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每次捧起书来总是想写点东西，因为感悟实在是很多。而拿起笔来，又不知道从哪里谈起，因为所知实在太少，惧怕呕心沥血一番后，过不几日，就发现还不如前人拉出的一坨屎更呈具金字塔般的形状。然而小白同学却力劝我，前人再漂亮的作品，也只能放在隔着玻璃的橱窗里慢慢欣赏，而自己写出的东西纵使再不成形，也是印在成长中的。

人生来只能往前走。在历史的长征中，要想走在别人前面，走得比别人快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少走弯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对于短暂的人生，三、四十年之后你应该所处社会的点和你现在的点连成一线，才是你的捷径。社会在不断往前发展，而以现在的点为圆心，时间为半径，我们得到的确是一个令人疑惑的圆。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身后是什么样的，才能调整身姿，随着社会往“前”发展。这是我乐于读史的缘由。

社会向前发展，有两条腿，一条是科学技术，一条是社会体制。在远古社会，由于缺乏了科学技术，且社会体制也不完善，所以社会只能爬行。而如今，拥有科学技术的左腿肌肉越来越健硕，社会要想跑得快，就要用同样健硕的社会体制作为右腿。而经济，只不过是由赤体穿上了草裙，而今更有些华丽的衣衫罢了。这是我读史的重点。

感谢钱穆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本小册子，使我能够进一步跳出历史偶然与必然的纠结，整体的审视这个社会，而不是去历数它充满故事的每一根丝线。诚然，宾四先生的这本书的一大目的，是呼吁大家不要随便摈弃很多中国优秀的社会体制，而随便盖以“专制黑暗”四个字妄加否定。但是他给予我们的，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在漆黑的前行时，尽量走个直线。读起来真是体会很多。现在只能摘要说说。

书中重点介绍了汉、唐、宋、明、清等五个主要历史朝代的社会制度。而每个社会制度，又分为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四个方向。对于政府制度，重点在于阐述君权和臣权的分布与制衡，此处的君权，毋宁称之为贵族特权为好，而所谓贵族，就是依靠祖宗继承下来的天然的权力（有点所谓太子党的感觉）；而此处的臣权，也最好理解为民权，因为掌握这部分权力的大臣，都是从社会的底层通过个人努力（尤其是科举）达到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理由：因为与其说这些人维护百姓利益，还不如说是维护他们从小所接受的儒学教育，而儒学的政治核心理念之一便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在这个所谓“臣”的群体道德有保障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从秦汉开始大一统的国家以后，就一直存在着帝王，而君权和臣权的制衡（所谓制度），也就成了中国社会制度的最主要的构架。另外，臣还分为内臣和外臣（内臣一般多为皇帝私人利益服务，而外臣的职责则更应以国家为重，这是内外臣的言论倾向性的出发点的区别），而权力也要区分地方和中央。更进一步从人事制度来说，君（或者贵族）自然是要世袭的了，而臣从何而来呢？如何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呢？所以作者紧接着谈论了选举制度。我们注意，作者说的是“选举制度”而非“科举制度”，其意深。再进一步，社会总是有阶层的，广大老百姓要生活，就要自食其力，而总有另一批人要生活，却又想不劳而获，所以作者紧接着告诉大家，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是如何不劳而获的，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制度。最后，任何一个国家都期望四海升平，而又不可能一直四海升平，时时刻刻的都有“攘外”和“安内”的任务，所以政府必须豢养军队，作者最后关注了兵役制度。关于兵役制度作者最关心的是两点，一个是兵从哪里来？另一个是粮饷从哪里来？以上我对本书的关注点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再来看这本书，也就会很清晰了。

