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摹仿论上的异同

摹仿论之文艺本质

一、摹仿论的哲学基础不同“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理念不仅有本领创造出一切器具，而且造出一切从大地长出来的，造出一切有生命的，连他自己在内；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造出地和天，各种神，以及天上和地下阴间所存在的一切。”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世界的本源，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故此，艺术双倍地脱离真实，只能算“影子的影子”。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以三种床为例阐述自己得观点：木匠所造之床依存于床之为床的“理念”，而画中床则摹仿了木匠所造之床。

和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唯心哲学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第一实体”。例如柏拉图所言的“木匠所造之床”，从而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不仅如此，他进一步确定，艺术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换言之，艺术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二、文学的含义不同首先是摹仿的外延不同，柏拉图的“摹仿”不包括颂歌，他把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叫做“非模仿艺术”。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其次是内含不同，虽然柏拉图完成了“摹仿论从自然观点到社会观点的转变”，但是他给“摹仿真实的本体论定位低于被摹仿对象的定位”艺术被看作是“属于游戏性质”的虚假。亚里士多德直截了当地指出艺术摹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

摹仿论之文艺活动

在《伊安》篇中，柏拉图借其师苏格拉底之口告诉伊安：“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依柏拉图之见，诗人写诗依靠的是灵感，即诗神的迷狂，“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其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另外，他还认为，，灵感的获得是完整的灵魂“见到尘世间的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是对理念世界的直接摹仿，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和真理隔了三层”的摹仿。

如果说柏拉图关注创作意图的萌发，从而区别文艺创作与技艺制作，那么亚里士多德就是注重创作构思的完成，指出艺术创作的关键是重要的三种方法。

亚里士多德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形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对应这三种模仿对象，实际是三种创作方法，用时下的话概括依次便是：“再现”、“表现”、“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悲剧论是在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且“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能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在此看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加真实，从而“悲剧比史诗更受雅典人的青睐，悲剧按照真实性再现行为，其摹仿成分更明显”。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悲剧的六大因素：情节、性格、思想、言词、形象和

歌曲。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情节，性格次之，“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摹仿某个人的行动”，悲剧“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同时附带表现性格”。针对情节是“悲剧艺术的第一事”，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一律原则，剧情保持一致性、发生在同一地点、在一天之内。

摹仿论之社会效用

柏拉图曾在《理想国》提出这样地问题：“一个画家画出了人们所能想象地最漂亮的人，却无法证实他的模特的存在，难道因此而降为二流画家吗？”从这里隐含肯定的反问和上述的灵感说可以看出，在柏拉图那里实际存在着两种艺术，一种是“摹仿的摹仿”的艺术，另一种是由灵感迸发的对理念世界回忆的艺术。柏拉图认为前一种摹仿艺术不外是“照镜子”，而后一种才是真实的艺术。这种矛盾的论调，只要从柏拉图的神学观念与政治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

《理想国》是柏拉图治理国家的政治纲领。在理想国中，处于最高统治地位的是哲学王，其次是武士，再则是百工。而要建立理想国，他认为除了哲学王，还需要保护安全和稳定的武士，而诗就是为培养和教育忠实勇敢的武士，诗服从于道德和政治。柏拉图从不主张废除诗，反而肯定诗的工具性，不过他又给诗人套上严谨的条框。在理想国中，“当诗人投身摹仿时将负有责任，有时甚至应该受到谴责；而当诗兴袭击诗人时，他无责任。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诗都服从于或者应该服从于超越个性的真理”。

柏拉图承认悲剧能够满足人的某种情感需要，但和承认艺术的反映功能却否认艺术的真实性一样，他“指责悲剧助长非理性力量，制造混乱”。与柏拉图把人的欲望、感情看作是人性的“低劣部分”不同，亚里士多德把完美的人看作是有情感也有理性的人，而悲剧能调节人的感情和净化人的心灵，对社会有益。柏拉图认为悲剧放纵感情，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通过戏剧的心理设力，戏剧比史诗更能把事件推到我们的眼前。观众眼看着恐惧感在自己心头形成，他大有身临其境之感，犹如自己参与了他的痛苦经历。随着剧情的进展，他逐渐摆脱心头的重压，由于这些解脱，痛苦情感开始变为愉快之情”。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屹立于文学理论史的两座高峰，而不是两股想冲撞的巨大的洪流。我们把他们文艺观上不同看成是针锋相对，毋宁说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艺术而得到不同的结论，而这些角度与结论都对后世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浅谈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教学内容

