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转)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作者：明根

1979年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本文试就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与不足，以及大家所关注的若干学术问题讨论情况稍作重点评介。

一、主要成就与不足

这一时期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主要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说明：[1] （1）、发表的学术论著数量激增。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约有600种，其中仅1986~1995年这十年间出版的就达500多种，是1949~1978年这三十年出版同类书数量的5倍多。这一时期除原有的《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别主办的《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三种专业刊物先后问世。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创办）、《近代中国》（上海中山学社创办）等不定期刊物也相继出版。这些刊物的创办，大大拓宽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论文的发表园地，促进了这一学科的繁荣。这一时期在上述刊物，以及在其他经济类、文史类、社科类刊物上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约有5000多篇，占建国以来本学科发表论文数的90%以上。其中，1986~1995年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数近4000篇，约是1949~1978年这三十年间发表同类论文数的6倍半。

在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及台港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的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也比以前有明显的进展，有力地促进了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大陆的学术发展。

这一时期有关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成就也很大。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航运、盐务、商务等部门和行业史资料书，英美烟草公司、满铁、鞍钢、伪满中央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汉冶萍、裕大华、大生、刘鸿生企业、吴蕴初企业等大型企业史料书，关于旧中国海关、海关锐收和分配统计、清代外债、民国外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天津商会、苏州商会、南开经济指数资料、自贡盐业契约、张謇档案、盛宣怀档案、自然灾害档案资料等专题资料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晋冀鲁、晋绥、太岳、太行、东江、鄂豫皖、湘赣、闽浙赣、东北解放区、华中抗日根据地等根据地财经史料书相继出版；不少地方政府及业务部门也组织力量，编纂本地方本部门史志，所出版的地方工商史、农林史、金融史、财政史、港史、公路史、邮政史等资料书更是面广量大，不胜枚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编纂了数十卷通史性资料书《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这些都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更为厚实的史料基础。这一时期出版的近代经济史有关专题的工具书，如《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等，也为本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2）、在培养经济史研究人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文革”十年浩劫，给中国经济史研究队伍带来很大破坏，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8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四川、甘肃、辽宁等地一些高校的教师们相继编写了一批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其中不少是经过反复修改、精心提炼的力作，它们帮助青年提高了对国情的认识，并为经济史人材的培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些年轻学者努力进取，许多老专家为年轻学者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各地社会科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从事中国近代

经济史研究的专门人才，这对于填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人才断层，增添新生力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有较大的扩展。

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以揭露和批判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批判本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剥削为主。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人员主观上思想逐步解放，视野日益扩大，因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先前研究较多的一些课题如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近代工业、中国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等，探讨继续深入，发掘了一些新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通讯业、财政、金融、民族市场、城市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人物评传等方面，研究论著大大增多，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例如，在货币金融史方面，既有从宏观上考察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金融业管理、地方银行史、晚清钱庄和票号、外资在华金融势力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发表，又有从微观上剖析一些近代著名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的专著出版；在城市经济史方面，有关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经济史的专著最近几年接连问世，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过去几乎是研究空白的近代企业制度、人工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市镇经济史、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等方面的课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研究正在不断深化。过去的研究较侧重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民国以后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关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国民党官僚资本、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形成热点，民国经济史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正在开展，专论民国经济史的学术著作接二连三，不断问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或者给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上海的经济史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加强了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市场发育及企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造成较大的反响。这样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新视野来研究经济史，将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给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2]

（4）学者们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再认识，展开了较为活跃的讨论。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转绕有关洋务运动的评价、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传统经济与近代化、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及不同类型资产阶级的评价、旧中国政府干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仅有关洋务运动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先后召开了六次。近几年关于近代农村经济、近代市场体系等问题的讨论又开展起来，有关区域经济史、行业史、企业与企业集团史、经济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更加广泛深入。例如，国内学术界有关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研究活动就曾多次形成热潮，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几年在江苏就已开了两次。与对外经济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近代海关史研究在进入8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学者们围绕旧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近几年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后，其中的近代经济史分会（后改为专业委员会）也组织了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学术讨论活动。这些学术讨论活动对于开阔人们视野，深化对经济史有关问题的认识，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及研究内容的深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其中，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都是集国内多位经济史专家之力，历时数十年而成，在较高的层次上总结了以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到不少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好评。前者用翔实的资料，系统而精辟的分析，再现了1840～1894年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下中

国社会经济的演变过程，获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吴玉章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后者重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近代经济发展变化进行了总体考察，获199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这些学术价值较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其他专著还有很多，可谓精彩纷呈，但因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出。