根据以上的思路，让我们再来把这本书理得更简单一些。

一、秦汉

秦汉是大一统的肇端，皇帝世袭，钱穆归因于中国地理不适于靠“选举”产生领袖，而我觉得还不如归因于遵循那些源于远古且带有宗教仪式的传统更有说服力。但是臣作为参政

议政的主体，其废除了夏商周的世袭制的确算是历史一大进步。在中国这种缺乏以死后处境作为恐吓手段而聚敛人心的宗教的国家里，皇帝要想维持其统治，最聪明的做法，无非是群策群力，而不是一人专权，这样的话皇帝一个人不至于太累，所得好处也可以人人有份，遇到问题时责任大家平摊，皇帝的宝座也坐得长久而安稳。所以皇权和相权（或者说相所代表的政府）的制衡就成为每个时代发展的焦点。柏杨在谈论汉朝确立儒学治国时，曾经提到到刘邦之所以被叔孙通说动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儒家所倡导的君臣之礼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而且历史也记载，刘邦当年对一同打下天下的哥们也是很有义气，朝堂之上也是有座的，那显然对于国家大事，大家更是可以说三道四。这说明汉初皇权本也不是至高无上，皇帝说话也显然不是令所有人噤若寒蝉的。皇帝又要面子，想一个人说了算，而又怕大家不给面子，做错了事更可能危及自己的椅子甚至生命，所以自然要分权。于是所谓的三公九卿制度应运而生。其各个官职名称的来历没必要细讲，因为那些都是故事。我们只需要看到，要想一个皇帝或者政府官员作出的决定生效，必须要皇帝和大臣都知道和同意。而为了限制皇帝不能为所欲为，又设置了御史天天叮咛皇帝。

对于地方政府，秦朝创立的郡县两级制度，又是一大创举。统治者不劳而获的途径，就是让老百姓白白的交出一部分劳动成果。要想轻松得到这一部分成果，就必须给老百姓一定的承诺，那就是保障他们能够安定的生活。严格意义上来讲，地方政府有两大作用，一个作用是收税，一个作用是解决百姓争端，维护社会安定，保障老百姓的生存权，让他们有安全感和平等的心态，能够愿意安居乐业。要想地方政府做到这两点，必然的要划分区域。一个基层政府所管的地盘儿太大了，交通也不方便，运输也不方便，意味着公务员们的工作量太大；而地盘儿太小了，意味着浪费好多粮食养着这些不劳而获的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显然要求更多的人参与劳动。所以，秦汉的地方政府制度（郡县制度）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扁平化。地盘儿合理，拿俸禄的官也少。同时，为了检查地方政府官员有没有老老实实的执行政策，派出了刺史。

这些官员都从哪里来呢？汉朝发明了好方法，那就是“举”，也就是推举。最初的推举都是所谓“孝子廉吏”。“孝和廉”这两个标准就明显带有儒家思想的味道。为什么是廉吏而不是“能吏”呢？因为社会生产力实在是太低下了，什么雄材伟略也几乎没有可施展的空间。只要老百姓老老实实的交上税来，你再老老实实的如数交给皇帝，你就是皇帝所需要的人才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种孝和廉的标准，很容易让老百姓没有怨言，况且孝字还是老百姓传颂的楷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颇能代表老百姓。另外皇帝也知道孝廉标准下举出来的人可能有很多庸才或者经验不丰富的人，作为补救措施，所以又让他们考试，然后再划分并进入大学学习。

但是不劳而获“两千石”的粮食实在是太有诱惑性了，因而在这个“举”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慢慢滋生，逐步造成了人员冗余，且盘根错节严重，最终形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阶层，渐渐阻塞了平民的晋级之路。而从后面历朝历代看来，阻塞平民的晋级之路，必然造成政治的垮台。

对于农业社会，经济制度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税。由于汉朝经济发展水平低，，可吃的、可玩的实在是种类有限，也就是各种粮食的附加值增加的手段实在是太贫乏，粮食收多了吃不了也是烂掉，所以赋税（土地税是历代赋税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很低。基本是“三十税一”。而对于土地所有权，则因为汉朝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而最终形成了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再者，到汉武帝要拓边时，觉得钱不够花了，所以又发明了“盐铁税”。先是向盐铁商要钱，后来发现油水实在是太大了，干脆垄断生产了，这也是后来两千年这种行业国家垄断的开始。

