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版)重点总结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版）重点总结

第1章原始时期的教育

原始时期的教育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原始人群阶段，人类的教育刚产生，仅是不成熟的雏形；二是氏族公社阶段，教育得到发展，它的特点较为显著，能体现原始社会教育的本质。氏族公社末期，在教育上出现了阶级差别，将向阶级社会的教育过渡。原始社会的教育以氏族公社阶段的教育为代表，其特点如下：第一，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氏族公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社成员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和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为了身心发展的需要，接受教育训练。集体的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具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以生活经验为教育内容，包容多种方面。原始社会所积累的经验知识虽然有限，但所学习的知识经验是多方面的，不仅要学习制造生产工具的经验，还要学习公共生活的规范，接受原始的艺术教育和原始的宗教教育。这些是参加氏族社会生活所不可少的。

第三，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生活教育。教育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第四，教育的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有声语言作为氏族成员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成为进行教育的重要手段。凡是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公共生活规范的培养，都是利用口耳相传，并结合实际动作的示范和模仿。当时还没有比言传身教更为有效的教育手段。

第五，男女教育有区别，根源在于分工。由于男女生理、体质的差异，故有男女分工。男女所从事的社会劳动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区别。男的劳动侧重于狩猎、农耕、放牧；女的劳动侧重于采集、种植、家务、纺织。男女分别劳动，为适应这种需要，也分别进行教育。

第六，教育还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由于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多数的教育活动是分散进行的，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性活动。负责教育的是有生产生活经验的长者，长者为师，对年青人进行知识经验的传授，但他们还不是从事教育的专职人员。

到了氏族公社的末期，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教育发生重要的变化，出现了学校萌芽，旧的特点趋于消失，新的特点正在产生。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向阶级社会的教育方向转变。

第2章夏、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教育

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于夏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是造成教育发生分化的直接原因。原始社会那种民主平等的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由国家来组织和管理，少数贵族才有享受学校教育的特权，其目的是培养、训练居于奴隶之上的统治者。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民众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只能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中接受生活教育和统治者施行的教化。

奴隶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的兴衰过程。夏代是奴隶社会教育形成的时期，商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西周则达到鼎盛阶段，到春秋时代就渐趋没落。商对夏的教育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周对商的教育制度又有所继承和发展，西周教育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且具有特色的典型代表。

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官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西周按行政管理系统，分设国学与乡学，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按贵族子弟不同年龄阶段，分设小学、大学，教育内容有习小艺与习大艺之别，而其要求是先后贯通的。西周贵族教育制度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西周教育的特征和标志就是六艺教育。“六艺”既是教育内容的总称，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精华的集中反映。它既强调道德精神，也强调刚健体格；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各，包容有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因素，形成一种教育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夏、商、西周三朝教育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是教育理论产生的基础；阶级统治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动力。当时，杰出的政治家为了治国育材的需要，先后提出一些教育思想观点，指导官学的教育实践。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需要教育理论有重大发展。孔丘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继承了以往教育思想遗产、六艺教育传统，他还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素养和私学教育实践经验。这些主

客观条件，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儒家教育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留下的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成为2000多年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的渊源。一些经过历史检验符合教育规律的思想，仍然对现代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启迪。

第3章战国时期的教育

战国时代的教育是对春秋时期教育的延续与超越。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私学产生于春秋，兴盛在战国。战国私学之盛不只表现为数量，更表现为质量。以私学为据点形成和发展了一些著名学派，人才辈出。各家私学面貌各异，既有教育实践，也有理论造诣，还出现了稷下学宫这样独特的传授形式。私学独擅一时之风流，承担起培养造就人才、传递发展文化的历史使命。战国私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垂范后世。

战国时代的教育思想也显得活跃异常。诸子各因其政治立场、生活条件、实践程度、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的不同，而对教育有不同的理解，由此展开争鸣。家与家、派与派之间，既有对立交锋，又有吸取补充，也有融合统一。如墨家的“素丝说”，孟轲的“性善论”，荀况的“性恶论”，虽各持己见，但都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肯定教育。法家则贱视人的尊严，抛弃教育与感化。对于人类文化知识遗产，墨家致力于创造，因而有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内容；儒家着意于继承．因而热衷于古代文献的学习与传播。在儒家中．又有着重于内心领悟的孟轲与倾向于知识积累的荀况的不同；道家对人类文明表现了怀疑、悲观乃至对立的情绪，意欲回归人类的原始状态，是从保守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法家轻视文化传统、采取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从激进的方面否定人类文化。对于个人的完善，墨家的“兼士”自励甚严，学习过程就是实践过程；儒家的“君子”则是“劳心者”，无论是孟轲的“大丈夫”，还是苟况的“大儒”，都留意于个人的修身与求知，因而对修养与治学深有心得。这些表现了战国时代教育理论思维的矛盾运动和发展水平，使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包容度，形成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

