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文丛】明正德间几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和特征

数据库】文史哲全文数据库(1951-2004)

【文献号】3810

【摘要】十六世纪初，即当我国明武宗正德的时候，在华...；而且更进一步，对于明朝近古期封建社会，对...刘六、刘七等的起义在明正德间的许多起义中，...，始逃亡，酝酿起事。明史记载说，“刘瑾家人...起义就有过不少贡献，明史记载说，他“稍有智...战术，予敌人以重创。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说，“...赵＠①个人的创造和发明；这种战法显然是农民...率领，进入山西。陈鹤明纪说，他们“纵横数千...甚者为效力。”(8)明实录更明确地记载着他们所到达

【分类】史学

【标题】明正德间几次农民起义的经过和特征

【作者】赵俪生

【期号】195412

【总期号】28

【页码】41

【正文】

公元十六世纪初，即当我国明武宗正德的时候，在华北和中原的大平原地区，在川、陕、黔地区，在江西地区，都曾同时前后爆发过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我曾将这些起义事件就现有条件下可能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综合起来，分析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其试探性的解决，将不仅对这些起义本身增加理解；而且更进一步，对于明朝近古期封建社会，对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总历程的发展，都将有可能引起向前推进一步的理解。因此，决定把这些内容写成为如下的一篇论文。

一、刘六、刘七等的起义

在明正德间的许多起义中，以刘六、刘七等领导的起义规模最大。以时间论，按照顶压缩了的材料看，自正德五年（一五一○）十月持续至七年八月，计一年零十个月，将近两年。以地域论，起义曾绵亘于北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和南直隶这样七个省区。起义最初发动于当时京畿南沿的霸州和文安，所以起初统治者叫他们做“畿南盗”。起义之所以在这个地区上发动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带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爪牙——宦官们进行强占田产、讹诈勒索，拓置“皇庄”、开设“皇店”、高利借贷等的集中地带。当时，“诸大铛多文安人”(1)，他们在其乡邦情况熟悉，榨取容易，故榨取也就特别重。据说当地平时，就有一种反抗压榨的人民组织，叫“响马盗”。(2)正德四年（一五○九）太监刘瑾建议自京畿南至江淮设立“四镇御史”，镇压反抗，其中正定一镇，残民尤甚，因此河北一带人民便纷起举义了。

文安人杨虎、刘六（原名刘宠）、刘七（原名刘宸）、齐彦名等，据说都“骁悍，善骑射”(3)，最初被募去协捕“盗贼”，但以不能纳贿，被转诬为“盗”，始逃亡，酝酿起事。明史记载说，“刘瑾家人梁洪征贿于宠等，不得，诬为盗，绘形捕之，破其家”。(4)他们起事后不久，在正德六年四月，有一名文安县的增广生员赵＠①（绰号赵疯子），也来参加了。可见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爪牙的迫害，不但使农民无法生活下去，连中小地主和士大夫分子也被迫参加了农民的阶级斗争，贡献出他们的才智。例如赵＠①对于起义就有过不少贡献，明史记载说，他“稍有智计，定为部伍，劝其党无妄杀人，移檄府县，约官吏师儒毋走避，迎者安堵。(5)此外，在战法上他也有所贡献，毛奇龄后鉴录记载说，“贼受疯子教，第飚匆去来无常处，使官军奔命；凡得民间马，一日夜驰数百里，捷如飘风，而官军马少，即有，亦不能穷马力。”(6)从此，他们就一直采用这种机动的运动战术，予敌人以重创。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说，“贼多出不意突犯”，又说，“贼恃马力，倏忽驰骤。栖野，不占城郭；蹈虚，不立方所。”(7)自然，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战术的使用，完全归功为赵＠①个人的创造和发明；这种战法显然是农民群众积累了长久作战经验的结果，同时也是农民起义中新社会成份增加的一种反映（详后）。但无论如何，十六世纪初的农民起义就开始使用这种机动的战术，是很值得重视的；以后十七世纪中叶的张献忠起义和十九世纪中末叶的捻军起义，都曾袭用并推进了这种战法。