最后看看兵役制度。汉朝边界除去西北边境多和匈奴人交战，其他方向基本都是防御性的。先看兵从哪里来。自古以来，就是两种制度来保证兵源，一种是强迫，一种是诱惑。但

是任何一种制度，要想保证这些拿着武器的兵卒安心卖命，就一定要让他们没有顾虑。汉朝生产力低下，所以常备军少一点，每个人每年的兵役期很短，最后都发展到交钱可以赎的地步。其兵役制度，是“寓兵于农”的制度，百姓首先是生产集团，其次也是一个战斗集团。而为了让大部分老百姓都能吃饱穿暖，不要后院起火，你家太穷了就好好在家劳动种田养活爹妈和老婆孩子，只有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人，才有资格当兵，而如果你当兵当然也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可以免一些赋税。当然，武器也是你自己置办。当兵为了保命和杀敌，显然都会武装得很好。所以汉朝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很有保证的，尤其是和北方的游牧民族交战的时期。

综上所述，秦汉无论实在政治制度，还是在经济制度和兵役制度，都为后代的各个朝代树立了模板。

二、隋唐

在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分裂和战乱以后，隋唐重新步入大一统的时代。皇权和臣权和以前差不多，谁也不能单独决定。只不过各种文件或者命令前加了一个“敕”字，以让皇帝更有面子罢了。同时，官员的头衔也换了换。其值得关注的是六部制的提出，说白了就是参与讨论的人比汉朝更多一些，职责划分得更详尽一些。

地方政府方面，又加了几级。我想应该是人口增多了，事情也增多了，所以地盘儿就更小点。另外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社会的确可以负担的起更多的不劳而获的人存在。地方长官的任命权，依然在中央。大臣的任命权在皇帝，老百姓依然没有绝对的选举权。而且把官儿的级别划分的更加细致，所谓九品中正制。这样才能让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儿更有上进心，而上进心，恰恰同时也是掌控在皇帝手里的缰绳（其实也是现代任何管理之所以能够“管理”的根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怕无欲无求。所以老庄的无为而治是万万要不得的。

人才选拔方面，隋唐开始了正式的科举，已经尽量做到了以才选吏，而废弃了所谓的以“孝和廉”选吏。这也是很大的进步。

说到经济制度依然是税收制度。从划分详细的“租调庸”制度到两税制，说到底，就是征税的项目增加了，也就是中央需要的钱增加了。其原因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奢侈品的种类增加了，光吃已经不能满足贵族和其他上层社会的需求了，还要有漂亮的家饰，比如唐三彩等；另一个是用兵增加了，唐朝中前期虽然边境战事不多，但是为了维护西北边境的安全，成立了多都护府，即形成了所谓“府兵”。而收税的种类增加太麻烦，收税的成本就会抬高，所以只能找更简单的方法，干脆后来发展到两税制。

关于兵役制，和汉代有不同。如前所述，汉代时农兵合一，你首先是一个种地的，其次你还要服兵役。而到了唐朝，是兵农和一，你首先是一个兵，然后为了养活你自己，你需要种地。这也就造成了唐朝更多的职业兵，就是当一辈子兵，才有了杜甫的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随着府兵制度的失败，和士兵的社会地位的逐渐低下，稍富裕的百姓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后来发展到雇佣兵，，尤其是雇佣异族。也有了后来的异族头领发动的“安史之乱”。

纵览隋唐归纳如下，生产力发展导致物质更加丰富，社会分工也大力发展，更多的社会阶层出现。出现了科举制度和自由的（或者说职业的）兵役制度。

三、两宋

说到宋朝，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前提，就是宋太祖的地位是黄袍加身得来的。所以他惧怕武将造反，于是刻意的抬高文官的位置。这就造成了宋朝在国防上虽然兵精，但是将不广的尴尬，很难赢得战争，最终整个朝代都在防御。其他朝代都有很多抗击异族的名将，而宋朝能拿得出手的太少了，好容易锻炼出几个，要么杀掉，要么革职。同时也造成了宋朝的文人占据了社会上层，并有时间和空间搔首弄姿，研究各种学说，比如南宋的“理学”。而民间的工商业也比较发达。

皇权和相权的分配其实本质上和前朝没有太大区别。纵观历史来看，除了清朝，其他朝代的皇权和相权基本持平，最多也就是突然蹦出个极牛的某大帝，精力无限，相权自然就低了，要么皇帝年少不更事，冒出了擅权的宰相，呼风唤雨几年。更或还有一些阉人也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和从小与小皇帝建立的私人感情而从中渔利。

