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_马小能
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司马迁看来，夏、商、周的制度变易，是通过后朝对前朝的损益救弊而按照忠、敬、文秩序进行的，忠、敬、文三王之道的变易是“若循环，终而复始”。司马迁明确认为秦朝不知变易，
而汉朝“承敝易变，使人不倦”，乃“得天统矣”。这就从制度循环变易的角度否定了秦朝的历史统绪。
与司马迁的隐含之意不同，班固的“摒秦”思想则比较彻底。班固在接受刘歆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的同时，也接受了其“摒秦”的思想。据《汉书·律历志》所记，刘歆在《三统历谱·世经》
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中就宣扬了“摒秦”思想，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秦得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
，因而不得其序，属于闰朝。班固《汉书》在记述刘歆《三统历谱·世经》宣扬的“摒秦”论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且在《汉书》中作了贯彻。如在上述《古今人表》中，建朝帝王都被列入上上圣人中，唯独秦朝建立者千古一帝秦始皇则被列入中下等；《高帝纪赞》
和《郊祀志赞》
等篇，都明确宣扬了汉为火德上继周之木德的思想，将秦朝排除出历史统绪之外。而班固在所作的《典引》篇所勾勒的自伏羲至刘汉的王朝统系中，
也明确认为“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后汉书·班彪传》），直接
将汉朝上继周朝。毫无疑问，《汉书》在正史当中，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
与“摒秦”相呼应，汉代史学普遍重视于“宣汉”。司马迁《史记》以实录著称，却也有“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旨趣。《太史公自序》
明确说道：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
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耻之；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这段话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为了与壶遂论辩作史而说的言不由衷的话，其实它与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所体现的思想也是相一致的。
与司马迁《史记》相比，班固《汉书》的“宣汉”思想则更为凸显，实际上《汉书》的撰述旨趣就是“宣汉”。《汉书·叙传》说：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
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
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在此，班固一方面明确认为，史家作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
冠德于百王”，而《史记》通史撰述将刘邦“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做法，是贬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
违背了历史撰述的这一旨趣。另一方面，汉朝是历史上的盛世皇朝，有赖于专门的典籍来传颂大汉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关于汉朝历史记载止于汉武帝，并非汉朝全史；《史记》之后自褚少孙至班彪十余家《史记》续作，也都没有肩负起系统反映汉史的任务。这样一种历史撰述局面，
是与汉朝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的。这是班固之所以要断汉为史作《汉书》的原因之所在。
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
马
小
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0－03－20
作者简介：马小能（1982—），女，河南永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
与秦汉大一统政治不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史学正统观念上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
由于王朝更迭频仍，为凸显新朝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史书撰修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都非常注意弥缝与讳饰。其次，面对魏、蜀、吴三国鼎立政权，
由于时代背景的迥异，史家对三国孰为正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再次，南北对峙时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正闰之争，主要通过夷夏之辨的方式进
行，然而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夷夏色彩逐渐淡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越发凸显。
一
政权更易频繁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凸显新建皇朝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撰修史书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普遍重视于弥缝和讳饰。
断限即划定年代界限。魏晋南北朝时期，晋史、宋史断限所受争议最大。我们知道，司马氏以“弑君”、“篡位”取代曹魏政权，如何洗刷“弑君”的恶名，成为晋武帝即位后的头等大事。据《晋书》所载，贾谧主张以西晋建立之年（265）为始，
而荀勖和王瓒则分别把晋朝的历史上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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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年和249年。结合历史事实，不难发现，上推的目的是要将齐王芳的被废黜、魏高贵乡公曹髦的被杀作为西晋内部的政治斗争来处理，这就很好地弥缝了司马氏父子弑君的恶名。另据《宋书·徐爰传》所载：“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两汉政权也早在丰沛和昆阳之日就已开始。“降逮二汉，亦同兹义，基帝创乎丰郊，绍祚本于昆邑。”同理，刘裕亦在义熙年间建立了赫赫功名，实已受命为王。这就很好地掩饰了其篡夺晋室皇位的“不道”行为。
起元与断限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南朝齐修国史，认为萧齐得天下乃“受之也，非取之也。”（《南齐书·高帝纪下》）因而，所修国史，“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南齐书·檀超传》）不再将年限上推。和南朝相对应的北朝，在齐史起元问题上亦争执不一。据《隋书》和《北齐书》所载，魏收认为《齐书》应以高祖平四胡之岁（532年）为起元。阳休之认为应以齐显祖高洋天保元年（550）为限断。二人相持不下，魏收寄书与李德林以征求意见。李在答复中，指出应以“受命之元”作为《齐史》撰修的开端。“受命之元”是指开基业而未有帝号者。其理由是：“唯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隋书·李德林传》）后代创业之迹不能断入前史，这是现实政治所要求。由此可见，在王朝更迭频仍的情况下，断限是粉饰靠阴谋和暴力而建新皇朝的重要手段。
从史书撰述的具体内容来看，史家在宣扬本朝功业的同时，往往重视大力宣扬天命王权思想，以为新朝建立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做出论证论。为本朝歌功颂德，是史家的职责所在。如沈约《宋书》就是为了追“述一代盛典”（《宋书·璞子约传》）。《北齐书》则借崔暹之言指出，“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北齐书·魏收传》）北魏史官高祐认为，“皇风大猷”，“功臣懿绩”，“成事所以昭扬”，是因为“载籍作”的缘故（《魏书·高祐传》）。在正面歌颂之外，史家还通过为本朝避讳、同时暴露前朝之恶的形式从反面进行映衬。《宋书》之“《后废帝纪》，但历叙帝无道之处，以见其必当废杀。”《顺帝纪》亦但叙萧道成之功勋，绝不见篡夺之迹。对于效忠刘宋而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然“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南齐书》则将齐末帝比作桀、纣，而暗喻梁武帝即汤、武。如此一来，梁代齐，自然也就是合理、合法的了。
天命王权思想是神化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政治理论。《后汉书》开篇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赤光照室”及诸多神秘预言。《南齐书》和《魏书》中更有“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南齐书·武帝纪》），“其夜复有光明”、“榆生于埋胞之坎，后遂成林”（《魏书·太祖道武帝纪》）的离奇描写。如此一来，就给新朝统治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其统治也就被合法、正统化了。《宋书》、《南齐书》、《魏书》还专门设有《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等，在他们看来，讲符瑞的本质目的是要警告那些“力
争之徒”、“乱臣贼子”尽快醒悟，“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王命实乃天授，并非逐鹿可得（《宋书·符瑞志上》）。
