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摘要]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关键词]儒家传统;思想模式;精神至上观

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文化选择,就总体而言,都表现出对西方各种势力的侵入与挑战的回应,这种回应是建立在民族立场上的,其动机和目标是振兴中国,这个目标是本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如果将实现这一目标看作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精英们的思考虽因时代而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是,从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即国人的思想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我们姑且将这一主张称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

我们知道,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鲁迅为什么突然弃医从文?人们常常把《(呐喊)自序》中鲁迅的一段自述作为依据。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从那一次以后就放弃了学医的理想,到了东京搞文艺运动去了。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鲁迅“从医”,还是“从文”的理由时,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鲁迅的从医选择是相当实际而有意义的,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面可以救治“被误的病人”,可以在战时做军医;一面可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根据上面的解释,鲁迅对这样一种选择的放弃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一方面在战争时期,第三国的人为交战双方的一方做间谍的事是常有的,另一方面这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又没有普遍意义,并不能说明什么深刻的问题。鲁迅却因此得到三点认识:一是国民的精神如果“愚弱”,体格再健壮也毫无意义;二是国民救助的唯一途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三是“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很显然,鲁迅的这三点认识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就是人的精神的重要性,而这种对人的精神的特别强调,与他所看到的那些极度悲愤和痛苦的“画面”似乎并无直接的明显的联系,这说明强调人的精神已经先在于鲁迅的思想结构之中了。

1907年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

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尤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在这里,鲁迅的思考是,要振兴民族大业,重建民族文化的辉煌,就“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很显然,鲁迅在将物质与灵明、个人与众数对立起来之后,赞成和主张的是“张灵明”和“任个人”。

与物质相对的“灵明”,同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中的“心”的含义十分接近,如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就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

鲁迅在这里说的“个人”和“众数”,其含义是特定的。他提出“任个性而排众数”的口号,是基于对“众治”的怀疑和对思想自由的特殊关心。他认为有了更多的国民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民族国家才有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首在立人,人立之后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②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

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的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于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与他早期对“众治”的怀疑和否定相关联的是,他后来仍然对政治不以为然,甚至对政治进行历史哲学的批判。譬如,在政治不断显示出它对历史和现实的推动和控制力量的中国20年代后期,他却明确指出他所推崇和从事的文艺与政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他认为文艺与“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而政治家“厌恶”文学家的根本目的是“想不准大家思想”③。鲁迅对政治的批判正是出于政治对个性精神和思想的先觉性的扼杀,也就是说,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是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

即人的精神的独立。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他也曾鼓吹过科学,然而他对科学的价值认同并不明显表现在科学为人们提供的生存意义,相反却突出地表现为科学对人的精神的启蒙和灵魂的救赎。他早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就曾指出,科学的意义在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④。他从科学事业转向文艺是为了国民精神的救赎,他提倡科学的目的也没有背离这一基本动机,他所倾心张扬的是能够对人的世界观,对人的精神结构发生影响的科学精神。鲁迅批判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束缚,是因为它压制了“思想自由”⑤;鲁迅将“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的主张视为“恶声”,原因也是他们对人所需要的精神价值的漠视。⑥

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并没有把用现实的革命或政治手段清除社会黑暗和腐败,以及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头等重要的使命,至多不过是以笔做投枪揭露社会黑暗和罪恶,而他自始至终的注意中心却是国民性的研究和解剖,是启发民智,使国民树立起“人”的自觉,如他所感叹的“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⑦,和他所主张的“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⑧。鲁迅之所以一生都着力于思想启蒙,来自于他认为人和“人为”对历史的构成和发展的主宰作用,而人格和人的行为又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或人的精神直接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

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虽十分复杂、一言难尽,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从本质上说,我们想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精神至上主义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人主义和唯我主义,而是建立在与他人和民众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林毓生先生曾认为,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是“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鲁迅当然在他的视野之中。“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命题,即认为“思想是政治和社会的基础”⑨,历史进步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变革和重建取决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变革,这种对思想变革优先性的深信不移,就包含着我们所说的精神至上主义的含义。⑩与我们所不同的是,林氏的目的是要寻找鲁迅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根源”,我们试图客观地再现鲁迅本来的精神世界,以及传统与鲁迅的思想意识所构成的关联。

