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与实践攻坚及基石

杨凡天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商品经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果，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类社会理论，而且还是一个更具现实主义作用的人类社会实践的话，那么，就必须客观、系统而科学地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果，我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去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却“捂”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盖子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包括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内社会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就不是一个客观、系统而科学的人类社会活动；就不是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或高度，以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指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诞生，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其最主要的三个问题就是：一、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问题；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完善客观、系统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体系问题；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公有（注意：不是国有）的条件下，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理论上，客观、系统而科学地解决了这三大问题。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就有了它基本或核心的思想脉络；也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也就从理论与实践上，推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包括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同步、系统的发展。

第一，中国经过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终于确立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系统认识，至今还不是十分明确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三个范畴的关系的认识上，经常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和认识上的模糊。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从属关系。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从属于商品经济。

对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最根本的诠释，就是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以及生产力的物质与社会核心——劳动力——人（下同），利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来进行自身的、以及社会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享有。在这个商品生产（价值创造）、交换（价值实现）和消费（价值享有）的过程中，充分反映着物质——生产资料与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对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作用和价值地位的诉求。而所谓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则是这些物质——生产资料与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为实现这个诉求，而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中，赖以或借以使用的手段或方式。

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是使用计划经济手段或方式，还是使用市场经济手段或方式，以维系、推动其自身的社会的发展方向、秩序、节奏和规模，一直被人们从所谓的“意识形态”，来视为是区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重要“标准”。而事实上，则是二者根本就不存在因这个“标准”的“对立”，而对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里，如何认识和使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手段或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非常”注重商品在交换领域的“自由贸易”，来对其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秩序、节奏和规模的作用；而后者则是以“极力”淡化商品在交换领域中的作用，而试图以对商品在生产领域——甚至是消费领域“调控”，来对其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秩序、节奏和规模的进行影响。

在所谓自由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计划经济手段的使用与盛行。典型的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在冷战之中，利用政府、国家手段，来维系和推动其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冷战之后，美国以及奉行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时常为了维系、推动其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秩序、节奏和规模，来使用国家资本所特有的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而这些政策使用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其商品经济社会的商品生产领域、消费领域——甚至交换领域的抑制或刺激，来调控其商品经济社会的膨胀与紧缩——更确切地说，是借此以调控其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秩序、节奏和规模。

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看，利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手段，来发展自身的商品经济社会的方向、秩序、节奏和规模，一直是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思想——甚至可以“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诱因。如因计划经济手段的“废弃”和市场经济手段的“推崇”，而引发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社会，是否姓“资”和姓“社”的论战等。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从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如“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等——来看，也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认识并驾驭商品在交换领域中的物质与社会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的不足——其实，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盛行计划经济手段或方式，淡化商品在交换领域中的作用的时期，所为改革开放时期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客观、系统而科学地利用计划经济手段，来调控商品生产与商品消费的方向、秩序、节奏和规模；客观、系统而科学地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增加商品交换领域的市场自由度和透明度，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和标志——二者绝非是对立的。只可惜，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或思想与行动，总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只可惜，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物质——生产资料与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在利用商品进行其自身与社会的价值创造、实现与享有的过程中，总是以自身的价值诉求——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价值诉求——为首要条件的。因此，不管人类赋予自身多么“伟大”或“大公无私”的品德或情操，这是一种普遍而现实的社会现象与物质行为。

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能给予构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物质——生产资料与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在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领域中——尤其是在自身的商品经济的商品交换领域中，以更多、更大的自由度和透明度呢？这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并不是一个客观、系统而科学的商品经济；这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竟然被从属于它的所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所影响、所左右。

当然，话又说回来，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难以利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手段或方式，来客观、系统而科学地调控自身的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秩序、节奏和规模的，并不是

因为社会主义的人——劳动力——生产力，不知道或不理解这个手段或方式，对自身的商品价值——包括资本价值——的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与享有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社会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们，由于出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或个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目的，在认识、利用商品经济来为自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没有从政治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领域，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包括商品价值及资本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及其价值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的客观、系统而科学的理论准备。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就极其“麻烦”了——因为，用哲学的价值观和“纯”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理论与实践，是不可能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价值理论与实践的。

