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笔记之三

语言与精神分析

霍大同

第六讲语言的元心理学

1999年4月5日

弗氏1895完成的《科学心理学大纲》代表了一个将高度制作的心理机构的理论与那些涉及到癔病症状的结构与病理学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努力，在这一章的第一部我们将兴趣集中在一个独立运作的机器的语言区的确切功能上，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对该大纲的整体内容有一个阐释：

机构的构造

构成心理机构的神经元系统的构造，要求一些二元的区别，这一区别在弗氏那里已是经常性的、必须从Φ系统中与Ψ系统中开始，两个系统分别对应一个被指定为接受外部刺激的系统和一个登记这些刺激经过的系统。系统Ψ是内部系统，它受到外部的Φ系统的保护，它始终接受来自内部的内源性刺激，比如，饥饿、性等本能性刺激。

在Ψ中的易化等级对应着记忆系统：当量Q 经Φ而抵达Ψ时，处在这一通道上的易化组织通过对量Q经过的记录而改变了自身的值，如果一个需要的内部状态——即一个神经元Ψ的高负载一出现，则允许这一负荷的适当的运动性释放的某一个特定的行为将会创造一些在内部的负荷神经元和体现着满足经验的知觉之间的“易化”。

弗氏举了一个幼儿饥饿的例子，满足的经验来自吮吸母乳的事实：经Φ而抵达Ψ的联想经验——乳房的视觉映象与吮吸所包涵的肌肉运动的记载——经Φ到Ψ创造了一些在内部而来的负载的饥饿神经元和对应着上述两个知觉的神经元之间的“易化”，当需要重新被感知到时，量Q就从饥饿神经元流向乳房的映象和吮吸的运动性映象，从而在Φ中获得释放。换句话说，当幼儿感到饥饿时，他立即想到母亲的乳房，并开始摹仿吮吸的运动。

但是这一满足经验的重复并不能达到一个真实的满足，她并可能阻挡住来自内部的内源性刺激的积累，在心理机构中不快乐的水平在增加，于是他为了要让满足的经验产生而作第二次努力，开辟了产生情绪表达的内部变化的道路，神经系统在表面上的任意分布，比如哭叫，具有一个在运动通路方面所积累起来的量Q的释放的目的。满足的经验脱离了主体，除非这些运动性释放，特别是哭叫，允许孩子获得一个帮助，这一帮助意味着乐意救人的人替代孩子而施行了一个特定行为。哭叫因此就提供了在无能为力的婴儿与其它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的基础，婴儿的无能性构成了道德的基石。

尽管满足的经验允许一个相互理解的建立。这一相互理解提供了获得满足的方法，但这一满足经验仍然不能避免不快乐能量的高积累。这里所必须的是将不快乐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手段和控制身体的手段以便更容易进入一种状态，在一这状态中一个运动性神经在现实中如同在感知领域那样，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自我系统通过对量的重大的流动的抑制而首先实现了这些目的，由Ψ所接受到的现实的征象给自我带来关于Ψ中负载的神经元的信息，亦即被欲望着的对象的映

象——这些负载神经元与接受外部信息的知觉是匹配的，当一个这一类型的知觉同一性产生时，自我解除了抑制，使不仅仅是饥饿神经元的卸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自我自身的卸载得以实现，满足的经验在现实中被重复。

身体的控制对于产生在知觉与欲望对象的表象之间的一致性方面是必须的。这一控制通过一个思想过程，即把在过去与满足经验相联系的身体的偶然运动视为对象的思想过程而实现。自我通过对在Ψ中的重要的量的置换的抑制，而允许一个缩小的量重新在欲望的对象（乳房）、欲望行为的表象、吮吸之间建立一个联想的“易化”。同时，自我发现易化的整体与行动的表象的整体是相互对应。后者的实施导致了知觉同一性的产生，通过对这一来自思想同一性的思想过程的妥善处置，自我开通了思想所发现的传导线路，这些传导线路维持了满足经验的回忆。