宋朝的科举制度也是因袭前朝，只不过文人的积极性更高。因为宋朝的国际形势不好，所以只能收更多的税用于战争。以至于老百姓不爽，王安石要变法，不光要变税制，还要改兵役制，放弃唐朝的职业兵制度，而仿效以前的全民皆兵，即所谓的“保甲制”。

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每每经过一个战乱的时期，老百姓对和平的渴望会更加强烈。经历了五代以后，宋朝的老百姓也是期望安居乐业。虽然和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经历了战争，但是由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斗争（如金灭辽、元灭金等等）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宋朝赢得了一定的喘息和短时间难得的和平。其早期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汉初颇为相似，只不过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来等待宋朝汉武帝一样的皇帝出现，蒙古族就来的太过迅猛了。在宋朝极为短暂的和平时期，老百姓得到了难得的休养生息，所以工商业发展非常迅猛。因此，以至于本来作为大宋临时首都的汴梁都异常繁荣。唯一可惜的是这些工商业者在积累了资本以后，没有取得政治上的相匹配的地位。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宋朝的人口增加比较快，已经达到了1亿多，是唐朝的两倍，而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一亩地出多少粮食养多少人是一定的（全国总的耕种面积和明朝基本持平，人口也基本持平）。而荒地也没有了，能开垦的都开垦了，这也就遭遇了一个发展瓶颈，其解决方法就是计划生育。所以，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开始计划生育的朝代。

由上所述，我们只能做两点假设，一如果北方少数民族不是突然强势，多给宋朝一百年的时间，依靠宋朝的经济实力，反过来荡平北方应该不难，宋的每朝皇帝其实都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如果再有一百年的和平，科技应该会有很大发展，比如四大发明的成熟，比如陶瓷业的极度发展等等，在此基础上，在宋朝这种宽松的文化氛围下，或许工商业者会在高层决策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四、明朝

政治体制方面，明朝相比前朝，着实的退步了。朱元璋打完江山把武将杀了个精光，而文臣又出了个宰相胡惟庸，所以干脆连宰相这个位子也不设了。这不是说臣权没有了，但是事实上是也确实是皇权相对来说大了很多。因而，皇帝和大臣之间的权力间隙也就大了，阉人们可发挥的空间也大了。所以明朝似乎是太监擅权次数最多的朝代。但是遇到独立一点的皇帝，太监没空间了，而皇帝和大臣们却又经常为各种事情争吵。另外，本来朱元璋对子孙的分封制是历史严重的倒退，不过有了朱棣，一次性就全部搞定了。但总起来看，由于没有外患，百姓又富足，所以整个明朝一直是比较平稳中度过。一直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科举人事方面，为了让文人们更听话，八股文考试成为科举考试的固定题目。但是如果看看当时的考题，题目也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迂腐，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是颇有一些能够走上社会的上层。另外九品中正制在明朝也被更进一步的加以诠释，以至于形成了钱穆所说的：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有流品无阶级。

政治虽然保守，但是明朝在经济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增加很多，另一方面可供耕种用的新开垦的土地数量却有些不足了（人均土地实际上是一代比一代更少）。于是在征收税收时，造了两种册，一种是黄册，就是户口本，一种是鱼鳞册，就是土地具体划分和使用情况（宋朝已经开始有了正式使用的鱼鳞册），开始时还是两册并用进行收税，后来干脆采用“一条鞭法”，全部按照土地进行收税。。到后来人口实在太多，所以明中叶以后首辅申时行明确的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

因为外患不严重，明朝社会稳定时间很长，生产力发展也非常迅速，科技亦然。比如出现了科技著作《天工开物》等。但是遗憾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让明朝和西方的交流中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明朝的经济的发展。

兵役制度方面，明朝运气很好，开国就把蒙古人彻底打得落花流水，所以边疆用兵也少了。其兵役制度依然是职业军人。但是由于常年不打仗，更加上长城的修建，军队训练松弛，军械入库，最终导致明朝后期的军械因长年不用而严重损毁，战斗力下降。最后不光打不过满洲人，连农民军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攻入北京。