他们分兵为东西两路。东路自沧州、德州进入山东境内，而且不只是一次的进入（确实次数无法统计，至少三、四次），行军路程短时曾到＠②州、曲阜一带，较远路程时还到过半岛地区的登、莱诸州县。西路由杨虎率领，进入山西。陈鹤明纪说，他们“纵横数千里。……御史王廷相言，盗贼所至，乡民奉牛酒，甚者为效力。”(8)明实录更明确地记载着他们所到达的州县，是“泽、潞、辽诸州，陵川、壶关、高平、沁水、阳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赵城、灵石、介休、平遥、祁、太谷诸县。”(9)不到一两个月功夫，他们就汇集了一枝相当壮大的兵力，东下太行，自武安又一次

回到平原上来，跟东路军相汇合。汇合之后，他们曾在沧州、枣强、德州、济宁等地，跟明朝的镇压军进行战斗，即以正德六年十月的济宁一役来看即曾一次“焚粮运船千二百一十八船”。(10)他们乘胜进据曹州和沂州、莒州一带之地。这时，他们又分兵为南北两路。北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等率领，继续留在山东、河北一带作战，时常以奇兵突自霸州北上固安，使京师曾四度为之戒严。南路由杨虎、刘三（原名刘惠）、赵＠①、邢老虎等率领，自淮安、灵璧西行，到达永城、虞城、夏邑、归德等地。杨虎在行军途中坠水溺死，（其妻继其事业，时称“杨寡妇军”），众推刘三为首，赵＠①副之，称奉天征讨正副大元帅，以鹿邑生员陈翰（自称曾为兵部主事）和宁龙为元帅府长史，设东西二厂治事。分军为二十八营，以应二十八宿，各营置都督，全军至十三万人。到这时候，起义军已经达到它自身发展中的最高点了。

由于当时社会缺乏新生产方式的明显成长，相应地，也由于当时的农民运动缺乏更坚强阶级的领导，而农民群众本身又由于总是有其消极面起着与积极面相互对销的作用，故当时的农民起义也像过去时代的其他农民起义一样，总是不能在革命中长期保存高点，或不断地创造高点，使他们的事业胜利与胜利相连续。即以刘六、刘七起义为例，跟在正德六年尾的高点之后，正德七年的低落和失败便接着到来了。运动战是一种机动的战术，使劣势兵力得以有可能打垮优势兵力，从而取胜；但假如不能更好地取得行军当地人民的充分支持，假如放任部队中流寇主义充分发展的话，那么这个运动战本身也会给起义带来不好的结果。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它既可以拖垮镇压军，使之疲于奔命，它又可以拖垮起义军本身，使之涣散易溃。再就领导人物来看，以赵＠①为例，他倡导了对运动战术的采用，他增进了农民起义对其他可能同盟的诸阶层的争取，他临败不馁、临刑不屈：无可否认，他是“有某种价值的”。但他把人民仇恨目标，缩小到个别阉党佞幸（如焦芳）的身上，而对于专制主义及其代表者——皇帝却是妥协的、寄以希望的，如他在一封答覆招降的信中写道，“乞皇上独断枭雄之首，以谢天下；然后斩臣之首，以谢群奸。”(11)这是士大夫阶层参与起义之不彻底性的一种表现，也是农民“拥护好皇帝”思想在其领袖人物身上的一种反映。由于这些消极面的发展，起义事业便逐渐地由盛而衰了。