浅谈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浅谈古希腊时期的模仿说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是西方文论史的萌芽范型，是影响欧洲文论史最久的艺术观念，雄霸了两千年之久。柏拉图虽然不是首创者，但是他深刻阐发了“摹仿说”的深义。而亚里士多德则奠定了“摹仿说”在文论史上的宗祖地位。在西方文论史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是文学艺术的开山纲领。模仿不仅是西方美学史上最早关于艺术的定义，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原则。根据布洛克的研究，模仿这个概念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不仅支配着西方的艺术哲学，同时也支配着艺术批评与艺术实践。一、模仿说的源流在欧洲文论史上，最早表述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摹仿说”了，作为最为古老的艺术观念，“艺术乃是自然之摹仿”竟然雄霸西方文论史两千年之久。应该指出的是，柏拉图不是“摹仿说”的首创者。但先提出“艺术摹仿自然”的却是古希腊哲人兼诗论家德谟克利特，他在论艺术起源时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这里的摹仿主要是人对动物行为的摹仿，不仅没有涉及语言的艺术，而且就连摹仿对象也还没有转移到人类生活的领域。他认为，人的生活和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动物的活动：蜘蛛是织女和修补匠的老师，而歌唱是对鸟鸣的摹仿。不难看出，“摹仿”是一个影响过古代学人思考的重要概念，至于它的不衰的诱惑力，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蜂窝式房居和美制隼式战斗机看出来。以“理念说”为思想底蕴，柏拉图重点阐发和补充了“摹仿说”中所包涵的思想深义。摹仿者，在他那里就被叫做“外形制造者”，这些人就好似拿了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这样就能在短时间内映照出太阳、星星、大地、动物、植物和自己以及无生命物。按照他的哲学观念，惟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而自然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异同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异同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很多对于文艺的论述几乎都要论及摹仿,这成为这一时段文艺理论形态的显在话语。以往一般把柏拉图关于摹仿的文艺思想视为西方文艺理论摹仿论的起点,其实,从现有的资料上看,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学者们就已经开始论述摹仿了。最早的“摹仿”观念是与原始巫术相联系的。从原始巫术的“摹仿”观念,到描述与僧侣祭祀活动相联系的音乐和舞蹈的摹仿,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摹仿数”,构成了古希腊早期摹仿观念的发展轨迹。其中的代表学者有克塞若芬尼、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他们的理论反映了早起古希腊对文艺的朴识，但是只是从外部触及了瘟疫的本源，显得十分片面。柏拉图是古希腊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文艺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说来，古希腊人的“艺术蓦仿自然”的看法本来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艺术观，到了柏拉图手里才起了本质的变化，成了他的唯心主义艺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式”(即共相、一般、普遍)才是真实的,一切具体的个别事物都只不过是“理式”的影子。在他的哲学理式思维里,最高等级的是“理式”;第二等级的是现实世界,他称为影子;第三等级的则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他称为影子的影子。李秀斌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论要》中对柏拉图蓦仿说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从探求艺术的本质看，柏拉图认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是由蓦仿观念世界来的，艺术世界是由摹仿感性的现实世界来的。因此，艺术世界就成为

理念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这就是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对他以前所流行的艺术幕仿现实的传统观点所给予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而形成了柏拉图的‘幕仿说’。” 亚里斯多德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摹仿说”。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坚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可以说，“蓦仿”是《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是亚氏文艺理论的基础。亚里十多德的摹仿说则放弃了柏拉图的理式哲学，系统地讨论了模仿在诗歌乃至艺术当中的作用，肯定了模仿的地位，拉近了文学与真理的距离。在《诗学》中，亚里十多德从模仿艺术的本质、对象和方式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以此说明文学模仿是人与自然目的相一致的体现。他不仅肯定了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这一事实，并进一步指出模仿是用以区分艺术作品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模仿成为区别诗和自然科学论著的特征。他认为模仿是人类的本能，人们可以从模仿中得到快感。根据亚里十多德的理论，获取知识是人类的本能，模仿则是人类最初获取知识的途径，对人来说，获取知识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另外，技术处理、色彩或其他因素也能够引发人的快感。亚里十多德拉近了文学与真理的距离，并从具体的模仿对象和方式等角度进行探讨。由此可见，二人的“摹仿说”有着本质的不同，下面，我将就两人理论进行比较。 1、两种“幕仿说”的哲学基础不同 “理念”是柏拉图哲学研究的核心间题。“他称这种实在为‘理

浅谈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优.选)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