第二，哲学的价值观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假如，人们非要把二者的前者比作“天”一样的“神圣”，而把后者比作“地”一般的“庸俗”，那么，也无可厚非。因为，人的社会存在、发展的“自我”价值，与物质的自然存在、发展的“社会”价值，并不是完全或绝对、永恒对立的。因此，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就必须依据人类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与发展的需要，来建立、完善自身的价值体系。

商品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里，是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的价值标的物——或称之为被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所用以表现并实现其社会价值的价值工具之一。因此，任何物质——包括生产资料和生产力，都可以转化为商品。但是，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必须由两个以上的物质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这就是说：商品价值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不是由构成商品的物质的单一行为，就能实现的；这也就是说：商品价值的创造、实现和享有，是由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与生产力、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

假如，人们把自身的生产力或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物质质量的商品价值，看作是“唯我独尊”的自我价值的话，那么，那个物质质量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就荡然无存——它只能成为其个人的资产，而不能转化为资本，以便去同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其他物质产生价值对比和价值作用；那么，那个物质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价值，被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所接受，而只能成为你个人的产品；只能是自然社会中新产生的一个物质，而没有人类社会所赋予或所需要的社会价值。

既然，商品价值是由两个以上的物质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或创造、才能实现，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更接近物质质量的价值工具，来分析、确定一个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呢？在我们看来，用资本这个价值工具就再合适不过了。

资本与商品都是人类商品经济社会所需要、所利用的“一脉相承”的价值工具；是人类借以反映并创造、实现其生产力及生产资料的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的工具。

资本是物质质量——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借以反映其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的工具。在前面已经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两个以上的物质的物质质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而实现的。在这个相互作用、并达到其价值产生与实现的过程中，每个物质——尤其是物质的社会化灵魂——生产力，都利用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对象——甚至劳动工具或劳动资料，来强调或夸大自身的物质质量，在商品价值生产、交换和消费中的价值作用和价值地位。在这种现实、具体的物质与社会条件下，资本就成为了确定“这个”或“那个”商品价值中，谁的物质质量及其社会价值作用和价值地位，更大一些、更高一些的价值

工具。

而商品是物质质量——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或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生产力，借以实现其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的工具。在利用商品这个价值工具，来实现其价值的过程中，物质——尤其是生产力，总是不遗余力地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生产力或生产资料的物质质量，来瓜分更多、更大的社会价值。从而，为他们享有更大、更多、更高的社会权利或社会地位，创造“必要”的物质与社会条件。如果，商品在反映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是“如此”主观而“不可理喻”的话，那么，我们将用什么去制约它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造孽”呢？

用物质本身？不——！物质的质量，是一种自然的价值。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这种自然价值并不能决定物质质量在人类社会中的社会价值。因为，在人类的社会里，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常常被物质的社会化灵魂——生产力，赋予很强的主观色彩。谨记：在人类社会里，主观性虽然被哲学赋予了更多的精神意义，但是，在政治经济学里，这些主观色彩或精神意义，同样会成为具有实现商品价值的物质质量。在这种条件下，物质的自然价值显然就不能为商品价值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提供更为现实、全面而灵活的社会价值因素。为此，我们就把这个重任，赋予了资本。

用资本来反映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并借此以制约商品价值人为的膨胀可紧缩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在于：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建立和完善一个客观、系统而科学的，以物质质量为核心；以资本价值为其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的内在内容与形式；以商品价值为其物质质量的社会价值的外在内容与形式的社会价值体系。这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物质质量决定了资本价值；而资本价值又决定了商品价值。反过来，商品价值也反作用于资本价值；而资本价值又反作用于物质质量。

其实，认识、建立和完善这样一个客观、系统而科学的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社会价值体系，并不是十分艰难。难得是：在认识、建立和完善这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关系。因为，物质质量在创造、实现和享有其社会价值——不管是资本价值、还是商品价值——的过程中，始终都是同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的物质与社会核心——劳动力——人，对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或劳动资料在内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包括使用权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密切相关的。假如，这个关系不解决，那么，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都将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价值体系。假如，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不稳定，那么，其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前景，也就变得不那么光明、远大了。