明朝兵部尚书何鉴重新布署兵力，以分区负责的制度责成他的部下，进攻起义军。他派遣陆完带领刚从边疆调回来的边防军“讨山东贼”，他又派遣仇钺（仇鸾的祖父）带领另一部调回来的边防军“讨河南贼”。结合了起义军方面弱点的发展，他们的进攻才能有所“收获”。陆完在山东平度一带布围堵截刘六、刘七大军，使起义方面遭受很大损失，回到冀东一带立脚不住，不得已南下寻找南路军去了。仇钺在＠③州（今安徽阜阳）和光山一带，也使南路起义军遭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时，虽然有北路军前来会师，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转捩局势了。重要的领袖们也逐渐伤亡。刘六在夏口中箭赴水自杀了。赵＠①在军败后剃发、怀僧人度牒、潜渡长江至南岸、“将从江西贼，再图大举”(12)，但也在江夏县境被缉捕了。他被解到北京，正德皇帝把他的皮剥下来制成马鞍，出入骑乘，即“法司奏祖训有禁，亦不听”(13)，专制帝王之残酷可知。刘三在南召也由于中箭而自缢了。只剩下刘七和齐彦名二人，带领余部沿江东下，在江州、徽州、润州等处都曾得到了一些休息和补充，但这时敌人也已增强，陆完和仇钺两部军力也会了师，把刘七、齐彦名的部队包围在南通州的狼山地方。在正德七年八月的狼山战役中，齐彦名中枪死，刘七也因中箭而赴水自杀了。复有传说，云刘七实未死，数年后有见之于山西塞下者。(14)至此，轰轰烈烈的刘六、刘七大起义，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终于被镇压下去了。

二、蓝廷瑞和方四等的起义

四川地区中的农民起义，大体上分为川北和川南两枝，两枝时常有合拢起来的意图，但受到统治者的拦截，始终未能很好地汇合。两枝中间，以川北方面的势力较大、活动地域较广。他们所依据的主要自然环境，就是大巴山和汉水。他们凭借了这个特定地理条件的活动，带有着开创的意义，因为在一百余年之后，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下的群众也曾重复选定了这同一地区，作为他们的行军通道和蓄积力量的临时根据地。正德四年（公元一五○九）十二月，保宁（今四川阆中）人蓝廷瑞（通称蓝五）、鄢本恕、廖惠等在陕南的汉中府起事，立起名号，称“顺天王”、“刮地王”和“扫地王”，置四十八总管，有众十万余。他们行军所到的地区是相当广的，向东沿汉水攻破过许多州县，到达过郧阳；向西经宁＠④、徽县、成县，自茂州绕道返回保宁；在四川本境，他们主要控制住剑、蓬二州之地，如蓬州的营山和开州的临江市，也都是他们经常驻兵和与外界通贸易的地方。总之，茂州以东、郧阳以西、秦岭以南、大江以北，这个广大的长方形地域，已经都成为他们的活动地区了。

明朝责成四川巡抚林俊和左都御史洪钟来进行镇压。在这两人中，洪钟此人特别值得注意，因

为他是明朝专制主义对西南少数种族加强统治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弘治年间，他就曾以四川按察使的身份，逮捕了统治马湖地方若干世纪（自唐以来）的土酋长安氏之一份子安鳌，把他处死，并且从此把马湖的土官改为流官。这是明清两朝若干次“改土归流”事件中的一次，它意味着封建专制主义对少数种族统治的加强，而他们之所以偏巧在此时加强统制，是由于他们对少数种族地区有了很多的企图，如金银矿场的开掘，希罕物资的互市，（所谓“互市”，实际上是掠夺），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兵源的供给。少数种族人民身手＠⑤捷，善走山岭，善射毒弩；而且他们刚刚从原始性残暴的酋长统治下解脱出来，又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封建统治者之另一类型的残暴，因此，他们便很容易被封建统治者充分地利用了。例如在镇压蓝廷瑞等起义的过程中，“猡＠⑥士兵”和“石ｚｈù＠⑦士兵”就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洪钟一方面使用土兵对起义进行镇压，一方面又使用诱降和诱杀等技术对起义来进行削弱，终于在正德六年六月将蓝廷瑞和鄢本恕等领袖一次诱杀了。廖惠早已牺牲。现在只剩下一个廖麻子带领着起义的余部在继续活动。起义至此，计持续了一年另七个月。

在川南方面，原先有重庆人曹弼的起义，随后江津人曹甫也起义响应，统治者称之曰“二曹贼”。他们跟川北方面的廖麻子声气相应，使川南川北的起义在后期有打成一片的倾向。后曹弼、曹甫相继死，有仁寿县人方四者，承继其事。方四，尝“为人佣耕”(15)，是一个雇农出身，他表现得比较一般农民领袖坚决得多，虽妻子被执，敌人千方百计地诱降，他也不妥协。他除率领起义军在重庆、江津、綦江、合江这个三角地带中活动之外，还曾较远地行军，向南进入到今贵州境内的桐梓、婺州和思南等处。向北，他也曾沿嘉陵江和沱江进军到川北过。统治者利用少数种族人民对他们进行镇压，他们也曾发动少数种族人民来帮助他们进行反抗。明实录记载说，“贼（方四）与苗蛮合，（总兵阎）纲攻之，被伤”。(16)不过，少数种族人民与汉族农民起义相联合的事例，在当时还不是很普遍的，要等到清朝的雍正、乾隆时候，这种联合才普遍地发展起来了。