我们提醒人们不要忽视鲁迅的思维方式上的这一特点,其目的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论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论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军械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论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些思想至今还为我们现在人所认同和接受，对现代社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随着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一、儒家文化的概述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通过董仲舒的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道德的基础。孔子所谓的“仁”包括了忠、恕、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它几乎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仁的核心是仁爱，也即是同情、爱护和帮助人。仁是德行的根本，体现于万事万物中而使天下人相亲相爱(《原善》下)。“仁”是爱之源，是道德情感本身，“义”、“礼”、“智”是“仁”的推广和延伸，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如仁爱、尚义、和谐、诚信、自律等精神。 1 军械工程学院本科毕业论文二、儒家文化的和谐思想及其在古今社会的广泛体现 (一)中国古代的和谐及孔、孟的和谐思想

在中国文化中，“和”与“谐”同义，而“和谐”在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的思想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构成了完备而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思想史上的各家各派，尤其是中国哲学三大支柱儒、道、释，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和”的祈求与向往，这些思想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积淀和凝聚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悠久传统，至今仍闪烁着智慧之光。 “和谐”意义的形成，还与“天人合一”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大命题。自先秦理性精神确立之后，“神人以和”逐步让位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董仲舒把儒家的基本理论与战国以来风行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结合起来，为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体系基石。 “和”是古典中国哲学在探究“天(自然)—人”、“人—人”、“人—我”等关系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中国哲学三大支柱儒、道、释对此都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各有侧重地发展和丰富了“和”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

中国传统儒家司法伦理道德探究

中国传统儒家司法伦理道德探究论文提要:中国古代司法道德的历史发展，儒家居主流地位。最初形态滥筋于西周，理论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确立于汉，完成于唐。自宋后走向衰落，至近代瓦解。法律儒家化是以礼入法的活动，出现了儒家思想的法律条文。把伦理道德作为断案的依据，并施展了“曲法伸情”的局面。其特征具有宗法性、世俗性、强制性。在发生德刑矛盾的情况下，则据统治阶级利益而择之。它的综合治理观念和和谐的观念具有现代价值。（共184字）关键词: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和为贵现代价值以下正文：中国古代的司法同立法一样，以富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而著称于世。在中国古代司法伦理道德的历史发过程中，儒家的司法道德思想基本上居于主流地位，而道家、法家的影响不大。先秦诸子百家中，道家尚“无为”，否定礼法，主张无为政治，显得过分消极，这在根本上与封建君主政治异趣。封建君主政治都

是有为政治，不是无为政治。道家的影响主要在哲学、人生方面，而不是在政治、法律方面。法家贱德尚刑，重势、尚法、贵术，颇合君主专制封建独裁的需要，但又太露骨，太片面和极端化。秦代尚法家，二世而亡，封建君主不得不引以为戒。结果法家和道家一样，只能成为一股暗流。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在春秋战国之世，与儒家并为“显学”，至汉而“中绝”。从春秋末期到西汉中期，统治阶级经过四百余年的摸索、徘徊和挫折，终于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虽然秦汉以后的儒学，不同于孔孟的儒学原型，但无论是董仲舒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形式的汉代儒学，还是朱熹以“理”为核心，王阳明以“心”为根本的宋明儒学，其司法道德思想上的基本理论形态、基本内容、主要范畴、思维方式、讨论的基本问题及其主要主张等，与先秦儒家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说两千年司法伦理道德皆以儒家的司法伦理道德为主流，这是一个客观的结论。一、中国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演变过程我国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最初形态滥觞于西周，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春秋战国，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司法伦理道德的主流地位确立于汉，完成于唐，宋代以后，逐渐走上衰落之路，至近代而瓦解。儒家司法伦理道德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西周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论述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思想内涵word精品