二
东汉结束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魏、蜀、吴鼎立时期。三国各为正朔，极力标榜自己为正统，而贬斥他国为非法的僭伪政权。尤其是汉魏之间，长期互指对方为贼。“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诸葛亮《出师表》亦表达出一种“汉贼不两立”的历史意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
三国究竟以谁为正，成为当时史家研究三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晋史家陈寿以其杰出的史才与史识，将三国历史统于《三国志》一书之中。而《三国志》在正统观上是以曹魏为正的。首先，《三国志》采取了帝魏而传蜀、吴的编纂原则，为曹魏君主立“纪”，而为蜀、吴君主立“传”，且将曹魏“纪”置于蜀、吴“传”之前。《魏书》中对蜀、吴君主的继位称帝皆无其本国年号记载，而在《蜀书》、《吴书》中蜀、吴君主继位则必记曹魏之年号。如记蜀汉后主刘禅继位，曰：“是岁魏黄初四年也。”（《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孙亮继位，曰：“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孙休继位：“是岁，于魏甘露三年也。”孙皓继位：“是岁，于魏咸熙元年也。”（《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对三国创立者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对曹操，在《魏书》中称“太祖”或“公”、“魏公”、“魏王”，在《蜀书》和《吴书》中称“曹公”。对刘备，《蜀书》中称“先主”，在《魏书》、《吴书》中则直呼其名。对孙权，不论是《魏书》、《蜀书》还是《吴书》，一概直呼其名。曹魏君主的死称“崩”，蜀汉君主的死则称“殂”，孙吴君主的死则称“薨”。其本人对后主刘禅面缚衔璧、全蜀归魏一事亦极表赞美之情。称赞刘禅此举“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其次，陈寿在记述曹魏代汉的历史时，还大书特书符瑞之事，以明曹魏政权的建立，实乃天命所归。《魏书·武帝纪》记曹操破袁绍之事时曰：“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文帝纪》中则有“黄龙见谯”之异象。“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汉献帝以为曹魏乃众望所归，于是令人“持节奉玺绶禅位”。按：黄星是土德的象征，黄星的出现，也就“预示着曹魏要以土德代替汉朝火德了，而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天下莫敌’，说明这种黄星之瑞得到了验证。”黄龙和黄星一样，也是土德的象征。谯是曹操的家乡，谯地出现黄龙，意味着曹魏代汉乃天命所归。不同的是，《文帝纪》中“不但记载了符应出现的地点、时间，更重要的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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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体的见证人和当年的历史记录，从而使这种符应之说更具有了真实性、可信性。”［1］
陈寿之后，东晋史家习凿齿对三国正统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其所撰《汉晋春秋》一书，“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明确以蜀汉为正，以曹魏为篡逆，认为晋越魏而继汉。其在临终前又作《晋承汉统论》。上疏重申这一主张，认为东晋如蜀汉一样，乃天之正统，他姓万不可生觊觎之心（《晋书·习凿齿传》）。中国史学史上所谓的三国正统之争，即由此展开。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北宋统一中国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重以曹魏为正。但到南宋时，朱熹又尊蜀汉为正统，再次挑起蜀、魏孰为正统的大论战，延续百年之久。文学经典之作《三国演义》亦受习凿齿“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观念的影响，而分别把刘备、曹操推向了正反、忠奸两方。
实际上陈寿和习凿齿的正统执政，都是为本朝争正统。陈寿为西晋史臣，他为曹魏争正统，即是为西晋争正统，因为西晋是从曹魏禅位而来，如果曹魏不正，西晋也就不正，这便是陈寿主魏的原因所在。诚如赵翼所言，“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书法条”）此外，陈寿帝魏的思想亦与其师谯周的影响分不开。谯周在《仇国论》中，曾将魏晋视为“肇建之国”，将蜀汉视为“因余之国”。“肇建”实乃天命所在，“因余”则为天意残存［2］。而在司马氏大军逼近四川时，谯周则力主从晋。对此，《蜀书》本传赞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可见，陈寿对谯周从晋的主张是深表赞同的。而习凿齿之所以为蜀汉争正统，正如《四库提要·史部》三国志条所说的：“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习凿齿所生活的东晋王朝偏安江左，北方沦陷，五胡乱华。这和刘汉宗室后裔所建立的偏据西南一隅的蜀汉政权十分类似。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他要为蜀汉争正统，因为为蜀汉争正统，也就是为东晋争正统。
三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南北政权的正统之政，主要是通过夷夏之辨的方式进行的。但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夷夏色彩逐渐淡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越发凸显。
就南方汉族政权而言，“华夏正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对少数民族政权抱有歧视态度。如前所述，习凿齿以蜀为正，以曹魏为篡逆的正统观念，实际上是为偏安江左的东晋争正统。南朝史家沈约、萧子显在叙述北魏历史时，奉南朝之正朔年号，诬北方拓跋鲜卑为“索虏”、“魏虏”、“夷贼”等。认为北方为异族所统治，乃“戎夷乱华，丧我洛食，蹙国江表，仍遘否运，沦没相因。”（《宋书·武帝纪中》）“魏朝虽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资治通
鉴》卷一四三，齐东昏侯永元二年）
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言，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标榜自己的政权也是继承“华夏正统”。如匈奴刘渊就以“吾又汉氏之甥”作为登基的理论依据，定国号为“汉”，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刘元海载记》）前赵刘曜则“以水承晋金行”而居正（《晋书·刘曜载记》）。北魏拓跋氏以“魏”为国号，等于宣称自己才是曹魏的合法承继者。北朝史家魏收为反击南朝的“索虏”之诬，而分别以“岛夷桓玄”、“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记述宋、齐、梁三朝之史事。书中更有“魏所受汉传国玺”（《魏书·世祖纪》）之语。有意思的是，北魏不仅以华夏正统自居，还视其周边诸民族为夷贼，以此来突显其华夏正统地位。
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要取得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也并非易事。由于长期以来历史造成的夷狄民族自卑感，使得他们的正统之争，往往是与自觉认同于华夏礼义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如早年的刘渊本人，“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其长子刘宣“朴钝少言，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沉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晋书·刘元海载记》）四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晋书·刘聪载记》）而不识字的石勒，也“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晋书·石勒载记下》）。北魏时期，拓跋珪“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魏书·崔玄伯传》）于崔宏。孝文帝更是顺应汉化潮流，着力改革鲜卑旧俗，变姓氏，断北语，禁胡服，改官制，定律令、郊祀等，其本人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魏书·高祖纪》）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与此同时，北朝史家也非常重视从族源上对华夏帝王统绪的认同。如《魏书·序纪》就明确认为鲜卑拓跋氏乃黄帝之后：“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又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毫无疑问，北朝统治者与史家们对于华夏礼义文化与华夏帝王族源系统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国”的认同，而其目的是要为其政权争得正统地位。但这种形式的正统之争，在客观上无疑加速了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从而为此后隋唐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何根海，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109－110．
