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一、自我管理的大成:佛家文化中的“无我”与“舍法”

佛家文化以宇宙时空观来看待人类、看待人生，旨在使一个悲观的人类变成一个充满自信的人类，并教育人不断地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永远向着佛道迈进。人类为什么是悲观的呢?因为人一生下来最终的结果是死亡，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苦难，伟大的佛陀释迦牟尼就是想让人类在精神上摆脱这样的命运———他放弃了优裕的贵族生活，苦苦修行，最后以包含宇宙的胸襟创立了佛教，以无限的时空看待永恒的生命。

人的前途是光明的，生与死是一回事，那不过是物理形态上的变化，生命是永恒的。

后继的佛陀们沿着佛祖的足迹，继续探索宇宙的真谛。他们看到人不能光为理想而活着;还要为当下而活着，于是让人们追求无念、无住、无相、无我的境界，以更好的精神状态，以忘我的舍法之境界最大限度地普渡众生。后来毛泽东主席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抱着只求耕耘、不求收获的信念默默地发挥好自己的社会作用、为他人谋幸福，也体现了他博大、慈爱的胸怀。忘我就是忘掉我，我是什么?

我是由非我之因素构成的，比如财富、权势、美色、莫名的烦恼等等。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劳动的时候，大脑一直被一些无谓的东西占据，诸如名、利，还为一些纠纷而耿耿于怀，更有甚者，坐在飞机上，总担心飞机会掉下来———这些忧虑令人苦不堪言，哪能干好工作呢?如果从能量的角度分析，一有念头，能量即被占用，用公式表示即为: 能量剩余（现有能量）=能量来源-能量占用全心全意=身体状况-占用（财、色、权、烦等）

=忘我

能量占用越多，剩余能量越少，做事情的状态就越差;如果剩余能量是负数，那就最好什么也不干，否则能量透支，身体一定会出问题。反之，能量占用越少，

剩余能量就越大，人的精神状态就越好。当能量占用等于零时，人就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红楼梦》上说:宝二爷见到姐姐，忘了妹妹;见到妹妹，忘了姐姐。后来宝玉出家，变得拿得起、放得下，大致也体现了佛法布施的精神。

佛陀们创造的这些理论，就是让人们通过修行使得能量占用趋近于零，从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生活、工作中去，最大限度地快乐，最大限度地发挥好自己的才干，以追求人类的幸福。

追求佛的真谛就是舍法，即舍去以前之法，做到无法，也就是永远不要做教条主义的奴隶。佛经中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过河，河对岸是一座山，可是这个人过了河，仍然背着船去上山。故事很简单，意义却不简单;无法不易，舍法更难。佛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智慧。

二、管理的最高原则:无为而治

老子的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涉及军事、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中国人的血脉中已经无意识地滚淌着老子文化的血液;像“急流勇退”、“虚怀若谷”、“以柔克刚”等，至今仍然是很多中国人的人生信条。老子的伟大之处不限于此，他的著作还包含着高深的哲理和济世安民的智慧。如果对他的思想进行高度概括的话，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一是“反者道之动”，二是“无为”。

（一）“反者道之动”包含的哲学智慧

“反者道之动”概括了他的哲学智慧。哲学思想一般都是从探索宇宙的本源开始的，老子也不例外。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源不是水、火、风等具体的物质，而是“道”。道是一个混然而成的东西，在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既没声音，也没有形体，但却超越于万物之上而永久不变，无时无地不在运行。

它创造天地万物，是天地万物的根源。这个“道”，就是宇宙的本源，是天地万物所生所养的根本。

道既然是宇宙万物之本源，是天地万物所生所养的根本，当然和天地万物不同。天地万物是事物，可称之为“有”;道不是事物而是形而上的存在，只可称之为“无”;但道能创生天地万物，又可称之为“有”———道兼有“有”和“无”。说得清楚一些，“无”是道“体”，“有”是道“用”，但体必先于用，所以无的层次要较有为高。正如老子言“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无法用言语去叙说，只能去领悟。无就是道，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其实，道不过是超乎现象界而已，它不是我们的感官所能捉摸认识的，所以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既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既无所谓寿夭生死，也无所谓大小广狭。庄子说它是“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它虽然创生万物，自己本身却丝毫无损，并且这种创造性能力永远生生不息、无所不至———正所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道之用就是道如何创生万物以及创生万物后的生养。其生成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一”是什么呢?是“有”。以理气二者而言，道是理，一是气，道生一，就是理生气，这气是阴阳未分之前的“混沌之气”;“二”就是阴阳二气;“三”就是阴阳二气再加上其作用形成的“和气”;然后万物逐渐生成———这就是宇宙的生成过程。

道在创生万物之后，即与万物同体，内存于万物之中，畜养抚育万物。不过内存于万物之中的道，不叫道，而叫“德”。“道”是“德”之本体，“德”是“道”的作用，“道”与“德”只有体用之别，没有本质的差异。

