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管观点上的异同

柏拉图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他指出:“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做城邦”。在这里，柏拉图看到了“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得来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国的基础。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劳动必须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国家必须根据人们的性格、专长安排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他说:“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使每种东西生产得更多又好。;因此，分工合作、各尽其能，专司一事就是国家的正义，这种国家“我认为是真正的国家……可以叫做健康的国家。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国家起源于分工。他在《法律篇》中指出，在人类开始时是作为牧人生活于独居的家庭生活状态中，当时并没有使用多种多样的技艺，这种“自然世纪”是在家长权威的统治之下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新的技艺的发明，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增长，若干个家庭聚居在一起组成乡村，后来从中出现了政治家，把若干个乡村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这样国家就产生了。可见，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可看到共同生活，分工合作的国家状态，不过这里更加接近于“自然生成论”

亚里士多德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坚持“自然生成论”。他指出，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人类在演化史上，虽然经历了家庭、村落到城邦(即国家)的漫长发展过程，但真正体现人类本性的只能是国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最初为了繁衍后代就发生了两性的结合，“这就得先成为配偶……配偶出于生理的自然。”困因此，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结合方式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保证个人的生存和种的延续。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组织也随之产生，社会团体由“两个以上群众所组成”，它有三种形式:家庭、村坊和城邦，而它们的产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自然的，“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村坊则是“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起来组成的初级形式”f而城邦则是由若干村坊组合而成。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只有到这时，人类的本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可见，无论是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出现，还是村坊的产生、国家的形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都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然”的精神，而国家则是这种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本性的完成。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观中，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交往与结合，看到了人的合群性的特点，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人类自然性的表现。因此，“自然生成论”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国家起源论的核心思想。

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严格的社会分工;一个把国家的产生定义为社团的自然发展。由前者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带有分工本身所固有的特色，社会的整齐划一，国民生活的单调枯燥必然成为国家的突出特色。相反，由后者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处处体现出“自然”的特点，一切依照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更加适应人类本性的发展。多角度发展，多层次需求，多阶层杂容并包就成为这种国家应有的特色。但无论是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生成论”，都突破了过去国家宗教起源说和国家神造说的束缚，没有从社会以外、城邦成员以外寻求国家的成因，而是从社会及其成员的内在活动和发展中寻求国家产生的原因，这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一)两者对国家起源的看法之比较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与柏拉图的社会的分工导致国家产生的理论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被看成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他指出，自然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社会性)，是人类生存和过优良生活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就可以结成社会，作者简介：王栋梁，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政法论坛·186组成城邦,过有组织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最初为了繁衍后代、生育子女,就发生了两性结合，这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求得人类的生存和衍续。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社会团体有三种形式:家庭、村坊和城邦(国家)。这三者的产生都是自然的。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说,是从社会及其成员的内在活动和发展中寻求国家的起源,认为城邦是由于人们的需要并且沿着由家庭而村坊而城邦的进程“自然地生长起来的”。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⑤而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的理论也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严格的社会分工,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社团的自然发展。由严格的社会分工所产生的国家,必然使国家带有分工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因此,社会的等级井然、整个国家的整齐划一就成为国家的突出特色。相反,由社团的自然发展所产生的国家必然体现出“自然生成”的特色,一切依照自然、顺应自然。因此,这样的国家更加适应人的本质的发展,多元化文化并存就成为这种国家的特色。同柏拉图相比较,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国家和社会区别开来,认为国家是“至善”的社会团体,从而突出了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国家不像柏拉图所言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二)公有与私有的争议无疑，公有制是柏拉图的选择。柏拉图谴责私有财产,认为私产之下无好执政者甚至会毁灭社会,而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的看法不同。而亚里士多德首先对柏拉图的公有制思想进行了强有力的批评。他认为，公有制的结果不可能导致社会的治理,只能够引起社会的损害。均产必然在财产所有权上产生重大纠纷,且不合人类天性,不能消除人类罪恶本性,不能确保国内安全。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事物而忽视公共的事物”。这是人类自私的本性。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人类的各种美德。如果一切归公，人们也就无法表现这种美德了。亚里士多德在坚决批判了柏拉图的公有制理论之后,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私有制构想他认为，他向往的财产制度是“产业私有而财产归公”。他说,这一制度的特点是财产“在某一方面(在应用时)归公,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故可兼顾公产与私有两方面的利益。在实践上，亚里士多德主张把城邦划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公产，一部分为私产。这两部分又各划分为两部分：公产中以一份供应祭祀，另一份供应公共食堂所需；私产中以一份配置在边疆，一份在近郊,以使大家利害相同,满足平等与正义的要求。

