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展望
关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展望
陈斯喜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一这历史进程，我国行政法也从无到有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值得认真总结。
一、30年来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
建国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上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行政法治建设也一样。建国初期，我国行政法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949年至1956年，国家制定颁布了一大批行政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工作原则、工作程序以及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限、管理方式等。但1957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民主法治建设也不断遭受破坏，直至“文化大革命”完全无法无天，行政法的命运自然也无能幸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逐步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行政法也随之得到复兴和发展。
回顾30年来我国行政法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8年以重建行政权立法为重点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国家满目疮夷，百废待兴，法治的王国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为了使被破坏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尽快恢复运转，使混乱的社会秩序尽快恢复稳定，国家在立法方面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国家政权组织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急需的法律，而首要任务是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一部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新宪法。因此，在这一时期，对行政法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立法：一是1982年新宪法的颁布实施，二是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同时，也制定了一批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在这一阶
段，我国的行政立法主要是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侧重行政机关的重建和对行政机关权力以及相对人权利的确认与维护。
这一阶段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成果是：恢复了行政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任制;建立了民主集中制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确立了领导人任期制和限任制;建立了审计制度;恢复了行政监察制度，等等。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6年以加强行政监督立法为重点阶段
行政权是一把两面剑，它既可以为维护公民权利和利益服务，又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因此，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对行政权既要提供法律保障，又要加强监督制约。所以，当行政权重建工作基本完成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着手研究制定有关监督制约行政权的法律。经过几年的努力，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心已经从重建行政权向规范、监督行政权转变。
行政诉讼法由于以下两点重要贡献而载入我国法治建设的史册：第一点贡献是确立了“民可以告官”制度。这一法律制度的确立，一反我国过去只能“官管民”而“民不能告官”的历史传统，表明我国法治建设开始转向以人为本，使法治建设流贯着一股鲜活的人文精神。允许“民告官”，对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法律规定只有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习惯，法治才有牢固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因此，有人认为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标志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真正开始。
第二点贡献是确立了程序违法无效原则。行政诉讼法不仅对行政诉讼程序作出了系统、完整的规定，而且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这就在立法上第一次将程序违法提到了与实体违法同等重要的位置，促
使人们从更高的层面上审视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改变了过去我国重目的轻手段、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传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除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国家赔偿法、审计法，国务院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等一批监督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
这一阶段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成果是：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并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原则，使之成为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至今以加强程序立法为重点阶段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对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程序违法无效原则的确立，使行政程序立法显得更加迫切。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从1990年开始着手研究制定规范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经过几年努力，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行政处罚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对行政权进行事后监督到进行程序控制阶段。之后，又陆续制定颁布了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一批规范行政程序的法律，国务院也先后颁布了许多规范行政程序的法规。
这一阶段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成果是：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告知和申辩制度、公正公开原则、政府采购制度;完善了程序违法无效原则;强化了行政监察权威;改革完善了行政许可制度，等等。
从上述历程可以看出，30年来我国行政法发展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两头夹击的发展路线。所谓循序渐进，就是我国行政法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
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恢复之初，优先致力于基本制度建设，先把行政法基本框架建立起来，然后再逐渐加以完善，避免因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而延缓法律的出台。所以，最初的一些行政法律大多比较原则，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比较粗放。比如，国务院组织法只有十几条，几百字，非常原则;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法院受案范围比较窄，国家赔偿法确定的赔偿标准比较低，现在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批评。但总的看，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其积极作用远远大于消极作用。否则，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也许到现在也建立不起来。而有些改革不到位的，则不急于立法，让国务院或地方先搞，避免因仓促制定法律而影响改革。3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立法决策必须与改革决策相一致。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果改革已经到位，立法必须及时跟上，用法律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引导改革向正确方向发展;二是如果改革不到位，立法不能太超前。凡改革不到位，不立法就是对改革的最大支持和促进。当然，这只是法治建设起步阶段的一种立法策略选择，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制定更加周全、细密、完善的法律，是今后立法策略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我国从90年代开始，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转变。
所谓两头夹击，就是把行政权的确立(组织法)和对行政权的控制(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这两头的法律优先制定出来，然后再制定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行政程序法)。实践证明，两头夹击策略，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大大地加快了行政法治建设的步伐。如果没有两头夹击策略，而是按照“组织——程序——诉讼、赔偿”这样一种先后顺利按部就班地进行，恐怕我国的行政法治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两头夹击，就把行政程序立法逼到了墙角，迫使我们必须加快行政程序立法步伐，而行政机关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支持、推进行政程序立法工作。
二、我国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成就
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行政法从无到有到基本完备，成绩有目共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一)行政法体系基本形成
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表现形式或者法律渊源而言，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宪法是核心，法律是基础，法规是配套。此外，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也是必要补充。就其法律部门构成而言，包括宪法及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共7个部门法。