三、江西地区中的起义

江西地区中的起义，具有着它自己明显的地方特色，在这里，试一追溯到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在豫章、庐陵、鄱阳诸郡，就曾经出现过一些部曰宗部、伍曰宗伍、帅曰宗帅、民曰宗民的起义集团，在距离那时十四个世纪以后的明正德年间，这一地区中的农民起义也仍然表现了这种宗族的组织骨干之保留。他们往往是在地形复杂的山岭地区中设栅立寨，有时这样一栅一寨容纳的人力并不小，如据明实录中所涉及的“饶州有万春山寨，地广且险，可屯八、九万人。”(17) 他们地域的固定性甚大，而流动性较小，多半在山上积贮滚木檑石，抵挡山下的围攻者。这跟同时前后在华北和中原大平原上进行运动战的起义者们，在表现方面作出了相互间迥乎不同的对照。因此，统治者也以地域来区别他们，如在抚州（临川）的东乡县一带者，曰“东乡贼”；在鄱阳湖东饶州（鄱阳）一带者，曰“桃源贼”（按：明史“桃”作“姚”）；在鄱阳湖西瑞州（高安）和奉新一带者，曰“华林贼”；在赣闽边境上杭、寻邬一带者，曰“大帽山贼”；……等等。由于这种地方性质的影响，使起义不容易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力量，也不容易产生一个著名的全局的领袖，如这些起义中除饶州桃源洞方面的一个领袖王浩八声望较广外，一般都是局部的领袖。

明朝派遣左都御史陈金前来镇压。陈金这个人，跟洪钟一样，也是一个少数种族反抗运动的镇压者和少数种族人民战斗力量的利用者。云南境内许多苗族部落、广西境内许多僮族（按旧史“僮”作“＠⑨”）部落的反抗运动，都是陈金领兵压平了的；顺手，他也就在自己部下编制了许多所谓“土、目、狼、达”（即土兵、目兵、狼兵、达兵的简称）的兵力。现在，他充分使用这种兵力来镇压农民起义了。但使用这种兵力，虽然一方面可以收速成之效，如像明史所说，“半岁之间，剿贼几尽”(18)；而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兵丁骚扰淫杀非常严重，所以很容易引起新的起义。当洪钟在四川使用土兵镇压农民起义时，“民有谣曰：贼如梳，军如篦，土兵如＠(10)”(19)。陈金在江西使用土兵数量更大，“所用目兵，贪残嗜杀，剽掠甚于贼。民间谣曰：土贼犹可，土兵杀我”(20)。明实录也保存了一点更详细的记载，“南京御史周期雍奏：江西调至狼兵，所在辄肆荼毒，奸污妇女，劫运财物，毁坏屋宇，良民横罹锋刃者，不可胜数。……且载所掠妇女金银，抵南京贸易违禁货物。”(21)所以江西地区中的起义虽然正德六年至八年间第一度高涨的一段很快地过去，但正德十二年至十三年间第二度高涨的一段，接连着又来了。

这第二段的起义，都发生在赣南，除大帽山方面继续着上一段的起义外，另有“横水、左溪、桶冈”地区和＠(11)头地区的起义。横水、左溪、桶冈地区，位在江西和湖广的边界上，在井冈山和望洋山之南，大庾岭之北，上犹和南康以西的地方。＠(11)头位在江西省界的最南沿，与广东毗连，当九连山和北江上源的地方。这些地区内的起义，也跟五、六年前赣北的诸起义一样，地域的固着