综上所述，我觉得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成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如果要摘出几条来说的话，一是疆域得到进一步的开拓，比前朝都有明显的增加但又控制不力；二是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却又没完全放开。两个失误却很值得深思，一个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强化了国人夜郎自大的心理，也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和西方正在兴起的列强进行平等交流的机会；二是八股文的兴起在思想上控制了人的思维，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人才的贫乏受到影响。

五、清朝

清朝是钱穆很不齿的一个朝代。在社会制度方面，钱穆分析认为其用各种“法术”代替了很多社会制度，也就是“人治”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法制。而其统治的特色，到处都体现了异族政权。例如上层都是满人居多，汉臣的人数受到严格控制。军权严格控制在满人手里，直到末期顶不住了，才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权力分配上，更多的是把汉臣当做满人的家奴，例如臣对皇帝言必称“奴才”，这是令人发指的。而其他朝代大臣都是称“微臣”、“罪臣”等等，这中称呼看似小事，但却是对人思想和自尊的严重摧残。另外皇权高度集中，政令的下达不再受到大臣尤其是汉臣的牵制。这些都是历史的严重倒退，但好在清朝颇出了几个精力旺盛能力卓越的皇帝，才奠定清朝三百年的基业。

另外，与其说是清朝皇帝统治，不如说是满洲贵族统治下的中国。所以在最后的君主立宪的机会到来的时候，如果只保留皇帝一人，而抛弃满洲贵族这个统治阶层，便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磨磨蹭蹭的不愿意实施，所以最终干脆被孙中山彻底全部推翻了。

在国际形势上，欧洲扩张到中国的初期，正好赶上了清朝初期，英法德舰队在以蒸汽机和火炮武装以前，根本无法与清廷抗衡，所以乖乖的呆在东南亚。俄罗斯野心勃勃的从陆地打到中国东北边境，恰好被清初战斗力还算强大的清军击败，这雅克苏一战奠定了中俄或者说中欧一个多世纪的和平。但是这种和平的假象，也完全让满清贵族死于安乐之中，让整个中华死于安乐之中。这一仗，从中国的近两三百年的历史来看，我认为反而是完全失败的。

在兵役制度上，清朝实行的是满洲的八旗兵制度，这些八旗子弟兵控制在全国几乎所有的要塞。汉人组建的军队是为“绿营”，其首领还是满族人。因为清朝刻意的维护满洲贵族的权益，所以无论是科举还是兵权，都是颇有些倾斜的。有很多科举和军事的禁区严禁汉族人涉足。因此总起来看，清朝的兵役制度和科举制度除了倒退，根本就是乏善可陈。

经济方面，清朝的人口数量激增，康乾盛世以后，人口较明朝增加了2倍，达到3.6亿多，而可耕种土地较明朝仅增加一半（约7.3亿亩），而人均土地占有面积降到了历史最低的1.7亩（仅为明朝的一半多），因此税收被迫彻底采用按照土地征税而不是人口数量征税。清朝继续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严重缺乏交流。而到了中后期以后，逐步开放一些通商口岸以后，清政府不光没有积极地参与贸易，反而不断地阻止贸易，最终导致了大门被列强用武力打开。综上所述，清朝实际上是一个在制度上不断倒退的朝代。其康乾盛世的基础，其本质是少数皇帝的个人武功给社会在一段时期内的安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已。而这种异族统治，一方面造成了满汉等诸多民族的地位的不平等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君主立宪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最后，结合这本书，和以前所读过的一些经济学与历史的书籍，我们在看历史时，所应该关注的的真正问题有哪些呢？

一、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是什么样的。这决定了处于这个社会的人民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简单一点说，晚上是用油灯还是电灯？沟通使用喊话还是信件还是电话？交通是走路还是马车还是火车飞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

二、人总是有不劳而获的倾向。当时的社会，有多少人想不劳而获？或者更进一步说，这个社会，能够养活的不劳而获的人的比例是多少？这也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发展了，这个比例就可以显著增加。