论述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思想内涵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经》）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都可说是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可以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其中的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更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学派，中华民族的文明，如果粗略地说，则可以儒家文化作代表，这指得是在中国文明体制的价值观念方面，也就是表现在中国政治哲学及家庭伦理观念上，以儒家价值观为基本立场，从而展开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人际伦理的规范，整体地是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道家②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之别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当然，道家哲学对中国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得中国知识份子不会因着有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而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的传统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者是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不少制度我们沿袭至今。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君子”精神是传统儒学的理想人格。它有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但是，也有若干道德理念和行为规范具有永恒价值和普遍价值。它们可以救济、治疗现代文明病，使人变得更善良、更崇高，使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协调，更和谐，使世界更安宁、更美好。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曾经幻想过“人人君子”的理想境界。清代的小说家李汝珍（约1763－约1830）在他的作品《镜花缘》中描写过“君子国”。那里的政治家谦恭和蔼，平易近人。那里的老百姓民风淳厚，相让不争，宁可损己，不能损人。假如人人成为“君子”，国家都成为“君子国”，那末，世界也就进入“大同”社会了。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各种情况显示，在这一新的世纪里，科学和社会生产将会有更迅速的发展，精神文明也将向更高的层次攀登。在这一情况下，重提“君子”精神，提倡“君子”精神无疑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儒家思想虽然对于当代来说太过于理想化，但是毋庸置否，其深刻内涵还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二的。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

孔子、鲁迅、传统与反传统

孔子\鲁迅\传统与反传统字数：3680 字号:大中小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大会上做演讲,说到中国有两位“圣人”。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但到七十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圣人”就不再是圣人了。几十年来,对鲁迅我们一直维持“三个家”的正面评价。九十年代,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的学者将各种恶谥加在鲁迅头上,大张挞伐,以至于把他的作品清扫出教科书之外。几乎与此同时,“国学”大热,孔子再度成摩登圣人。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不少地方举行祭孔的盛大礼仪,“孔子学院”多达四五百座,遍布世界各地。古今两“圣人”在当代思想场域中的升沉变化,隐约透出某些历史的玄机。但是孔子和鲁迅的阐释者,大抵埋首于个案研究,并不曾把他们的思想言论置于更廓大的历史语境下进行比较,居间将玄机说破。在比较思想史的意义上,王得后先生新近出版的《鲁迅与孔子》,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王先生承了“五四”精神的余绪,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著作建立在“为人生”的基础上。它既是学术性的,又是启蒙性的。王先生认为,孔子和鲁迅都是为人生的,而且都是为了改良这人生,但接着指出:鲁迅与孔子的思想的全部差异,仅仅在于改良之道的不同。按照鲁迅关于我们“当务之急”的意见,王先生把人生分解为“生存、温饱、发展”三个根本问题,其中又参考了孔子“三纲”中的男女、父子、君臣三项,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作者从《论语》和《鲁迅全集》中找出相关的思想断片,《论语》还配了四家译文,以利于青年阅读;然后逐个梳理、阐述、比较、批判和总结。问题意识在这里是支配性的。由问题构成不同章节,每章结构大体相同,有如俄罗斯套娃,层层叠加,从多个方面凸显作为中国新旧文化代表人物的分歧所在。孔子和鲁迅处于中国封建专制历史的首尾两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转型时期。孔子挽狂澜于既倒,维护一种封闭的、僵死的专制等级制度,鲁迅却在极力促使据说是“天经地义”的既成的秩序趋于瓦解。孔子培养奴隶道德,鼓吹苟活,抹杀个性,甚至灭绝人性;鲁迅对民族的奴隶根性深恶痛绝,终其一生,争取自由、平等,人的解放。孔子求“仁”,实际上是辩护“王道”的合法性;但无论对于“王道”还是“霸道”,鲁迅的抨击同样不遗余力,他主张“立人”,

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涵义及其影响

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涵义及其影响仁礼仁：仁爱。 “仁者爱人”。“礼”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孔子的创新部分。孔子的最主要核心思想是仁爱思想，包含了原始人道主义的成分，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义等，在不同的情况下不一而论。例如：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礼：礼节。