（5）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本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总结和探讨。

有关本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社会功能等的讨论，近二十年来仍然在继续进行；而关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在这一时期相对来讲更受大家关注。

中国经济史学会两任会长严中平、吴承明都曾就方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中从学科性质、治学作风、选题、积累资料、分析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老专家们的经验，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要多作比较，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要济、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提出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出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吴承明赞杨了严中平重倡“四新”之举，他自己也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对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心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经济史研究方法作了评介。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他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并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他多次强调了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他希望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但他认为，计量学方法“应该主要用它检验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3]

对定量分析越来越重视，并就有关经济史研究计量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一大进展。旧中国经济统计资料既缺少又散乱，给计量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面对这种困难，在经济史计量方法的具体运用上，出现了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侧重于“大胆创新”，例如南开大学的刘佛丁提出必须改变“那种面对数据不足，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望而却步的状况”，他认为“在我们惯用和尚不熟悉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应侧重于提倡、引进和运用后者。[4]他和王玉茹等同事在引用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同时，较多地运用了计量方法，引人注目。另一种意见则较为强调“谨慎”，例如在1985年北京和上海分别发表的彭泽益和唐传泗的两篇文章就很有代表性。彭文指出计量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涉及学风问题”。文章详细论述了计量研究的复杂性，探讨了处理数量关系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告诫研究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避免把中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流于数字游戏”。唐文对有关近代经济史数字资料的搜集、考察、审定和加工整理等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数字错误比文字错误“往往更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而工作上必须精细小心，强调搞计量研究应先要打好数字资料基础工作。后来章有义也从农业史计量研究角度提出了类似的告诫。[5]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强调应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之中，有不少人很了解计量研究的重要性，并在经济史计量研究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们关于那些值得注意问题的谈论，正是他们长期工作的经验结晶。最近，北京大学的陈振汉撰文指出，经济史研究中的数量分析须看①研究何问题，②为何目的，③有何资料这三种情况而定，数量分析不能背离时代历史来进行，他认为我们社会经济史“还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为主来研究”。[6]出现上述不同意见，正反映了有关经济史研究计量方法问题讨论的深入。综合上述意见，在经济史计量研究中既要勇于探索，又要细心谨慎，是我们应采取的态度。陈振汉还认为，“从中国历史特点考虑，广泛意义的社会学，而不是新古典或新制度经济学是我们今后应更加注意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更多地将人口、家庭、

宗族制度、社会群体、阶段结构、宗教、文化等因素纳入经济史研究的视野，也是近代经济史学多样化发展的一个方向。在这方面，华中、华南的一些学者走在了前列。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

（1）研究主题仍然不平衡。虽然有不少学者呼吁加强关于生产力的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仍然相形见绌；就国民经济部门来讲，有关农业、手工业、国内商业的研究比重仍然偏低；关于人口和劳动经济、消费经济、市场发育、企业制度、城镇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仍嫌不足；已有论著所研究的对象地区，仍然偏重于沿海、沿江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关于少数民族和内地经济的研究相对贫乏；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这些年来研究者增多，但相对来讲，有关沦陷区经济的研究比重偏低；在各沦陷区之间，由于东北学者的努力，有关伪满经济的研究有较大发展，而关于华中、华北沦陷区经济的研究相对薄弱。关于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问津者仍很少。我们在填补学术空白，加强对以往薄弱点面的研究方面仍然需要做出重大的努力。

（2）存在重视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应当承认，在国内这一时期问世的数千种有关近代经济史的论著中确实杂有较多的低水平重复的作品，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作品仍然较少，这种现象应该设法纠正。（有的学者倡议实行“规范化”，建议学术刊物重视所刊文章注释的规范，要求文章作者就某问题发表自己论点前先归纳前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已有成果，这样有助于减少“低水平重复”现象）。一外国同行也指出，中国学者们“常常做着重复的工作并出版这些重复的成果。大量文章有时运用完全相同的资料，阐述相同的看法”。[7]一些学者致力于引进国外新理论新方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在这些学者的论著中，也存在着急于求成、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现象。在计量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对数字不加考察，拿来就用，或仅根据较小的样本甚至个别数字，就草率推出较大较重的结论的情况，因而文章史料基础薄弱，破绽较多。这种情况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3）最近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在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一种随西方某种陈旧的殖民主义观点，不尊重中国近代基本史实的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对经济史研究也有影响。这些历史学家们的意见值得重视。[8]