道虽然生万物、哺育万物，却无私心主宰万物、占有万物，而完全是自然而然地无心而成化———可见老子的哲学思想与他的管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道创生万物，德畜养万物，道和德是万物生成的根本，所以万物没有不尊敬道而珍贵德的。道之所以受到万物的尊敬，德之所以受到万物的珍贵，是因为道和德创生万物而又不加以干涉、支配，而任万物自然地生长。道能够创生万物，德能够畜养成万物、培育万物、长成万物、爱护万物;但道生

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化育万物，而不自恃其能长成万物，而不做万物的主宰，真可称为微妙深远的德了。

正如老子云:“道法自然”。正因为如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反之，道若有所企图，反而违反了万物的平衡和和谐，那便是戕害万物，哪里谈得上“生化”呢?

道无私、无为;而万物生立与否，全在于能否效法道、从道———正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宇宙变化之法则，还是道。这个“道”又是怎样呢?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是大道运行之规律，当然也是宇宙变化之法则。“反”字有三个意义，即相反相成、反向运动、循环往复。

相反相成是指宇宙一切现象都是由相反的、对立的形态所构成的，如美与丑、高与低、善与恶;同时宇宙万物也有相成的一面。所以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对立统一原理。

反向运动是针对宇宙万物无不相反对立而言的。老子特别重视负面、反面的价值，他说:“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曲则全，枉则直，敝则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他是想告诉人们，一切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还要看本质;不能只看正面，还要看反面。所以，委屈的反而可以保全，弯曲的反而可以伸直，低下的反而可以盈满，破旧的反而能够更新，少取的反而可以多得，多取的反而弄得迷惑。圣人明了这个道理，不自我表现，所以能够显明;不自以为是，所以能够昭著;不自我夸耀，所以才有功劳;不自大自满，所以才能长久。因此，老子要求人守柔、居下，要人无知、抱朴。他要人居于反面，是因为反面才是到达正面的捷径。

宇宙万物周流不息，但最后还要返回其本源———“道”，这就如同我们哲学上讲的辩证否定规律。老子说: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宁静的，但往往为私欲所蒙蔽，因而观物不得其正、行事则失其常，所以我们要尽力使它回复到虚明宁静的状态。这样，我们就能从万物的生长、活动看出他们由无到有、再由有返回到无的循环反复情形。万物虽然繁杂众多，但是最后总要回复到他们的根源———“静”。“静”是他们的本性，回复到根源就是复归本性，这是自然的常道。知道这种自然的常道可以称为明智;如果不知道这种常道而轻举妄动，那就要产生祸害了。

（二）老子的“无为”思想

老子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管理思想，“无为”正是他管理思想的高度概括。

“道”以“朴”为核心，也就是以“无”为核心。“朴”的原义指树皮或未经加工的木材，喻一种原始状态。“朴”虽然小于“道”，但却以“无”为心，即最无偏见的心、最纯朴的认识，那是天下不可臣服的东西;君王（管理者）若能“守朴”，天下万物都将宾服。用老子的原话就是“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无为”用在管理上就是“无为而治”;要做到“无为而治”的境界，管理者必须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按照老子的说法就是:“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功成而弗居”;“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也就是要求人无欲、无私，不争以成万物之私、万物之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

天地是永恒无限的。天地之所以能够永恒无限，是因为

它们无私———它们生长万物，只是为了生长而生长。得道的圣人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处处谦虚退让，结果反而得到大家的爱戴;事事不计较利害得失，舍己为人，结果反而身受其益。这不正是因为他不自私的原因吗?结果反而成全了自己。

世人得失名利之心太重，所以得到荣宠和受到屈辱都恐慌，遇到大的祸患也因而身惊。为什么得到荣宠和受到屈辱都恐慌呢?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荣宠是高上的，屈辱是低下的;得到荣宠就觉得高贵，受到屈辱就觉得丢人，所以得到也惊，失去也惊。为什么畏惧大的祸患呢?因为我们常想到自己。假如我们能忘了自己，还有什么祸患呢?所以，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为天下人服务，就可以把天下交给他;喜欢牺牲自己为天下人服务，就可把天下托给他。忘我、忘身、以身寄天下，这是老子对仁君的渴盼。

“小国寡民”是老子“无为”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

老子认为理想的国家是:国土很小，人民很少。没有冲突纷争，纵使有各种武器也不运用;没有苛刑暴政，人民不需冒着生命的危险迁移到远方;虽有船只车辆，也没有机会去乘坐;虽有铠甲兵器，也没有机会去陈列;人民像古代那样用结绳来记事。人人恬淡寡欲，吃的虽是粗食，但觉得很甘美;穿的虽是破衣，但觉得很漂亮;住的虽是陋室，但觉得很安适;风俗虽很简朴，但觉得很快乐。和邻国之间彼此都可以看得到，鸡鸣狗叫的声音彼此也可以听得着，但人民从生到死，也不相往来。