第三，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决定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关系的，自始至终都是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因为，这关系到生产力的物质及社会灵魂——劳动力——人的社会权利的存在与发展。而这个社会权利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包含着其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领域中所必需的经济权利，也包含着其在人类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所必需的政治权利。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最大的疑点或难点，就是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公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存在与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由兴而盛、再由盛而衰，无不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

所谓的公有制，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生产资料所有权都公有了，那么，人们又用什么方法或途径，来确定生产力“各自”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去创造、实现并享有其所需要的、包括商品价值与资本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及其价值地位；去获得并承担各自“应当”的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呢？

事实上，由于产权空泛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公有，而实质上却是因产权国有而由官僚所垄断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因为生产资料的上述形式的“公有”而形成的新形式的资本垄断，不仅造成了社会生产资料——甚至包括生产力——等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造成自上而下的、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阶层。这就是以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知强调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更准确地讲是国有制，而忽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对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严重的现实与历史悲剧之所在。

既然，名义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与历史影响，那么，社会主义可不可以也推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呢？可以！不过一旦绝对化，就等于把社会主义重新“打”回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即在现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或国有的现实条件下，重新开始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瓜分。如此可叹复可悲的是：本来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已经进行了的农村土地改革及城市住房改革的条件下，已小有资产或资本的“无产阶级”们，将要再次“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不是吗？以中国国有企业的历次“改革”而论，国有企业历次的所谓企业资产承包、租赁、转让、出售及股改、“上市”等，有多少没有社会权力、也没有相应的政治及经济权力投机“本事”的社会公众，会从中获得自身存在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权利呢！

是进亦忧、退亦忧，何以为之？

在资本的国际化——社会化的发展步伐，已经大步向前的历史阶段，唯有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资本化；唯有在这个资本化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资本的社会化，方可解忧。推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资本化；推行社会主义的资本的社会化，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解决一个理论认识与实践途径的问题。前者是从观念上，认识、理解并把握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公有与私有，以及资本公有与私有的问题。而后者则是从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出发，解决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的问题。

将资本客观、系统而科学地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基本与核心矛盾

如果说：只要有货币、必然就有商品，是人类商品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然事实与必然阶段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只要有商品、必然就有资本，也是人类商品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然事实与必然阶段。

不是吗？只要我们看一看中外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史，就发现我们过去极力追求的所谓计划经济，不管是其价值生产与交换的“统购统销”，还是其价值分配与消费的“票证供应”，都没有、也不能没有货币，对这些所谓的产品、而实质是商品的价值创造、实现及享有的巨大社会作用。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所谓特殊商品——货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包括资本价值在内的商品价值及社会价值生产的分工；恰恰就在于包括资本价值在内的商品价值及社会价值分配的社会化。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说，

货币及商品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劳动及生产的分工的进步；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价值生产、交换与分配的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所需要的价值工具。而主观地扼杀货币——商品的这个积极的社会与历史作用，就是背叛了人类社会在其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及社会文明。而这一点，我们在太平天国得到了证实；而这一点，我们在苏俄及中国的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证实；而这一点，同样也在从资本的积累、垄断，向资本的竞争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证实。

既然，作为人类商品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所需要的、必要的价值工具——商品，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包括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社会价值工具，那么，作为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商品生产的重要物质与社会要素——资本，是否也具有商品——甚至比其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工具的作用与地位呢？

过去，我们因应政治或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夸大资本的劣根性、丑恶面；来否定资本这个价值工具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而事实上的资本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恰恰是通过“揭露”资本的剥削性，否定了资本在人类商品经济社会的价值工具上的物质与社会作用。而这个否定，却恰恰是在忽视了资本的剩余价值与资本的价值流通——尤其是价值交换——的作用的基本矛盾下产生的——虽然，其产生是由于人们对人类商品经济社会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资本是因应商品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也是在商品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化的社会与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从某一个方面说，没有商品生产这个条件或诱因，就没有资本的实质存在与发展。无论是在所谓的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也无论是在所谓的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这个根本性的“道理”是不容否认、并否定的。而为了商品的生产——尤其是商品的再生产，寻求资本利润及所谓的剩余价值，也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分什么公有制资本、还是私有制资本的。