1.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重视统治者对智慧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着对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强调理性的作用，只是通过不同的治理手段而达到理性的目的而已。柏拉图的人治思想柏拉图《理想国》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主张贤人政治，即“哲学王”统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学者所设想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理想。柏拉图的贤人政治，主要依靠哲学家的智慧治理国家。《理想国》反复强调这种贤人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法。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同志具有很大优越性，法律远不能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推崇人治，轻视法律是柏拉图早年的思想特征，但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认法律的作用能够或根本不要法律，柏拉图在以人治思想为特色的《理想国》中也论述法的问题。但在柏拉图的晚年时期，它的法律思想开始转变，由于统治国家具有最高才智的人难以找到以及实践中的挫折，他又提出了法治，并认为“法治国”是统治人类的第二等好的选择。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单靠教育是不行的，因为人的本性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须有法律来制裁或者惩罚人们的不善行为。柏拉图后来论述的法治理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柏拉图称，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统治者可以不受法律制约，甚至可以以言代法，那么不管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谈不上什么“法治”。法治的基础是节制。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普遍的守法观念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总的来说，他前期重视人治，后期重视法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法治，一种治道，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式的城邦政治体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对法治思想和理念的贡献在于：首先，他是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法治理念的第一人。其次，他还最早提出并阐述了法治的两大要素——良法之治与法律至上。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里，他给出了关于法治的经典语义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良好的法律是法治而前提。这其实也是法治的两个基本属性：法治之法应是良法，法应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专制政体的法律是“恶法”，服从“恶法”不能称作坚持法治，亚里士多德坚持柏拉图“恶法非法”的主张。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之中。国家的执政人员要严格实行法律，要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他在《政治学》中对比和权衡了法治和人治的利弊，认为法治优于人治的地方在于：1.法律是经过众人的经验审慎考虑后制定的；2,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有公正性；3.法律具有稳定性；4，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5,人治容易误国家大事6,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亚里士多德主要强调了法与道德的关系。其观点是：法治之法应具有特定的道德价值。首先，法治之法应以理性为基础。其次，法治之法以善为其终极追求。次，法治之法以民主意志为其基本品格。思考柏拉图构思的是由哲学王实行人治的理想国家；亚里士多德则倾向于由中产阶级实行法治的国家。柏拉图追求理想化的精英统治，而亚里士多德虽未完全放弃贵族的统治方式，但他更加诉诸多数人的较温和的民主统治。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人治方式，是因为他们为只有哲学王才能懂得怎样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柏拉图实际上强调的是理性（知识）是统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强调要重视法律,也是因为法律是按照理性来规定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他们两人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理性。重视理性的作用,这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的一贯主张。

柏拉图模仿说论文

论再现理论之“模仿说” ——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主何修身 “模仿说”是由古希腊“艺术模仿自然”的思想发展而来并逐步形成其理论体系的，它作为西方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丰富的发展和变化。在哲学开端的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先认为美是对数的模仿，而赫拉克利特却以他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基础，第一次明确指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论点，“艺术模仿自然显然也是如此：绘画混合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颜料，描绘出酷似原物的形象”。后来的德谟克利特则将社会的“人”加入到了模仿对象中去，认为人类许多诸如织布、造房子等技能都是模仿动物取得。到了苏格拉底时期，他继承了前人观点并对“模仿说”加以丰富，认为艺术不但要模仿美的形象，还要借形象来模仿人的感情和性格。这些观点的提出，为“模仿说”在古希腊时期的成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模仿说”成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在“模仿”学说体系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模仿说”理论。柏拉图是在前人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系统提出了他的“理式—现实—艺术”的模仿理论，并由亚里士多德将此学说推向了它的第一个高峰，形成了系统化理论体系。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体系（一）柏拉图以理念为基础的“模仿说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谈到了木匠制床和画家画床的问题。“木匠不能制造理式，他所制造的就不是真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如果有人说木匠或其他木匠的作品完全是真实的，他的话就不是真理了。”由此可见，床的本质只有一个，是床的理念，涵盖了床所具有的普遍性，而木匠的床只是理念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具体化，是理式的影子，而不是真正的理式。然而画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制造床，但制造的却连床的实体都不是，只是在外形上制造了床。由此可见，画家只是在对木匠制造出的实体进行模仿。因此，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床：“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柏拉图用“模仿者”———画家、“床的制造者”———木匠和“自然创造者”———神

浅谈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

浅谈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集团文件版本号：（M928-T898-M248-WU2669-I2896-DQ586-M1988）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摹仿论上的异同