这是多么平静祥和的世外桃源啊!既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又避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从来也不会有生态环境之恶化，从来也不会有机巧、奸诈，人人质朴去智，无欲、不争。现实中，由于人是社会人，不能完全停留在孩提婴儿时代，人有贵贱之别，有非分之想;于是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竞争，国与国之间发生了战争，竞争、战争之谋略与杀人的武器同时出现。竞争和战争又以其最原始的动力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历史从冷兵器时代经过火器时代，不断发展到核武器时代;经济模式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发展到商业、工业时代，走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时代，从金本位制走向纸币化时代，进而进入符号经济、虚拟经济时代。人类配置资源的方式越来越先进，速度越来越快，近几十年的发展所积累的财富超过以前人类历史经济总量之和。人类资源有限，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人和自然的不协调、人的异化问题令人担忧。几千年前老子也许已经感觉到人类竞争的不和谐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老子的“无为”思想除了告诫人们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还对我们今天实施可持续的发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要建立一个相对“无为”的政府，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小政府，大社会”。但在改革过程中，很多官员习惯于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想“无为”，还在无限地扩大政府的权力。譬如，在国企改革方面，中央一再倡导“国退、民进”，“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很多政府部门仍然审批项目，国不但不退，反而有增无减……这些现象的发生，也许除了不懂得“无为”管理，可能在根本上与利益、权力、私心有密切的关系吧!

老子的“无为”还告诉我们，对现实中的很多冲突、矛盾多采取疏导的方法，尽量不采取强制、镇压的方法。仔细想一想，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教训还少吗?

“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智

慧，更是一种高尚的人生修养境界。

三、柔性化管理:修身以安人与孔子的安和乐利的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几千年，其影响之深之远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比拟的。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孟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又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历代王朝都提倡“以孝治天下”，“以仁义立国”，以四书五经为科举教材，兴太学，尊儒生。但随着高度集权的统治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儒家文化到宋明以后已被扭曲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本文之所以以孔孟的儒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就是还儒家文化以本来面目，探索儒家思想的真谛，使儒家文化再次发扬光大起来。儒家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力就像庞朴先生所说的:这种传统文化就如同我们的皮肤，我们无法挣脱。因此，要探索中国式的管理就必须对孔孟的儒家文化做深入的研究，并与我们的管理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如果从管理的角度进行概括，儒家文化就是“修己以安人”，乃至“修己以安天下”。

（一）修己安人与仁礼中庸

“修己以安人”必须从“仁”开始。“仁”就是爱人，爱护他人，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一次马厩失火，孔子回来首先问:“有人受伤了吗?”那时一匹马比一个奴隶要贵，但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人。当时以土俑木俑殉葬，因为俑像人，孔子坚决反对并诅咒发明以土俑木俑殉葬的人应该断子绝孙。

如何实现“仁”———即“爱人”呢?孔子认为“忠恕”之道是实现“仁”的方法。“忠”即积极而真心实意地为他人效劳;“恕”就是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也不要施加于别人———宋儒把它概括为“推己及人”四字，也就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

仁者爱人，从哪里开始?亲爱亲人，是人的本性，也是仁的开端。父母是生我养我的，所以以“孝”表示爱;兄弟姊妹与我同为父母所生，所以以“悌”表示爱;夫妇为一体，所以以“义”表示爱;推广到与我相交的朋友，则以“信”、“友”表示爱;再推广到与我同类的人和生物，则有怜悯、同情之爱。这不同层次的爱，是以“亲爱亲人”为开端的，所以说，能够亲爱亲人，推而广之，就能仁爱百姓;仁爱百姓，也就能爱惜万物。

在孔子的仁学中，孝悌也是立国之本。对父母尽孝，对君必能尽忠;在家敬兄，在外必能敬公卿尊长。由孝悌推而广之，可以有慈、有义、有信、有忠;从亲亲之爱做起，推而广之，可以为友爱，为博爱，以至忠国和爱民。所以，实行“仁”，必须从孝敬父母开始。

“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准，也是孔子的理想人格。

“孝悌为仁之本”，仁自然包括孝悌。“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者不侮（不遭受侮辱），宽则得从（受大众拥护），信则人任焉（得到别人任用），敏则有功（工作效率高），惠则足以使人（使唤别人）。”这里，仁包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

孔子说:“刚（刚强）、毅（果断）、木（朴实）、讷近仁。”这里，仁又包括刚、毅、木、讷四种品德。

孔子又说:“仁者必有勇”，这里，仁又包括勇的品德。

他还说:“仁者安仁，知（智）者利仁。”仁也是智者所为。“仁”包括孝、悌、忠、信、恭、敬、智、勇等等美好的品德，孔子把具备“仁”的理想人格的人称作君子。

孔子要把整个天下的命运寄托于具有完善人格的仁人，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意思是说，老百姓需要仁，比需要水和火还急。他认为在天下动乱、道义沦丧的当代，需要一批勇于为仁而献身的仁人君子。“仁”不是达不到的遥远目标，但“仁”要靠坚持力行;君子不会有片刻功夫离开仁，在紧迫的时刻是