但这种考虑思想过程的方式引来了一个问题：当由一个过去的经验而建立起的易化属于一些新的道路时，伴随着一个属于思想自身的重要的量Q的流动与卸载的抑制，某一特定的对应着知觉的投注即产生，那么自我怎么区分从Φ到Ψ的量Q的通过而有的投注与那些属于思想活动自身的投注，弗氏的第一个回答是依赖于神经元的第三个系统的特点，他提出的第三个系统的存在是为了解释意识的存在，根据弗氏，意识的本质在于当系统Φ与Ψ仅仅与Q的经过发生关系时，它赋予这一关系以性质。是在知觉中，性质表现得最为清楚，同时，产生系统W或Ω，对来自Φ的刺激有反应，但不能直接对标示为Ψ的过程有反应，性质自身具有一个量Q的周期性特征接受自外部，绝对独立于在Φ和在Ψ中的量的水平，该系统仅仅记录来自外部的经Φ而抵达Ψ的刺激的性质，Ω

对性质的记录以这样的方式对应着意识的知觉。

接着弗氏提出一个假设，当神经元被知觉刺激所兴奋时，神经元即发生卸载，一个这一卸载的通知被Ψ所接受，这一卸载的通知来自W（Ω），并且构成了对Ψ而言的现实性与性质的征象。正是因为由现实性的征象所提供的信号，才使得知觉不同于投注于思想（表象）过程的记忆。

逐渐的，在理论表述中弗氏将强调的重点以Ψ与Φ之间的关系，转到Φ和Ω（知觉神经元）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又转到将Ψ与Ω系统联结在一起的神经元发生的卸载（性质与现实性）的征象之间的关系上，因为投注在Ψ系统中的欲望表象的稳定的重复或者持续的在场，使Ψ对应于知觉的卸载。为了强调这一点，弗氏提出注意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为了投注于处在一个兴奋状态的知觉神经元，自我求助于自己的量Q。

但直到现在，意识的性质与注意的机制仅仅适合于知觉，而思想在这里属于是丧失掉的东西，这些机制没有一个能使思想的过程更易理解，弗氏所引入的是一个保证注意能与思想相联系，同时，注意能够变成意识的子系统，这一子系统即是言词联想的系统。

言词联想构成一个有限的排它性的知觉神经元（听觉映象）与运动神经元（言词映象）联结在一起的系统。由语言提供的性质的征象允许自我寄送一个量Q，到属于系统Ψ对于思想过程来说必不可少神经元的征象上，正是在该意义，弗氏宣称，言词的联想使认识成为可能。

但语言并不仅仅使认识成为可能，它还允许记录思想，允许将思想视为一个过去的事件，思想中一些属于量Q的在自我控制下的流向系统Ψ的小量所组成。由于知觉的结果与思想过程的结果都被在Ψ中改进了的易化所表达。那么自我如何对二者作出区别呢？由知觉神经元所传递的性质的征象告诉自我在此刻谁

是回忆，谁是知觉、但这些征象并不能在知觉的记忆与思想的记忆之内作出区分，关于此点在弗氏的论证中是有某种具体性缺失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弗氏的想法，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他对两者的区分，即：知觉的记忆＝易化Ψ＋Ω的性质征象。

思想的记忆＝Ψ中的易化＋语言的性质征象。

另一问题是：自我如何能够区别来自Ω的性质征象与来自语言的性质征象呢？

弗氏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仍能以他的理论找到一个回答，在《大纲》中，他除了提出词表象与物表象的概念之外他还在（第三部分）提出言词联想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与物的联想相对应。

他认为“言词联想构成了一个与Ψ的神经元的联系，这些神经元服务于声音（语言）的表象，并且与语言运动映象有很紧密的联系，相对于其它而言，后者具有一个双重的优越：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并具是排它性的”（S，E，I，365）。

数量有限的构成一种自然语言的基本元素的声音，使封闭的词表象系统，能因其包含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知觉序列中基本元素的有限性而被立即再认。正是因为语言系统的这一特征能允许我们将词的构成成分与任何一个其它声音相区别。至于涉及物联想的开放系统，则在于该系统的持续的新颖性及对这些新颖性给予注意的必要性。这一区别并非绝对的。

“存在着一些（知觉的）对象，因为它们是痛苦的原因，而让人们哭叫。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个由声音到知觉的联系强调了客体的敌对特征，并用于指导知觉的注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因为痛苦，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来自客体性质的清楚征象。我们自己的哭叫的记录具有描叙对象的效果，这一联系因此而成为使痛苦的记忆被意识，使不快乐的来源被意识的方式，同时亦是吸引起对它们的注意的方式。意识的记忆的第一个范畴亦因此而被构成，导致语言的发明的那一步飞快的被跨出”（S.E.，I，367）。