（4）学术批评空气较为薄弱。之所以存在上述重视数量不重质量的诸种问题，既与缺乏比较成熟和公认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有关，并涉及学风问题，也与学术批评空气较弱有密切关系。反对错误思想倾向，也有必要实行百家争鸣，开展实事求是，善意说理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在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方面，也应通过开展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总结前一阶段的得失，深化人们对这种新理论或方法的长处及其局限性的认识，以利于学术创新活动更好地开展。总之，加强学术批评，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向更高水平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二、有关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一直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1979年以来，随着人们的思想禁区一一被打破，在这个大课题的研究上很快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观。（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构成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讨论，必然涉及有关概念使用的分歧，涉及对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的看法。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在上海联合举办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是与会研究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后来这方面的讨论仍然在继续。经济史学界在这方面出现了以下一些不同观点：

（1）以往学者们常将“中国资本”分为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民族资本三类。与此相应，对“中国资产阶级”亦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有的人将“三分法”改为“两分法”，即将前两类合并为“官僚买办资本”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有另一种“两分法”：不认为买办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买办资本是一个单独的资本形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虽然用较大的篇幅考察了近代买办势力增长和买办制度演变的情况，并对20世纪初叶全国买办人数、买办总收入等进行了新的估计，但是在进行各类资本统计时只有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分，没有将“买办资本”单列，并且在全书数百万字中似未见“买办资产阶级”等语词。丁日初明确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要把买办限定为一个经济概念来使用，不要把“根本无法分开的”两类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硬划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丁日初等还认为旧中国有“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之分别，但是并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论”。[9]

（2）过去还流行一种“分层法”：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层。80年代初，一些学者如耿云志、张国辉、章开沅等对此提出了异议。但是到80年代中期时仍有人主张采用分层法，在这些学者中间也存在着“按其资本大小、经济地位高低”和“按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的多少”这两种分层标准的区别。到9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著中，已很少见到再用分层法的了。[10]

（3）“外国在华资本”是否也应列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学术界对此亦有分歧。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歧。这种分歧涉及对“中国”一词的理解，有“国土说”“国民说”（姑且这样称之）之别。“国土说”以许涤新、吴承明等人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应把外国在华资本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主要理由是：①外国在华资本大部分是在中国国土上聚敛起来的；②直到抗日战争前，外国资本都占中国资本主义的最大比重，而且是最集中最具垄断性的部分，如把它排除在外，就不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姜铎也赞成这样处理。而多数论著在使用“中国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时，往往采用了“国民说”。例如，孔经纬在其《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一书中即把“外国在华资本”排除在“中国资本主义”以外，主要理由是：外国在华资本是侵略资本，不应混入中国资本主义。[11]更多的论著中未加说明，这或者是出于习惯用法，或者可能是因为大家谈到“中国资产阶级”时，并未包括洋行大班等在内，相应地，谈到“中国资本主义”时也就没包括外国在华资本。

笔者注意到：持“国土说”者亦常用“中国资本主义”或“本国资本”等语词来表示“国民说”含义，而持“国民说”者也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或“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等语词来表示“国土说”的含义。由此可见，经济史论著的作者们出于各自研究的需要，往往对两种含义都要用到，表述用的语词有所不同，两者分歧其实并不象有人认为的那样重大。但是读者阅读这些论著时，要注意不同作者使用“中国资本主义”等概念时所涵盖的不同内容。本文下文所提“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除特别说明者外，顺从多数，采用“国民说”的含义。（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这一问题包括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的大致时间、途径和历史条件等，并涉及对近代早期工业、手工业及商业的认识。1979年以后这一问题的讨论似应从有关洋务运动的讨论说起。在60年代初期经济史学界曾发表了30多篇论文，进行有关洋务运动的论争，触及到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1979年，张国辉出版了《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同年，夏东元、黄逸峰、姜铎、李时岳、胡滨、汪熙等也相继发表了有关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论文，此后有关洋务运动的讨论再次形成热潮。与此相关联，经济史学界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张国辉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围绕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命题，用详尽的史实论述了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关系，进而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的特殊性，以及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国资产阶级各个组成部分的状况和特点；黄逸峰和姜铎1979年合写《重评洋务运动》一文中论述了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次年徐泰来撰文认为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了，中国无产阶段和资产阶级发生发展了，对洋务运动的作用作了全面的肯定。[12]其他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也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也有一些论者，如彭泽益、吴承明、郭庠林、陈绍闻、隗瀛涛等，强调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工场手工业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吴承明在1981年发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论及各类资本产生途径，认为洋务派企业是官僚资本的原始形态，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继承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同年，汪敬虞也发表了《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认为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能产生资产阶级，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兴起的买办势力可以派生出民族资本，官督商办企业既有走向官僚资本、又有走向民族资本的两种前途。他在198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分别考察了近代早期的新式煤矿、棉纺织业，及被公认为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等行业，对认为民族资本主义是继承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观点提出了修正意见，认为中国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厂的过渡，不是发生在机器工业出现之前，而是发生在机器工业出现之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提出，官督商办不仅是官僚资本的胚胎，同时也可以看作民族资本的胚胎。汪熙等人认为缫丝、轧花、榨糖、制茶等行业本来具备一定的条件，可以向机器工业发展，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切断”了它们发展道路。关于工场手工业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上，章开沅、张国辉与汪敬虞持有相似的观点。张国辉也同意官督商办企业“两种前途”的说法，但他认为从洋务企业发展长过程看，“民族资本越来越受压抑，前途越来越暗淡”。[13]