(三)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在国家治理方面，师徒出现了人治与法治截然不同的法国原则，如上所说，柏拉图强调人治，认为哲学王应该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因为哲学王是除上帝以外的“更善的模范”,国家和个人只有经过哲学王的治理才能达到至善。而他同样也认为对于优秀的人，把许多法律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的。可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抹去了法律的作用，并宣布了法律的无效。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成为西方专制主义发展的渊源。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始终坚持法治而反对人治,因为法治与民主、自由是分不开的。他主张实行奴隶主共和国,提倡自由民内部的自由与平等,坚决主张中产阶级主政,因此,法治成为其整个政治学的逻辑必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实行法治,就要有良好、健全的法制,而普遍的服从则是实施法治的关键。亚里士多德在系统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之后,针对柏拉图的人治观,提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思想。第一,人治容易尚私,而法治则可秉公。第二,法律是由多数人制定的,因而具有更大的可取性。第三,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尤其是世袭制更加如此。第四,实行一人之治管理国家也实属困难，他实际上不能独理万机,他还得任命若干官员帮助处理各项政务。他强调法治,但不否认自由,良好的法律既有权威而又不专断,正如亚里士多德自己所说“: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他不反对自由,但他说自由不是放纵,人人都为所欲为将造成城邦的混乱,结果对公民本身也属不利。这种认识上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国家政体的看法上的差异。柏拉图的理想政体——贤人政治，哲学王作为最高统治者,哲学王在国家中凌驾于一切之上,具有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威。在柏拉图的这种贤人政体中,权力与知识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至高无上的哲学王必须是经过特殊训练,并获得至高知识的人。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对后世西方的精英治国论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政体形势的选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其治国之道——“人治”与“法治”出发，把议论的中心转到理想国的主体——“理想政体”的模式上。采取怎样的政体形式才是他们各自政治哲学的合理归宿呢？对此，两者的风格也是南辕北辙的。共和政体正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的体现。亚里士多德指出，划分政体存在有两个标准：第一是城邦最高治权执行者实行统治的目的是否旨在“照顾全邦的共同利益”；第二是城邦治权的最高执行者人数的多少，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根据以上标准，亚里士多德把现存政体划分为六种，并指出了六种政体各自的特点。他指出，君主政体崇尚勋业；僭主政体崇尚私利；贵族政体崇尚才德；寡头政体崇尚财富；共和政体崇尚中庸；平民政体崇尚自由。这六种政体，唯有共和政体才是理想政体。亚里士多德崇尚中庸。在他那里，中庸是人、社会和国家的最佳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富人拥护寡头政体，穷人拥护平民政体，而这两种政体各有弊端，不利于缓和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为富人掌权建立寡头政体，以压迫平民为职责；平民掌权建立民主政体,压制富人也不遗余力。这样,他们各趋极端,远离中庸，使社

会趋于不平衡。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缓和贫富两极的对立，必须有一个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中产阶级。他认为，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组成的理想政体——共和政体可以兼顾贫富两者的利益，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混合起来，取两者之所长，因而它就成了由多数人掌权并能照顾全部利益的理想政体。中产阶级主政，是抗衡贫富两个阶级，保证政权不演变为民主制或僭主制的有力保证。一、关于国家的起源柏拉图认为个人才能的片面性与生活需要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人们的共同生活和分工合作，而国家就是这种社会分工的产物。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国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生成论”是其国家起源观的核心。他指出,自然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恰恰这一合群性是人类生存和过优良生活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就可以结成社会,组成城邦,过有组织的生活。因此“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脱离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无论是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出现,还是村坊的产生、国家的形成，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自然”的精神,而国家则是这种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本性的完成。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严格的社会分工，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社团的自然发展。由严格的社会分工所产生的国家，必然使国家带有分工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因此，社会的等级井然、国民生活的千篇一律、整个国家的整齐划一就成为国家的突出特色。相反，由社团的自然发展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处处体现出“自然生成”的特色，一切依照自然、顺应自然。因此,这样的国家更加适应人的本质的发展，多角度发展、多层次需求、多阶层杂容并存就成为这种国家应有的特色。同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相比较,亚里士多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同其师柏拉图一样,把社会与国家混为一谈,而是明确地把两者区别开来，认为国家是“至善”的社会团体,从而突出了国家的作用和地位，认识到国家不像柏拉图所言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思想撇开了国家产生的空想性，从而向科学性、唯物论又迈进了一步。这是柏拉图所不及的。