第4章秦汉时期的教育

秦汉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确立与初步发展时期。统治集团在制定适合中央集权的文教政策过程中，经历了由秦朝的法治教育向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德治教育的转变。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加上选士制度的激励，对推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和培养援儒饰法的治国人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朝教育不仅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教育制度、设施、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为后来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的设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办学校制度提供了基本框架。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不仅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传统的继承，实际上也是后来私塾、书院的历史渊源。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在汉朝已初步形成，如教育的政治伦理化、养士与选士的紧密结合，以及儒学对各学科教育的支配性影响等，在汉朝教育中已初见端倪，有的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5章魏晋商北朝时期的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事业总体上呈时兴时废、似断又续的衰落景况，但仍有许多值得后世承继的教育特色和教育成就。

儒学教育依然是各王朝官学制度的首选。北朝儒学教育更多地承袭了汉代经学教育的传统，而魏晋、南朝则是从重今文经学教育转向重古文经学教育，并最终破除二者之间的藩篱。

学校体制多样化，专科教育得到发展。设立了律学、书学、算学、文学、医学等实用学科的学校，丰富了封建教育制度的内容，也拓展了教育的职能，使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北魏时期不仅普遍设置州郡学，而且建立了州郡学校教育制度。这是我国正式实行地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开始。

私学得到发展，并成为教育的台柱。私学多为名师大儒开办，不仅质量与规模超过官学，而且分布面更广，类型多样化。

家庭教育得到重视。士族十分重视家族教育，并以家学为专业，出现了许多儒学世家。家训、家诫等有关家教的著述也大量出现。

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步与发展。随着人口大迁移，文化教育也南迁西移，促进了文教事业在落后区域的传播与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兴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重视儒学教育，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这些措施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促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形成共同的文化、思想。

教育思想多元化。各种思想纷争、交合，形成了教育思想的繁荣，同时冲击了传统的教育思想。崇尚自然的玄学教育思潮，注重对人生内在真实价值的发现、把握和追求，关注个性的自由发展，标志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儒学教育发生变化，在学风方面，推崇简洁明理、博采众家之长；在教育目标方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的培养。这些教育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

纵观魏晋南北朝教育事业兴衰，可以取得一些历史经验：首先，社会安定是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其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再次，教育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办学形式多样化，允许不同的教育思想之间的学术争鸣。

第6章隋唐时期的教育

隋唐是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隋重新统一了国家，唐前期百余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由于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开明的崇儒兴学的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学校教育事业的繁荣。同时，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使不同形态的文化得以交流融合，推动了多元文教事业的发展。

科举考试选士制度产生于隋，而发展于唐。统治者把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科举考试制度成为操纵学校教育发展的杠杆。学校失去独立性，变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对以后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隋朝创立一些新的教育制度，唐朝加以继承和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皇朝而达到新的高度。官学和私学并举，以官学为主干，私学为补充；按地方行政区，建立州学、县学的学校网；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联系，向中央宫

学选送生员；以儒家经典与历史文学为教育内容的传统经学和以应用知识为教育内容的专科性学校并立；专设的学校与附设于事务部门的学校并行，构成适应国家需要的教育体系。学校内部管理，也加以完善。入学制度、学礼制度、教学制度、考核制度、惩罚制度、休假制度等都以法制化的方式，组成一套管理制度。隋唐先进的教育制度，成为东方邻国学习的对象，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教育思想方面，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佛、道、儒三教为扩大社会影响、提高政治地位开展激烈的竞争，教育思想的发展出现多元化的局面，在斗争过程中交互影响与吸收，又形成新的融合儒、佛、道的教育思想。这些都为以后的宋明理学教育思想开辟了道路。

第7章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

宋辽金元时期的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等影响下，在吸取前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宋朝统治者确立了“兴文教”的政策，尊孔崇儒，提倡佛道；重视科举，重用士人。通过三次兴学，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辽、金、元统治者在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民族学校，促进了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确立。它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还形成了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代表的书院教育理论，并对于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宋辽金元时期的蒙学也得到较大发展，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个时期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和活跃，不仅在理学教育思想内部有各种不同的派别，而且还有与理学教育思想异趣的“新学”教育思想和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涌现出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教育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宝库，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8章明朝的教育