［2］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M］．台北：学生书局，19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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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史---王晓毅 1士族社会的发育 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四世三公 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四世五公 荐举制度与官僚家族形成 征辟 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 辟：公府聘为专书 察举（自下而上）：孝廉：郡级贡士 秀才 连带责任 官不用本地人，吏用本地人 黄范传 中国 领导上台要组建自己的班子 门生 故吏 田庄经济与乡里豪族 （凡事）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 士族来源： 士林学门 乡里豪族 官场官族 余英时《东汉政权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3、庄园与士族的文化性格 庄园经济的特点：多种经营、自给自足 庄园的独立性与士族的自由精神 庄园经济的特征 在以庄园经济，，这个“平面” 仲长统-曹操 憧憬的庄园生活 使居右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后汉书·仲长统传》 庄园经济与士族双重性格 儒家思想：教人做奴隶的东西，培植奴性 说了不做，做了不说 4士族与汉末政治 汉末清流的社会基础 （赵岐）因从官舍逃，走之河间，变姓字，又转诣北海，著徐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 掩护党人 俭得亡命 《后汉书·党锢列传》 准备以暴力推翻汉王找台
水到渠不成 不推不倒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中者二爷 故圣人顺时移动，智者因二一发 《后汉书·皇甫嵩传》 《后汉书·郑泰传》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 二、汉末落 名教破产 《后汉书·陈蕃传》 良心不能培养，良心通过教育出来了，教育讲的太多使人变得虚伪。心硬的可以划得着火柴 1971年林彪—分水岭 中国走的慢一点等等你的灵魂 2道家复兴 老庄的贵生哲学 《逍遥》 《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 闻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 良少诞节 《后汉书·戴良传》 山阳—山东 薛勤葬妻 夫复 《风俗通义》 枪挑法制 故圣人能与时推移 崔寔《政论》 三、建安~魏初社会与思想的变化 1、建安名士及其思想 慷慨悲凉的建安时代 (公元196-220) 黄老道家 信仰胜利，虚无 铠甲生虮四 百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南朝 北朝—鲜卑氏 第一代 领袖：曹操
宋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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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把原本宰相一人掌握的权力分成政权、军权、财权，由很多人掌握，有效防止了宰相专权。 3.地方上，缩小行政单位，分散地方长官权力。 在地方削减州郡一级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 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宋太宗至道三年，由将全国州郡分为十五路，并陆续在各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四司。 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官兼任，属于差遣性质。 这样，地方官的权力分散，任期短暂，极大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4.发展了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 宋朝发展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严格考试程式，扩大取士名额，提高登第士人的待遇，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政权。 在防止徇私舞弊方面，对考官实行了锁宿制度，对试卷进行封弥、誊录法。 创立殿试： 从宋太祖开宝六年起，举人经礼部试（省试）后，增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宋太宗雍熙二年，又创殿前唱名赐及第之制，这样录取的士人就成了天子门生，从而彻底收回了取士大权。 5.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等改革为宋朝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园林风格发展及特点简述
园林风格发展及特点简述 文/余翔 引言 从不同角度分，园林风格有许多种，并且随着不断的发展，园林风格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本文抛开不谈细致的园林设计类型等专业内容，只简单陈述各园林风格特点。 从园林发展体系上园林主要分为东亚（中国）体系、西亚体系和欧洲体系三大世界园林体系和现代城市园林。每一种园林体系都经过了漫长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并影响着人们的居住文化。 东亚（中国）体系 东亚（中国）园林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园林的萌芽期，此时期“天人合一，君子比德思想”和“神仙思想”促成了园林的发展走向。这一时期是中国园林从囿（多指用于狩猎圈养动物的地方）向集狩猎、游憩、娱乐于一体的苑的转变时期。最著名的属史书记载的吴国的姑苏台和楚国的章华台、荆台。 秦汉时期是中国园林史上第一个造园高潮，此时期苑囿以模拟天上星宿图案为主，布局较自然，因山就水，随遇而作。此时期的秦咸阳宫苑和西汉长安上林苑最具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美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活动的突出特点，对中国园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发展方向。此阶段最大的贡献是私家园林的产生，艺术表现形式由单纯摹仿自然山水，进而概括、提炼，进行抽象化、典型化，开始在本于自然进而高于自然方面进行探索。 唐宋时期是中国写意画园林的代表时期。此时期诗文、绘画、园林艺术形式相互渗透，中国园林开始向写意化方向发展，已经具备了风景式园林的主要特点。代表作有唐朝皇家园林兴庆宫、九成宫。 元、明、清时期的园林主要文人、画家直接参与到了造园的活动中，形成了以写意为主的趋向和景题、匾额、对联在园林中被广泛应用的变化。 不断变化中的中国园林体系从单纯满足皇家需求讲究华丽宏放，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社会普遍性，融入了更多文学、绘画艺术方面思想指导的生活写实和风景写意性的园林风格。园林风格上以山水风景，遵循自然环境为基本特征，强调建筑物与山水环境的有机融合。 从特点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取材于自然，高于自然。园林自然的山、水、地貌为基础，有目的的加工改造，再现出一个高度概括、提炼、典型化的自然。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的 研究》读书报告 哲学系12级龙婕1200014955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的主要观点及其来源，第二部分作者对生产力决定论作了批判，并且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理论，最后一部分，作者叙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本文我主要论述前两部分，即对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决定论和作者对此提出的反驳作说明。 要想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各种观点，首先要对他们在著作中所提到的关键概念有所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关系、生产方式这四个概念，首先应该被加以解释。科恩和麦克默特里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产力的概念总结为“任何被用于或能够被用于创造某种物质使用价值的东西”1，因此，生产力是“生产主体能够运用的某种设施，（部分）作为这种运用的结果，生产得以进行”2。生产关系的概念从它的作用加以界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生产力的使用权，决定生产过程的产出，即社会财富的分配形式。关于劳动关系。目前有两种解释可供选择，一种是将劳动关系视为一种独立概念，另一种是将其视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对于生产方式的使用，马克思本人也存在着至少两种以上的使用方式，它可能是指执行生产的方式，有时候也被用以指代生产力。对这些基本术语的理解，对我们理解马克思观点有重要影响。 马克思首次以成熟形势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相信他已经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基础，那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它所产生的市民社会。受到达尔文、傅立叶、圣西门、亚当·斯密等人的影响，主要是黑格尔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使马克思形成了这样一种历史观。著名的“四阶段理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狩猎、放牧、农业、商业四个阶段，划分的标准是人类谋求生存手段的不同，亚当·斯密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研究，每个阶段有与之相对应的所有权关系、法律等我们暂时称之为“上层建筑”的东西。马克思和斯密一样，相信人有自主能动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倾向，强调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性。“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3。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论证“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 1麦克默特里：《马克思世界观的结构》，普林斯顿，1978年出版，第55页。 2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第32页。 3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