这样，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也是这样。

孔子还认为，要达到仁的思想境界，必须学习;不学习的弊害是“愚”，那就达不到仁了———只有修身，才能达到仁。按照孔子的理论，从多方面修身，力行实践，人人都可以达仁。

克己复礼为仁。“克”即克制;“己”指自己的思想言行，“复礼”即归于礼。孔子认为，有一天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思想言行，使之归于礼，天下就都归于“仁”了。孔子在这里说明:仁应该受“礼”的限制，也就是说，应该按照“礼”的规定去爱人。不符合“礼”的，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言、不要动，人人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天下就归于仁了。

所谓按“礼”的规定去爱人，也就是对人的爱有先后、厚薄、等级。对尊者、贵者和亲人，要爱之在先，感情深厚;对卑者、贱者和血缘疏远的人，要爱之在后，感情淡薄。如果以爱亲之心去爱他人之亲，用爱尊者、贵者之心去爱卑者、贱者，那就是不合于“礼”了;非“礼”的行为不好，不是“仁”。孔子的爱人是不平等的，他的“泛爱众”（博爱）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我们说孔子的仁学包含着人道的成分，却并不是近代人道主义，因为近代人道主义是以博爱、平等为原则的，其特点是打破等级制度，承认“人人生而平等”。

孔子所谓的“礼”，是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指遵守宗法等级秩序的生活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是说，只是态度庄重而不知礼，就未免徒劳;只知谨慎而不知礼，就会畏缩;敢作敢为而不知礼，就会闯祸;心直口快而不知礼，就会尖刻刺人。孔子认为，恭、慎、勇、直这些品格都要用礼来指导，才会起好作用，否则会起坏作用。

对于周礼，孔子主张改动之后再遵从。他说:“殷礼继承了夏礼，在内容上作了一些增减;周礼继承了殷礼，在内容上又作了一些增减，将来继承周礼的，也不过再作一些增减，基本内容传一百代也就是这样了。周礼是集三代大成的，内容多么丰富美好啊，我是遵从周礼的。”

为了贯彻“尊尊亲亲”的原则，孔子提出了“正名”。所谓正名，意思是君要使自己符合君道，臣要使自己符合臣道，父要使自己符合父道，子要使自己符合子道。在君臣、父子关系上，每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身份地位行事，使自己的言论和行为符合礼的规定。

孔子把正名学说用于政治伦理，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把正名提高到治国成败的高度。所谓名分，实际是等级制度。君、臣、父、子都按自己的名分地位执行礼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就会出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孔子在君臣、父子关系上的主张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君臣关系的礼法。

除了“仁”、“礼”之外，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高的品德，而且认为中庸是人人都应具备的。其实如果作比较确切的表述，应该说中庸是一种方法论，是孔子对待事物的矛盾所持的根本态度。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核，中庸则是使内容（仁）与形式（礼）相统一的方法论。

“过犹不及”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应该“允执其中”。“执其中”就是既不过头，也不能

不及，掌握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中”是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作为“仁”的表现形式的礼。

孔子认为，中庸之道还要做到“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即保存事物对立的统一。事物总是存在各种矛盾、差异，应该承认这种矛盾、差异，尽量协调这种关系，争取矛盾的和谐、统一或平衡，使统一体的稳定性不受到破坏。“和”就是把各种矛盾因素协调适当，把人与人之间各种矛盾关系处理适宜，保持社会的平稳;也可以说，恰当地处理内部矛盾，不破坏统一，就是“和”。“同”与“和”有本质的不同;它取消了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不要对立面，也不要差异性，只达到单方面的统一。

孔子认为，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因素，完美的事物是多种因素包括对立因素

的和谐统一，不能让一种因素向极端化发展，强调一个方面时，又照顾到事物的另一个方面，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论语·卫灵公》说:“君子矜而不争（庄重而不和人争执）”，“群而不党（合群而不搞宗派）”，“贞而不谅（讲大信而不讲小信）”，“泰而不骄（坦荡而不骄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朴实多于文采，便显得粗野;文采多于朴实，便显得浮夸。使文与质结合，恰到好处，既朴实又有文采，既不粗野又不浮夸，才是一个君子）。刚柔相济、恩威并用，宽猛相济等都是反对一种倾向的极端化，要求对立的统一———这就是“和而不同”。孔子赞美不论政治清明或不清明，为人都要坚持正道。能行道，就替君竭忠办事;不能行道，就不出来做官。已经在朝做官的人，若君无道，怎么办呢?他主张忠谏。但如果谏而不听，则可以引退而洁身自好，不能跟着去做不合于礼的事。（二）民本—仁政—王道