性很大，而流动性很小。这次，明朝派遣来进行镇压起义的，就是主观唯心论者王守仁（即王阳明）。他这时的官位是南赣巡抚。王守仁不是一个昏庸腐朽的官僚，也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狰狞狡诈的刽子手。他到达南赣之初，就立刻觉察到过去洪钟、陈金等纵用“土目狼达”兵的错误，因而他一再上疏反对这种政策，他的理由是，第一耗费钱财，第二是扰民。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使用土兵的直接后果，是加强了农村里宗族单位中农民与地主间的团结，并增长了他们对专制主义皇朝的共同的仇恨。因此，王守仁，坚决站在保卫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来用大力扭转这一点。他恶毒地分离农村里宗族单位中阶级间的联合，区别“良”“莠”，以“良”击“莠”，以“良”监“莠”；他举办“乡兵”，代替“土兵”，使起义者内部分化，自己打自己；他举办“十家连坐法”，使农村中人民互相监视。这些措施，按照当时的反动统治水平来说，的确是一种不寻常的“创举”。即便是清末的曾国藩、大革命后的蒋介石，都曾经从王守仁的这一套“遗教”中，吸取了不少的东西。

当时人们都晓得：“王公素多诈”。(22)的确，他是善于使用间谍、疑兵、奇袭、诱骗等技俩去对待人民的。如＠(11)头方面的领袖池仲容，就是被他骗去“饮酒、观灯乐”时伏兵突起杀死了的。他在两年之内（自正德十二年初到正德十三年尾），完全压平了大帽山、横水·左溪·桶冈、＠(11)头的起义。而接连着，又在正德十四年，以三十五天短促的时间，压平了宁王宸濠的叛乱。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个儿子朱权的玄孙，封在南昌，起兵反对中央，这本是统治者中间的内部叛乱。但毛奇龄曾记载说，“（江西）诸县令所在搜击，贼几尽。而宸濠方谋逆，窝之，阴借为用，名曰‘寨民’。于是人为谣曰：贼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贼为民”。(23)尤侗（西堂）也记载说，“凌十三，吴十四，皆大盗，濠党也。”(24)由此可见，朱宸濠为了叛乱，曾企图使用起义的人民力量；而被镇压下去了的人民起义力量，也想借统治者的这一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以图再举。但这次再举，又被王守仁以闪击的手段在鄱阳湖口的沿江一带击溃了。从此，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江西农民不曾再度起义。

王守仁因为在政治上异常反动，所以他的哲学思想也更接近宗教和神秘主义。人们说，“王学近于禅”，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久后万历朝的首相张居正也曾有过类似的“成就”，在他的书＠(12)中记载着他曾说，“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25)这也达到了反动哲学的高点。不过，一件事情，其客观发展的后果与其最初的主观意图，不一定是完全相符的。王守仁反动哲学，由于它公开露骨地为封建帝王服务，已经走到末路，如果要有所发展，必须找到新的基础，寻觅另外的途径，这就是后来“左派王学”产生的由来。

以上，十六世纪初几次农民起义的基本事实，已经大体上叙述过了。现在，从其中提出三个问题来，在以下的数节中试探着予以分析。

四、论运动战术与流民阶层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机动的运动战术与农民战争相结合，是不是以地理条件（如大平原）为其决定性的因素？假如不是，是什么？

首先需要说明一句，我们这里所说的运动战，并不像近代战争中所使用的“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那样是含有严格科学涵义的名词。我们所指的，只是农民战争中充分利用马力“飘忽驰骤”、“一昼夜数百里”、对敌人“避实蹈虚”的一种战法，这种战法赵＠①、张献忠、赖文光、张宗禹等都曾充分地使用过。在解释赖文光、张宗禹等捻军领袖之所以采用这种战法的理由时，有人曾过分地强调了大平原这一地理条件的作用，说捻军之所以采用这种战法、它之成功与失败，实皆树基于这个地理条件之上。明朝对于赵＠①军，也曾有过类似的看法，明实录说，“河南盗乘舟入湖广。……兵部议：以盗长于骑射，而短于舟楫，既就所短，擒之易耳”。(26)这也是一种变象的地理环境论。事实证明：只要能跟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在政治上符合了他们的要求（如李自成提出“均田”和“免赋”口号那样），那么善骑射的人也自有人为他们操舟，而且，他们自己的起义群众很快也会学会舟楫之术。观刘七、齐彦名在长江中沿江东下，沿途休养补充，对敌依然使用避实蹈虚的战法，并未受到地理环境上严重的阻碍。他们的狼山之败，是许多人为条件发展的结果，主要不是自然条件影响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单单赵＠①、张献忠和捻军使用这种战法？为什么譬如像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部队就不能使用这种战法呢？在我看来，这是与起义队伍中的阶层成份密切相关的。我的意思是，旧时代中的运动战术与游民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关系的密切要远远超过它与地理条件的关系。毛主席每当提到反对流寇主义思想的时候，他都曾提到“游民”和“破产农民”。(27)在这里，启示性是很大的。流寇主义思想和流动性的战法，在旧时代中很经常是两件并发的东西。我们追寻着这个线