三、更关键的，是如何控制不劳而获的人的比例，或者说如何维持这个阶层的比例和稳定，这就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从历史来看，这个阶层的绝对人数和比例是呈上升趋势的，因而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这些阶层的层数只能是越来越多，要想维持这些阶层的稳定，必须有强有力的社会制度。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这种社会制度必须建立在所谓“公平”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这种公平必须允许底层劳动者有通过个人努力走向高一级阶层的通道，这需要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这种公平也应该控制高级阶层的权利，使低级阶层有发表意见和争取自身利益的空间，使任何社会矛盾尽量避免用武力的方法解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越是不劳而获的人，就越容易形成联盟；而普通的底层百姓，迫于生活压力，整日忙于生计，联合的能力更低（亚当斯密也这样分析工人和资本家）。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总的看，和平时期远比战争时期时间要长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暴力机构的作用。从上一点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暴力机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是多么的重要。从古代开始，暴力机构似乎都是分为两级的，一种应该是衙役，就像现在的警察，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个部分在钱穆的书中从来没有做过讨论，但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严格意义来说，他并不应该是兵役制度的一部分，而恰恰又是社会维持稳定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另一种就是军队了。钱穆在书中重点强调了每个朝代军队的兵役制度。但是无论古代这种衙役制度和军队制度有何制度上的差别，我们最需要看到他们在职能上的差别就足够了。

五、社会的发展必然形成更多的阶层，这是由社会越来越细的分工所决定的。那么如何调配这些阶层，使这些越来越多的阶层更能和谐的相处呢？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历史上的阶层不是太多了，二是太少了。尤其是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我觉得出现了阶层的一个真空（现在这个真空依然存在）。就是统治阶层（如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人和农民底层的劳动者之间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前，都是国营企业，除了工人和农民，就是政府干部。而改革开放以后，必然有一堆人成为新的工商业主。他们有可能是从农民和工人转变而来，也有可能是从干部转来。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这个阶层必然越来越庞大，必然要争取更大的决策和发言权。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给予他们的途径就是通过选举或者推举成为人大或者政协代表，参政议政。如果这条途径不是很奏效（实际上相对于这个新的阶层的人的诉求来说也往往是非常有限的），那最有效的显然是通过贿赂指挥有权力的阶层的人的手。所以，在近15年来，商业贿赂、商官联合等现象与日俱增，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现行的社会选举制度还是不能给掌握资本的人以充足的决策力的空间。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官商，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利作为资本，从中渔利。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不得不去解决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解决的途径还是要给这些资本家参与决策的权利，仅仅依靠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和单纯培养专业的从政人员未见得有足够的效果。

综上所述，钱穆的这本书，一大缺陷，就是忽视了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制度的影响。另外，他在谈到每个朝代开始时制度一般都是适合的，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很大贡献，而到后来这些制度往往又是漏洞百出。面对这种疑惑，钱穆基本都归因于执行中的流弊，或者在纠正这些流弊中所采用的更为严谨的、乃至最后成为桎梏的政策。但是这种流弊的产生，或者过犹不及的补救措施，难道不是制度本身不完善的结果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书中也没有深入探讨，那就是工商业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或者说以工商业起家的资本家，为什么迟迟不能进入中国的决策层？这个钱穆几乎没有涉及。对比欧洲发展来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地理决定。这个是天然的和非常关键的。工商业的本质是物质交流，而其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无非就是物资的运输途径。通过地域不同所带来的价格差距来追求最大的利润。对于运输来说，水运又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尤其是在古代），因此水运发达的地方，商业往往就比较发达。在这一点欧洲显然比我们有天然的优势。西欧的内河航运比中国华北平原要发达很多，温暖湿润的大西洋季风给欧洲大陆带来充沛的降水。而在中国的华北，老百姓却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阶段，更不要说航运了。还有欧洲的海洋，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孕育了古希腊、古罗马等好几个大帝国，同时也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推波助澜。欧洲西海岸也没有台风和飓风，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等海上帝国的一个接一个的强盛提供了帮助。所有这些帝国的强盛，无一不是因为贸易的驱动，结果也是使贸易更繁荣。反观中国，江浙一带的商业的兴盛也不是偶然，发达的内河航运网和平坦的平原稻米与桑蚕基地相得益彰。