孔子的仁学思想、礼学思想和中庸思想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仁政纲领”和“王道思想”。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学说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他的学说中至今仍光彩灼灼的部分。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孔子仁学传统的继承，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三个来源。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孟子，注意到民心向背的作用，认识到人民的拥护或反对是政治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他总结汤武革命时说，桀、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天下的百姓;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百姓的心。他又进一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大臣的职责，孟子说:“大王问什么样的大臣?”宣王说:“大臣还有不一样吗?”孟子说:“不一样，有和王室同宗的大臣，有和王室异姓的大臣。”宣王说:“就请问与王室同宗的大臣吧。”孟子说:“如果国君有重大过失，他就要劝谏;反复劝多次不听取，就把国君废掉，另立一位。”宣王一下子变了脸色。孟子说:“大王不要惊怪。您问我，我不敢不照实回答。”宣王的脸色平和下来，然后又问异姓的大臣。孟子说:“国君一有过失就劝谏，反复劝多次不听取，就辞职离开。”

当着齐宣王的面，孟子的对答十分大胆。他认为如果君王残害人民，屡谏而不改，那么贵戚大臣可以另立君王，异姓大臣可以挂冠而去，拒绝为之服务。是否爱护人民，是孟子衡量君是否能够为君的重要标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

德者居之;如果暴虐害民，就是独夫、民贼，人人可得而诛之。这是孟子对“民贵君轻”思想的最彻底的解释。这一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但较之今天的民主思想已显得落后。它无法从制度上保证“惟有德者居之”、“民贵君轻”。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发展。怎样实行仁政呢?他提出“保民”、“养民”和“教民”的具体纲领。

“养民”，就是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并尽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有人民丰衣足食，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进步。

孟子多次提出“不违农时”，保证农民能够正常地从事生产，把它作为施政的最起码条件。对于老弱孤苦者，孟子则主张养老。他说:“过去周文王治理岐地，耕田的人交税的比例是九比一;从政的人有世代承袭的俸禄;在关口与市场，只检查却不收税;湖泊里打鱼不加禁止;处分犯罪的人不株连到妻子儿女。年老了失去妻子的人叫做鳏，年老了失去丈夫的人叫做寡，年老了没有儿女的人叫做独，年幼的失去父亲叫做孤;这四种人是天下最穷苦却无处求助的人。周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一定先想到这四种人。”

为了达到“养民”的目的，孟子认为必须保证农民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土地。他提出“制民之产”的具体主张，因为有了固定的产业，百姓的思想就稳定了。

孟子所说的“教民”，是让人人都懂得封建伦理道德（礼义）。人民的生活条件改善，又明白礼义，犯罪的人自然就会减少，社会就可以安定，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因此，孟子认为教民比养民还重要。他说:“仁德的言论不如仁德的音乐更能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更能获得民心;百姓敬畏良好的政治，百姓喜爱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政治获得了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获得了百姓的拥护。”

孔孟“保民”、“养民”与“教民”的仁政纲领，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富易治”和“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不谋而合。其中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也就是百姓要富裕就要有土地，有恒产才有恒心———在今天看来都很有现实意义。回顾我们改革二十多年的历史，小平同志正是以这样的思想指导我们的改革事业。他从农村改革开始，把土地分给农民，并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这些正是“制民之产”、“藏富于民”的仁政纲领的体现。

孔子的最高政治纲领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但是孔子只描绘了一个动人的图画，并没有找到一条大同之路。孟子提出他设计的理想乐土，并且提出以王道作为实现之路。

孟子认为，世界有两种政治，一种是王道政治，一种是霸道政治。所谓“王道”，就是崇尚和推行仁政，以德服人，使天下人民都心悦诚服地归服;所谓“霸道”，就是依仗自己的实力，去征伐别的国家，强迫别人服从———但以力服力，人民并不心服。孟子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行的都是王道，所以统一了天下;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五霸及其追随者实行的都是霸道，他们只能危害人民，并不能如他们所想像的统一天下。

孟子认为统一之本在于内行仁政，在本国以民为本，实行保民、养民、教民的纲领，建设五亩桑宅、百亩耕田、丰衣足食、和乐安定、明礼仪、有教化的王道乐土。在这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壮年男女各有所用，老人不必劳动而能衣帛食肉。能够做到这样，天下臣民将向往而归服，“不王者，未之有也。”

关于春秋以来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孟子提出一句著名的论断:“春秋无义战”，因为战争的发动者在争夺土地和都市，驱使人民去流血卖命。但孟子并不是偃兵主义者，他赞

同正义的战争。他说:正义的战争天下无敌。符合道义的人，帮助他的就多;违背道义的人，帮助他的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连骨肉至亲都要背离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普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他。用普天下都归顺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