浅谈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时期。这是一时期，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攘扰，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期。经济上，中国广大南方地区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的经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文化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无不闪烁着耀眼光芒，展现着这一时期特有的风格。当然，史学也不例外，在中国史学史上书写了浓密重彩的一笔，展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史学魅力，为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一，皇朝史撰述的兴盛和谱学之书的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对史学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政治上的变动，出现了或几个封建王朝并存或南北皇朝对峙。在这一过程，门阀地主形成发展，逐渐代替前一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政治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级。门阀地主或由东汉世家大族发展而来，或是魏晋豪强地主得势演变而来，不论哪一种情况，都必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家族声誉积累的过程。门阀统治的特点，是以家族结构同封建经济、政治的密切结合。这一形势推动了皇朝史撰述的繁荣。皇朝史撰述的目的，大约有二：一是以史为鉴，总结历史得失，以资政事；二是强调和明确自己的正统地位。《隋书·经籍志》称：“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南宋史家郑樵对这种统治形式有如下的概括：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这都是皇朝史撰述的具体写照。关于晋史撰述，今可考者，共有23种，出于晋人所做12种，出于南朝宋、齐、梁三朝11种。关于十六国历史的著述多是当时人及北朝人所做，少数为东晋南朝人所做，清代及近人所考，其数凡29种，多分记十六国各朝史事，其中以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最为著名。《魏书--崔光转》、唐修《晋书》也多参考其书。关于南朝史，世家修史之风更为盛行，一共22种。这一时期皇朝史撰述的高潮，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愈加重要；同时也表明，史学反映的历史文学传统，即使在纷争割据时期，任然是连接人们思想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门阀在政治中的统治地位让他们他们十分强调嫡庶、门第、家族观念，在婚姻、选官、交友、品评人物等等的社会生活中，十分强调门当户对。这就直接推动了家史的发展。家史、碟谱和各种名目的别传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特点在史学领域的突出反映，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如郑樵《通志·氏族略》序所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
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宋代史学以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中 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宋代史学表现出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两个 发展趋势。 这两大趋势之间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 一 宋代理学的兴起以及理学思想逐步成为宋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 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一些史家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 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道德性质，过分强调史学惩劝资治功能，而对 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宋代史学呈现义理化发展趋势。 宋代义理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荣经陋史。 义理派史家欲藉儒家《春秋》学的义理思想褒贬世道风俗，宣称史学 的本质在于明道。 北宋程颢与程颐曾经告诉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 读史，就会令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南
宋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圣人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的思想， 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用经义以断往事。 朱熹更明确地说史家治史如果不用儒家义理思想作指导，即使饱读史 书，考古今治乱，研究典章制度，也会胸无尺度，无益而有害。 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无须从历 史事实中得出理论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标准评判历史，然后才能 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 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 出有什么意义！——笔削褒贬。 义理派史家把儒家义理思想奉为圭臬，撰史强调文法，使历史事实屈 从其笔削义例。 欧阳修撰《新唐书· 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薨、 诛、杀、死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 吕夏卿撰《唐书直笔》，记载内禅、立皇太子、立皇后、命将征伐等 事件义例繁琐，肆意褒贬，予夺之际，更加混乱。 朱熹撰《通鉴纲目》，更是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 《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 含褒贬之意。 然而设例愈繁，褒贬愈无定论。 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甚 至为突出现实政治不惜歪曲历史，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 上是一种倒退，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没有价值，给史学发展造成极大混乱和
皇家园林的特点