明朝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对唐宋以来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明初统治者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把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使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在全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网络，并创造出许多成功的经验。与此同时，明朝统治者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实行文化专制管理，并且重视科举制度，使学校进一步成为科举的附庸。与重视官学和科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初统治者对于书院则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而且由于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影响，书院的发展道路极不平坦，经历了明初沉寂、中叶以后勃兴、又遭受四次禁毁的曲折过程。不过，明朝的东林书院颇有特色，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程朱理学是明朝占统治地位的教育理论。但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创立的“心学”教育理论以反传统教育的姿态出现，风行了100多年，曾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9章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教育

从清朝立国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教育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的末期，同时也孕育着近代教育的某些萌芽。因此，这个时期的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清朝统治者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在立国之初便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他们崇尚儒家经术，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此作为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和办学的指导思想。在中央和地方，广泛设立各类学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学校教育得到恢复和较大的发展，至乾隆年间达到全盛。在积极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清朝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制订种种学规，加强对学校的管理与控制，并对士人实行笼络利诱和高压手段，进行严厉钳制和镇压，屡兴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清朝的书院经历了顺治年间沉寂、康熙年间复苏、雍正十一年以后勃兴的发展过程。其数量之多，远过前代，而且遍及一些边远省份。在政府的控制下，书院官学化现象日趋严重，绝大部分书院都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过，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所著名的书院独具特色，对于清朝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都起了重要作用。

清朝的教育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是实学教育思潮，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抨击传统教育，尤其是宋明理学教育，揭露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主张“公其非是于学校”，要求培养“实才实德之士”，重视学习包括自然科技知识、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学贵实行”、“学贵适用”、“习行”等联系实际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实学教育思潮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向近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不仅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也产生过积极的启蒙作用。

第10章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一段屈辱抗争的历史，也揭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封建传统教育已再难发挥其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转变。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虽尚未实际启动，但近代教育发生发展的条件已初步形成。其一，封建传统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并受到强烈冲击。传统教育的危机首先来自国家民族的危机，鸦片战争的失败结局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暴露了中西文化差距的严酷事实，预示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必然要面临和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同时，封建传统教育还受到来自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革命的冲击，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否定，对普及平等教育的向往。这些都蕴含近代教育的因素，足以启发来者。其二，要求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开始萌芽并得到发展。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曾经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包括传统教育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以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此后一种欲求变革、对外开放的思想得到不断发展，汇聚成一股涌动不止的思潮。

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强行设立的教会学校，在封建传统教育主体中契入了资本主义教育的因素，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以学校形式传播西学的组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有较大的发展。虽然教会学校的根本目

的是进行宗教和文化扩张，但它所传授的外语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以及所采取的近代教育形式，还是有利于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的。

18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为适应洋务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洋务派的倡导和推动下，从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开始，在30余年的时间里，举办了外国语、军事、技术实业等类型的洋务学堂约30所。与此同时，洋务派组织实施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留学教育计划，向海外派遣了约200名留学生。他们有机会亲身体验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环境和社会生活。部分人完成了系统的近代高等教育，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活跃在科技、实业、外交、军事弄口文化传播等领域的风云人物。

洋务教育活动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的制约，处在封建传统为主体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其成效有限。但是，洋务教育实际启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进程，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冲击了传统封建教育体制，传播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观念。

第11章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

深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到一起，集结在变法救亡的旗帜下，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维新运动中，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比较具体地提出了改革科举、系统学习西学、建立新式学校制度、发展女子教育、普及全民教育的设想，隐约地勾画出中国近代教育的轮廓。这些设想部分地体现在“百日维新”颁布的教育改革措施中。同时，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学说有了初步的介绍，严复从比较角度对中西文化教育特点进行总结概括，提出以发展德、智、体三种基本要素的教育目标模式，开辟了教育理论探索的新境界。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1900年后，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教育改革最终导致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以确立，主要表现为：结束了延续l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依照西方近代三级教育模式，首次建立了规范全国的学制系统；提出了普及全民教育的设想；设置了与近代教育相匹配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学校教学内容中“西学”在数量上开始占主导地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学教育高潮；随着西方近代教育观念的大量引入，也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应看到，传统封建教育在形式上虽已崩溃，但其精神仍然寄生于新的教育形式之中，如较大比重的经学教育内容、教育管理的专制性、注重读书与背诵的教学方法等等。这都说明要在较深层次上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造，路程还很漫长。

新政教育改革牵动着整个社会。科举废除后，士人在失去安身立命依靠的同时，对王朝的依附心理也有所解脱。科学和民权文化的广泛传播，严重地动摇了神权和君权的地位。以新式学堂师生和留学生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也不可能完全拘守清王朝为他们划定的“中体西用”的界限。这些都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教育阵地开展革命教育、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培养革命骨干提供了现实条件。