都背离的人，一定会胜利。所以，实施王道的国君要么不打仗，如果打仗，一定会胜利。例如，他认为文王、武王发动的战争是“一发怒就使天下的百姓得到了安定”。

可见，统一天下的方法不在于国土之大小、甲兵之多寡，而要依靠推行王道。汤最初不过是七十里的小国，文王最初不过是百里的小国，但他们内行仁政，天下之民仰而归之，去无道而就有道，终于以仁义而王天下。

历代的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接受孟子的“王道”理论，并结合“霸道”，实行“王”、“霸”并用。管子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王”、“霸”政治进行了总结，他主张“治国以法，治人以德”。历史也证明，以仁义治国的则国祚长久，以法治人的虽能救弊于一时，但败亡得很快。例如，秦朝因霸政而速亡;隋朝因滥法严刑，迅速被唐朝取代;汉、唐以前朝为戒，以“仁义”治国，推行“王道”政治，则有“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当今世界以美国最为强大，但它信奉强权外交，推行霸权主义，如果长此下去，其命运可想而知。

孔子主张治国的根本在于安民，安民的根本在于重用贤能的人，重用贤能的人要不避亲疏贵贱，唯才是举，而不是任人唯亲。用贤能的人领导平庸的人，用正直的人领导邪恶的人，则人心顺服。孟子对孔子的“选贤与能”思想十分重视，他把这个问题作为推行仁政的组织保证，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那么，如何选拔贤才呢?孟子认为，国君选用贤能的人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如果贴身的人说贤能，不能相信;大夫们说贤能，也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贤能，并且考察之后发现他真的贤能，才可任用。贴身的人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说不行，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行，并且考察之后发现他真的不行，才可罢免;贴身的人说可杀，不要听信;大夫们说可杀，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可杀，并且考察之后发现他真的可杀，才可杀他———这样才能选用贤人，做好国君。

这就是说，用人要以百姓利益为重。对于真正的贤才，哪怕出身卑微，也可以提拔到出身尊贵者所居的位置之上;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也可以提拔到关系亲密的人所居的位置之上。但是，选拔必须慎重，必须走群众路线，广泛地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然后再进行实际考察，把真正的贤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孟

子关于任用人才的意见，至今还有其可取的价值。

（三）性本善的人性假说

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就是说人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德的本性。人性的善良，犹如水向低处流一样;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当然，如果拍水使它溅起来，可以高过额头;阻遏水势使它倒流，可以引到山上———但这不是水的本性，是形势造成的。使人做不善的事，他的本性也像这水一样变化。同情之心，人人都有;羞耻之心，人人都有。同情之心，是仁;羞耻之心，是义;恭敬之心，是礼;是非之心，是智。仁、义、礼、智，并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的东西，而是人自己本来就有的，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罢了。所以说:探求就得到它，放弃就失去它。人与人有的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的，这是没有发挥人性善的素质的缘故。

孟子所说的性本善，只是说人人具有善的素质，并不是人人达到“至善”。犹如金矿之有金，却并非纯金，还需要开发、冶炼，才能成为纯金;人有仁、义、礼、智四德，也必须予

以扩大，充实、完善，才能达到“至善”。有学生问孟子:既然人人生来具有善的素质，为什么会出现恶人为恶呢?孟子提出了两个解释:一是被物欲所蒙蔽，二是被环境所习染。

孟子认为，本性有善端，但蔽于物欲、染于环境，会沉湎堕落;所以人应该抗拒物欲的诱惑和环境的习染而努力向善，切不可自暴自弃。人性本善，为恶者只是本性被蒙蔽或自暴自弃所致;以商纣之不仁，亦知禹汤之为圣。人的常情，为善心安，为恶则心不安;可见人的良知并未安全泯灭，还是可以改恶从善的。因此孟子主张执法从宽，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孟子的人性论，反映了春秋以来，尤其是战国时期对人的价值的肯定，特别是承认人都具有良知和善端。他认为尧舜也是人，只是他们修为好;尧舜和民众是一类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

应该说，孟子的“人性善”假设与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中的Y理论是很相似的。Y理论也就是自我实现人性假设理论，它认为:人们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他们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所造成的。人们并非天生就厌恶工作;应用体力和脑力来从事工作，对于人们来讲，正如游乐和休息一样，是自然的。外来的控制和处罚，并不是使人们努力达到组织目标的惟一手段;它对组织目标的实现甚至是一种威胁和阻碍，因为人们更愿意通过自我指挥和自我控制来完成应当完成的目标。

