（音fǔ）、簋、敦、豆、笾。酒器有爵、斝、觚、盉、觥、卤、壶、彝等。

鼎多圆腹双耳三足，是煮肉食用的。《尔雅·释器》谓鼎绝大的叫鼐，圆弇（音yǎn）上谓之鼒，附耳外谓之釴（音yì）。出土商代的“司母戊”大鼎，重875公斤。它不仅是所见先秦饮食器具的极品，也是当时饮食礼制的重要标志。鬲与鼎相似，其区别是空足（袋足），即足部空心与腹相连。簋的用途像碗。一般侈口、圆腹、圈足，有的足下有方或圆的座。同类食具还有盨（音xǚ）、簠.。甗是蒸器，

1 参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由两部分组成，上为甑，下为鬲，甑与鬲之间为箅。甑中放食物，鬲中加水，底部加火蒸制食品。爵为圆深腹，三尖高足，上部前流后尾，流沿上有两滤酒柱，腹旁有鋬，即把手。斝与爵相近，只是口为圆侈形，没有流与尾。觚细腰长身，侈口，高圈足，为饮酒器。豆圜底高足，上承盘体，是盛肉器。

这一时期饮食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它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在“明贵贱，辨等列”的制度下，与社会政治相联系。《礼记·礼运》说：“器以藏礼”。就是说，三代以来的礼仪，从饮食器具及食品上就得到了体现。饮食器物的礼仪，主要反映在青铜器尤其是用鼎制度上。二里头文化中就出现了只有一少部分贵族才能使用的青铜礼器，如爵等。到商周以后，礼乐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如鼎（盛肉）、簋（盛黍稷）等器的使用，周代规定天子十二鼎；诸侯大牢九鼎配八簋，九鼎：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卿、上大夫大牢七鼎配六簋，七鼎：牛、羊、豕、鱼、腊、肠胃、肤。下大夫少牢五鼎配四簋，五鼎：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或特一鼎配二簋或一簋。三鼎：豕、鱼、腊或羊、豕、鱼；一鼎：豚，即小猪。但这套礼制只适用于统治者和社会上层，在“礼不下庶人”的社会制度下，一般平民、奴隶食不果腹，谈不上食礼的问题。

二衣饰

衣服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针。人类最早的衣服，是适应人们御寒防暑、蔽体遮羞的需要而出现。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的衣服材料，只能取之于自然的兽皮、树叶等，《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茭，是干草。这是说初民用干草拧成绳子，将兽皮绑在身上为衣饰。《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麻丝，衣其（鸟兽）羽皮”。当时衣饰材料除羽、皮外，还有树叶、树皮、葛、麻等。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发明了缝纫技术，考古学家在18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遗址

中发现了一枚长8.2厘米的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缝纫工具的种类又增加了。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骨锥、角锥、牙锥110件，骨针33枚，还有骨、角梭9件，网梭8件，骨梭针4件。

1 浙江河姆渡遗址，山东滕县北辛遗址也都发现了锥、针、纺轮等纺织缝纫工具2。到了传说中的夏禹时代，人们已经有了比较象样的衣服。《说苑》称禹“士阶三等，衣裳细布”。《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云：“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看来一进入阶级社会，人们在衣服原有蔽形遮羞、防御寒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区别等级贵贱的功用。到夏桀、殷纣时，开始用衣饰来美化人体：“妇人锦绣文绮之，坐食衣以绫纨常三百人”。3 历代衣饰的主要功用，至此都具备了。西周、春秋时期，王室有“典丝”等官职，专门管理丝织业，衣饰的种类、材料更加齐全。后世用作衣服材料的麻、丝、皮、毛、棉等商代已经都有了。

下面就夏、商、西周时期的衣料和衣饰种类分别作一简介：

㈠衣料

1．麻这是夏商以来最重要的衣服材料。山西陶寺夏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麻布衣

料。1975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铜器上发现粗细不等的麻布，最粗的经纬线为8×8根/平方厘米，最细的为52×14根/平方厘米。