孔子认为，“礼”是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及相应的礼节仪式。其主要作用是区别差异。在礼的前提下进行调和，而不是将等级取消进行混同。例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仁”、“礼”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礼”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孔子之后，“仁”、“礼”思想被历代思想家、儒士“损益”，已经大为变化了。但“仁”、“礼”思想却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土壤之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生当春秋战国时代，正值中国新旧社会交替

之际。周天子已失势，王室衰微，诸侯大夫专权，烽火连年，人民陷入“易子而食，析骸以衅”的境地。所谓“春秋二百四十四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天下无道，人欲横流。一方面是奴隶制趋于崩溃，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封建制正待建立。旧的尚未完全崩溃，新的又未完全建立。社会在动荡中急剧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用以匡正被弄混了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既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又顺应了奴隶解放的历史潮流。孔子“仁”学思想的提出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他是第一个将“仁”提到哲学

论儒家伦理观对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

论儒家伦理观对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张关华哲学学院2009300010055 【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儒家伦理文化合理内核的有效汲取，对于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这些合理内核，一是儒家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二是儒家在人伦关系上推崇相互协调的和睦交往，三是儒家在义利关系上主张“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关键词】儒家伦理观；传统文化；和谐文化建设建设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目前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而进行的文化继承与创新发展的活动，我国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经深深地融人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和重要价值取向。所以构建和谐文化必须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在世界各个民族发展史上，只有中华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源远流长，这充分说明了华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丰富而广博的历史文化资源。只有深刻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在历史提供的高起点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和谐文化。要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容，取其合理的思想内核，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得以新生。而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儒家伦理文化合理内核的有效汲取，对于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就此略抒浅见。一、儒家在道德文化理念上追求圣人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境界及其意义儒家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词与期待上。儒家传统伦理深信，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己”，只要安伦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这种修养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已修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而这种修养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这种道德自我正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追求。儒家所谓的“为己”“成己”的道德理念，其内在旨趣不外是在人格上达到理想的境界，而儒家的价值理想，也最终落实到人格理想上。儒家把修己、养身看作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在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中，既含系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又含道德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El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宪问》)“躬自身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要求自己而不强求别人的精神，是注重人的主体道德的自觉表现。一个有仁德的人。不怨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惭愧自己没有能力，着急自己不了解别人。这里体现了孔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也就是这种“修己慎独”的修养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当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进而人们提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秩序、诚信的职业操守等更高的要求，希望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在精神需求和文化修养上更加和谐。而现实上，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

传统文化中的鲁迅

鲁迅眼中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1501王亮201404010626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鲁迅生于清光绪七年，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做了一辈子的反动派，至死不妥协可谓善始善终，就这一点是历史上大多数文人比不了的。由于从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鲁迅从骨子里拥有传统文人的一种气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鲁迅是成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石上，纵他一生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它最为确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要对此点进行界说的话，也许就可以写出不少的论著来，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某一种学科的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和剖析也同样是如此，他并不是从概念的界说着手，列举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包括哪几个基本的方面，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或尖锐矛盾的种种关系，探索这种传统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发展的轨迹。鲁迅是一位异常犀利和深刻的思想家，像他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和深刻剖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对于表现在中国的许多书籍、绘画、建筑里面，以及渗透于社会生活每个角落中间的这种思想文化状态，通过自己独特的观察、感受和理解之后，作出有力的批判。作为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重要著作《摩罗诗力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沦丧且新文化没有完全建立的时代就具有其重要意义。从青年时期开始，鲁迅就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潮的深切感受，作出过下述的宏观性的判断，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应该说这种从他自己切身感受中间升华出来的哲理概括，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特征。“理想在不撄”，确实是在这几千年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面貌，这种“不撄”的“理想”，规定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精神现象，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去坦诚地披露或触动内心中的思想，而只需沿着一条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轨迹，按照早已定型的道德伦理规范去思想与行动就成了。由于这种传统的文化理想，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审美品格的缺乏真情实感，缺乏思想的震撼力量，从而变得平庸和荏弱，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即间或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情况来看，“伟美强力高尚”的审美品性确实是相当缺乏的，其问自然也偶或有咏叹“沉痛著大之声”的伟大诗人出现，然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想已经渗透和笼罩在许多人的顶空，所以那些杰出的诗篇也就无法很好地打动他们。按照鲁迅的这种逻辑推理，即“不撄”的传统文化理想造就了“不争之民”，而“不争之民”又无法很好接受反对这种“不撄”传统的声音，鲁迅的感受和结论无疑是十分符合于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问题还在于这种严酷和枯燥的专制主义文化精神，早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惯性思维方式，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虐杀和麻醉他们的思想与精神。鲁迅那种控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不但几乎无法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而且就是产生了这种光辉的思想认识之后，也很少有人会去理解和接受，这是因为在本质上虐杀人们的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线索，麻痹和陶醉着广大人们，鲁迅将这称为“软刀子”。因为“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把“软刀子”，确实是很难被人们清醒地认识的，尽管已经有鲁迅这样的伟大启蒙主义者，早就发出了“警戒”的声音，然而这种思想主张竟也像流进沙漠的泉水