语言或者从产生的角度讲，作为语言的先驱的哭叫在不唤起与该对象相联系的痛苦的条件，引出了思考这个作为痛苦原因的对象的可能性。

同样，是语言使认知的或者理论的思考成为可能，思想有能力独立于同作为痛苦原因的知觉记忆投注相联系的快乐－不快乐，检查Ψ中的传导的任何一个通路。

弗氏进一步区分两类思想活动

（1）与痛苦的记忆相联系的思想

（2）与知觉的记忆相区分的思想过程的记忆

在第二个例子中，当人们自愿地发出声音时，人们使一个涉及不在场的对象的思想成为可能。同样，源于与一个是痛苦原因的对象相联系的哭叫的话语，使在该对象的表象缺失时的意识性思想成为可能。这是因为无论是在意识的水平上，还是在正常过程的水平上，这一类痛苦根源的对象的唤起已被原初的防御性行为所阻止。同样言词传导的通路起着一个在整体上替代具有一个痛苦的记忆的思想的传导通路的作用。它们（语言传导通路）对认知思想过程进行了第二次编码，这使得思想能够在对象缺失的情况持续一段时间。

可将《大纲》关于言词联想的功能归于三点：

1. 话语使另一种现实成为可能。在与现实被知觉所再认的相同的水平

上，这“另一种现实”是思想的现实或者心理的现实。

2. 通过让记忆的系统进入一个其投注与卸载都具有知觉的特征的系

统，而非来自于外部的行为，话语使意识的回忆成为可能。

3. 话语允许对快乐和痛苦的避免，从而使精神机构的所有的部分能够

时刻被思想过程所加工。

提问与回答

①量Q是什么能量？

答：神经元工作的能量，按弗洛伊德的观点，神经元的状态可以由量Q来描叙：无量投注的“空”状态，适当量投注的状态和超量投注的状态。而量Q的流动的受阻与加大取决于神经元间“接触屏障”的状态，后者接近于后来的“突触”概念。

②语言与情绪的关系？

答：语言与情绪是相互独立的，但情绪能够通过语言来表达。通过语言的表述紧张焦虑的情绪状态会变得松驰，通过语言的表述低落、抑制的情绪状态会变得兴奋。正是因为言说对情绪状态的上述作用，精神分析才要求被分析者尽可能地细节化地回忆自己的过去经历，与对经历的情绪感受。特别的，在孩子诞生之后，哭叫成为其表达情绪的主要手段，而婴儿的哭叫本身又可视为其说话的准备阶段（发音练习）。

③ “性质”指什么？

答：性质与量Q是相对的，性质指刺激的类型，类型既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范畴来表达，亦可通过同为听觉的语言和非语言的区分来表达。在弗洛伊德那里，刺激性质的辩别是由系统Ω负责的，对性质的记录对应着意识的知觉。

④什么叫“易化”？

答：“易化FACILITATION（FRAYAGE）”是弗氏用以描述精神机构功能的一种神经学的术语。即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的通道中的兴奋必然要克服某些抵抗。一当如此的一个通道引起了这样的抵抗的持久的降低，人们就说这里有易化。同时，兴奋总是偏向于选择易化了的道路而不是非易化的道路。比如我们：

通道

N1 N2

N3

如N1 N2的易化大于N1 N3

则有兴奋从N1 N2的传递。

反过来如果有兴奋从N1 N2的传递而无从N1 N3的传递，则我们说有N1 N2 的易化。

具体到在这一讲的内容，有几点值得注意。

1．ψ的易化等级对应着记忆系统

2．对于Q Φψ的记录改变了ψ的易化状态。

3．高负载释放的行为创造了一些易化状态与结构。

4．其具体的例子来自婴儿吮吸母乳从而解除由饥饿而唤起的紧张（高负载）状态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反复重复，从而形成如下一

个易化结构：

饥饿（母亲）乳房吮吸

满足

⑤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是用电路模型来考虑神经元活动的？

答：可以这样说，根据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大纲”的研究者的普遍看法和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这本书是赫尔姆霍兹（Helmholtz)的神经生理学理论和神经解剖学理论的创造性综合。而前者即赫尔姆霍顿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大脑的活动，甚至心理的活动均完全受化学与物理规律的支配。而在弗洛伊德的这本书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两者（心理学与物理化学）的对应：