二、关于国家的伦理基础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均被称为正义论的国家观和法律观，正义的观点贯穿两人的学说之中。柏拉图所做《理想国》一书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什么是正义或公正的问题展开的。在柏拉图那里，所谓合乎正义的城邦就是实现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就是城邦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从传统的城邦主义出发，得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认为人的最高生活中只有在城邦之内才是可能的，但城邦就是政治，因此政治生活是第一位的。正像任何原型都有目的性一样，国家原型以实现人的幸福为最高目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中心内容是讲善、美德和正义。正义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就是建立在这种正义论的基础上的，整体的标准都要符合正义和美德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念直接来源于柏拉图的思想，并进一步深入加以发挥。

三、关于国家阶级构成

柏拉图认为，人与人是不同的，进而提出把人划分开来。从天性上划分，对应智慧的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其天赋职能是以才智管理国家；对应勇敢的是护卫者、军人，其天摘要：古希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在国家的起源、国家的伦理基础、国家阶级构成、所有制、治国方略、政体分类等六个方面，二人的思想存在迥异之处。天赋职能是保卫国家；对应节制的是劳动者，其天赋职能是安分守己地为自己为国家进行生产劳动。从自然本性上划分，柏拉图认为人天生有三种质，一种人是用金子做成的，富于天才和智慧，即统治者；另一种人是用银子做成的，他们天生忠实于统治者，勇敢善战、不怕牺牲，是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维护者，即护卫者；第三种人是用铜铁做成的，他们应该从事生产劳动以供养社会，即劳动者。柏拉图从各个不同角度论证了人类天生的不平等性和等级差别的客观性,由此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自由人的自治团体，不是主人与奴隶的结合地。他完全否定了柏拉图的阶级划分，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不平等的天性。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社会结构的组合、阶级的划分、人们在国家中的责任和义务等等,都遵循着自然发展的规律,顺应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国家中,自然的和谐代替了城邦的划一,社会的宽松代替了等级的森严,个性的发展代替了自我的泯灭,政治的民主代替了治国的独裁,整个国家向着多元化、多方位、多层次发展。

但不得不看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概念包含着很深的公民偏见。它完全否定了奴隶、外邦人和妇女的政治权利。因此，他的民主观念是十分狭隘的。