（四）柔性化的管理与安和乐利的管理模式

孔孟的人性善假设，奠定了儒家柔性化管理思想的基础，所谓柔性化的管理，就是多采取启发、诱导，并通过管理者的人格魅力影响部属，感召部属。正像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还要求管理者“其身正”，部属就“不令而行”;相反，“其身不正，虽令则不从”。因此，儒家式的管理以修身为本，修身才能治国。有人因此提出“安和乐利”的管理模式:“安”就是求得安稳，是要企业全体员工安稳，达到“安无倾”的境界;“和”就是致和，使人际关系达到和谐境地，使大家都能沟通、流畅、贯通、变通，内外上下和谐，大家同乐;“乐”是使大家喜气洋洋，做到“与民同乐”、“独乐不如众乐”的目标;“利”是指透过理性的观念追求权利，主动争取应得的利益。孔子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待人原理，孟子进一步解释为: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心腹;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雠。由此产生了“你对我好，我便对你好;你敬我一尺，我便敬你一丈”的“交互主义”，强调在上者需先讲求“修己”的功夫，才能谈到“安人”（使人安于其位）。

这种“感应”的力量，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作用力”是“感”，“反作用力”便是“应”;应由感生，感由应出。宇宙间既有感应力互相作用，人与人之间，自然也有感应。实际上，“感应”就是“互动”，上司知道部属对他的期待，及时适切地满足他，必将鼓励部属更趋于积极，表现良好的工作态度。“感”的方法，是导致良好工作态度的基本策略。

既然“应由感生”，管理者就必须先修己。管理者的关怀会得到部属的忠诚与

肯干;部属的忠诚与肯干又会使管理者更加关怀部属。

依据孔子思想的要旨，我们可以归纳出“安人之道”、“经权之道”、“规矩之道”、“忠恕之道”及“言默之法”。

“安人之道”可说是“仁”的具体实践。仁就是爱人，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凡自爱者必爱人，不自爱的人不爱人。修己

是自爱，安人是爱人;爱人爱己，人我并爱，才是仁。管理的安人之道，就是要自己先拿出诚意。给予员工适当的关怀、合理的待遇、安定的保障、合适的工作、相当的尊重、适时的升迁、创业的辅助，简言之，即是爱人如己，才能使员工安分乐业、身安心乐，培养出良好的工作态度来。

“经权之道”来自孔孟“义”的启示，要点如下:①义是应当做或不做的标准。

②合乎行为标准即合义，应该努力去做;不合乎标准即不合义，便不该做。③安人的原则不变，但是安人的条件，必须视情况而调整，这样才能因应企业内外环境的变迁。④孔子伦理的基本原则不变，实践方式应变;固执“不变原则”而从事于“可变方式”，使孔子伦理适合现代社会的需求，此即“经权”的运作。⑤管理的经权之道，便是以安人为标准，视情势的变迁随时权宜调整，以避免僵化或失败。⑥经权的原则，在于权不离经、权不损人、权不多用;惟有如此，才能长期维持良好的工作态度。

“规矩之道”是“礼”的发挥。“礼”按今天的说法就是“行为规范”。管理者必须建立起合理的作业规范、管理规范、决策规范，使组织成员工作合理化、生活程序化。对于员工不合礼的行为，要训导其改变;同时，上司行为也应该合乎礼，这样部属自然容易顺从。规矩之道的核心是“礼”，“礼”的核心是“仁”，“仁”的本质是爱人、是善、是为他人谋幸福;因此，管理者在遵循规矩之道时，有几项要点必须把握:①以身作则，维护公司的规章制度，达到“其身正，不令则行”的效果;②对人有害，对己无利的事情绝对不做;③对人有害，对己有利的事，控制自己不要去做;④对人有利，对己有害，确有必要时，要勇于牺牲自己的权益;⑤对人有利，对己有利的事，尽量去做。

“忠恕之道”指的是“己所不欲而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本质仍然是“仁”精神的体现;通俗地讲，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此外，忠恕之道还含有《论语》中“命”的成分。孔子虽然很少讲命，但他认为不懂得天命，就无法做一个君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却不认命（“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相对力命主义者，不是宿命论者。所谓相对力命主义，是指有时人“力”可以胜天（“谋事在人”），有时天“命”胜人（“成事在天”），因此必须尽人事而听天命。企业之经营亦然。企业内外环境不断变迁，有人力可以控制的，也有人力无法控制的;人力可以控制的部分，当然要尽力而为;人力无法控制的部分，要知命。管理的忠恕之道，就是指管理者在部属尽力之后，要宽恕他的无心或无可奈何的错误，接受“错误成本”不可避免的事实，改变原先“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观点，从而激发勇于做事的良好工作态度。管理者如何具体实践忠恕之道呢?下面列举七个步骤:①主管提示目标（责任）;②部属拟定计划;③共同评估可行性;④确定预算及价值;⑤放手让部属去做;⑥共同依目标评估绩效;⑦万一失败，汲取教训，从宽发落。