80年代中期，汪敬虞进一步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而来，而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张国辉也从19世纪中叶以后手工业遭到破坏、商品市场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及货币资本的积累这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经济在外国资本入侵后发生的种种变化，认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只能在半殖民地社会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发生，因此它的发展历程不能不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他还论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封建势力对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所起的阻挠和压制作用。吴承明强调要突破“冲击——反应”模式，寻求中国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他就传统因素与近代化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新见解。（这已超出了有关中国资本主义产生问题讨论的范围，本文将在第六部分作介绍）后来汪敬虞又重申：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他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14]

汪……等论述中有一共同之处，即是把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企业的创建相联系。至于有关时间问题，林增平在1981年发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认为1872～1894年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阶段，其间洋务派“开始显示了向官僚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势，而不能说他们已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并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时间迟至20世纪初.这几年，仍有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时间。有人还提出，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另有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例如，郭庠林、陈绍闻明确提出，19世纪40～6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轫时期”，认为不能忽视当时资本主义工场手

工业、买办势力和一些为外资服务的商业资本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徐新吾、沈祖炜、朱英等肯定了鸦片战后二三十年间商业中的资本主义性质。后来，黄逸平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商人资本家的产生早于产业资本家，上海等口岸开埠后不久他们就已经在京广杂货、洋布、五金、丝茶等行业中出现，他们在与洋行频繁的交易活动中逐渐脱离了旧式商业的轨道，采用了资本主义的一套经营方式，其活动基本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丁日初提出“承认兼有买办职务和不兼有买办职务的进出口贸易商人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这就有根据确定民族资本家阶级早在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马敏认为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上限定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观点不尽得当，根据涉外商业的发展，钱庄性质的转变，以及外资企业内华商附股的情况，应将这一上限伸入60年代或更早。[15]

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化人们对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认识。上述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问题的论争，是学术争鸣促进经济史研究发展的典范之一，不同的思路在互相切磋中不断迸发灿烂的思想火花，促进人们的认识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三）关于买办、买办资本

关于买办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1979年以来，关于买办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聂宝璋发表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一书，以丰富的中外文资料为基础，用总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论述了19世纪买办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1982年黄逸峰等发表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认为买办资本有5种形式，包括通过投资、附股或合营等形式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直接其中联系并受其控制的生产企业、商业、金融业等的资本，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等，所以该书所说的“买办”范畴特别大；汪敬虞从剖析著名买办唐廷枢入手，对近代早期的买办活动及买办与民族资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严中平于1986年撰文论述了中国买办阶级发生的特点等，在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一书里也详尽论述了甲午战争前买办活动、买办制度及买办资本积累等；王水对近代买办也进行了较为系统详细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被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所吸收。[16]其他有关买办的论著亦有不少。

如何评价买办的活动？这是80年代以来争议较大的问题。严中平、聂宝璋、黄逸峰、姜铎都认为旧中国存在着买办资产阶级（但他们之间在划分这一阶级的范畴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并基本上对买办活动持否定态度，例如，严中平认为买办处在投靠、勾引和支持外国资产阶级入侵中国的帮凶者的地位，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之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汪熙认为买办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桥梁，又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汪敬虞在论述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时强调了买办在其中的积极作用。丁日初提出，“无论是直接帮助洋行开展对华贸易的买办，还是间接为洋行推销商品或收购我国农副产品供应洋行的新式商人，他们都不是民族的罪人”。他还反对过去一些论者认为买办由洋行付给薪水和佣金就是受洋商的“豢养”的说法。王水不赞成把买办看成只有落后性和反动性，他认为买办之间也有进步、落后、反动的差别，他还指出“把买办投资于工业称为民族工业，把买办投资于商业称为买办商业，在概念上也会引起一些混乱。”学者们逐渐加强了对具体人物、具体企业、具体事件的研究，以深化对买办活动的认识。例如，汪敬虞在论述唐廷枢等买办协助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掠夺和剥削的同时，也肯定了唐廷枢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并对唐廷枢和郑观应这两个买办人物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夏东元等对郑观应的研究、丁日初、杜恂诚对虞洽卿的研究，以及刘宏等对招商局发展过程中买办作用的研究，等等，都对买办研究的具体化作出了贡献。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对买办的评价进一步上扬，例如胡愈越认为买办是中国近代第一代企业家，对中国近代化发