快乐——神经元的低负载状态——（低电压）？

痛苦——神经元的高负载状态——（高电压）？

⑥物联想的无限性和包容性指什么？

答：包容性指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可以进入系统φ中，换句话说，我们的以视觉为主的感知觉系统所处理的是来自一个内容与数量都是无限性的、同时亦是充满矛盾的对象世界的信息。因这些信息而有的物联想亦是无限性的包容（矛盾）的。

⑦当词表象表达物表象时后者就消失了，为什么？

答：这是每一个人都经验到的、并且是在接受过自由联想的分析（亦即精神分析）的人身上感觉特别强烈、特别清晰的事实。我想说的是，言说的行为与对过去经历的回忆（主要是视觉的）和幻想（亦主要是视觉的）的心理状态是相互排斥的，两者不能同时并存，同时两者又是补充的，因为两者可以交替出现与相互转换。

用拉康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言说的主体与内视（或者更一般，观察、看）的主体是主体的两个不同的形式，它们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前者属于拉康的象征性序列，后者则属拉康的想像序列。

而在东方思想传统中，后者、即内视的、观察的、看的主体被称为“慧眼”，我在《禅定的一个心理学阐释》一文中，专门讨论作为内视机制的一种高级形式的禅定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状态是言说（或者按弗洛伊德的术语，词表象）居主导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的心理状态。佛教的禅定状态则是视觉（或者按弗洛伊德的术语，物表象）居主导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的心理状态。这两种心理状态除了在知觉范畴方面（听、看）的区别之外，另一个基本的区别则是：禅定的状态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身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对于初习禅者仍需要一个导师在场，帮助他进入与退出禅定状态）；而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在言说者之外的倾听者在场，否则个人的言说行为（不是内心的独白，而是讲出声来的行为）就只能被视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也就是说，自由联想状态下的言说，不仅实现了一个物表象到词表象的转换，而且实现了言说者自身的信息传递给他人的转换。同时，作为倾听者的分析家通

过偶尔的隐喻、换喻及直喻的干预，又实现了他人到言说者自身的信息传递与反馈：这一传递与反馈起到了帮助言说者调节、修改自己的心理状态与结构或者说自己的物表象和词表象系统的作用。

第七讲谈话机器

1999年4月19日

相对于《大纲》的系统ΦΨΩ，在1896年底，弗氏构造了一个对我们而言，更熟悉的新的系统。弗氏强调说，我的理论在本质上的新颖性，是记忆并不仅仅被表达一次，而是多次。记忆由不同形式的符号所组成。整个心理系统可以被图示如下：

I II III

知觉知觉记忆无意识前意识意识

××××××××××

××××××

×

知觉——是知觉在那里出现的神经元，亦即意识与其联结的神经元。但这些神经元自身并不储存抵达于它们的那些东西的痕迹，因为意识与记忆是相互排斥的。

知觉记忆——构成知觉的第一次记录，这一记录完全不能变成意识，并依照同时性的联想而被安置。

无意识——是第二次记录或者第二次登记，无意识的痕迹可能对应着那些概念化回忆，并且也不能进入意识。

前意识——是第三个登记，并与言词的表象相联结，对应着我们的正式的自我。来自前意识的投注依据某些规定而变成意识。这一认知性的次级的意识，是很迟才出现的，它可能与语言表象的幻觉性再活化相联系。同样意识状态的神经元仍然属于知觉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与记忆并无联系的。

“我坚持让人们注意连续的记录代表着生命的连续阶段的心理产生，是在两个阶段的范围内心理材料的翻译必须被实施。通过假设某些材料没有被翻译，我表达了心理性疾病的特殊性。是翻译的缺失构成我们在临床称为压抑的东西”（S.E.，I，233－235）。

在这里弗氏所给出的压抑是极端简单的，记忆不能成功地被翻译成言词的事实允许这一记忆追随一个与控制着后来心理阶段的心理原则不同的集合而增殖，并促使了神经症的各种奇怪的症状形式的产生，记忆是一个能够进入意识的过程“尤其与适当的语言意识相联，也就是说进入被联想所联结的言词表象”（S.E.，II，230）的过程，在癔症中（性的）场景产生在童年的第一阶段，四岁以前，即记忆痕迹还不能够被翻译成语言映象的阶段。这样的翻译仅解释了神经症症状的生理特征而非心理特征。