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

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道德: 道:本意是客观真理,即自然界的构造、运动、变化等规律,社会的客观发展和变化规律, 人的生老病死等规律, 是自然存在和发展的。下面是本人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道德道是指大自然的法则，也称天道，它是指宇宙运行的规律，万变不离其一，世界再怎么变化，天道的运行规律永远不会变。德是指随顺自然的规则，人们按照这运行的规律去做，就能得道。古人把德和得的意思一样理解。如果硬要违背自然规律去做，那就会逆天而亡，必有灾殃。人会欺负人，但天道决不会欺负任何人。古人常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表明了中华道德发展的历程。中国传统道德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道德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基本道德规范数量的增减，也有每个道德规范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身内涵的丰富与发展。五伦 1.父子有亲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 2.君臣有义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 3.夫妇有别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 4.长幼有序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 5.朋友有信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

五种人伦关系，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五常仁仁，人二也。指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凡事不能光想着自己，不能自私自利，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考虑，做事为人为己，即为仁。儒家重仁，仁者，爱人也。简言之，能爱人即为仁。义义，人字出头，加一点。在别人有难时出手出头，帮人一把，即为义。古字义，离不开我，用我身上的王去辨别是非，在人家需要时，及时出手，帮人家一两下，即为义。礼礼，示人以曲也。己弯腰则人高，对他人即为有礼。因此敬人即为礼。古之礼，示人如弯曲的谷物也。只有结满谷物的谷穗才会弯下头，礼之精要在于曲。智智，知道日常的东西。把平时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了解宇宙运行的规律，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就叫智。信信，人言也。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别人用生命或鲜血换来的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不信老师的教诲是要吃亏的。信者，实为人类之言，是人类从普遍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当然不会骗人。四维礼上下、贵贱、长幼、贫富的等级秩序。义对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

论儒家修身思想对现代自我管理的启示

论儒家修身思想对现代自我管理的启示【摘要】儒家理论博大精深，在其所涉及的管理领域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而“修身”作为儒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它进行的是一种由“内圣”到“外王”的自我修炼，突出了“修身”在自我实现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现代社会正日渐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强调管理的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但我以为追求至善心性、反求诸己、慎独主敬的儒家修身之道，对于当代人面对安身立命问题，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修身之道自我管理儒家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由孟、荀进一步发展、丰富，形成了思想比较丰富的儒家理论学派。其中儒家管理思想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它是围绕着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及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主要对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修身之道进行了提炼、分析、整合，归纳整理出其中对现代人进行自我管理有益的部分。一、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被后世誉为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德治主义”大成的《大学》之中，其所阐述的儒家管理以德治为目标，并通过“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两条途径来实现。（一）儒家管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治人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治人”中的“人”既包括管理者以外的别人，又包括管理者自身。所以治人首先是修身，即自我管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句话表明了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先修身，修身被儒家看作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二）儒家管理思想的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其中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终极目标。它视家为国之根本，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治安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大学》明确规定:“教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事使众也”。（三）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贵和”与“中庸”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贵和原则是人在实施“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爱原则涉及处理家庭、家族、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和”。中国人历来以中庸为美德，为人处事讲究不偏不倚，“中庸”思维又称中和、中行、中道，也就是均衡，这种“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渗透到政治文化管理以及