概述:皇家园林:属于皇帝与皇室所有,古籍里称为苑、囿、御苑、御园等。它的特点就是,具有皇权至上的规划思想,其规模之大非私家园林可比拟。并且由于财力雄厚,往往就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具有浓郁的宫廷色彩。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皇家园林,如秦汉时期的阿方宫、上林苑,隋唐的西苑、大明宫、华清宫,宋的艮岳、大内御苑等等,这些早已不存,现存的还有颐与园、故宫、避暑山庄等。 发展历史:源远流长 ◆殷商时期——甲古文中的囿 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殷商甲骨文中发现了有关皇家园林”囿“的论述。据此,有关专家推测,中国皇家园林始于殷商。据周朝史料《周礼》解释,当时皇家园林就是以囿的形式出现的,即在一定的自然环境范围内放养动物、种植林木、挖池筑台,以供皇家打猎、游乐、通神明与生产之用。 ◆秦汉时期——阿方宫与上林苑 秦汉两代,皇家园林就是当时造园活动的主流。此时的皇家园林以山水宫苑的形式出现。如秦始皇在陕西建的信宫、阿方宫,而这些就是为皇权服务的,秦始皇曾数次派人去神话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求取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在秦代上林苑的基础上扩建成上林规模更大、功能更多样的上林苑。它就是中国皇家园林建设的第一个高潮。但就是这时的皇家园林尚处于发展成型的初期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的发展处于转折时期,规模不如秦汉,但就是 因受到崇尚隐逸、寄情山水的士大夫时代美学的浸润,在内容上继承发展之外,有了更严谨的规制,表现出一种人工建构结合自然山水之美,标志着皇家园林已升华到较高的艺术水平。隋唐时期,皇家园林在这样一个统一鼎盛的黄金时代也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它趋于华丽精致,并注重建筑美与自然美的统一。洛阳的”西苑“与骊山的”华清宫“为此时期的代表作。宋代,皇家园林的建置规模远逊于唐代,但就是艺术与激发的精密程度则有过之。在宋徽宗时期皇家园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艮岳的建造。它就是以大型人工假山来仿创中华大地山川之美的范例,就是写意山水的代表作。这时假山的用材与施工技术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到了金代,营建了两苑、同乐园、太液池、南苑、广乐园、方园等皇家园 林,并修建离宫禁苑,其中最大的就是万宁宫。”燕京八景“之说就起源于金代。 ◆元明时期,皇家园林活动相对的处于迟滞局面,除元朝大都御苑” 太液池’,明代扩建为西苑外,别无其她建设。明代大建了祭祀园林,庙宇园林也就就是从这里开始盛行的。 ◆清明时期——皇家园林的成熟与集大成 ◆清朝时期,皇家园林的建设趋于成熟,高潮时期奠定于康熙,完成于 乾隆,由于清朝定都北京后,完全沿用明朝的宫殿,这样皇家建设的重点自然的转向于园林方面。那时,从海淀镇到香山,共分布着静宜园、静明园、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西花园等90多座皇家园林,连绵20余里,蔚为壮观,此外在北京城外还有很多的皇家御预苑。其中以圆明园、颐与园、避暑山庄、北海最为出名。 举例:1、颐与园这一北山南水格局的北方皇家园林在仿创南方西湖、寄畅园与苏州水乡疯卖的基础上,以大体量的建筑佛香阁及其主轴线控制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_上_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一）马克思以前的历史理论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１］（Ｐ５１６）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指的是人类史，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 历史既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过去了的客观存在，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仍然会对历史感兴趣，并且怀有探究历史的强烈愿望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今天是由它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人们为了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今天、预见明天，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了解它的昨天和前天。古人所谓“彰往而察来”，“述往事，思来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所蕴涵的社会治乱兴衰的深刻教训，对于后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多方面地展示着自己，改变着自己，并且在总体上不断地提高着自身的素质。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得失成败，对于后人也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正如古人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但是，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已经过去了的客观存在，是不可能照原样重复出现的，那么，人们又怎样认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呢？ 为此，首先当然是要收集史料和考证史实，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因为这是认识历史的前提。不过，这样做，还不就是对历史有了认识。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理清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考察历史发展的趋势，以此作为今人和后人思想上的借鉴和行动上的向导。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收集史料和考证史实就远远不够了，人们还必须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分析和综合，进行理论的思考。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即使要把两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对历史做出科学的阐释和总结了。 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主要指人们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生活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上) 谢毅 摘要：本文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主要是其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内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强调了史学工作者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409（2011）01-0011-09
中外园林史汇总-共15页
1.园林形成的背景因素：大自然的造化、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精神需要 2.“园林”一词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 园林性质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分 3、园林的功能主要有：狩猎、游玩、观赏、休憩、祭祀、集会演说、文体娱乐、饮食 园林的构成方式：规则式（整形式、建筑式、几何式、对称式）、自然式、混合式 4、园林类型：按构园方式分为规则式、自然式、混合式 按从属关系分为皇家园林、寺观园林、私家园林、陵寝园林 按功能分为综合性园林、专门性园林、专题园林、纪念性园林、自然保护区园林 5、园林的基本要素:建筑、山石、水体、植物、动物 6、世界园林体系划分依据是以世界文化体系为划分标准的，分为欧洲园林体系、伊斯兰园林体系和中国园林体系 7、园林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四大文明阶段 8、中国园林史分期：萌芽期（夏——春秋战国）、生成期（秦——两汉）、发展期（魏晋——隋）、全盛期（唐——两宋）、成熟期（元——清末） 秦汉时期私家园林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寺观园林兴起，中国园林体系完成。清私家园林分化为江南、北方、岭南园林 9、古埃及园林形成的标志是出现了供奉太阳神的神庙和崇拜祖先的金字塔陵园 10、古埃及园林可以划分为宫苑园林、圣苑园林、陵寝园林和贵族花园 11、古希腊园林可以划分为庭园园林、圣林、公共园林和学术园林 12、古罗马园林划分为宫苑园林、别墅庄园园林、中庭式庭园（柱廊式）园林和公共园林.宫苑园林有洛朗丹．欧洲的别墅庄园园林起源于何时？古罗马时期p26 13、中世纪欧洲园林类型有寺院园林、城堡园林。中世纪前期以寺院园林为主，圣保罗教堂。后期以城堡庭园为主。法国比尤里城堡和蒙塔尔吉斯城堡。 1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园林类型可以分为美第奇式园林、台地园林和巴洛克式园林. 意大利美第奇式园林有卡雷吉奥庄园、卡法古典庄园、埃菲索罗庄园；意大利台地园林的的奠基人是造园家多拉托-布拉曼特，作品有望景楼园.台地园有：玛达玛庄园、美第奇庄园法尔奈斯庄园、兰特庄园、埃斯特庄园、法尔奈斯庄园和卡斯特园庄园。巴洛克园林：加尔佐尼庄园、伊索拉-贝拉庄园。 15、阿尔贝蒂的园林思想及其著作《论建筑》。P33 《造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被看做是造园艺术的圣经，标志着法国古典园林艺术理论的完全确立。
魏晋南北朝史整理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政治 1）三国 三国包括了魏、蜀、吴，分别是曹丕、刘备及孙权所建立。 ①曹魏的年代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都洛阳，史称魏或曹魏。亡于公元265年。②蜀汉为刘备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成都，国号曰汉，史称蜀或蜀汉。公元263年为曹魏所灭。③孙吴为孙权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称帝，国号吴，建都于建业，史称孙吴或东吴。公元280年为晋朝所灭。 2）晋十六国时期 ①西晋与东晋 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公元266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国号曰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分裂，至此再度统一。但晋武帝死后不久，宗室之间爆发「八王之乱」，曹魏以来入徙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占有今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建都于建康，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曰宋，东晋亡，共历十一帝、104年。 ②南朝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①宋乃刘裕于公元420年夺取东晋政权后所建立，国号曰宋，建都建康，因皇室姓刘，故史称刘宋。②齐，公元479年萧道成所建，国号曰齐，建都建康，为了与北朝的北齐加以区别，史称「南齐」，也因皇室姓萧而称「萧齐」。