从表面看，公有制资本所产生的利润，似乎也是公有的；私有制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似乎也为私有。但是，从对资本所产生的包括资本价值在内的商品价值及社会价值的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资本的公有与私有，其实并不是绝对性对立地发生于我们的社会价值分配与再分配——更不用说是价值生产及价值交换、消费——的过程与结果之中。因为，私有制资本所产生的商品价值、以及其资本价值与社会价值，不仅为社会的具体劳动者所分配——如企业职工，也为社会的其他社会成员所分配——如政府及公共机构；也为公有资本的产权者——不管这个产权者是所有者、还是使用者——所瓜分——如股东及经营管理者。因此，私有制资本所产生的商品价值及其资本价值、社会价值，不仅为其产权所有者——资本家所“剥削”，也为具体的劳动者所追求，同样也为社会其他成员所瓜分。

而更为现实的，是无论公有制资本、还是私有制资本，无论其产权如何归属，其资本投资及经营管理的“流程”与所产生、所需要承担的结果，却是完全相同的。“熟视无睹”资本投资及其经营管理的得失，其本身就是对包括资本的资本价值、商品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的“渎职”。其结果，就是私有资本的投资者或所谓产权所有者的破产；其结果，也是公有资本的投资者或所谓的产权所有者的资产流失、“破产”。而这种破产，“衍生”到资本产权的使用者，则是无论是私有资本的使用者、还是公有资本的使用者，都将因此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就业；都将因这个破产而“下岗”、失业。至此，我们还能否认或否定资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商品生产的重要作用吗？而我们还因为“认定”资本

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而不能正视资本的价值流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商品价值流通的积极作用吗？

除了认识、理解并把握上述的、将资本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基本矛盾之外，还要客观、系统而科学地认识、理解与把握将资本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矛盾。这就是如何认识、理解并把握生产力的资本价值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价值的物质与社会矛盾。而这也恰恰就是反映包括商品价值及资本价值在内的社会价值分配与再分配的实质。

在人类的商品经济社会，每一件商品的价值生产——不管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生产，还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价值生产，都离不开生产资料的投入、投资，更离不开生产力的投入、“投资”。在商品生产的工业化与社会化的进程中，每一件商品所包含的价值，不仅在于商品生产的劳动者，也在于其投资者；不仅在于参与商品生产的直接劳动者及其投资者，也在于参与商品生产的间接劳动者及其投资者；不仅在于商品价值生产的生产领域，也包括商品价值交换与消费的整个商品价值流通领域。而资本价值的流通及其价值的产生、交换及消费，亦不外乎如是。

每个资本投资所形成的企业，如果没有劳动者的有效劳动而因此形成商品生产的生产力——尤其是具有创新性、竞争力的生产力要素，那么，就不会生产出有价值的商品，也因此因不能获得资本利润而产生资本价值。如果没有资本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而形成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要素，就不会为商品的生产提供必要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或不变资本。而在这个包括生产力资本与生产资料资本在内的资本“投资”或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价值的交换过程中，实质就存在着价值分配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仅反映在商品价值的分配上，更反映在资本价值的分配上。而所谓的剥削；而所谓的阶级，恰恰就是从政治上反映了这个矛盾的实质。而这个矛盾，不仅仅反映在私有资本所投资的企业及其社会，也反映在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所投资的企业及其社会。

以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所投资的企业及其社会而言，谁来“决策”公有或国有资本的投资？谁来“主持”公有或国有资本的有关经营管理在内的劳动“用工”？又是谁来分配公有或国有资本投资及经营管理所产生的“利润”？而这种以资本的使用权为所谓的产权特征的资本，存不存在剩余价值意义上的“剥削”？如果，我们正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就不难清楚地回答出其中的事实。因此，解决生产力的资本价值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价值的根本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须、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必须。而在理论与实战上去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不仅能够推动资本主义的、包括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与发展，也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的、包括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内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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