索，可以想出许多事情。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夏国群众，虽然都是些不能聊生的农民，但他们至少还依附在“均田”上，编织在“屯户”中，本乡本土大体上还有依有靠，观刘黑闼在瓦岗军失败后还可以返回漳南ｑｉáｎ＠(13)菜为生，便是一例，像这样的群众自然不愿意进行远征去西取长安了。到黄巢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均田”崩溃了，破产农民对本乡本土丧失了最低程度的依附，所以他们便可以南到广州、西取长安了。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一些变化。一方面，由于皇庄官庄对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破产的程度较之过去更严重了；另一方面，由于手工业、运输事业和矿冶业的发达，一种很接近于近代城市游民的阶层（史书中每每称之曰“亡赖”），也在兴起和逐渐壮大之中。例如正统十三年（公元一四四八），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地区曾有叶宗留和邓茂七的起义，据明书所载，“尤溪炉主蒋福成，号集炉丁及村落贫民亡赖者，旬日至万余。”(28)像这种由银坑铜冶上失业下来的贫民，其起义的流动性也是大的，他们即便处在闽西像武夷山那样地形复杂的山岭地带中，他们也能流动作战。事实说明，他们在闽西和闽北的上杭、汀州、延平、沙县、邵武、光泽一带，采用山地的运动战术，这与邻近不远的江西“华林”、“桃源”、“东乡”诸地以宗族为单位的农民起义在表现上是截然不同的。由此可见，运动战法的开始采用，应该首先从参加起义的新阶层成份——即游民去理解，而不应该主要从大平原方面去理解。并且由于这个运动战法的使用问题，而引发了我们对游民阶层之出现的注意，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城乡游民无产者这个阶层，自明朝初中叶直到近代，曾在群众运动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表现了它的革命积极性和破坏性。

写到这里，不禁想把问题再扩大开去，写一点什么出来。我以为，假如我们要更细致、更深入地去研究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我们一定要留心去观察参加起义的群众成份之每一个转化。在我看来，这种转化计有如下的数种主要的番次：

（一）村社中不能聊生的农民（如像陈胜、吴广起义的基本群众那样）；

（二）由于村社的大量瓦解而被游离出来的大量流民（如像黄巾起义的基本群众那样）；

（三）首先被编织到领主庄园上去充当部曲、后来更大量地被编织到国家领地上去充当丁户的农民（如像北魏末和隋末大起义的基本群众那样）；

（四）从上述锢蔽状态中首次被解脱并游离出来的农民（如像黄巢起义的基本群众那样）；

（五）在手工业和商业初步发展的条件下、具备了各种手工业“丁”“户”参加联合的农民（如像宋代许多起义的基本群众那样）；

（六）在土地集中和手工业商业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具备了各种城乡贫民和游民无产者参加联合的农民（如像明中叶和明末大起义的基本群众那样）；

（七）在“改土归流”政策日益强化施行的情况下、有各少数种族人民广泛参加联合的农民（如像清朝乾、嘉间诸起义的基本群众那样）。

像如上番次的排列，不管它本身还是多么地粗疏，但由于它不仅可以供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者作为推进更细致研究的参考，而且还由于它显然是与一定的中国社会划阶段的看法相适应、相吻合，因而它就也可以供研究中国社会划阶段问题诸同志的注意和考虑，故在此处提了出来。