摹仿论之文艺本质一、摹仿论的哲学基础不同“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理念不仅有本领创造出一切器具，而且造出一切从大地长出来的，造出一切有生命的，连他自己在内；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造出地和天，各种神，以及天上和地下阴间所存在的一切。”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世界的本源，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故此，艺术双倍地脱离真实，只能算“影子的影子”。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以三种床为例阐述自己得观点：木匠所造之床依存于床之为床的“理念”，而画中床则摹仿了木匠所造之床。和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唯心哲学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第一实体”。例如柏拉图所言的“木匠所造之床”，从而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不仅如此，他进一步确定，艺术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换言之，艺术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二、文学的含义不同首先是摹仿的外延不同，柏拉图的“摹仿”不包括颂歌，他把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叫做“非模仿艺术”。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其次是内含不同，虽然柏拉图完成了“摹仿论从自然观点到社会观点的转变”，但是他给“摹仿真实的本体论定位低于被摹仿对象的定位”艺术被看作是“属于游戏性质”的虚假。亚里士多德直截了当地指出艺术摹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摹仿论之文艺活动在《伊安》篇中，柏拉图借其师苏格拉底之口告诉伊安：“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依柏拉图之见，诗人写诗依靠的是灵感，即诗神的迷狂，“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其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另外，他还认为，，灵感的获得是完整的灵魂“见到尘世间的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是对理念世界的直接摹仿，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和真理隔了三层”的摹仿。如果说柏拉图关注创作意图的萌发，从而区别文艺创作与技艺制作，那么亚里士多德就是注重创作构思的完成，指出艺术创作的关键是重要的三种方法。亚里士多德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形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对应这三种模仿对象，实际是三种创作方法，用时下的话概括依次便是：“再现”、“表现”、“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悲剧论是在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且“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能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在此看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加真实，从而“悲剧比史诗更受雅典人的青睐，悲剧按照真实性再现行为，其摹仿成分更明显”。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悲剧的六大因素：情节、性格、思想、言词、形象和

柏拉图

柏拉图 1.《巴门尼德篇》答：《巴门尼德篇》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一般被认为是柏拉图的后期对话，也有人将它归为中期对话。在《巴门尼德篇》中主要讨论的内容是我们所谓的柏拉图的“相论”（“理念论”）。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对理念论的反思主要表现在对分有说和模仿说的疑问，主要包含三个问题。（1）和可感事物分离的理念世界的范围问题？（2）可感个体事物如何分有同名理念？（3）能否认识分离的理念？通过对理念论的反思，柏拉图指出理念和可感事物之间并不是彻底对应关系，理念世界的范围比可感事物世界小得多；分有说和模仿说是无法解释理念和事物的结合，可感事物分有同名理念的结果势必破坏被分有的理念的单一性和完整性；从认识论上看，分离的理念是无法认识的。从柏拉图的反思和批判中，似乎指出理念论难以成立，但他并未放弃理念论。 2.《理想国》答：《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著名的代表作。它以对话的形式，围绕中心问题“什么是正义”展开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领域。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与他人对话，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这是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正义与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柏拉图认为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的本质就是具有知识、智慧、正义、善的美德。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 3.《理想国》中的正义观答：柏拉图是第一个对正义问题做出系统思考的思想家,在《理想国》一书中,正义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理想国是一种正义的国家,正义是柏拉图建立理想国的精神支柱,也是他构建理想城邦的出发点与归宿。柏拉图将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就个人而言,正义意味着理性、激情、欲望的各尽其责,而对于城邦,正义则意味着赋有智慧、勇敢、节制的人们各司其职.另外,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正义观对个人发展与国家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将国家和公民个人的正义统一为一体的.个人和城邦只是在数量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个人无非就是缩小了的城邦,而城邦就是放大了的个人。 4.回忆说答:“回忆说”是柏拉图首次提出的关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观点。柏拉图认为灵魂在下降之前,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包含天赋的知识。当灵魂进入肉体后,由于受肉体的污染而暂时忘记了关于理念的知识,所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重新获得知识。“学习”就是“回忆”,原初的知识是灵魂对理念的自我观照,学习的知识则是对原初知识的摹本,灵魂的摹仿就是回忆。“回忆说”在柏拉图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苏格拉底方法提供了理念论的论证;回答了生活在可感世界的人何以能够认识理念的问题。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异同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异同提起古希腊文明，人们无疑会想起这两位在诸多领域中取得影响后世的成就的学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在哲学、教育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气象学、政治学、诗学等方面建树颇丰，诗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师徒，在学术见解上自然会有相通之处，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其师的思想，但他同时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足见他与柏拉图还是存在许多分歧的。首先，关于城邦的思想。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对自由城邦的政治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古希腊时代，城邦制度可称是最先进、最理想的政治建构，在希腊文中，城邦一词为polis,不同于今天英文中的city或country，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是柏与亚政治思想的实践对象，而且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只适用于城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确立，城邦的衰落也使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失去了适用价值（当然，从西方近代以来，这种对政治构建的最初观念对今天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正义城邦的思想，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和财富生产者三个阶层，正义的城邦是三个城邦发挥各司其职、相互和谐的统一体，前两者是国家的治理者，第三阶层则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也引申出专业化的原则，在正义城邦中，人人需各司其职，统治者和军人也需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他们适合于他们的这一地位所要求的条件。正义城邦的统治者，在《理想国》中，便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王”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挽救城邦危机的根本措施，是正义国家实现的关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家执政的根据：(1) 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保持公民完善的品德，矫正人们品德的堕落，有赖于具有完善品德的哲学家。(2) 知识是美德的基础。它是对“理念”的认识与回忆，而非源于物质世界。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这种知识，回忆这种知识。(3) 治国需要知识、美德和权力的结合。(4) 哲学家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训练过程。柏拉图的哲学家执政思想，其实质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政体，以挽救城邦的危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观念于柏拉图有明显的不同，他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个人于城邦的关系，好比一只手，只有当它与活着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实现它的目的（如拿取物品）一样，个人没有独立的意志，必须成为城邦的一部分，通过城邦发挥个人价值，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个人同样没有独立性，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完全是为城邦的存在而服务的，这一点上二人的观点很相似。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模仿说差异