③梁，公元502年萧衍所建，国号曰梁，建都建康。④陈，公元557年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建都建康。589年为隋所灭。 ③北朝 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隋朝。 北魏乃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公元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 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 北魏国力颇强盛，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进行一连串的汉化运动，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引起「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从拓跋珪建魏，到公元557年西魏亡。东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受权臣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受禅称帝，国号大隋，公元583年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公元589年灭南方的陈朝，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全国再度统一。 经济 1）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2）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3）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光明日报/2011年/3月/24日/第011版 理论?史学 宋代信用的特点与影响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芳 宋代，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城市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宋代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在信用形式、信用主体、信用工具方面，还是在制度保障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开创了古代传统金融的新篇章。具体而言，宋代信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国家信用与民间信用共同发展 在宋代，国家信用集中表现为朝廷的官方信用，通常借助政权的力量来经营金融机构以体现之。史料记载的宋代官方金融机构有榷货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便钱务、交子务等，因职责不同发挥信用功能的路径各异。榷货务主要职责是“掌鹾、茗、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佐国用”（《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属”（《宋会要辑稿?职官》）、“掌受商人便钱给券”（《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二），相当于政府财政金融管理机构。它除了对政府禁榷物品进行专卖管理外，还可以通过便钱和兑付交引等信用证券的活动发挥信用功能。市易务基于市易法设立，“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检校库类似今日的信托机构，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之父母遗产，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抵当所、抵当库同属官营借贷机构，在北宋神宗、哲宗时多称抵当所，而徽宗以后至南宋末多称抵当库，其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便钱务是在京都设置的钱币汇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商人在京师的入钱，简化入钱手续，提高效率。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宋代国家信用的提供，既有皇权保障、调控市场、增加收入、稳定社会、提高效率的积极一面，也有衙门作风、违背经济规律、欺压百姓的弊端。与此同时，宋代民间信用继续发展，私营高利贷业务、民间赊买赊卖、以物质钱、货币兑换等活动非常普遍，一方面满足了相关主体自身获得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信用的不足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信用形式趋于多样化 在宋代，信用形式表现为借贷、质、押、典当、赊买赊卖、预付款等多元形式。借贷无外乎货币借贷和财物借贷两大类，进一步有政府借贷和私人借贷之分。政府借贷主要表现为赈贷的形式，通过紧急情况下贷给民户口粮或种粮的方式，助其度过困境，保证民众按时耕作，以保社会稳定。私人借贷多为高利贷，借助以“库户”、“钱民”为中心的高利贷网络输出货币资金，解决由于社会的分化和“钱荒”的影响带来的平民百姓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满足燃眉之急和特殊支付的需要。质、押是借贷担保的形式，由质库、解库、普惠库、长生库等机构经营。质属动产担保，它的设立必须转移动产的占有；押属不动产担保，通常将抵押物的旧契交付抵押权人即可。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可用变卖价款优先受偿。典当作为不动产转移的一种形式，也是在宋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典权人向出典人支付典价后，就占有了出典人典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典权存续期间典权人不向出典人支付租金，出典人也不向典权人支付利息。宋代，商业贸易非常发达，但通货偏于紧缩，故赊买赊卖行为也很普及，几乎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所有物品都能进行赊买赊卖。而且赊买赊卖所涉及人员的关系也异常复杂，触及官家和私人各层面。从其实际效果看，解决了军需、赈济了贫民、加强了流通、满足了财政，更重要的一点，它向束缚生产流通扩大和发展的高利贷发起了冲击。
魏晋南北朝大事年表
魏晋南北朝大事年表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称帝，国号魏。东汉亡。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 公元222年彝陵（猇亭）之战，刘备被陆逊所败。 公元222～225年曹丕攻吴。 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孟获。 公元226年曹丕病逝。 公元227～234年诸葛亮六出祁山。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 公元234年诸葛亮屯兵五丈原，病死。 公元238年魏平辽东。 公元239年曹芳继位，魏政权动摇。 公元246年蒋琬、董允相继去世，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杀曹爽。 公元249～258年姜维连年对魏用。 公元251年司马师专魏。 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 公元263年钟会、邓艾攻蜀，刘禅降魏，蜀亡。 公元264年吴国孙皓即位。 公元264年钟会、邓艾内讧。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废魏帝，魏亡。 公元275年司马炎诏令以官奴婢代。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全国重新统一，晋颁行户调式制度。 公元280年晋杜预、王浚等伐吴，吴亡。 公元285年陈寿撰成《三国志》。 公元290年司马炎卒，司马衷继帝。 公元291—306年八王之乱。 公元291年晋后专权，八王之乱开始。 公元299年江统作《徙戎论》。 公元301年晋惠帝复位，齐王冏辅，氐族人李特率流兵起义。公元304年成都王司马颖进入洛阳，李雄称王，刘渊起兵。公元306年八王之乱结束。 公元308年匈奴人刘渊称帝，建汉，十六国。 公元311年永嘉之乱。 公元312年石勒据襄国称霸。 公元316年匈奴刘曜攻占长安，西晋亡。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东晋开始。 公元319年羯族人石勒称赵王。 公元322年王敦之乱。 公元327年苏峻、祖约之乱。 公元330年石勒称帝建后赵。 公元339年王导去世。 公元339年慕容皝建前燕
中国造园史复习 (各历史时期特点)