行政法，是指规范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和监督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确立行政组织和职权方面的法律，包括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等。二是规范行政权行使和运作方面的法律，统称为行政行为法。又分两类：一类是各个方面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包括国防、外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公安、司法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法，如教育法、科技进步法、环境保护法、出入境管理法等;一类是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如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三是监督行政权行使和运作方面的法律，统称为行政监督法，包括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可以说，中国特色行政法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已经比较完备，一些基本的行政法律制度都已建立起来。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渐趋成熟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各种行政法规范所体现和遵循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是行政法的灵魂和生命，对行政法具体规则的创制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评价、补充作用。随着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基本形成，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渐趋成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总结我国宪法和各项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实践，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8项：
1、依法行政原则。这是依法治国这一宪法原则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依法治国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依法治行政权和行政官员。因为行政权是各种国家权力中最活跃、最具强制力的一种国家权力，与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联系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因而也最容易出现损害公民权利和利益的现象。所以，各国都十分强调依法行政，把它列为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
依法行政作为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主要包括3项内容：一是宪法和法律优先原则，即必须优先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其他规定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一律无效，行政机关不得执行;二是职权法定原则，即必须严格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失职违法，越权无效;三是程序法定原则，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无效。
2、正当程序原则。这是对依法行政原则的扩展和深化。其主要内容有4项：一是自己不得做自己的法官，或者称利害关系回避原则。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涉及与本机关或者工作人员自已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关系的事项时，应当主动回避或者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回避;二是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为时，必须说明理由;三是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特别是对相对人不利的行为时，必须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四是行政机关作出涉及社会重大公共利益或者涉及相对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时，除说明理由和听取陈述和申辩外，还应当公开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3、民主参与原则。这是政治民主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是对依法行政和正当程序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一方面，民主参与原则要求依法行政所“依”的法不仅是良好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意愿的，而且是按照民主程序由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制定的，是经过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另一方面，民主参与原则还要求在行政法规范的实施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给相对人和社会公众以充分参与的机会。
4、公开透明原则。其基本含义是，行政行为除依法应当保密外，应当一律公开。具体包括3项内容：一是所有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政法规范必须向社会公布;二是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必须公开进行，包括制定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和作出具体行政决定的行为，必须公开进行;三是行政机关所产生、收集的信息原则上应当公开，只有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公共安全、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等，可以作为例外加以保密。
5、公正公平原则。其含义主要有3项：一是不得单方接触，即行政机关在作出涉及两个以上相对人的行政裁决和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不得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包括任何因公因私接触)和听取其陈述意见，接受其证据;二是对相关因素要给予善良和足够的考虑，即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政策和处理涉及相对人利益的各种事务时，必须以善良的愿望和尽足够的注意，充分考虑各种意见和各种有利的、不利的因素;三是平等对待，即行政机关必须平等地对待各方相对人，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不论地位多高，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机会一律平等，权利义务相一致。
6、平衡(比例)原则。其基本含义有4项：一是平衡地保障和规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二是平衡地设定行政权力与制约和责任;三是平衡地设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四是平衡地保障公民之间的权利和利益。
与平衡原则紧密联系的是比例原则，也称为最小损害原则。比例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以最大的收益、最少的成本、最小的损害来实现行政目标，即必须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符合妥当、必要、相称的要求。
7、信赖保护原则。法律的一个重要属性或特征，是可预知性，即人们通过法律可以预知自己的什么行为会得到什么结果。人们只有按照法律规定去做，就一定会受到法律保护，不会被
追究违法责任，从而使人们具有安全感，免于恐惧。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对法律或国家机关所实施的某项行为的正当信赖，并基于这种信赖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从而作出了一定的行为，国家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这种信赖应当提供一定形式和程度的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旨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既得利益，并维护法的安定性以及公民对国家、法律的信心。当然，得到法律保护的信赖必须具有正当性。所谓正当，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家的法律或者行政机关的行为或其创造的法律状态深信不疑，并且是善意的、没有过错的;如果信赖是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原因(如错误理解或者恶意)所致，则此信赖不受保护。
8、有效救济原则。这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时，国家必须为其提供有效的补救途径。没有救济就没有行政，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不同，各国的救济制度也不尽相同。在我国，这种救济主要包括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
(三)行政法观念实现重大转变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行政法观念有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从注重静态稳定向建立和谐社会转变
胡锦涛总书记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这是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和历史规律。稳定有静态的稳定和动态的稳定。静态的稳定，是暂时的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我们所需要的稳定应当是动态的、可持续的稳定。但过去我们往往比较注重静态稳定，而对动态稳定重视不够。反映在行政法上，就是过分强调严管、重罚，以罚代管，以罚代教，认为管得越多越严越能稳定，罚得越重越有效，
忽视教育、疏导、激励的作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只能收一时之效，并不能长久，而且可能积累、激化矛盾，引起更大的不稳定。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标志着行政法观念的重大转变。
2、从单向命令型管理向双向合作型善治转变
传统法学观点认为，与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社会关系不同，行政法是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社会关系，因此，认为行政法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过分依赖强制手段，忽视参与、沟通、指导、教育、激励等方面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建立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过去那种认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地位不平等的观念正在改变，平等观念越来越获得广泛接受和认同，单向命令型管理观念逐渐被双向合作善治观念所代替，公众参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行政方式随之兴起。善治与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主要着眼于秩序，为维护秩序往往可以不计成本，可以忽视个人自由和社会活力;而善治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进行效益分析，要求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行政目标，要求社会不仅是有秩序的，而且是有自由和活力的。