五、论当时个别地区中的宗族势力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同是发动在十六世纪之初，华北和中原大平原地区中的起义与江西地区中的起义，在表现方面就有那样许多不同之点？特别像江西地区中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具备了它们自己的那样一些特点呢？

这个现象间的差别，说明着中国社会在不同地区间有着一种不平衡性的存在。在华北和中原，特别是沿运河一路的地区，游民的堆积层是相当厚的。在这一带，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一般的贫民如盐丁运夫之类、以及游民，数量是很大的。他们从地主庄园上游离出来，或者推溯得古老一些、从国家领地上游离出来，或者更古老一点、从宗族的村落共同体中游离出来，其解脱的情况是较为利落的。但在江西（湖广的一部分也包括在内），情况就有些不同了。这一带在当时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是比较闭塞些，交通和商业手工业都不够发达，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而农村中又一直在传袭着、保留着一种锢蔽性的宗族系统。这种宗族势力的保留，甚至当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开始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还大量地遭遇到它。毛主席在湖南醴陵、长沙一带进行农村调查时，就曾指出“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29)对人的支配。

这种在宗族系统支配下的农村特点，往往是（一）一宗一族或数宗数族结成为一个地方性的单位，这种单位非常稳固也非常顽固，外力不容易变迁它或改变它。（二）在一个单位之内，农民一方面隶属于族长或豪强的压抑之下，相互间具有着对抗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对于任何外力（如专

制主义皇朝）来说，他们内部的稳固性又往往容易导使他们结成一种一致对外的团体。特别像经过“土、目、狼、达”兵的残酷洗劫之后，那么这种单位内部的团结就更加强了。王守仁懂得怎样去分离这种单位内部的团结，所以打垮了起义军。而且不仅起义和镇压两方面的力量，都不能不具体地结合这种宗族情况；即便在王守仁死后、当“左派王学”的门徒们要在这一带传布反封建思想并推行乌托邦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不利用这种牢固的宗族关系。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庐陵永丰县人）就是这样做了的，黄宗羲记载说，他“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30)在他的遗集（梁夫山先生遗集）中，关于他如何使用这种宗族组织进行乌托邦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行诸情况，还有更详细、更生动的记载。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江西、湖南一带，宗族系统和宗族单位曾经特别牢固地存在过，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带的起义（南宋初洞庭地区的杨么起义也可以包括在内）往往以一栅、一寨、一“巢”、一“穴”为单位，而在作战中流动性很小的原因之所在了。

六、论明代封建社会危机的加速与加重

第三个问题：在十六世纪初的这许多农民起义中，为什么不见宗教结社的显明作用？为什么在这些起义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中，都不见宗教结社的显明作用，而在明初永乐年间唐赛儿起义中、在明末天启年间的徐鸿儒起义中，却又都是很显明地具有着宗教结社的作用呢？

在十六世纪初的这许多起义中，也如同在十七世纪中叶的大起义中一样，宗教结社在其中起显明作用的迹像，的确是缺乏的。只有在很微小的事迹中，偶露一二端倪。后鉴录记载说，“章仁者故石棣生员也，少习妖书，亡命与（王）浩八合。”(31)同书又记载着，在四川蓝廷瑞起义之前不久，有德阳人赵铎者“家贫，曾货赂求为县阴阳训术”。(32)此外，据豫变纪略所载，当李自成行军豫东之时，其地原有“白莲妖贼攻＠(14)县”(33)之事，有人认为那跟“绳伎红娘子”是一件事情。由此可见，宗教结社的活动是一直在持续着的，只是在这两次大规模起义中未曾充分利用到它的作用就是了。那么，为什么呢？

想来想去，我很难从既有的材料之中归纳出一个不是“急遽的归纳”的规律来。宗教结社条件与农民起义的结合与不结合，其充分结合与不充分地结合，这恐怕要按照每一次具体事件的具体情况来解释、来说明。不过在明朝段落之内，这个问题的提出倒可以在本问题之外，连接地牵及到另一问题，并且可能有所收获。我的意思是：每当社会矛盾的积累量很大的时候，农民起义对宗教结社的需要就减低；反之，每当社会矛盾的积累量较小的时候，农民起义对宗教结社的需要就加强。我们试看在明朝统治的二百七十七年之中，社会矛盾的积累就曾导致过三次周期性爆发的、全国范围或近乎全国范围起义的危机。列表如下：