挥了促进作用；陶有伦也强调了买办在推动近代工业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17]

（四）关于官僚资本、官僚资产阶级

如何认识近代官僚资本？这也是1979年以来争论较多的问题。争论大致涉及三方面内容：①官僚资本的涵义及划分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标准；②中国官僚资本形成时间及发展阶段；③官僚资本的历史作用。

关于官僚资本的涵义，许涤新、王亚南等在50年代时都作了自己的解释。8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致三种意见：“官僚资本即是旧中国的国家资本。这是姜铎、吴承明、丁日初等人的观点。其中，吴承明、许涤新等提出要利用官僚资本这个通俗名称，来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丁日初则提出，不用“官僚资本”这个概念，改用国家资本或国家垄断资本为妥。（既包括国家资本，又包括官僚私人资本。例如，黄如桐曾在毛泽东有关论述基础上对官僚资本的涵义作如下表述：“……由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和大买办利益的政府和官僚投资经营，凭借国家政权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封建性、买办性、垄断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官僚资本。它的发展阶段乃是四大家族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黄的定义中包括了“官僚私人投资”。他认为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民族资本，也有一部分大官僚大买办投资的企业属于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不同，它是依赖特权、假公济私的官僚私人资本。如陆仰渊、茅家琦等就持这种观点。[18] 过去常以“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作为划分官僚资本的标准，80年代时一些学者又加上“特权性”这一标准，例如孔经纬认为判别是否官僚资本可看是否用特权实现经济垄断，他所说的特权包括：①资本来源的特殊手段，②剥削手段的超经济性，③原材料的超经济来源，④商品推销的特殊安排等。他的观点遭到李喜所、沈祖炜、周育民等人的质疑。黄如桐提出以下几条可为划分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标准：①企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②企业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③企业与民族资本的关系；④企业投资者和掌权者的身份；⑤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其中第①条是最重要的划分标准，是确定官僚资本的核心。吴承明认为官僚资本的特点是：有官款支持（或所谓“软财政约束”）、大手大脚、低效益、多冗员、官僚主义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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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僚资本的形成时间，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开始于晚清洋务运动。例如，张国辉曾在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企业改组的情况后，认为洋务派官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依靠政治特权，掠夺民族资本，榨取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积累起庞大财富，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官僚资本主义。吴承明、姜铎、黄如桐、汪熙……等都认为中国官僚资本来源于晚清洋务企业。持这种观点者一般都认为官僚资本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三个发展阶段，也有人认为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的发展曾中断过。还有的学者认为官僚资本产生于1935年以后。汪敬虞认为，要判明官僚资本的垄断性，单看生产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包括金融的垄断，财政的垄断，专卖税收的垄断，乃至公债和货币发行的垄断等等，即使单从生产角度看，洋务企业的专利措施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基本上不在一个范畴之内，因此把洋务企业“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这是来自一种没有根据的简单类比的结论。”丁日初等认为洋务企业不能作为“官僚资本”，应作为“民族资本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他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20]

关于官僚资本（或国家资本）的历史作用，有的学者仍然坚持传统观点，强调它的消极作用；有人认为官僚资本除具有反动的和消极的一面外，亦有进步的积极的一面；有的学者认为要根据各阶段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探讨了资源委员会等资本体系在不同时期对发

展经济、支持抗战的作用，等等。陆仰渊等认为官僚资本是私人资本的学者，强调了官僚资本对民营资本的危害作用，但是对国家资本，则指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同时，也肯定它对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起过重要作用。[21]

由于从古到今，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政府一直发挥着多方面的巨大作用，并将继续发挥下去，这样总有一些官员和企业经营者利用和寻求政治特权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以谋取厚利，因此有关“官僚资本”的讨论可能会经久不衰。“官僚资本”原是一个政治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关注重心的转移，它的涵义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随着有关近代企业制度研究的开展，人们也会从更新的角度加强有关“官僚资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