3、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转变
程序是实体的保障。不论是民主也好，还是法治也好，归根结底都必须体现为一套健全而有效的程序。程序观念淡薄，重实体轻程序，认为违反程序不算违法，是小节问题，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随着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程序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在我国行政法规范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在行政行为过程中严格依照程序办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4、从重强制轻激励向强制与激励并重转变
传统行政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法，是采取命令、强制的办法，迫使相对人不得不服从，从而达到行政目标。但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调整方法，不仅成本高、后遗症大，而且不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树立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意识，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行政法观念已经逐渐从过去只重视命令、强制的方法，逐渐向综合运用多种调整方法转变，行政激励方法越来越得到重视。
(四)行政法学理论取得重大突破
随着行政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也不断得到发展。与我国行政法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大体相一致，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从“管理论”到“控权论”再到“平衡论”的发展过程。“管理论”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机关管理的法，重点强调确认、维护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权威，以保障行政效率。“管理论”追根溯源，是来源于前苏联的行政法学思想，其所服务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我国80年代初的行政法学界主要持“管理论”观点，目前已经没有人公开主张这一观点。“控权论”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的法，重点强调对行政权的限制和监督，以避免行政权被滥用。“控权论”的思想来源是西方特别是英美的行政法学思想，其服务的经济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控权论”思想在80年代后期开始在我国兴起，90年代初一度成为主流思想，目前仍有相当影响。“平衡论”认为是规范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法，重点强调兼顾公权与私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平衡论”是90年代初由北京大学教授罗豪才等学者提出的一种行政法学思想，其背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伟大实践。“平衡论”目前已经逐渐被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所接受，成为我国行政法理论的主流思想，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对我国行政法发展的几点展望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正向着科学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行政法发展，既面临着良好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呈现以下5个趋势：
1、逐步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过渡
由于我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和习惯，法律制度很不完善，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无法无天，因此，3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的任务首先是致力于形式法治的实现，侧重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保证现行法律规范得到确实有效的贯彻实施。应当说，在法治建设的初期阶段，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仅停留于形式法治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向法治的更高层次即实质法治发展。所谓实质法治，就是要求法治不仅必须具有必要的形式要求，更要符合时代的价值追求，符合时代对民主、人权、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的普遍共识;不仅重视秩序和效率，更要重视自由和活力;不仅要求整体公正、形式公正，还要体现个体公正、实质公正;不仅要求最后公正，还要求及时公正，等等。
2、逐步从国家行政法向公共行政法转变
目前，我国行政法主要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这是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国家”、“全能政府”紧密相联系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国家正在向法治国家转变，全能政府正让位于有限政府，过去许多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正越来越多地转由社会通过各种行业协会、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依法管理。这些行业协会、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与一般民事活动不同，而与行政活动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不应由民法调整，而应由行政法调整。比如，律师协会对律师、学校对学生、医院对医生的惩戒行为，如果由民法调整，起诉到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程序，采取谁主张权利谁举证的原则，显然不
利于律师、学生、医生权利的保护。因此，把这些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将是今后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3、逐步从单项行政程序立法向行政程序法典化发展
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和立法工作者的共同愿望，也是一个完善的行政法体系必不可少的内容。早在80年代中期着手起草制定行政诉讼法之前，就已经研究过是否直接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当时考虑到实践经验不足，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条件不成熟，因此，决定改批发为零售，陆续制定出台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目前又正在审议制定行政强制法。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委托行政立法研究组着手研究起草行政程序法，行政立法研究组已将草案送交法工委。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行政程序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相信在可见的不久，行政程序法典化终将得到实现。
4、逐步从初步放松管制向深化放松规制推进
规制，又称管制，主要指国家采取许可、审批等一系列措施控制经济无序发展的一种制度。规制的出现，是西方在自由市场失灵情况下提出的政府介入市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物品可以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两大类。私人物品可以由私人生产，公共物品必须由国家组织生产或者必须在国家监管下生产。私人物品虽然可以由私人生产，但有些私人物品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对负外部性，必须由国家加以监管，把它减低到最小限度。由此，西方国家开始大肆介入市场。但后来发现，政府也会失灵，政府管制过多，也会造成成本过高、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因此，又开始放松管制。我国解放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政府是一个全能的政府，直接管理着各个方面的事务，不经政府事先审批、许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什么事也办不成。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特别是经过2001年以来的三轮行政审批改革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国务院
及其各部门和各地方都废止了一大批审批事项，过度规制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按照发达市场经济要求，实现与国际接轨，我们的差距仍然很大，过度规制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此，继续推进审批改革，进一步放松规制，仍是今后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5、逐步从建立起基本的行政救济制度向建立更加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努力
经过30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行政救济制度。但受历史条件制约，这些制度还很存在着许多缺陷，实施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国家赔偿法修改已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赔偿范围、标准和简化赔偿程序等，是国家赔偿修改的重点问题。行政诉讼法修改也已经列入立法规划，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公益诉讼等问题，将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方面的法律制度，是今后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
谈我国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一)