中国园林的最早形式 *中国园林的兴建,是从奴隶经济相当发达的商殷时期开始, 当畋 猎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为了重温过去的生活方式,畋猎成为当 时脱离生产的贵族们的一种礼仪化、娱乐化的行事。园林的最初形式的囿,其主要内容是畋猎和游乐。通常在选定地域后划出范围，或筑界垣。囿中草木鸟兽自然滋生繁育。 先秦时期园林的特点 *先秦时期的园林，已有了组成风景的设施：穿沼凿池，土山筑台，自然山水的造园风格初现霓端； *另外此时的园林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囿了：构亭营桥，植花树木，园林的组成要素已具备。 秦汉园林之特点 *（1）秦汉的苑是在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苑是继承了囿的狩猎传统，但主要内容已不仅是供狩猎，而是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并布置众多建筑群形成临朝、居住、游览等多功能结合的园林形式；同时汉代宫苑建设在雄伟豪壮的气魄中表现出完善的风貌，它在风景艺术设施方面对以后园林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秦汉不仅有成熟的帝王宫苑，而且已经有了私人性质的私家园林。皇家禁苑与私家园林的内容、形式及造园手法等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是规模大小有所不同，造园的气派亦十分宏大，包罗万象，尽量显示豪华富有。 *（3）汉代在造园技术有了很大发展，营造工程浩大，宏伟的宫室建筑等等建造技术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开创了我国人工堆山的技术，挖池筑山，修渠筑堤，引水注池等山池之景的创作，为后世构筑假山石洞奠定了基础。 *（4）汉代势力所及四面八方从各地搜集来大量树木，从关于上林苑中树木的记载来看，草木名称多达两千余种，数量确实惊人，在苑中栽植技术，从《三辅皇图》中得知，驰道种植松树，汉长安城内槐、榆大片栽植，宫中植树柳、竹、梨、梧桐、女贞、葡萄等，沟边植杨树，墓地植柏树，庭院池中种荷花，池边种柳树，“太液芙蓉末央柳”说明汉时已注意风景点上的植物配植。 魏晋南北朝时期园林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史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 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 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 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 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 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 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 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 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 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 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 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 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 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 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 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 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 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
2014年高考历史二轮复习之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学生用
2014年高考历史二轮专题复习： 专题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中华文明的鼎盛内容概括：科举制，重要科技成就，三省六部制，各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选修部分人物评价之唐玄宗等 【复习策略】 1. 准确掌握知识：高考对本专题的考查以选择题为主, 偶尔会出现主观题, 但均与其他知识点放在一起设计, 作为其中的一个提问出现, 并且主要集中在唐太宗统治时期。新课程改革下的高考, 三年来对选择题的考查基本上都设计了情景材料, 非常灵活, 这就要求考 生应该非常熟悉教材的知识点, 特别是对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对知识的纵横联系。因此, 考生复习时除了要勤于记忆, 牢牢地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外, 还要理解、把握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整合主要知识点。 2. 政治上, 宋元时期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断演变的时期, 无论是中央制度 还是地方制度都有重要的建树。经济上, 小农经济繁荣, 手工业商业发展。思想上, 理学产生发展。科技文化上, 科学技术等成就卓著, 宋词、元曲等辉煌灿烂。这一专题的复习, 首先要把握这一时期的阶段特征, 即封建社会的中间阶段, 各项政治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损益, 其他经济文化上也在继续发展。第二, 要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联系起来。如宋词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另外此专题要特别强调文言史料的阅读理解、提取归纳等能力。 【考点预测】 由于高考不回避重点热点, 所以三省六部制、曲辕犁和筒车, 唐朝城市的坊市制、唐太宗时期的政治、唐朝的科技、文学、书法等考点依然是2014年高考考查的重点, 特别是本阶段考点从纵向发展阶段上来说该专题知识几乎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比如,“三省六部制”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完善时期, 文化和科技是中国文化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这些更容易成为命题的热点。选官制度中应注意科举制，今年考纲新增加的内容。 宋代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元代的行省制；宋元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的表现；宋明时期的理学；宋代的科技成就、宋词、宋代书法、绘画；元曲。 【知识整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220~589年），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中原屡遭战乱，封建经济遭到破坏。而南方相对安定，大量南迁的农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他们与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民，共同开发江南，从而使南方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并迅速赶上了北方，南北经济趋向平衡。 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学别具风格，石窟艺术兴盛，书法和绘画有了发展，中国文化再次得到多角度的发展和深化。 隋唐(581~907年)，封建社会昌盛繁荣时期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统一的封建王朝。隋唐时期进行制度革新，确立并完善三省六部制，大大完善了中央政治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是重要的经济制度。科举制是影响深远的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举措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隋唐时期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业产量提高，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商业和城市繁
人教部编版七年级历史下册第二单元第9课宋代经济的发展课程教学设计
《宋代经济的发展》教学设计 一、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以现代教学设计理论和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为依据，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采用情景及问题式教学，充分体现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导和主体地位，增强学生对中国经济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二、教学背景分析 1、教学内容分析：《宋代经济的发展》是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下册的第9课。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城市兴起、市民文化丰富的朝代，它处于我国经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开始；而宋朝物质生活丰盛的同时，精神生活、文化韵味也非常浓。所以说，它对于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有着重大作用。 2、学情分析：随着新课程的推进，学生学习方式有所改变，获得知识的途径也较以前也多了。就课堂而言，已不满足于老师无论多么生动的讲解，他们希望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在主动参与中学得知识与智慧、获得情感与体验。所以在设计中，主要通过情景的创设和宽松的课堂空间，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和掌握新知。