二、战争因素。战争有两种，内战和外战。一遇到战争，兵员自然不必说，兵役制度决定了每个国家或朝代的特色，但是粮饷和武器（铁）的来源就是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中国，往往是横征暴敛——就是直接去跟老百姓抢。而铁器的工匠，往往一直由军队自己掌握，铁矿的冶炼也是由国家直接承担。所以，战争没有给中国的商人带来商机，甚至没有他们的发展空间和机遇，而中国的战争也几乎没有为工商业而爆发的。另外，即使有工商业者参与的战争，其的命运也是悲惨的。比如明初的沈万三，捐献给朱元璋大量的军饷用以劳军和筑城，结果不光没有博得好的社会地位，反而因猜忌而落得客死异乡。这种横征暴敛可能是因为短期急促的战争，迫使国家无法在安顿国民的基础上进行，而只能靠短期的战时状态造成的。而商业只能在长期的持续的和并非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才能更大获利，才是新富人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欧美的最典型的例子远的来说是英法百年战争。两国的国王要持续进行战争，必须让国内安定的生产，而为了筹集军饷，英法的国王只能最后求助于商业工作者（而事实上，这场战争恰恰是因为贸易税收的不平衡所引起的），而商业工作者趁机争取到了很大的参政议政的权利，最后不管战争结果对英法在世界上的地位造成多大影响，而国内却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起家的资本家和老贵族共同执政的新的阶层。而这些资本家要想更多的牟利，获得更多的廉价劳动者和资本，于是利用贵族和国王手里的权利，展开了著名的圈地运动。欧美近期的例子就是一战和二战的美国，其不参战是为了商业的利益，卖军火，其参战每次都几乎是迫不得已的，或者自身受到了伤害，或者为了更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中国例外的例子，是宋朝，宋朝长期处于防御状态，而且连年边境战争不断，这就迫使宋朝内部（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必然不能横征暴敛的去筹集军饷，而只能稳定的进行收取战争的和赔偿的税收（从熙宁10年来看，工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的70%）。而实际上宋朝的工商业也是最为发达的。但是很遗憾，宋朝的工商业者，始终无法进入决策层。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宋朝的选才制度，这种选才制度在此时显得非常多余和倒退；另一个原因，是宋朝外战连年失利，朝廷稳定的时间还是太短，没有给工商业者进入决策层充分的时间。

另外需要澄清的一点，欧洲的工商业者并非是生而富贵的。中国的工商业者在古代社会地位低下，欧洲其实也是一样的。

三、民间科技的进步。不得不说，还是中国的科举选才的制度贻害太深。聪明人都通过四书五经走上了仕途，而民间手工业者中人才的匮乏，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寺院中的僧人，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却终日沉迷于对基于“顿悟”的哲学思索中。这和欧洲的僧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教士们，此时正沉迷于对自然现象的解析。欧洲的

很多科学理论，都来自于寺院。冯友兰认为中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不一样，西方是“正的方法”而中国更多的是“负的方法”。通俗来讲，西方的哲学更讲求“逻辑”和“批判”，开宗明义就说上帝创造了一切，他们研究的，很自然就是所谓的“一切”的实体。而中国的哲学，包括儒学和后来传入的佛学，开始就在研究人与万物的关系和更乃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总结出很多抽象的，很难去用语言阐述和传播的各种“经”，最后导致一代又一代的人长时间的拘泥于这些基本的问题。往往一个学者或者僧人，快死了都不能有所“顿悟”。

还有就是儒学、佛学等哲学和科学的结合问题，也是民间科技迟迟不能进步的原因。如刚才所说，僧人或者学者往往穷其一生也未必有所顿悟，而导致宗教、哲学和科学的结合迟迟不能从狭隘的圈子里跳出来，所以像僧一行这种人太少了；而西方的教士们，十几岁就可以很轻松的读完一本《圣经》，剩下的时间，就可以轻松的种种豌豆、数数星星。

归结一下，中国的工商业，迟迟不能走向决策层的原因，是中国的自古以来的社会制度和民间哲学理念造成的。

以上是我读这本册子的一些脉络和关注点，肯定不及钱穆先生这本书所告诉我们的十分之一。如果想要知道的更多，别无他法，我们需要阅读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