谈我国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一) 一、关于古代中国有无行政法的思考 有关我国行政法起源的问题，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主张我国行政法自古就有(指国家形成以后)，只是性质和特征与近代行政法不同，认为“行政法因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随着国家性质的变化而变化。”或主张古代只有行政法律规范，没有行政法。或主张古代没有行政法，认为行政法是在民主、法治基础上控制行政权力，监督官员的法，而封建社会却不具有产生行政法的基础.第一种观点显然十分重视行政法与国家的关系，但它却忽视了产生行政法的基础;第二种观点虽未点明古代中国有无行政法，但实际上是肯定了古代的行政法，因为行政法是行政法律规范的总和，有行政法律规范必有作为其总和的行政法存在.第三种观点虽有见地，然未涉及古代中国大量存在的典章制度，并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难以让人折服。为此，有必要对我国古代典章制度作深入的研究，剖析其性质与作用，从而探讨我国古代社会是否具备产生行政法的必要条件，进而论证我国行政法的起源问题。 众所周知，中华古国历史悠久，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专门制定警戒、惩罚各级官吏的制度，如《尚书·商书》记载，汤“制官刑、傲于有位。”至西周时期，这种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周礼》中就有规定国家机构设置及其活动的《六官》、《六典》之篇。进入封建社会后，便更趋详密，如唐代的《唐六典》、明代的《大明会典》、《正德会典》、《万历会典》，清代的《清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和《光绪会典》等均是。细察这些典章制度的内容和体制，不难发现，其一般包括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编制、;品级、职责权限以及官吏的选拔、任用、考锉、奖惩、傣禄等规定;同时其基本坚持以官职为纲目，先分为治职、教职、礼职、政职、刑职、事职六部分，然后再根据当时官职分卷，并附有许多例则，洋洋大观，颇具规模。然其与近代意义的行政法却相去甚远，既不以“政府守法”为原则，又无甚公民权利可以保障，充其量不过是古代国家机构组织的法规大全。 近代行政法作为民主与法治的产物，使宪法在政府与公民关系问题上得以具体化，从而成为宪法的延续和补充.而古代中国的典章制度虽有关于行政组织与行政作用的规定，但均是由历代君主或官吏处理行政事务和惯例汇集而成，以达人治和吏治的目的;而非为根本大法之延长，更非出于民意机关之手，以达民主与法治的目的。其中固然不乏精粹的规定，在法律文化上具有相当价值且亦有限制官吏专横的成份，但因其非建立在民主、法治及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即非为实行民主法治和保障公民权利而制定)，故与近代行政法貌似神离。将二者混为一谈，确有牵强附会之嫌。也许有人会提出近代英国也没有“成文”宪法，而近代英国却有行政法，从而推论古代中国的典章制度也应视为行政法。固然，近代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乃不争之事实，但近代英国却是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它实行了君主立宪制，从而使封建时代的特权为普遏的公民权所取代，至高无上的王权为权力的分立所代之。在这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这种尊严不但反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孙之上，更表现在“政府守法”原则之中，其目的在于确保宪法上的公民权利免遭侵害。而将“政府守法”的宪法原则变为实施细则的便是行政法了。因此，没有行政法，宪法上的“政府守法”原则以及各种关于公民权利保障的规定将成为一纸空文;而没有宪法，行政法也就无从产生。由此足见，行政法与宪法关系之密切非其他部门法可比拟。如西方国家封建社会里尽管不曾有过宪法，却仍可以有刑法、民法及诉讼法等法律规范存在，但却不可能有行政法存在。同样古代中国也不曾有过宪法，且从来就不是一个宪政国家，它采用的是集权方式，实行的是专制统治，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所有的法律都不过是皇权的延伸和表现，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非来自人民的确认，因而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公民权利”以及维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了，自然也就谈不上以实施宪法关于“政府守法”和“保障公民权利”规定为宗旨的行政法了。 其次，古代中国并无独立的行政部门，也没有纯摔的行政活动，国家职能棍在一起，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中央及地方的层层官府都得绝对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不存
论行政法的地位与作用和依法行政的意义
摘要：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最为直接，又是独立的部门法，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全面实行依法行政，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国家意义重大。关键词：行政法地位作用依法行政国家行政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有了国家行政权力的运行就慢慢有了相关的行政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行政法就是解决有关行政问题的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4)．），在现代国家中，行政法的作用和地位具体表现为依法行政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一、行政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探讨宪法是国家最重要的根本大法，它调整着根本的社会关系，确定国家基本制度和原则，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效力、权威最高的法律。相对于刑法和民法等部分法，行政法、宪法的关系更为直接密切。首先，行政法主要是调整行政法关系、保障、规范和监督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它直接涉及国家权力的确定和行使，有关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和国家机构与公民法人之间的关系的宪法规范，主要通过行政法律具体实施。其次，由于国家行政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行政关系的广泛性和重要性，作为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作为调整高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国家和社会生活，为各个方面实施着宪法规范这行宪法规范推行宪法确定的各项基本国寂，而民法、刑法是一般只是宪法确定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的国家政策。事实上，宪法典中就包含着许多行政法规范，而属于行政法范畴的许多规范同时又是宪法规范。时至今日，“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被称为统一的学科、很多学者均从事宪法与行政法的双向研究，而且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和宪法学体系含混不清的问题。概括地讲：行政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只是得到了形式上的承认，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在很多问题上没有理清，行政法相对于宪法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忽视。很少有人会否认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应具有的重要意义，行政法是位于宪法之下、一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由于其紧紧的围绕着行政权力展开，也就意味着行政法有着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完全不同的视野和内涵，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复杂性、易变性更是其它部门法所难以比拟的。“在每一种行政法理论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国家的理论”（Carol Harlow and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George Weidenfed and Nicolson ltd.,1988),p.1.，）行政法所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决定了其与宪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大的程度上，行政法被认为是具体化的宪法、是宪法的动态部分，宪法则被认为是行政法的来源和基础。日本学者室井力也认为“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基本法，是政治价值的体系法；而行政法随以宪法为前提，但却是行政技术的体系法。”（《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罗豪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⑸）但另一方面，确认行政法独立的法学价值却有着重要意义。行政法是一个独立部门法，它不依附于其他部门法，同时一般不包含其他部门法。辩证来看来，宪法与行政法虽然渊源相连，但彼此并不存在什么“隶属”关系，根本大法只是从宏观上给行政法以指导。“宪法调整的对象是整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包括平等的及不平等的两个方面，而行政法却调整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叶必丰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公认的观点是，宪法是行政法的母法、行政法是作为宪法的具体法来运用的、是宪法的实施法。[!--empirenews.page--]实际上，任何部门法都可以称为宪法的实施法，只不过行政法在政治性和价值取向上同宪法精神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罢了。我们可以认为，宪法与行政法存在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和价值体系、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源于宪法的实体价值、完善的宪政精神将充分的指导行政法的发展。但如果宪政传统的缺乏、宪法价值的式微，决定了现有的宪法发展程度根本不足以为行政法提供理论依据，那么再称行政法为“动态的宪法”明显是不符合实际的，而行政法抛开宪法的微弱束缚以获得独立的发展，并非不合逻辑、不合情理，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对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行政法并无如此深厚的宪法渊源，行政法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并不是宪法的附属品，相反行政法却在广泛的实践领域为宪法提供了素材和实证基础、充实了宪政的精神、促进了宪法的发展。因此，过于强调行政
浅析中国现代行政法(一)
浅析中国现代行政法(一) 摘要：因经济、政治的重大变迁引发了中国现代行政法所面临的行政合法性危机、多元利益主体组织化和个人福利的保障等许多新问题，需要以适当扩权推进治理、以规制缓和实现善治以及发展多元行政模式等作出理论与实务上的回应。而以正当法律程序调控行政过程、通过私法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和扩展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则作为实现中国现代行政法新任务的手段，可以缓解我们今天行政法所遇到的新问题。 关键词：现代行政法、福利国家、地方自治、正当法律程序、司法审查 一、引言 “现代行政法”在中国语境中可以指20世纪以来的中国行政法。但是，我们今天教科书中所讨论的中国现代行政法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因为我们认可的中国行政法历史仅发端于上个世纪的中叶，至今大约50余年。在这50余年中的前30年，中国现代行政法历史是极其简陋的，其中1967年至1978年间行政法历史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1]改革开放后因社会治理的需要，行政法（学）开始受到法学界的关注，但一时也难以发展起来。《行政法概要》的出版，“只想给初学者提供一个社会主义行政法学科在理论体系方面的简单轮廓，而这个轮廓，在我国又完全是属于摸索阶段的。”2]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行政法才渐渐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虽然它不太成熟但有“显学”之趋势。尽管如此，21世纪的今天现代中国行政法仍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中行政法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路径是什么？ 二、当下现代行政法面临的新问题 虽然在20世纪100年的历史中，中国现代行政法历史是短暂的，但是西方国家以及1949年延续了大陆行政法的台湾地区行政法学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催生了中国现代行政法快速又有点畸形地长大。面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先天不足的中国现代行政法常常显得不知所措。