公元一三六八洪武元年初建国，矛盾比较缓和；

公元一四四七——正统十二——十三年矛盾积累的第一次危机，爆发为叶

一四四八宗留、邓茂七、黄萧养等的起义；

公元一五一一——正德六——七年矛盾积累的第二次危机，爆发为刘

一五一二三、方四、蓝五、刘六、刘七、王浩八

等的起义；

公元一六二八——崇祯元——十七年矛盾积累的第三次危机，爆发为高

一六四四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的大起义。

计自明朝开国之初到第一次危机，经八十年；自第一次危机到第二次危机，约经七十年；自第二次危机到第三次的总危机，经一百三十余年。有人问：为什么第二次危机到第三次危机在时间上距离较长？回答说，那是由于嘉靖、万历间庞尚鹏、海瑞、刘光济以及张居正等在不同范围内、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一条鞭法”，进行了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因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所致。（但即便在这一期间，农民的斗争也仍在持续，旧史中常说，嘉靖、万历时“群盗如猬毛”，可以想见。）从以上这个表中，我以为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正统、正德、崇祯间社会矛盾的积累量较大或者很大，群众在政治上可以动员或充分地可以动员起来，因而对宗教结社条件的需要就相对地减小；在永乐、天启间社会矛盾的积累量较小或刚刚被人为地缓和了，因而就需要宗教结社条件的发动力量，如像唐赛儿和徐鸿儒等事件中所表现的。（自然，这只是很不巩固的假说）。（二）在中国封建社

会中，明朝具有着自己的特点。一般的中国封建皇朝，假如没有异族入侵等外来事件的搅扰，大抵是三百年或二百多年爆发一次总的危机，并从而改朝换代。到明朝，这种危机的到来显然已经加速了，从三百年或二百多年爆发一次变为七、八十年近一百年就爆发一次；从内容方面看，危机的性质也加重了。这意味着明朝的封建社会已经到达了其烂熟的和垂死的阶段。本来，像明末的大农民战争就可以把它断送，但十七世纪的满洲入侵者迟滞了这个可能；十九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入侵者又有意地保留了它，故实际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又延长了三个世纪的寿命，直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才最后地被清除了。

一九五四、十月七日——十一日，写完。

正文注释：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平河北盗”。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

(3)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4)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5)明史卷一七五仇钺传。

(6)毛奇龄后鉴录（“胜朝遗事”本）页十八。

(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

(8)陈鹤明纪卷二十五武宗纪二。

(9)明武宗正德实录卷八十六。

(10)明武宗正德实录卷八十。

(1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与毛奇龄后鉴录均载此事。

(1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

(13)明武宗正德实录卷九十二。

(14)高岱鸿猷录卷十二。

(15)毛奇龄后鉴录页二十七。

(16)明武宗正德实录卷八十九。

(17)明武宗正德实录卷九十一。

(18)明史卷一八七陈金传。

(19)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20)明史卷一八七陈金传。

(21)明武宗正德实录卷八十八。

(22)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23)毛奇龄后鉴录页三十五。

(24)尤侗拟明史乐府“宸濠反”序文。

(25)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卷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26)明武宗正德实录卷七十五。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三八○及第一卷页九十九。

(28)傅维鳞明书卷一六一乱贼传一。

(2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页三十四。

(30)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31)毛奇龄后鉴录页三十四。

(32)毛奇龄后鉴录页二十五。

(33)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金加遂

＠②原字为六下加兄

＠③原字为颖字中将禾换成示

＠④原字为羔下加（儿加厶）

＠⑤原字为走内加乔的繁体字

＠⑥原字为犭加回

＠⑦原字为石加主

＠⑨原字为犭加童

＠⑩原字为髟下加弟

＠(11)原字为氵加利

＠(12)原字为竹头下加（合加刂）＠(13)原字为钅加且

＠(14)原字为木加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