一.引言：“模仿说”简介 “模仿”(mimesis)一词大概源于古希腊时期宗教祭祀、典礼的礼仪活动。公元前五世纪，这一术语应用到哲学和艺术领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是“模仿”，但二人的“模仿说”却有很大不同。柏拉图的“模仿说”主要集中在《理想国》第十卷。他认为这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神创造的，是真实世界。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而来，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因此认为模仿的艺术是不真实的，而且还会“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继承了柏拉图的“模仿说”，但更多的是对柏拉图的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集中体现在《诗学》中，他认为艺术是对于实物的模仿，但因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种类的艺术。他还认为模仿是人的本性，模仿的艺术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快感，还可以帮助人们“求知”。二、分析：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差异这一部分将从从模仿的对象、艺术才能的来源、艺术的功用、对艺术的态度等方面讨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差异。 1．模仿的对象柏拉图认为，艺术家模仿的是现实世界可感的实物，而现实中的实物并不是本质，不是真理，这些实物是理念世界的复制品。柏拉图将理念世界中的概念称为理式，每种物体都有一个理式，而且这个理式是唯一的。他认为，理式“先于现实世界、高于现实世界，是世界的本原，先有理式然后才有个别的具体事物”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用“床”的例子阐释了艺术、实物以及理念世界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床有三种：“神制造的”、“自然中本有的”、“画家制造的。”同样，制作者也有三种：创造理式的床的神，制作床的形的木匠，以及模仿床的形的画家。神根据自己的意志，制作了床的理式，那个就是床的真实体。木匠根据这个理式，用一定的材料做成具有一定形状的床。而画家再根据木匠做出来的床的形，画出不同的床。这三种床只有床的理式——床之所以为床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一切床都依照它而成，包括木匠做的床和画家画的床。木匠的床是这种理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而画家的作品是木匠的床的反映，是反映的反应，模仿的模仿，与真理隔着两层。画家仅仅是个模仿者，他们虽然能把人物画得很像，却对所模仿的知识却一无所知。诗人也如此，虽然可以把事情描述得很逼真，却对所描述的事件并不清楚。比如，荷马很擅长写战争，但他却没有亲自“指挥或参谋”过哪一场战争。艺术所模仿的只是“影子”，因此艺术是“影子的影子”。不仅如此，艺术模仿的东西还是丑陋的，是“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是应该禁止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艺术主要指诗和音乐。他也认为艺术是模仿，“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一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模仿。”但是他并不像柏拉图那样认为艺术是虚假的，和现实世界“隔着两层”。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真实的，艺术所模仿的不是现实世界的外形，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关于诗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做了详细阐述：“诗人的指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_2J(附。由此可见，诗模仿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不是偶然性的现象，诗要能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事物中显现必然性。至于模仿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模仿的是“在行动中的人，而这种人有必然是好人或坏人一只有这种人才具有性格…他们所模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坏”这点与柏拉图的诗模仿“人性中的低劣的部分”的观点也不一样。 2．艺术才能的来源艺术模仿自然的发展过程，而上帝是一切自然界运动的原动力，包括艺术创造。柏拉图认为模仿的诗人对所模仿的事物一无所知，本身也不具备什么艺术才能，而是要靠神来给予启示和“灵感”。在《伊安篇》中，他用磁石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附着。”因此，诗歌的最终创作者并不是诗人，而是神，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当然这些由神创造的诗是应该推崇的高尚的诗，如酒神诗、颂神诗、合唱诗、史诗等，并不是所谓的通过模仿“影子”、迎合非理性的东西。有了神的依附，再愚蠢、平庸的诗人也能“唱出美妙的诗歌”。在这里，柏拉图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神，贬低人的力量。相反，亚里士多德则很重视人的智慧与能量。他认为模仿是人的本性，人与禽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善于模仿。他在《诗学》第四章中提到，“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模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2](P53-54)。由此看来，创作诗歌的才能来自于人本身，而且这种才能是天生的。模仿也不像柏拉图说的那样都是低劣的，而是有高尚的也有低劣的。“比较严肃的人模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的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模仿下劣的人的行动”[ibid]。尽管有些作品是模仿低劣的行动，如喜剧，但它同样能给人带来快感，“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 3．艺术的功用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模仿说差异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摹仿说差异 “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研究文艺起源、解释文艺与现实世界关系，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学说。“摹仿说”两大奠基人——古今的哲学巨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对其在认识论中存在不同的解读。 “摹仿说”是最古老的艺术学说，主要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与摹仿或者展现现实世界的事物。