尽管如此，它仍然需要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有：（一）行政合法性危机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级政府产生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依法行政”原则下实施行政行为，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为依“法”而获得了它的合法性。这里的“法”除了人民代表大会所立的法律、地方性法规外，还有依宪法、法律规定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这些代表民意的法律规范构成了约束政府行政行为的规则，使民意得以通过政府的行政行为充分以予体现，旨在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原则。 通过民意机关的立法约束政府的行政活动，是构成自近代以来西方法治国家基本宪政框架的法治理念。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到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先辈和我们也都以此思想构建了国家的政治体制。但是，近一个世纪的法治实践使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这种“传送带”理论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已突现其重重危机。“传送带理论最大的缺点也就在于它这种‘法律形式主义'.仅强调是否有通往国会的’传送带'，并不能恰当地描绘或解释现代管制国家中行政权行使的实况。当今行政权实态，往往在法律上很难找到坚实的传送带，或仅能勉强找到丝缕关联。在牵涉浓厚科技基础的管制领域固然如此，即令在传统的管制领域，任何政策执行点上，行政权都会有立法者无法控制的政策回旋空间存在，包括执行工具的选择、标准的订定、甚至是政策价值间的优先设定与选择等等。在此时，传送带理论用国会控制行政权以建立行政权正当性的说法，就显得薄弱而缺乏解释力了。”3]在代议制度极为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议会传向政府的民意之路已经出现断层与短路，更何况在代议制并不成熟的当下中国，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选举程序的不科学产生了大量不能真正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和“委员”，民意无法通过正常的管道如实地到达政府。有相当比例的法律尤其是地方性法规都是政府或者政府的职能部门负责起草的。这种浓缩了政府部门利益的法律草案往往是在人民没有实质性参与讨论的情况下，由
中国行政法发展三阶段
中国行政法发展三阶段 同在众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行政法在当代中国被看作是有别于民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然而，权力不分、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政治、法制传统不利于这种带有控权特征的部门法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在古代中国，县令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承担着税收、治安、邮政、教育、公共工程、灾民救济和司法等多项职能。如今，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行政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过去的30年间，作为部门法，中国行政法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分别服务于法律规则国家、法律国家和法治国家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一、法律规则国家时期的“以法行政”（1978-1989） 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法律应当是其行为的工具还是活动的准绳？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今天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行政机关虽然负责实施法律，但其行为应当受法律的约束，应当与法律规定相一致。然而，30年前，面对同一提问，人们很难做出同样的回答。 1978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意识到政治官员、行政官员遵守法律的重要性。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十年浩劫给人们留下的巨大创伤使这次讨论在痛定思痛、以史为鉴的认识下深入进行。最终，“法治”战胜了“人治”。中国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路。 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法律、法规，如1979年7月1日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82年10月10日的《国务院组织法》等。在行政活动领域，1986年9月5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用显著。 从党的政策到国家法律，行政活动依据的政治色彩被逐步淡化。但是这一时期的行政法律规范，由于主要规定行政相对人的义务而鲜有提及行政机关的职责，而往往被看作是实现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管理社会事务、管理行政相对人。 与文革期间的法律虚无主义相比，“以法行政”无疑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运用法律治理社会暗含着对行政恣意的否定和抵制。然而，在希望行政机关同公民一样遵守法律的呼声日渐强大的社会背景下，仅具有这样的行政法认知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9年4月4日的《行政诉讼法》揭开了中国接受依法行政理念、践行行政法治的序幕。 二、法律国家目标下的控权法（1989-2000） 受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启发，一部分行政法学者提出了“行政法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不应当只是行政机关的特权法，而应当同时是行政机关的义务法。虽然单方规则制定权、命令权和行政决定效力先定等特权，使得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管理阶段处于优
综合外国行政法现状浅谈我国行政法发展
综合外国行政法现状浅谈我国行政法发展 姓名：刘明基学号：5901211177 【摘要】行政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的行政立法有其特点，但尚待完善。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行政法的现状，参考国际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行政法，寻找出外国行政法对中国行政法的启示，从而为完善中国行政立法提出意见。 【关键词】行政法法律行政救济 一、中国行政法现状 我国的行政法与刑法、民法一样，是我国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法制社会得以实现的基础法律体系。它主要包括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行政组织法，主要包括行政机关的设置、公务员等制度；第二大板块是行政行为法，主要包括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行政实体法主要包括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指导和行政处罚等，行政程序法包括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制度；第三大板块是行政法制监督、救济和责任法，行政监督和行政责任等。 就我国目前的行政的法的现状分析，我国的行政法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内容十分丰富，主要体现着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行政法尚没有统一完整的实体行政法典。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关系复杂多变，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领域也很广泛，这就导
致出台一部统一的行政法立法难度较大。但是我国的立法机关正在寻求一个契合点，希望能够早日出台统一的行政法典。 第二、行政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在立法中存在明显的不足，社会报道的违法行政行为日渐增多，而解决违法行政的手段大多是采取国家赔偿或者行政赔偿的方式，纠纷解决的方式较为单一，这也是我国行政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第三、行政法具有很强的变动性。行政法律关系复杂多变，因而作为行政关系调节器的行政法律规范也具有较强的变动性，这与我国的行政机制和国家制度是分不开的，因此我国行政法需要经常进行废、改、立。 二、外国行政法的立法现状 由于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同，国际的行政立法形式多样，各国的法律体系决定了行政立法的特色，国际社会的行政立法的分类完全符合法系的分类特点。按照国际法系的分类，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1、大陆法系行政法体系。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产生较早，体系完善、理论发达。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有两个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两种法律规则，即公法和私法。大陆法系主要是以“罗马法”为历史渊源，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标志的法律体系，其特点体现为成文法的特点，在行政法上也不例外。
论物在行政法上的地位
论物在行政法上的地位 一、物的概述 物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开始存在于民法之中。民法上的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而又能为人实际控制或者支配的物质客体。凡是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又能为人实际控制或者支配的自然物及人类创造物，都能成为民法上的物。 民法上的物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物存在于人身之外； 2．物能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 3．物能为人所实际控制或者支配； 4．物以有体物为限。 物在民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是绝大多数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例如，有的法律关系直接以物为客体，如所有权关系；有的物虽以行为为客体，但仍然与物紧密相关，如交付物的债权关系。其次，物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效与否。例如，在我国土地不能成为个人所有权的客体，禁止流通物不能成为交易的客体，消耗物不能成为租赁、借用关系的标的物等等。另外，《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可以得知，物是私法关系范畴里的概念，由私法进行调整。那么由此，就引发了许多问题，例如作为民法上的物，是否仅仅存在私法之中，只受私法调整，还是也存在于公法之中，受公法调整？假如上述假设成立，那么物在公法上的地位如何？又有着什么样的法律意义呢？接下来，以行政法为例进行分析。 二、行政法上的物 所谓行政法，是指调整行政关系的、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法律规范系统。从这一定义看出，行政法属于公法范畴。行政法作为公法，在理论上是否存在着物这一概念呢？ 在罗马法中，物大体分为两种：一类是公有物，公共所有或使用之物，如水流、道路等。这类财产由罗马帝国享有所有权，罗马帝国公民享有使用权，法律
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优选.)