最后讲到“言默之法”。孔子“仁”的品德中含有刚、毅、木、讷，言默之法主要是“木、讷”品德的发挥。孔子认为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回答弟子为官之道时，孔子指出:多做事，少说话，官禄就在其中———这些都是言默之法的内容。孔子还认为，不懂得听一个人的话，就不能了解这个人。管理者要虚心多听部属的意见，并运用技巧使其从容不迫地讲出心底的话;但是管理者也应注意，不能光听他的话，还要配合着察看他的实际行动。此外，管理者最好先把事情做好，然后再说话，这是“为政不在多言”的道理———如此才能够激发员工多做事、少说话。管理的言默之道，便是有言有默，务

求运用得当。可以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而不说，便会错过好人;不可以和他说话而说了，徒然白费言语（“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大多肇因于言语的不当。中国人特别介意他人出言不逊;因此，要激发和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就应该注意言默之道。

四、刚性的制度化管理:韩非子的“法、势、术”

战国时期法家分为三派:以商鞅为代表的重法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的重术派;以

慎到为代表的重势派。三派各有特点。

（一）法、势、术的统一

商鞅重“法”。他协助秦孝公在秦国进行了彻底的变法运动，使秦国富强起来，奠定了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商鞅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因而圣明的君王“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在他看来，只有法令昭彰，刑罚严格，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使政策得以贯彻，达到“民安”、“国治”。他主张用严刑“禁奸止过”，消除祸乱，借助刑罚消除刑罚;他认为，治国除靠刑的一手，还应用赏的一手。不仅如此，刑赏都要不避关系的亲疏、官位的高低，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打破了儒家主张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尊尊”的等级原则。这虽然是一种残酷镇压的专制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却是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

申不害重“术”。“术”即权术。申不害认为，君主必须执掌权术，以驾驭群臣。君主是身体，臣下是手足;君主举纲，臣下张目;君主决策，臣下执行，臣下只能是君主意志的执行者。在他看来，要独断，就要善于用“术”;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和心理深藏在内心，不可窥测，这样才能洞见大臣的思想，并加以控制。总的来说，“术”的主要作用，在于辨别群臣的忠奸，考核其能力，衡量其功过，以加强法制和君主专制。

慎到重“势”。“势”即权势。他认为，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者，是因为“权轻”;不肖者之所以服于贤者，是因为贤者“位尊”。正因为如此，君主只有拥有绝对的权势，才能治理好天下。

韩非比较了前期“法”、“术”、“势”三派的得失，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完成一匡天下的帝王之业。韩非认为，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之臣，韩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国家。晋国的旧法律还没有废止，韩国的新法律就制定出来了;先前君主的号令还没有取消，在位君主的号令又下来了。申不害不擅长于法律，没有统一法制号令造成以下后果:利益与新法令吻合时，就用新法令;利益处于新旧法律相反和前后号令相抵触的空隙时，即使申不害十次让韩昭侯用道

术，奸臣们还是有理由为自己狡辩。拥有万辆战车的强大韩国，奋斗了十七年却没能称王称霸，就是因为昭侯在上面用道术，而对下却未能用法律约束群臣百官所造成的后果。商鞅治理秦国，设立了互相告发和互相连坐的法律。他注重事实，奖赏丰厚而且说到做到，刑罚严厉而且一定兑现———这样的法律确实能使秦国民众积极努力，使秦国战士在与敌争战时毫不退却，带来了秦国的国富兵强。然而，由于没有用道术了解大臣中的奸情，国家的富强最后却只是有利于大臣们而已。孝公、商鞅去世之后，秦惠公即位;秦国的法律依然完善，而张仪却利用秦国为韩、魏做了好事。惠王去世，武王即位;甘茂又利用秦国为周做了好事。因此，韩非子主张取长补短，法、术、势结合使用，以成就帝王之功业。

韩非子还极力主张，君主圣明的国家，没有书本文章，只把法律作为教科书;没有古代圣王的教训，任用官吏作为老师———把法治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他力主法律不偏袒权贵;奖赏功劳的时候，对普通人也不遗漏———法令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了封建“三纲”的萌芽思想:臣服从君主、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这三方面的关系正当，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这三方面的关系颠倒，就会天下大乱。他还告诫君主，可以没有仁爱之心，但一定要不断增加自己的威严、权势;他举例说，如果尧、舜没有权势，不能治理三个百姓。

（二）自私自为的人性假设

韩非的“法、势、术”思想是以他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是就利去害的，人人都怀着为自己谋利的心，用算计利害的心理相互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利害关系:君臣之间，君主卖官，臣子卖力;父母与子女之间，生下来如果是男孩就相互祝贺，如果是女孩就杀死。男孩女孩都来自父精母血、十月怀胎，可是男孩受祝贺，女孩遭残害，这正是从未来设想、从长远考虑啊。父母对子女还使用算计的态度去对待，更不用说没有父子恩情的君臣之间了。既然如此，造车子的希望人富裕，造棺材的巴望人早死，并非造车子的人心肠好，造棺材的昧良心，而是因利之所在;后妃、太子等希望君主早死，也是如此。有利就来，有害就去，此人之常情。韩非把就利去害看做人之本性，把利看做人们行为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