另外初一学生对于经济这类较为抽象的历史，兴趣相对淡薄。所以，在教学中尽量淡化某些抽象概念的规范，力求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创设问题，引导学生在分析、比较中不自觉地构建和巩固新知。 3、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技术设备说明。 （1）教学方式：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教师传授。 （2）教学方法：阅读、讨论、引导、讲解相结合。 （3）教学设备：多媒体。 三、教学目标设计 依据课程标准、教学任务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确定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与能力：掌握重心南移的原因、时间及表现；宋代农业的发展；宋代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宋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通过概括、分析、比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比较能力及论从史出的历史思维能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环境对园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第一个转折期.这一阶段,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分裂并未禁锢人们的思想,造园活动在帝王至贵族这一特定人群中普遍活跃,园林的发展相当繁荣,儒道佛玄诸家争鸣，彼此阐发。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开拓，也给予园林发展以很大的影响。造园活动普及到民间，园林的经营完全转向与以满足作为人的本性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为主，并升华到艺术创作的新境界，并最终形成皇家、私家、寺观园林三大主流类型共同进步的局面。主要影响园林发展的因素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意识形态。1、社会背景：当时的战争频繁，政治动乱 这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两大派，一是以“玄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一是以“无君论”和“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两方的观念相差甚远。这一时期的宗教迅速发展，也主要有两种，一为佛教，一为道教。 2、意识形态： （1）政治上的大统一局面被被坏，使得意识形态从儒学独尊到思想解放 （2）文化活动的突出特点：思想解放——人性觉醒，敢于突破儒家思想的性格，藐视正统儒学定制的礼法和行为规范，向非正统的和外来的种种思潮中探索人生的真谛。 3、寄情山水，崇尚隐逸的社会风尚 （1）社会动荡，使人们产生了消极悲观的情绪 （2）行动上倾向两个极端：贪婪奢侈、玩世不恭 贪婪奢侈：西晋朝廷敛聚财富，荒淫涉奢靡成风 玩世不恭：对政治的厌恶和对现实不满，正是老庄标榜的虚无、无为而治的思想基础，而这也促成了佛教的重来生不重玩世的学说。 另外，文人雅士厌恶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富豪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私家园林中。他们一方面通过寄情山水的实践活动取得与大自然的自我协调，并对之倾诉纯真的感情；另一方面又结合理论探讨去深化对大自然美的认识，去发掘、感知自然风景构成的内在规律。于是，人们对大自然风景的审美观念便进入高级的阶段而成熟起来，其标志就是当时山水艺术园林的大兴盛。
鲁克俭：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 摘自《中共中央编译局网》作者：鲁克俭 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思想史梳理成为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先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史蒂夫?里格比在1987年出版（1998年第二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个批评性导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做了点评；2002年，英国桑德兰大学讲师马太?佩里（Matt Perry）博士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做了初步梳理；2006年，英国利兹城市大学高级讲师保罗?布莱克利奇（Paul Blackledge）博士出版了《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一步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想史。本文主要介绍佩里和布莱克利奇的研究成果，相信会对中国学界了解国外马克思学最新动态，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有所助益。 一 佩里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第一章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一个全景式概览。佩里指出，他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明马克思仍然存在于20世纪的历史学研究中。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常被指责为还原论和决定论，但实际上它比任何其他学派（大概年鉴学派可以与它相提并论）都体现出更宽广的研究方法和问题。二战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常与“新史学”联系起来，于是人们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拒绝传统的史学形式如传记体的、政治的、思想的和叙事史学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胜过惯常的史学形式，也胜过创新的史学形式。比如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斯大林》（1949年第1版）及其关于托洛茨基的多卷本著作就是传记体的。类似的传记体史学著作还有：保罗?弗罗利克（Paul Fr lich）的罗莎?卢森堡、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的列宁、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克伦威尔或米尔顿等。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拒绝传记。但马克思主义传记有别于其他历史学派传记的特征在于其对个人在历史上作用更理论化的澄清，而对个人在历史上作用之迷的解答是每个传记作者都需面对的难题。实际上，非马克思主义者伊恩?克肖在其所著的《希特勒》中就借用了马克思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观点即《雾月十八》开头的那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至于传统史学所关心的叙事风格，不管是讲故事的艺术或是意味深长的文学展开，都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得到体现。如C.L.R.詹姆士的《黑色雅各宾》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就不能被指责为因为术语而牺牲了文学性。除了叙事艺术和传记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包含研究高度政治和自上而下历史的杰出著作，如梅森（Mason）的《第三帝国的社会政策》、萨维尔（Saville）的《1848》。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常见指责是说它夸大了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确实很多，比如在关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生活标准的辩论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身影。除了不拒绝传统史学方法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也提供了许多方法论创新，如“自下而上的史学”，其代表性著作是鲁德（George Rude）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1959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希尔的《颠倒的世界》（1972年）、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的《农奴争得自由》（1973年）等。这种研究对社会史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女性主义者和黑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激烈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妇女史和黑人史研究的先驱。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的《隐瞒历史》（1973年）开辟了激进妇女史学的领域，而詹姆士、威廉姆斯、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关于黑人奴隶制度的著作以及弗赖尔(Peter Fryer)的《保持权力》关于英国黑人体验的著作也在黑人史上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