平衡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平衡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旨在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平衡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阐述，是我与袁曙宏、李文栋合作的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上，题目叫做“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平衡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包含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到现在为止，平衡论的研究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发表了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当然，平衡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目前还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仍然处于讨论和发展当中。 平衡论提出的背景 社会背景：平衡论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治理的兴起。 □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 在“文革”之后，包括行政法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法学开始复兴。由于建国之初30年的经验与教训，这次转型为中国行政法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的经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形成了高度垄断的管理模式。这一时期的行政法理论主要援引苏联的学说，将行政法与行政管理、政府管制相提并论。至今我们有些学者还坚持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控制和支配，应该说与这一传统不无关系。 □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家长式的管理者，是惟一合法的管理主体，以秩序为导向，采取封闭式、单向度的管理方式。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能力不足、效果不佳，正当性也存在疑问。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的任务还包括诸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职能，国家的角色既有可能是管理者，也可能是服务者、监督者、辅助者。与政府角色变迁相关的是公共治理的兴起，公共治理是一种多中心的复合式治理，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多元的，治理是既有输入也有输出的双向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具有广泛公众参与的特点。 □《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争议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次正式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不过，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我国行政法学界曾围绕行政法与行政权的关系、行政法的性质和功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即行政法是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当时，我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的副组长，亲历了起草过程和其中的争论。最终，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可以说是吸收了“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兼顾论。 学术背景：平衡论另一重要背景是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存在重大缺陷。 80年代中后期，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开始就行政法学理论基础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先后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政府论”等观点。这些理论具有开拓性的价值，只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法学界法律的阶级性和其他政治理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以理想类型的方式，梳理和归纳了管理论和控权论两种传统的行政法模式。 在管理论的模式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行政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公民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强调通过维护行政特权保证行政管理的秩序和效率。而在控权论的模式下，行政权和公民权处于对立的地位，个人权利至上，行政权是必要的“恶”，行政法就是控制行政权的法，要通过立法、司法、程序等手段严格控制行政权，旨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 我们认为这两种传统行政法的理论模式都存在重大缺陷，都是以“权力”为视角，即以行政权为核心，或者强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控制，或者强调对行政权的维护和保障；二者都不重视相对方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反思传统行政法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吸收了
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 一 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法，中国行政法与新中国同龄。50年代曾产生了一大批行政法。据统计，1949年至1956年，颁布的行政法规范总数达870件。但1957年以后，这个数字直线下降。1958年为147件，1960年为50件，1966年仅6件。此后的20年间，行政法几乎是空白。50年代行政法的发展，曾一度引起对行政法学的研究。当时北京的法律院校曾开设苏维埃行政法课程，一批苏联行政法著作被介绍过来，对中国行政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这一进程至50年代末就中断了。 二 （一）中国行政法的迅速发展，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迫切要求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这构成了我国行政法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1978年以后，行政立法迅速增加。就内容而言，一方面仍以经济行政法为重点，同时也注意到法制的总体平衡，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机构、民政、司法、公安、军事、民族、财政、税务、外资、海关、农林、水利、土地、城建、环保、交通、邮政、劳动人事、商标、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统计等领域，都制定了一些法律。另一方面，还将相当的注意力集中于建立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关系到全局的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对今后行政法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87年1月1日生效的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遵循民事诉讼程序；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将1957年旧条例规定对治安处罚不得起诉改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治安处罚案件数量多，涉及面广，作为被告的公安机关是政府内最有权威的机构；治安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使民事诉讼程序难以适应，所有这些都为行政法中最重要的立法——行政诉讼法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二）从1978年到1989年，与行政法发展相适应，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1.1983年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的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问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该书以总结和概括中国的行政法制实践为基础，同时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力图创建中国的行政法学。尽管这部著作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它所体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新建立起来的体系以及其中的某些章节，对其后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开始步入正轨。 与此同时，新的行政法学教材和著作不断出版，国外著作也陆续得到介绍。 2.在此期间，各高等法律院校纷纷开设行政法课程。1986年行政法研究会在江苏常州市正式成立，从此行政法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同年，在已故著名法学家陶希晋的倡导下，组织在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成立行政立法研究组，专事起草行政方面的基本法，开创了立法机关组织专家起草法律草案的先河，为行政法学者与实践相结合提供了组织保证。三 1989年以后，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研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诉讼法（1989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和行政处罚法（1997年）相继颁行。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开创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局面，是中国行政法发展的里程碑。 1.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使公民权益在受到行政权的侵害时能得到切实的保障，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本位”意识增强的必然反映。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有权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维持、撤销、履行