柏拉图认为理式是神的创造，这个精神的理式世界创造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摹仿理念世界而来，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因此认为摹仿的艺术是不真实的，而且还会“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而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继承了柏拉图的“摹仿说”，但更多的是对柏拉图的批判。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更全面、更准确，符合现实主义的特点。他认为艺术是对于实物的摹仿，但因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种类的艺术。他还认为摹仿是人的本性，摹仿的艺术不仅可以给人们带来快感，还可以帮助人们“求知”。如果把希腊的文艺概貌比作群峰竞秀的景观，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无疑代表着突兀的双峰。他们虽然是师徒关系，但在“摹仿说”方面他们存在很大的不同。亚里土多德的“摹仿说”是在继承和发展老师柏拉图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更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他们关于“摹仿说”的观点是有区别的。第一，“理式”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理式是神的创造，这个精神的理式创造了现实世界。他以理式否定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现实世界是以理式世界为蓝本的，只有“理式”才是真实的存在。人们要获得只是认识真理，不许经过感觉，只需对理式的“领悟”。在他看来，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一、相同点: 1、二人都非常注重寻本探源，追求终极。这便是二人政治思想中理想的部分，如柏拉图的“理念论” 他把理念当成宇宙万物的本质，唯一的真实存在，认识事物的基础，并且据此而设计了他的《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都有一善的目的。 2、两人都把教育看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①柏拉图认为实现城邦团结统一的一项措施是对公民（哲学家和军人）的教育。他相信只有通过正确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和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的教化手段，才能塑造人性，培养优秀的公民，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他把教育称为“唯一重大的问题”，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 ②亚里士多德将人性分为三种善德即天赋，习惯和理性，而理性是人们的追求的目的。他指出教育培养人的理性，进而理性培养习惯，习惯改变天赋。认为后天教育可以改变人。相反，柏拉图基于“潜能不易挖掘”的忧患意识而提出全面教育，以便于充分发掘人的天赋品格和美德，最后走向已经分配好的“工作岗位”。由此可见师生二人对教育实施的方针目的和具体的措施方面有一样的地方，但背后的原因本初目的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优生优育”和“因时而教”的具体教育方法。 3、整体主义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中阐述的政治哲学的突出特征就是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他把社会整体（城邦）视为唯一的目的，个人是为了整体服务的工具。个人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他的价值只能是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完全被消融于整体之中。柏拉图把城邦的统一强盛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把献给国家作为公民的最高道德。具体地说，个人不再有自己的一切，不再有自己的财产、妻子、利益、愿望、要求、情感、判断，每个人与其他人都利益一致、情感一致、意见一致，这样，城邦就真正形成了“一个国家”，不用复数表示的国家。也就是完全消灭了个人主义，形成了一个整体。亚里士多的在个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上也持整体主义立场。他把城邦理解为有机整体，而个人只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公民只有在城邦生活中，在为城邦服务于献身中才能完善自己的本性。城邦是公民生活的总体，其目的是公民的优良生活，所以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城邦生活之中，谈不上私人的领域和范围。他将公民的家庭、婚姻、子女教育、音乐、文学等，都赋予政治意义，那人城邦事务范围。主张由城邦进行统一规划与控制，不承认个人独立与自由的权利。他明确否定“公民可以私有其本身”，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框架里，为个人留下了一些余地。他主张，在承认个人利益，“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他强调必须尊重个人权利。不难看出，在整体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但亚氏的整体主义显然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走极端，对个人以及个人利益、权力和价值给予了一定限度的承认。二、不同点： 1、对于国家起源，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国家)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①柏拉图认为，起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就需要农民、牧人、各类工匠等，而后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又出现了商人等，他们构成了生产者等级。后来有了战争，需要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即“护国者“或军人等级。最后就是统治者等级，主要是精心培养的哲学家来执掌国家的权利，管理国家。至此国家正式形成。所以社会分工是国家的基础。 ②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起初，由男女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而组成了家庭，这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基本形式。然后，组成了村社，最自然的形式就是部落。最后若干村社又进而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至此，社会组织就进化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所以，城邦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2、对于国家阶级的构成。柏拉图认为国家分为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等级；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组成城邦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才能组成这样的政治团体，也就是说他