第12章民国成立初期的教育

中华民国的成立，奠定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新时代。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维持了政体变更阶段教育的正常进行。并广招人才，各尽所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学制方案和各级学校法令规程的草拟工作。筹备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完成了资产阶级依法改革封建教育‘的法定程序。他们还成立了专门的“社会教育司”，将社会教育纳入教育部的管辖范围。这表明资产阶级对近代教育的平民化和开放性特征的深刻理解。

《壬子癸丑学制》以法定形式集中表达了资产阶级改革教育的构想。根据民主共和的精神，清除了清末学制中的封建专制性因素，缩短了学制年限，不再限制女子进入各级学校接受教育，取消读经科目等。同时也继承了清末学制的三级模式，发展义务教育，重视实业教育的合理因素。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以及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民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经历了巨大反复，导致严重的封建教育回潮现象。但这终究阻挡不住教育朝近代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继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教育改革增添了新的动力。

蔡元培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为民国教育定向。他亲自主持并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他在北大树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旗，冲破重重阻力，多年苦心经营，终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

第13章新文化运动时期和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条件；由文学革命引发的思想解放潮流，为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养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领域里兴起了反思和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倡导和建设民主、科学、实用的中国新教育的热潮，教育思想空前活跃。“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与国内教育改革的思考和探索相结合，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以救国图强为追求，形成各种各样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当时中国的教育认识和实践水平，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前进步伐，创造了中国教育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在这一阶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与专制统治相表里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清算，中国的教育家和学者探索教育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中国教育也前所未有地开始融入世界性的教育发展潮流中。这不仅使教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教育教学改革也屡有尝试和创新，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繁荣发展时期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尤应指出的是，在后一阶段，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发，中国共产党诞生，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视教育为革命斗争的有效工具，领导和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专制政治和封建教育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探索和创造了能使工农劳苦大众获得教育和教育为

革命斗争服务的有效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教育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共产党人的早期教育实践为其此后漫长的革命斗争和教育建设道路，作了有重要意义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正是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时期的种种教育探索和举措，标志着中国教育的现代转换，并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

第14章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成熟期。20世纪中国的教育曾在20年代初到1937年间的15年时间里。达到第一个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就学校教育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种学校教育的规制渐趋完备。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到1949年，正式公布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法令、规程有1 500个之多，其中大量是在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这表明通过教育立法保障、发展和规范办学、兴教的用意。因此，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与质量较之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大大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制度日趋完备，观念日趋现代，内涵日趋丰富，方法手段日趋多样，走上了现代学校和教育的发展道路。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就教育思想和理论而言，也是一个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由于政府重视教育，提倡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教育理论的探讨，尤其是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出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教育水平，以使祖国振兴的强烈愿望；出于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理念，采取不同的方法，苦心孤诣，探索、寻觅改造中国教育、改良中国社会之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教育理论，使中国的教育理论整体上从简单模仿进入自我创造、初步民族化的阶段。教育理论的探索涉及教育的所有领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

第15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先后经历了萌芽、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开始探索中国教育的新路，提出了体现新民主主义教育精神的教育纲领，并积极开展工人教育、农民教育和干部教育，新民主主义教育由此

萌芽；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根据地通过革命政权，制定了苏区教育的总方针，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有了最初的明确表述。同时，干部教育取得很大发展，群众（成人和儿童）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新民主主义教育初步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无论干部教育还是群众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都大大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根据地教育体系和一整套教育经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也得到系统的理论概括，新民主主义教育臻于成熟。

根据地的教育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这种曲折既是由于缺乏从事一种全新教育的实践经验，也是由于受外界影响。苏区时期，曾不恰当地提出过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方针和普及完全的十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错误教育思想才未写入教育方针，造成更大危害；陕甘宁边区时期，曾一度出现在“提高质量”、“整齐划一”口号下，照搬国统区学制、课程的教条主义和旧型“正规化”错误，因脱离根据地实际而给教育造成损失。由于整风运动和整学运动的及时纠正，才确立了适应根据地实际需要的教育方针政策，带来教育发展的兴盛局面；当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也曾一度出现“左”倾问题，致使一些学校停办、教师受冲击。后经重新认识即将实现的教育工作重心的转移，需要更广泛地团结各种教育力量，方使教育再回到正轨上来。根据地教育领域里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和路线之争，在论辩和斗争中．根据地教育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

根据地教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确教育性质的前提下，结合不同时期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制定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并就如何解决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普通教育以及处理几种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既为前线培养了一支足敷应用的干部队伍，也使根据地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得到极大提高，还创造了儿童青少年普及教育的崭新局面。在如何快速优质地培养干部、如何扫除成年民众中的大量文盲、如何筹措教育经费兴办中小学校、如何按照人民实际生产生活需要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众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根据地教育既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积极地推动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风气、社会风俗的改变，催化着新中国教育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