行政法的意义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首先，行政管理的依据是法律。宪法、法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都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管理活动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管理行为是不合法的。其次，法律是社会的规范，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的相对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都要按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法律不是管理者管别人的工具，所有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依法行政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它不是依法治国的全部内容。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是全社会的事情，要求所有公民、法人、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要严格遵守体现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的法律。但是，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要求建立法治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首当其冲。国家的法律除一部分由法院、检察院实施外，都要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国家就无法治可言。 三）依法行政的作用与意义 依法行政作为一种宪政原则与行政管理模式，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模式的建立与完善，对于现代国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行政管理改革的巩固与完善，都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1. 依法行政是现代国家民主，尤其是行政管理民主发展的前提与保证 国家民主或是行政管理民主，其实质都在于要使公共权力的运行能真正体现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意志。在现代国家，人民利益与意志的直接与集中体现形式就是各种法律规范。而依法行政的核心就是要保持行政法律规范的规范性与约束力，确保行政管理活动在法律规范限定的范围内合法合理地进行。这就从根本上确保了行政管理活动民主化的实现。与此同时，现代行政法律规范还规定了公民和社会组织直接参与行政管理过程的途径、方式与权利保障手段，这也构成行政管理民主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与推动力量。 2. 依法行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保证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经济形态。它要求政府作为公正的裁判，制定与维护社会普遍遵从的、以法律规范形式体现出来的各种“游戏规则”，如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第三者权威仲裁等。同时，它也要求在所有游戏规则的运行过程中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更为基本的法制规则。①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就离不开“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国家政府，要求政府作为市场法律秩序的建立者与维护者，确保市场经济有序发展。但是，为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原则能得以实现，又要求政府行为具有公正性。对于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并且地位日渐突出的行政系统而言，实现依法行政、公平行政，也就成为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保障。 3. 依法行政是控制行政权力膨胀趋势的必然选择 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本身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侵犯性、排他性、诱惑性、腐朽性、渗透性等不良特性，如果没有法律规范的限制，就很有可能出现滥用权力、腐败，乃至于独裁的现象。而且，公共行政系统与社会、与公民发生着最直接、最经常、最广泛、最具体的关系，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公民从生到死的全部生活都与公共行政系统履行的管理与服务职能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与公民受到行政系统侵权的可能性也就最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法律规范的规定总是相对抽象的、原则性的，法律的适用也经常是模糊的、有争议的。事实上，作为执法机关的行政系统因而也就拥有了自由裁量的巨大空间，也就拥有了权力不断扩充的极大可能性。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如何控制迅速扩张的公共行政权力，就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宪政问题。迄今为止，实行行政权力法制化，促成依法行政，仍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至少是必不可少的途径选择。 4. 依法行政是推进与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有效途径
关于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
关于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
关于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 一 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法，中国行政法与新中国同龄。50年代曾产生了一大批行政法。据统计，1949年至1956年，颁布的行政法规范总数达870件。但1957年以后，这个数字直线下降。1958年为147件，1960年为50件，1966年仅6件。此后的20年间，行政法几乎是空白。 50年代行政法的发展，曾一度引起对行政法学的研究。当时北京的法律院校曾开设苏维埃行政法课程，一批苏联行政法著作被介绍过来，对中国行政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这一进程至50年代末就中断了。 二 (一)中国行政法的迅速发展，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迫切要求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这构成了我国行政法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1978年以后，行政立法迅速增加。就内容而言，一方面仍以经济行政法为重点，同时也注意到法制的总体平衡，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机构、民政、司法、公安、军事、民族、财政、税务、外资、海关、农林、水利、土地、城建、环保、交通、邮政、劳动人事、商标、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统计等领域，都制定了一些法律。另一方面，还将相当的注意力集中于建立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关系到全局的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对今后行政法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87年1月1日生效的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起诉，遵循民事诉讼程序;新修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将1957年旧条例规定对治安处罚不得起诉改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治安处罚案件数量多，涉及面广，作为被告的公安机关是政府内最有权威的机构;治安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使民事诉讼程序难以适应，所有这些都为行政法中最重要的立法-行政诉讼法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二)从1978年到1989年，与行政法发展相适应，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 1.1983年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的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问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该书以总结和概括中国的行政法制实践为基础，同时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力图创建中国的行政法学。尽管这部著作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它所体现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新建立起来的体系以及其中的某些章节，对其后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开始步入正轨。 与此同时，新的行政法学教材和著作不断出版，国外著作也陆续得到介绍。 2.在此期间，各高等法律院校纷纷开设行政法课程。1986年行政法研究会在江苏常州市正式成立，从此行政法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同年，在已故著名法学家陶希晋的倡导下，组织在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成立行政立法研究组，专事起草行政方面的基本法，开创了立法机关组织专家起草法律草案的先河，为行政法学者与实践相结合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 1989年以后，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研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诉讼法(1989年)、国家赔偿法(1994年)和行政处罚法(1997年)相继颁行。
[谈行业组织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行政法地位
[谈行业组织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行政法地位 谈行业组织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成应文 摘要:行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结合,有必要用法律对其进行调整。虽然目前行业组织还更多地具有官方性质,但其与政府的分离,并最终成为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行业组织概述 行业组织是指由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自愿基础上,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所组成的一种民间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又有别于一般社会团体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行业组织的中介性。行业组织是位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是经过同业人士选举产生的处理行业层面的公共事务的成员性组织。一方面,作为成员利益的代表,行业组织向行政机关反映和表达其成员的意见和要求,另一方面,作为行业领域内秩序的维持者,行业组织又能对其成员进行管理和监督,传达和执行某些行政任务。这时,它又具有某些行政机关的特征。 第二,行业组织的公共性。基于其中介性的特征,行业组织具有一般社会团体所不具有的公共管理权力,即它能够对其成员行使一定的公共管理权。这种公共管理权力有些来自法律、法规的授