这个临床假设与心理机构的假设模型的混合体完全是围绕着“翻译失败”一个概念的语言映象系统提供一个在分析实践与意识和无意识关系理论的联系。在分析实践中翻译成言词，既是解释手段亦是治疗的方式。

但在将心理机构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性发展不同阶段匹配在一起时，弗氏对于在什么阶段言词痕迹开始起重要作用是很犹豫和矛盾的。

在给Fliess的第46封信中他将前语言经验与要对症症负责的性创伤之间的关

系的建立固定在4岁。

但在更为复杂的由知觉／知觉记忆／无意识／前意识／意识所组成的系统中，语言翻译的出现在8岁与15岁之间，这自然使性经验与语言的关系变得复杂。

在给Fliess的第55封信中（1897年1月）他则将时间订在1岁零3个月与1岁半之间。

《释梦》第七章是对《大纲》的修改。弗氏重新将系统Φ、Ψ、Ω放置其最初所给予它们的序列中。但在没有求助于神经元的情况下，给它们予新的定义，并将这三者置于一个新的Ψ系统中。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追溯修改的细节，我们仅仅想指出，由意识和语言联想所占据的位置，与它们在《大纲》中所占据的位置一致。但有一个区别，一个阐明：知觉系统非常清楚的与无意识系统相区别，知觉与无意识分别对应于在Ψ中的思想过程和包含了量Q的巨大流动的过程。意识自身，即Ω自身，是一个用于心理诸性质记录的系统。弗氏在《释梦》中将意识视为一个用于理解心理诸性质意义的器官。如同在《大纲》那样，言词痕迹系统的是使意识的思想成为可能的系统。

同样，弗氏认为“前意识系统需要一些能够吸引意识的性质。极为可能是，前意识之所以获得这些性质，是因为它将前意识过程与话语征象的记忆系统联结起来，亦即前意识系统是性质的系统”（S.E.V,574）。新的能量的系统，允许对能量流动的第二次调节，如同在《大纲》中一样，语言使那些非受制于激情的思想过程成为可能，以至于系统并不受到不快乐或快乐控制，而是由在某一准确的时刻中投注的平衡所保证。正是这一没有激情的处于第二等水平上的控制，给予意识存在的理由，并赋予人以超越于动物特征。

压抑对没与言词痕迹相联系的记忆起作用。换句话说，压抑对那些没有被翻译成言词，或者并不是语言的记忆起作用。而对压制产生的原因的寻找，在弗氏那里，是通过一个对冲动生命的复杂性研究来实现的。

弗氏试图在创伤性经验产生的那一刻与一个同对象有关的性冲动进化阶段的序列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性进化替代了心理机构发展的诸阶段。弗氏意识到，由于发展阶段的必须性，陈述性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陈述一个假设的心理机构的不同阶段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语言的因素失掉其发生学的维度，那么它仍然保留了它作一个允许规定意识与无意识的标准的全部价值。在《释梦》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之后，在《性学三论》中，在一个性冲动的理论框架下，弗氏将压抑放在了首要的地位上，但在1910年，他又将语言置于首要位置。1911年，他将意识定义为一个次生的感觉的表面，仅仅能够被言词痕迹所兴奋。（S,E,XII, 221, 1911(1)）为了引导出涉及到语言印象与无意识本质之间的关系理论，弗氏回到神经症选择的系统上，同时根据1890年失语症研究的成果，他再没有从发生学角度即没有从孩子的前语言阶段与病理产生的结构的关系角度，而仅是从临床与逻辑方面考虑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考虑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赋予替代性构成和症状的是它的令人惊奇的特征，那么我们将通过抓住言词关系对事物关系而言的优势特征，而结束我们的思考，[S，E，XIV，200，（1915）]。”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并非象其它那些神经症那样是言词的阙如，相反，它是言词的过剩。它拥有一个完全切断了与被自我活动所导向，所控制的无意识思想联结的语言系统。精神分裂症是象征性失语症的镜象。在象征性失语中，失语症患者失掉整个词表象的系统（或者失掉这一系统的一部分：这部分对应着一个功能的等级结构，而非语言