4 商周以来，麻布的使用更加广泛。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麻布为平纹组织，原料是大麻纤维，与原始时代的麻布相比较，它的残留胶质较少，纱线加拈均匀，质量有很大的提高。河南殷墟王邑出土的麻布、麻、麻线更多，麻布种类、粗细不一，反映了麻纺织业达到的高水平。北京平谷刘河，陕西泾阳高家堡，江西新干大洋

1《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2 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六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349页。

3《太平御览》引《太公六韬》。

4《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

洲等商代遗址中都出土了麻织物或其痕迹。古代将麻织品称作“布”。它是由大麻、紵麻、葛麻等植物纤维纺织的，品种有絺、绤、绉等，絺是用葛麻纺织的精细麻布，比絺较粗的称作綌，比絺更精细的叫作绉。《诗·周南·葛覃》所谓“为絺为绤”即指葛麻织成的各式麻布。《诗·陈风·东门之池》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东门之池，可以沤紵，彼美淑姬，可与晤语”。反映了周人沤麻，即将大麻和紵麻放入水中，使其发酵脱胶的信息，这一沤麻技术，直到现在还在沿用。周王室设有专管麻纺织业的“典枲”、“掌葛”等官职，有利于麻纺织水平的提高。当时麻织品已成为社会各阶层通用的衣料。“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1 是说山谷里长满了葛麻，藤叶十分繁茂。“不绩其麻，市也婆娑”，2是说市场上摆满了待售的麻布。到春秋时期，麻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缟是丝织的白色生绢，紵衣是用紵麻织的，色白如雪，为郑国特产，子产以紵麻织品作为对丝织品的回敬，说明其生产工艺水平一定不低。

2．丝养蚕抽丝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发明了，史书将它归之于黄帝元妃嫘祖的功劳，那是一种依托。从“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3，《帝诰》谓汤时贵族“衣文绣”等记载看，夏、商时期，社会上层已将丝织品充作美化人体、区别等级贵贱的手段则是普遍的事实。从丝织品的生产情况来看，仅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就有绢、纱、缣、绸、绮、罗等六种，其他地区出土的还有縠、纨、绉等。周设“典丝”管理丝织业生产。《诗·小雅·巷伯》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贝锦即织成贝纹的锦，它是周代的新产品。人们用它制作衣、裳、衾、带，广泛用于社会上层，故《诗经·秦风》等有锦

1《诗·周南·葛覃》。

2《诗·陈风·东门之枌》。

3《盐铁论·力耕》。

衾、锦衣、锦裳、锦带之称。春秋时期，丝织业的产量、花色品种都超过了前代。如商周出土的提花织物只有简单的几何图案，而春秋时期的衣物，已出现精美的龙、凤、鸟、虎、麒麟、人物等花纹及菱形、簇点、三角、折线、云、叶、龟背等图饰。

3．毛皮毛皮是人类最早用作衣饰的材料。细分为毛、皮两大类。

各种兽毛可以纺线织衣，皮革则熟制以后做成各式衣服。商代人在制作皮甲时，还在上面用黑、红、白、黄色绘成图案。周有“司裘”，掌供给王侯之裘衣，有“掌皮”，“掌秋敛皮、冬敛革、春献之，遂以式法颁皮革于百工”。1当时的皮料有虎、豹、熊、狐、犬、羊、鹿、貂、狼、兔等皮。其中最贵重的是“狐白裘”，它是用狐腋下之皮做成的，色白，轻暖，难得凑足一件裘衣的料子，故人们以“集腋成裘”来形容办成一件事情的不易。史载齐景公“赐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茈（衣边），其资千金”。2《史记·孟尝君列传》云：秦昭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这些都说明狐白裘的珍贵。

4．木棉1936年，殷墟出土的龟甲片上粘附有布纹痕迹，经取样作电子显

微镜反射光观察及进行穿透式、扫描式鉴定，又采用生物化学方法验证，确认其为棉类织物。棉布为素色平织十字纹，经纬线约平均每3毫米8——12支。3 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约当中原商代的船棺墓中，也发现了木棉制作的衣物。棉布残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14×14支/平方厘米，系多年生灌木型木棉。4

㈡衣服种类

1《周礼·天官·掌皮》。

2《晏子春秋·外篇》。

3 张秉权：《中国古代的棉织品》，转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页。

4《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