儒家义利观

儒家义利观摘要：儒家学说是入世的哲学，其关注的人生、社会问题很多，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而其价值所在也能引发我们对当今社会的思考。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义利观。关键词：儒家孔子义利观儒家从创始人孔子开始就关注义利问题。尽管孔子之前便已经有义的观念的萌芽，但义的观念是由他确立的。义乃立身之本，是行为之最高标准，是言行准则。孔子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也要求人们严格做到：凡事合于义就可以放心大胆为之，不合义则连想也不要去想。他一辈子朝思暮想当官，但他当官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是要在官位上为人们行义作出表率，以使义真正落实到人们的言行举止上。他明知道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义难于推行，但他仍然周游列国，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孔子看到了以义规范人们放言行之所以有相当大的难度，是因为有一个“利”的观念像一只看不到的手，无时不将人们往不义的道路上拉，致使人们做出许多不义之举。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所以，孔子一生“罕言利”，过多地言利，无疑会熏黑了人们的心肠。孔子并没有将义和利完全对立起来，换一句话说，他并没有认为义和利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认为过多地言利对于实现大同社会并不是一件好事。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儒家并非不讲利，否定利，而是先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这点在儒家代表人物的言语、论著中皆有揭示。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子贡问政时，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孔子比较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过他存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并对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故“罕言利”，对利持谨慎保守的态度。推崇“民为贵”的孟子，也强调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性，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也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儒家集大成者王夫之也说：“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指出人离开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害境地，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可见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义与利的关系，包含着两重内涵。首先，二者是一种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是家国一体化，家庭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国家其实是家族的扩大，在国家这样一个大家族中，秩序的稳定、矛盾的调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之间，儒家强调一种整体精神，家族、国家的利益成了至高无上的义，个体须对这种义负责任、有义务，应限制自我私欲。儒家强调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绝对服从无疑很对历代统治者的胃口。其次，二者是一种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的关系。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居仁由义”可说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有种种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之时，

鲁迅传统

摘要：通过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鲁迅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重新考察鲁迅批判传统文化的态度，文章认为他始终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刻地继承和重估了传统的价值。关键词：历史语境话语方式传统价值【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4-0102-02 鲁迅留给我们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便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的批判，决绝的反对。这种大胆的、激进的批判长久以来受到众人的非议。我们常常能在各类媒体上看到颠覆鲁迅的议论，有的学者甚至对鲁迅持否定性的批评态度。很多人也不理解由传统文化的乳液哺育大的鲁迅为什么竟把自己的文化血亲批判的如此一无是处，甚至教育青年少看或不看中国书。鲁迅是否偏激，对待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又是什么？我们要全面真实地理解这些问题，应该从三个方面看：一，鲁迅所处的历史环境（特定的历史语境）；二，鲁迅的逆反精神及批判的话语方式；三，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和整理。一，认为鲁迅批判传统文化过于偏激的人往往断章取义，抓住鲁迅一两句偏锋的话，孤立地提取出来，随意加以否定甚至要推而广之，把鲁迅的所有言论都看作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很显然，用这种想象和剪裁历史的方法去理解鲁迅很难接近历史的真实。1925年，曾经有个杂志征集名人对青年人读书的意见，许多名人都写了，请到鲁迅，他没有开书单，但也写了一篇文章，后题名为《青年必读书》。其中有这样一段很出名的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1】对以上这些话的分析我们应回到当时的语境。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中国仍然处在封建文化压制非常严重的状态下，遗老遗少提出“保存国粹”，北洋军阀提出“尊孔读经”，大搞文化复古，扼杀新学的传播。鲁迅对当时复古的思潮，对许多名人引导青年多读古书很不以为然，反感“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中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鲁迅认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是“第一义”的，“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无论是生存、温饱还是发展，最终都归结到了“人”本身，这和20世纪初鲁迅提出的“立人”的思想是相互统一的。在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强调“人”的地位，其实重点是在强调包含在其中的个体的精神自由。而当时的遗老遗少和军阀提出“尊孔”的口号强调的，一是鼓吹“臣必须服从皇帝，儿子必须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三纲说，借以恢复被推翻的封建专制体制并维护已动摇的封建家族制度；二是，坚持儒家学说来控制中国的思想，借以抵御新思潮，维护遭到挑战的封建统治。这些口号显然妨碍了当时国人的生存，更不利与国人思想的解放与自由发展。“鲁迅对这样一种被独尊的、以‘三纲’说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进行尖锐的批判，正是为了要维护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力——这是他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的价值立场”【3】。所以当有人打着“保存国粹”的旗子,拒绝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变革,以适应现在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不能不引起他的巨大愤慨。鲁迅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好比一间阴森压抑的铁屋子，封建专制的乌烟瘴气令国人精神窒息，灵魂麻木，在这种情形下，大声呐喊都未必能唤醒沉睡的民众，还怎么能够让人平心静气地分析传统文化中的好与坏。而鲁迅深刻认识到，当时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危机。当务之急便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阻碍国民思想进步的传统文化，打破传统文化对人的压抑，对个性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他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_人文思想(儒家、道家、法家)