的语义等级结构，比如说句法的复杂性）。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失掉与词的表象相联结的物表象系统。在这个与另一个中，浮现在意识所知觉到的语言的表面上的仅仅是一个词的杂拌，再也不扎根在同物配合中的思想中。根据弗氏1890的观点，精神病是在前意识中的无意识泛滥，语言自身的道路被无意识所侵占。而在1915年，弗氏则更具体的认为，在精神病中事物被抛弃，但自我的投注竭力返回以便重新建立同它们的联系。

“我们现在突然确切的明白是什么使得一个意识的表象与一个无意识的表象相区别……。意识的表象包括物的表象加属于物的词表象。无意识的表象则仅仅只有物表象……，我们现在能够很精确的宣布，在移情神经症中，压抑所拒绝的分离表象是必然与物相联结的词的翻译。没有被言词所表达的表象或者没有被超投注的心理行为被压抑在无意识中”（SE，XIV，201－202）但这里有必要增加一个确切性。如果人们参考我们在这一章中重新再现的图式，人们可以更为确切的说：意识表象仅由词表象构成，通过定义，物表象并不能变为意识。但为避免物的表象变成为病理学的东西，如同在精神分裂症或者在哲学中那样，这些词表象必须保持一个同物的无意识的表象相联系的无意识关系。

到1923年的《自我与它我》中，弗氏重新强调了与1915年的《无意识》相同的观点：

“在一个无意识表象和一个前意识表象（观念）之间的真实的差别在于，无意识表象与仍然未知的材料相联系，而前意识的表象则与语词表象相联结。这构成了在不考虑它们与意识的关系，而要用另外的方式去描叙无意识和前意识特征的首要努力”（S.E.，XIX，20）。

词表象的物质性支撑是由听知觉的残余物所构成，因而，人们可以说前意识拥有一个特殊的感觉的源泉。

一些从内部突然涌出的事物能够企图通过与词的记忆不同的方式成为意识，一个幻觉的产生即是这样的例子。为使在其中一个记忆被当成了现实的幻觉不可能，现实性的检验是必须的。然而，通过给予来自内部的事物能够变成意识的可能性，语词的痕迹同样使错误，幻觉成为可能。

“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如果人们能够将意识的过程置于自我的边周处，将整个无意识的剩余置于自我中。很可能事物自身既出现于动物亦出现于人身上。它们因为在自我中的内在过程能够变成意识的事实而被复杂化了。内在过程之所以能够变成意识在于语言的功能。后者允许在自我的内容与视知觉，尤其是听知觉的记忆的剩余物之间建立很紧密的联系。因此大脑皮层的知觉边周区，能够从内部，在一个非常大的尺度上被兴奋。某些内部的过程比如表象的流动，思想的过程都能够变成意识。一个特别负责区分这两种可能性的处置当然是必须的。归于这一特别处置的是人们称为现实性的检验的东西，知觉－现实（外部世界）的方程已经过时了，那些以后很容易产生的，通常出现在梦中的错误被称为幻觉”（S.E.，XXII，162）。

精神分析的素材仅仅有一个唯一的来源：意识。意识自身又建立在两个不同的来源上，知觉与通过同词的联结而变为意识的表象。然而在分析的有效展开中，知觉的可能被降低到极低的水平上：患者躺在沙发床上，分析家占据着一个在患者视野之外的位置，分析家听到的仅仅是言词，在患者的意识中也仅仅有言词。在出现在患者意识的东西与到达分析家耳朵里的东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对应，意识的知觉模式被存在于患者无意识与分析家耳朵之间的某种透明性所保证，分析

家承担了一个意识所起的“监视”的角色。但是，对于被分析家所破译的前意识特征，弗洛伊德是有几分保留的。

他认为“将与话语的记忆痕迹的联结视为前意识状态的条件，并不是很正确的。前意识当然是独立于这一条件的，一个被话语规定的过程之事实允许我们肯定这一过程即话语规定的过程属于前意识的本质。前意识的状态一方面被进入意识的可能性所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它与言词痕迹的联结所规定。前意识状态当然是某种独特的东西，其本质并没被上述两个特征所耗尽（1940a, S.E.，XXIII，162）。”

精神分析作为谈治疗法，首先要求患者说出来到他脑海中的所有的东西，正是这一个语言的表面是分析家必须搭接的。

在理论方面，弗氏强调了“语言意识”的重要性，同时给予意识的过程一个清楚的，精确的概念。在临床方面，弗氏在《释梦》中说：“（心理治疗）的任务是允许无意识的过程能够以一种决定性而被接近，然后将其遗忘掉，……心理治疗学并不遵循其它的道路，而仅仅遵循将无意识置于意识控制之下的这条路（S.E.，V，578）。”