权,有些来自行政机关的委托,有些是属于原发性的权力。因此行 业组织也被称为类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非政府公共部门。行 业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权力使它一方面不同于服务于市场主体之间 的中介组织,另一方面使它又不同于有些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 第三,行业组织社会角色的多重性。首先,行业组织作为社会 团体之一,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与行政机关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接受主管机关和登记机关的双重管辖。其次,作为管理者,行业组织有权对其组织成员进行指挥、监督、指导以及做出相应的处分等,这时与其成员之间基于公共权力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再次,作为社会主体,行业组织还能代表其成员 以集体的名义参与和监督政府的活动,保证成员利益的实现。作为民事上的权利主体,行业组织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参加各种民事活动,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形成了平等的民事关系。 二、行业组织的公共管理职能 第一,制定行业规范。作为行业的代表,行业组织首先享有对 本行业成员制定行为规范的权力。各种行业组织的“立法权”首 先通过其章程体现出来,各行业协会通过制定章程,为其成员制定 统一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其行业领域内具有最高效力。另外,行业 组织还可就本行业某些方面的问题作出统一规定,要求行业成员必须遵守。 第二,批准个人或组织取得成员资格。个人或组织要取得成员资格,首先,其自身应具备行业组织对其成为该组织成员所要求的
行政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模拟试题及答案
行政法学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模拟试题及答案
行政法学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模拟试题及答案(三)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模拟试题及答案（三） 一、单项选择题 1、居住在某市 A 区的公民甲对该市 B 区公安分局对其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要求复议，本案的复议机关应是（） A.区公安分局 B 区公安分局 C.区人民政 D.该市的市公安局 2、行政案件经过行政复议，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的被告应是（） A.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 B.复议机关 C.复议机关的上一级机关 D.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和复议机关 3、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参照（） A.法律 B.行政法规 C.地方性法规 D.规章 4、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行政争议，是谁之间发生的法律争议（） A.行政机关 B.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C.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与职工 D.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 5、我国国家赔偿法确认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 A.过错原则 B.不当原则 C.违法原则 D.过错加违法原则 6、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主体违法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并导致其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国家赔偿金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A.5倍 B.10倍 C.15倍 D.20倍 7、行政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的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期限为收到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的决定书
之日起（） A.15日内 B.一个月内 C.三个月内 D.六个月内 8、海关违法处罚给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该公司直接请求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是（） A.海关总署 B.当地人民政府 C.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 D.实施违法处罚的责任人 9、在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导致的赔偿属于（） A.行政赔偿 B.司法赔偿 C.国家赔偿 D.民事赔偿 10、行政相对人对公安机关实施的行政拘留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收到行政拘留裁决书之日起（） A.5日内 B.15日内 C.30日内 D.60日内 11、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原告所在地或者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这种管辖称为（） A.指定管辖 B.裁定管辖 C.合并管辖 D.共同管辖 12、下列各项中，属于原告特有的诉讼权利是（） A.申请回避 B.提起上诉 C.撤诉 D.委托诉讼代理人 13、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向人民法院举证的期限为（） A.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 B.第一审庭审结束前 C.第二审之前 D.生效判决作出之前 14、目前在我国，司法机关对行政的监督中除了人民法院的监督还包括（） A.公安机关 B.公证部门 C.司法局 D.人民检察院
新时期中国行政法发展的现状、瓶颈与思路
新时期中国行政法发展的现状、瓶颈与思路 作者简介：赵晓娟，遵义市汇川区洗马路办事处。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9-056-02 最近阶段，我国行政学课题研究热点开始广泛围绕相关法令以及调节潜质进行优化设计，透过研究过往行政法归控经验之后，联合最新热点、成果内容进行主流架构调整。我国行政法体系延展力度的确可圈可点，由于法律制度不尽完善，加上组织法令的欠缺状况，使得后期行政法监督、完善途径遭受全面限制，涉及中心突破点的挖掘工作已经势在必行。依照目前我国行政法规划条件进行科学评估，将细化的瓶颈因素全面陈列，为完善方案的拟定贡献科学构建力量。 一、我国行政法归控状况论述 依照过往评估资料进行客观验证，说明我国行政法管理条件大致处于完备、欠缺两类极端观点内部，涉及这部分内容的科学、精准评估显得相当重要，这是决定后期行政法令科学调节的必要疏导渠道。如若行政法自身管理能度较高，细化法律制度设计与体系规划效益自然美不胜收。因此，现下发展理念就是联合既定制度内容进行局部调节，疏导过程中一旦说发展能力有限或者支撑体系不够健全，就有必要针对延展思路进行体系改造。 （一）内部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映衬行政结构整体延展方向 行政管理核心理念就是强调公民的权力保障效用，同时联合政府良性竞争机制，实施既定成本效益灵活分析策略。为了尽量贴合这一
调试要领，政府架构开始转向扁平化形态，内部行政权力也开始转向基层政府，达到地方自治的系统格局。而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人员需要做的就是透过各类细致化方案进行成本规模校验，并将后期效益规模最为稳定的方案提炼、制备完全。行政问责制度属于我国最近阶段开发的归控内容，在这种形势下，涉及中央、地方政府部门需要联合当地人均GDP、生育条件、法治优势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关于问责制在全国各地区的推广工作已经布置得足够优越，下级单位开始积极探寻负责机理，并逐渐形成某种导向型政府结构。在这种体制背景下，行政单位对于公民个体诉求不再出现敏感反应。这类结果深刻验证了，我国现下行政法治建设工作的重点内容在于导向渠道的开拓，而并非建设公民导向政府主体。 我国行政管理部门一直将细化规范内容进行重点设计，确保程序衔接的流畅效果，争取为各类机关权力行使动机大开方便之门。此类方案会造成行政个体主观创造能力失控隐患。这部分权力交由公共行政机构实施贯彻、发扬，属于我国行政法令的必要准则，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市场优化配置过程中缺乏对行政效率的重视，因此后期协调能力也基本不忍直视。 （二）限权转型工作未能处理到位 无论借用管理细则还是平衡要论，这些一直都是困扰行政法疏通目标的要素。依照管理标准审视，行政法作为某种归控媒介，在行政处理对象的权力维护上不够细致；平衡要论则强调义务和利益的同步跟进结果，就是保证个人、公共利益的兼顾成果。结合总体窥探视角
关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展望
关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展望 陈斯喜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一这历史进程，我国行政法也从无到有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值得认真总结。 一、30年来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程 建国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上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行政法治建设也一样。建国初期，我国行政法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949年至1956年，国家制定颁布了一大批行政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工作原则、工作程序以及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限、管理方式等。但1957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民主法治建设也不断遭受破坏，直至“文化大革命”完全无法无天，行政法的命运自然也无能幸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逐步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行政法也随之得到复兴和发展。 回顾30年来我国行政法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8年以重建行政权立法为重点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国家满目疮夷，百废待兴，法治的王国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为了使被破坏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尽快恢复运转，使混乱的社会秩序尽快恢复稳定，国家在立法方面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国家政权组织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急需的法律，而首要任务是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一部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新宪法。因此，在这一时期，对行政法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立法：一是1982年新宪法的颁布实施，二是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同时，也制定了一批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在这一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