浅谈柏拉图的模仿说

浅谈柏拉图的模仿说【摘要】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认为理念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它外在于并且先于感性的个别事物而独立地存在，是个别感性事物的原型，感性事物则是它的摹本。在理念论的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思考理念与感性世界的具体事物的联系，模仿说便应运而生。柏拉图将当时流行的这种模仿说放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改变了它原来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含义。表面上看，柏拉图肯定了艺术模仿客观世界，肯定了艺术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以及艺术的形象性。但实际上它是在否定客观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否定艺术能直接模仿理念或真实的世界，即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结合柏拉图的贵族阶级地位，柏拉图鄙视理念世界以下的感性世界，鄙视劳苦大众，以及鄙视与实践活动有关的技艺，他的模仿说是反现实主义的。【关键词】理念模仿理性感性艺术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出身于贵族世家，父母两系都是雅典的贵族阶级。他早年受过很好的教育，尤其是在文学和数学方面，他还从师学习音乐，绘画和哲学，公元前407年，即适其二十岁时跟随苏格拉底求学直至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当权的民主党判处死刑为止。老师死后，他和同门弟子便离开雅典到另一个城邦麦加拉，继续讨论哲学。在这期间他曾游历了埃及和小亚细亚，访问了意大利，拜访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信徒。到公元前396年他才回到雅典，开始写他的对话。四十岁时在雅典建立了他著名的学园，授徒讲学，同时继续写他的对话，几篇规模较大的对话如《斐东》，《会饮》，《斐德诺》，《理想国》等篇都是在学园时代前半期完成的。他在学园讲学四十一年，来求学的不仅是雅典人，还有许多其他城邦的人，亚里斯多德便是其中之一。在学园时代后半期，他曾两次中断工作，重游塞拉库萨，希望帮助当权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两次均失望而返，回来仍旧讲学写对话，一直到八十一岁去世为止。这段漫长的生涯既使他在年轻时能够以敏锐的目光目睹一场悲剧的全部过程，即雅典帝国的衰落与灭亡，又使他能够经历另一个类型完全不同的帝国，即马其顿菲力普帝国的兴起。当时，菲力普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所知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在这段历史时期，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彼此争夺交替中的短暂霸权，谁也不曾致力于使希腊统一起来的事业。与此同时，城邦内部也发生着战争。几乎全部城邦都被划分为贵族阶层和自由民阶层，而绝大多数奴隶都不属于这种政治评价范围。当时，民主政治鼎盛繁荣，帝国理想深入人心，几乎受到所有阶层的支持。贵族领导人逐步让位于那些自我奋斗的人及其子弟，因为他们能哗众取宠，取悦于作为他们国会的公民大会。柏拉图所在的贵族阶层怀着蔑视、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些政治枭雄。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在其基础上把古希腊哲学大大推进了一步，成为古希腊哲学史上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创建了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自然哲学、伦理学、国家学说、美学等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并且以理念论作为他整个学说体系的理论基础。本文想要着重阐述的模仿说，便是柏拉图在思考理念与感官世界的具体事物的联系时所提出的观点。因此，要弄清楚柏拉图的模仿说，就必须首先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管观点上的异同