专题一人文思想综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当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学派也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发展繁荣，和儒家共同给灿烂的中华文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浸透着浓郁的人文思想。一、儒家基本思想：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人为贵"为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其核心思想的学说。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体现着人文精神。思想演变：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1）春秋时期：儒学创立,孔子以仁的学说奠定基础（2）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孟子荀子继承发展，孟子提出仁政，荀子则提出性恶论。 2．秦朝时期——法家独尊，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压制。 3．西汉时期——确立正统地位,儒家思想享“独尊”. （1）西汉初期：盛行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2）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 等思想。 4．魏晋南北朝--------儒学危机,儒佛道三教并立. 5．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 6．宋明时期——儒学复兴发展到理学新阶段,理学统治地位确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7．明清之际——出现否定传统观念,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君主专制的新思想 8．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移花接木。 9．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遭受冲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10．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文革”期间,“批林批孔”运动,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推翻. 12．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地位上升. 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相结合。代表人物及作品：孔子和《论语》

中国传统道德

浙江省2009年4月自考中国传统道德试题课程代码：10008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修辞立其诚”出自( ) A.《周易·乾》 B.《孔子》 C.《朱子语类》 D.《孟子》 2.韩愈在《师说》中认为教师的职责有三，并不包括( ) A.易俗 B.传道 C.受业 D.解惑 3.“有志者，事竟成”出自______，说明凡人皆应立志，方能成就事业。( ) A.《后汉书》 B.《论语》 C.《诸葛亮集》 D.《陆九渊集》 4.下列事例中突出体现以身许国精神的是( ) A.卫石碏“大义灭亲” B.苏秦发愤刺股 C.岳飞精忠报国 D.愚公移山感上帝 5.包拯铁面无私的事例体现了( ) A.秉公去私精神 B.抗暴御侮精神 C.以身(武汉自考)许国精神 D.忧国忧民精神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1.自强不息 2.慎独三、引文简释(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并指出其作者或著作名。 1.“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2.“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四、简答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1.简述“正义”的含义及其意义。 2.简述“德教为先”的含义及其积极意义。 3.简析“志道”。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1.谈谈中国传统道德的内涵以及它在民族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并论作为传统道德核心的整体主义。 2.试说“公忠”。

浙江省2011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传统道德试题课程代码：10008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影响的是( ) A.道家思想 B.儒家思想 C.墨家思想 D.法家思想 2.在人际交往中，讲人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是( ) A.公忠 B.正义 C.孝慈 D.诚信 3.“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的作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