四、关于所有制

柏拉图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合乎正义与公道,衡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的贫富悬殊是否过大。他谴责私有财产，认为私产之下无好执政者甚至会毁灭社会，而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为此，他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具体办法。他说，在第一、第二等级内实行“共产制”，使他们以国家利益为至上利益，过一种简朴的禁欲主义生活，而生产者等级却可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在当时奴隶制社会江河日下的状况下，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最终无法得以实现。最后就连柏拉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理论的空想性。在《法律篇》中,柏拉图重新肯定了私有制，否定了“共产制”。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是比较温和的，他批判柏拉图过分追求城邦统一的努力，认为这种“共产制”不符合人的本性，反而会造成事事无人问津的后果。亚里士多德提倡的是一种有限制的私有制，他称之为“私有公用”。即成人财产私有，但要保障它用于公共的目的。他的基本原则是在承认个人利益，划清各个人所有利益的范围的基础上，实现城邦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五、关于治国方略哲学家治国被柏拉图认为是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与最高权力的结合。哲学家对于国家理念有深刻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家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根据社会分工理论，治国也是一项专业技术，只有哲学家才真正掌握它，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执政。柏拉图依据这种逻辑,自然而然地否定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用人治来代替法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柏拉图逐渐认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在《法律篇》中他强调了法律的作用。然而，他认为一旦有能力的统治者出现，人类便无须由法律统治了，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因此，归根到底，即使在其晚年所描绘的第二等好的国家中，柏拉图还是崇尚哲学王的最高统治，在其思想的深处还是对法律或习俗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而亚里士多德则始终坚持法治而反对人治，他认为的法治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其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全体人民，包括统治者应一律服从，否则法治无法实现。他指出，法治优于人治的地方在于：第一,人治容易尚私，而法治则可秉公。因为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现实许多政治家往往在制定措施时感情用事，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智的体现。第二,法律是由多数人制定的，因而具有更大的可取性。因为“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个人独办的酒席；相似地，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作较好的裁断，而且多数人也不易腐败。”第三,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尤其是世袭制更加如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个人的欲望、自私的情感被带入国家政治，必将贻误国家、祸害人民。总之“，在我们今日,谁都承认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有关国家治理的论道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谓各执一端。一个信奉贤人政治,一个坚持以法治国,两者政治哲学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六、关于政体分类柏拉图提出划分政体的两个标志：1.根据执政人数的多少；2.内在精神和原则。他把政体分为五种：贤人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亚里士多德划分政体的标准与柏拉图基本相同，但他强调看统治者的目的是否旨在照顾全部城邦共同的利益。他把政体分为两类六种：1.正宗政体，包括君主、贵族和共和三种政体；2.变态政体，包括僭主、寡头和平民三种政体。这种分类是建立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并加以发展了的。小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的思想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的新篇章。柏拉图是第一个有系统哲学著作传世的思想家，而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甚至对老师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批判，正如他所遵循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为后世政治思想家提供了无尽的思想宝库和灵感源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因此二者的学说中有相同的内容，但也有迥异之处。下面仅作一些简要分析。从《政治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是建立在“正义论”的基础上的，将符合正义与美德作为好的政体的唯一标准。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将正义看作是国家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国家的最高原则”。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念直接来源于柏拉图并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关于国家的起源，柏拉图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他认为，个人需要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局限性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在《理想国》中，柏拉图

指出:“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国的基础，也是他所认为的国家的起源。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被看成是由人的本性的发展所决定的，在历史长河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特征，人类就可以结成社会，组成城邦，过有组织的生活。

关于国家的阶级构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相差甚远。柏拉图崇尚的是一种由哲学王直接统治的，社会中各阶级等级森严的理想社会;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的是以法治国，社会各等级比较松散的理想社会。正如前文所述，柏拉图根据人的天性的不同将人分成三类:统治者、军人、劳动者。他在《理想国》中进一步指出，当城邦里的这三种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并且，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他某些情感: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基本问题看法的比较性格而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因此，“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也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分的事情的。”“因此……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l司所以，在城邦中各类人各守其位、各谋其职、各取所需、各尽所能是城邦的正义，是最大的善德。否则，“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而在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社会结构的组合、阶级的划分、人们在国家中的责任和义务等，都遵循着自然发展的规律，顺应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国家中，自然的和谐代替了城邦的划一，社会的宽松代替了等级的森严，个性的发展代替了自我的泯灭，政治的民主代替了治国的独裁，整个国家向着多元化、多方位、多层次发展，这成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两者关于政体形式的论述也各不相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根据执政者人数的多少和执政者权力的行使是否依照法律，将政体分为君主与暴君，贵族与财阀，共和与暴民六种。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前文已述及)则是在他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政体是贤人统治，即“哲学王”。基于这一点，柏拉图认为管理国家是一种政治艺术，统治者应该懂得并掌握。而亚里士多德则更倾向于立宪共和国的政体，由中产阶级掌握政权，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平民主义”，这也是他之所以强调统治者要推行法治的原因所在。两者关于所有制形式的论述也是各不相同的。柏拉图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合乎正义与公道，衡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的贫富悬殊是否过大。他谴责私有财产，认为私产之下无好执政者甚至会毁灭社会，而理想国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为此，他提出了在理想国中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亚里士多德则对柏拉图的公有制思想从人类道德和心理的角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从人类本性和心理上讲，公有制并不能发挥人类的善德，因为客观的事实是:“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人们要是认为某一事物已有别人执管，他就不再去注意了。”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事物而忽视公共的事物。”这是人类自私的本性。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人类的各种美德。如果一切归公，人们也就无法表现这种美德了。所以“组成一个城邦的成员都必须是品类相异的人们，各以所能和所得，通功易事、互相补益，这才能使全邦的人过上较高级的生活。”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基本问题看法既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也有迥然不同的冲突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