柏拉图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他指出:“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做城邦”。在这里，柏拉图看到了“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得来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国的基础。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劳动必须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国家必须根据人们的性格、专长安排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他说:“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使每种东西生产得更多又好。;因此，分工合作、各尽其能，专司一事就是国家的正义，这种国家“我认为是真正的国家……可以叫做健康的国家。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国家起源于分工。他在《法律篇》中指出，在人类开始时是作为牧人生活于独居的家庭生活状态中，当时并没有使用多种多样的技艺，这种“自然世纪”是在家长权威的统治之下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新的技艺的发明，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增长，若干个家庭聚居在一起组成乡村，后来从中出现了政治家，把若干个乡村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这样国家就产生了。可见，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可看到共同生活，分工合作的国家状态，不过这里更加接近于“自然生成论” 亚里士多德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坚持“自然生成论”。他指出，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人类在演化史上，虽然经历了家庭、村落到城邦(即国家)的漫长发展过程，但真正体现人类本性的只能是国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最初为了繁衍后代就发生了两性的结合，“这就得先成为配偶……配偶出于生理的自然。”困因此，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结合方式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保证个人的生存和种的延续。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组织也随之产生，社会团体由“两个以上群众所组成”，它有三种形式:家庭、村坊和城邦，而它们的产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自然的，“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村坊则是“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起来组成的初级形式”f而城邦则是由若干村坊组合而成。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只有到这时，人类的本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可见，无论是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出现，还是村坊的产生、国家的形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都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然”的精神，而国家则是这种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本性的完成。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观中，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交往与结合，看到了人的合群性的特点，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人类自然性的表现。因此，“自然生成论”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国家起源论的核心思想。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严格的社会分工;一个把国家的产生定义为社团的自然发展。由前者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带有分工本身所固有的特色，社会的整齐划一，国民生活的单调枯燥必然成为国家的突出特色。相反，由后者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处处体现出“自然”的特点，一切依照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更加适应人类本性的发展。多角度发展，多层次需求，多阶层杂容并包就成为这种国家应有的特色。但无论是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生成论”，都突破了过去国家宗教起源说和国家神造说的束缚，没有从社会以外、城邦成员以外寻求国家的成因，而是从社会及其成员的内在活动和发展中寻求国家产生的原因，这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一)两者对国家起源的看法之比较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与柏拉图的社会的分工导致国家产生的理论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被看成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他指出，自然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社会性)，是人类生存和过优良生活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就可以结成社会，作者简介：王栋梁，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政法论坛·186组成城邦,过有组织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最初为了繁衍后代、生育子女,就发生了两性结合，这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求得人类的生存和衍续。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社会团体有三种形式:家庭、村坊和城邦(国家)。这三者的产生都是自然的。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说,是从社会及其成员的内在活动和发展中寻求国家的起源,认为城邦是由于人们的需要并且沿着由家庭而村坊而城邦的进程“自然地生长起来的”。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⑤而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的理论也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模仿论比较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摹仿论比较文学院0802 刘凤琴20081110058 在西方文论史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有着卓越的贡献。而这二人的关系匪浅，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不免要受到柏拉图的影响，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只是止步于他的老师，他又有自己的观点，绝不因为柏拉图是老师就不批判，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切东西都不能阻止他追求真理的脚步。因此，他的很多观点都不同于柏拉图。下面我们就“摹仿论”这一观点进行比较。先了解一下柏拉图的“理式论摹仿说”。首先，柏拉图所说的“理式”并不依存于物质存在，也不是人的意识，而是一种超时空、非物质、永恒不灭的“本体”；理式是神的创造，这个精神的理式世界创造了现实世界，因此，现实世界是和天上的理式世界相对应的，现实的“床”是理式的床的影子，是理式创造出来的具体特殊的外在现象。柏拉图以理式论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可靠性，否定人可以通过感觉经验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只有“理式”才是真实的存在，人们要获得知识，认识真理，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靠的只能是灵魂对理式的“回忆”和“领悟”。其次，柏拉图认为，文艺是理式的摹仿的摹仿。他认为，“文艺是自然的摹仿”，其中“自然”是以“理式”为蓝本的“自然”，“理式”是第一性的，“自然”是第二性的，“自然”只是“理式”的“摹本”和“影子”。文艺摹仿自然，只能摹仿事物的“外形”和“影像”，而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最后，我们可以看出，理式摹仿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它从本体论看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是反映论。虽然这样说贬低了艺术，但是从客观上揭示了文艺还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一事实。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等的关于文艺是摹仿的说法，但对其理论含义做了新的开掘，比此前的哲学家对文艺的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是人的行为的摹仿。但是他所说的“摹仿的艺术”与柏拉图的“摹仿的艺术”含义不同。第一，他把职业技艺与今日称之为美的艺术加以区别，称史诗、戏剧、音乐、绘画、雕刻等美的艺术是“摹仿”或“摹仿的艺术”。柏拉图却把摹仿的美的艺术的创造看成技术制作，认为只有来自神的灵感的艺术才与技术有区别。第二，亚里士多德扩大了“摹仿的艺术”的范围。柏拉图的“摹仿”不包含颂歌，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是“摹仿”，没有来自神的灵感的颂神艺术和摹仿艺术的区别。第三，在摹仿对象上，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虚幻的“理式”概念。他认为只有具体存在的事物才是“第一实体”，“除第一实体之外，其他任何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第一实体，或者是存在于第一实体里面，因而如果没有第一实体存在，那就不可能有其他东西的存在”。这样,亚里士多德首先肯定了艺术摹仿的对象是本身是真实的存在，同时，抛弃了“摹仿自然”的“自然”意义含混的一面，提出艺术摹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是人的性格、感受和行动。其次，亚里士多德在“摹仿”一词中显出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就是文艺摹仿的对象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他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肯定了摹仿现实艺术的真实性，而且肯定了艺术比现实中存在的个别事更真实。他确认艺术摹仿的绝不只是现实的外形，而且反映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反映内在的本质和规律。他认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诗比历史更有必然性或普遍性，更能显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有更高的真实性。诗要表现普遍，但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