这一控制无论如何都是可能的征兆使无意识过程能够进入意识，这要归功于语言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中间作用：尽管语言并不能够提供制服无意识的可能性，但它至少保证了一个通过它，前意识能够允许那些难以遗忘的东西被忘记的过程，这一过程再也不阻止其对已断决了同前意识联系的记忆的影响。如果人们希望能够获得作为治疗成功的真正的试金石，那么语言虽然是不充分的，但它一定是必需的。精神分析从开始到结束都依赖于“翻译成词”的方式，同时亦与它唯一的基本规则：“高声地讲叙事物”相匹配。

提问与回答

① “高声地讲叙”的“高声” 是什么意思？

答：让分析家听清楚；从而让分析家能够清晰地“监听”被分析者因自由联想而来的“意识流动”。其次，“高声地讲叙”打破了被分析者的“内心独白”与“白日梦”的状态，也就是说打破了被分析者的某种程度上的自恋状志，使他（她）的力必多得以外投，使他（她）的情感得以外移到分析家身上。

② 原初创伤？

答：原初创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狭义的、病理性的方面，个人从诞生之后所遭遇到的第一次病理性的创伤事件。这一创伤事件是偶尔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言，可能经历它，也可能从来就不曾经历过，可能在童年期就经历到，也可能在青春期才遭遇到。

在广义的、常态的方面，原初创伤等价于弗洛伊德提出的“诞生创伤”的概念，诞生作为与母体的分离的事件，构成了个人的第一次创伤经历，而这一创伤当然是每个人都具有的。

③ 无意识在意识之下，那么在无意识之下还有动机吗？

答：精神分析将愿望视为行为的动机，被压抑的愿望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从而成为所谓的无意识动机，这一（或者这些）动机是由本能冲动（死与生、自我保存与性本能冲动）的表象—代表所构成的。在此意义上，无意识动机之下即是这些本能冲动，或者说，无意识的愿望与动机是这些冲动的心理学表达。

④ 怎样理解性本能冲动与自我保存本能冲动的关系？

答：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第一对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本能冲动概念：他把性本能冲动理解为人类种群繁衍、种群保存的本能冲动，它与自我保存本能冲动的关系即是群体与个体保存之间的关系。同时具体到个体身上的性本能冲动在正常状态下是投向外部的异性对象的，而自我本能冲动则是投向内部的：投向自我本身的，投入外部的是一种给予的、利他的冲动，投向内部的则一种自恋的、利己的冲动。

后来，弗洛伊德发现自我本能冲动亦具有力必多的性质，因此那些具有自恋性的自我保存本能冲动也应被包括在力必多的性本能冲动范围内。这样，自我本能冲动与对象本能冲动的对立，由于两者均具有力必多的性质，从而又导出了一种新的对立：即力必多（自我和对象）本能冲动或者说爱的本能冲动与其它一些可能归结到死本能冲动概念中的本能冲动（比如攻击性与破坏性冲动）的对立。

⑤ 为什么说出来就能被忘记掉？

答：这要从正常的忘记与意识谈起。一个正常的事件在储存到我们的长时记忆系统中之后，是可以自由的被回忆、被言说、被意识，这也同样意味着它可以不被回忆、不被忘记、不被意识、亦即它可以自由的被遗忘。

被压抑之物的情况则相反，在不能被言说、被回忆的意义上，它是不能被意识的。但，在始终存在着压抑的意义上，作为被压抑的对象，它始终在那里（在无意识中）。同时，它以否定的、乔装的和衍生物的形式始终存在前意识与意识中，不仅不能被自由的遗忘，并且还持续地干扰着我们的意识活动和情绪状态，因而人们说它不是不在，而是“太在”。

然而，一当它被成功地翻译成言词时，对它的压抑就被解除，它就掉入到正常的长时记忆系统中，从而不在干扰意识的活动与情绪状态，从而被“遗忘”，从而能够被自由地回忆或不回忆。

⑥ 物表象与词表象的正确匹配，仅靠谈话就能够建立吗？

答：不能，比如在精神病患者那里，他们滔滔不绝的，语无伦次的言说并不能导致物表象与词表象的正确匹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语言对于治疗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