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如何逐步夺取西汉政权

王莽如何逐步夺取西汉政权

一、王莽建立新朝的历史回顾

初涉仕途。王莽乃王曼之子，元后之侄。少时受儒家教育，勤身博学。侍奉母亲及寡嫂，抚养孤兄子，都很周到。又结交英杰，侍奉父辈，符合礼仪。阳朔（公元前24～21年）年间，王凤病，王莽侍候甚恭。王凤临终时，荐王莽任黄门侍郎，王莽走上仕途。（《资质通鉴》卷三十一）

崭露头角。公元前16年，汉成帝封王莽为新都侯。此后，王莽又被连续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这时“宿卫谨敕”，“节操愈谦”。常以车马衣裘“振施宾客”，交结名士与公卿甚众。所以公卿推荐，游士谈说，“虚誉日隆，倾其诸父矣”。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升任大司马。（《资质通鉴》卷三十一）

仕途受挫。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即位，开始整肃王氏外戚，重用丁、傅外戚。元后退隐深宫，王莽被撤职，两年后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资质通鉴》卷三十四、三十五）

东山再起。公元前4年，汉哀帝去世。因其“断袖之癖”并无子嗣，元后临朝称制，授意由时年九岁的汉平帝即位，以王莽为大司马。（《资质通鉴》卷三十五、三十六）肃清外戚。公元前1年—公元5年，王莽开始重点翦除

丁、傅两家外戚势力，并开始构筑权利网。拜王莽为宰衡，位上公。期间，汉平帝病逝，王莽扶持2岁刘婴称帝。同年，王莽挟元后下诏，令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请王莽摄政“皆如天子之制”。（《资质通鉴》卷三十六）建立新朝。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鼓动刘氏宗室起而反对王莽，从者百余人，进攻宛城，不得入而败。天下反莽自此始。公元7年9月，王莽镇压翟义后，自以为威德日盛，获得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公元9年废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共历时14载。（《资质通鉴》卷三十六～卷四十）

二、历代对王莽禅汉的归因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关于王莽这个人物，在今日仍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有关王莽的史料都只是后汉时代所写下来的。”[注1]确实，从传统史家的角度来说，最初全面记述和评论王莽事迹的材料，就是东汉班固的《汉书·王莽传》上中下三卷，还有《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王莽改制”的有关内容。这些记录就成为后世史家和现代研究者了解和分析判断王莽其人其事的基本材料依据所在。

东汉班固对“王莽禅汉”归因为：一是外戚政治，在《汉书·王莽传》中称“王莽始起外戚”；二是政治没落和腐朽，在《汉书·诸侯王彪序》中，曰“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

[注1]宫崎市定《中国史》(1977年),邱添生译.台湾华世出版社,1980年.185页.

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班固对王莽评价极大左右了后世对其定性，自班固之后，历代史家对王莽的人品多以“虚伪”、“奸诈”，对其获得政权也多以“篡”、“窃”、“盗”、“贼”、“作逆”等词语而书之。应该说这些都是属于道德评价范畴的，反映了评论者在政治上的正统观和道德观。

而至近现代，史家对王莽的评价略有改观。胡适在研究了《汉书·王莽传》、《汉书·食货志》及《周礼》后，对王莽持肯定态度，认为王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目的是“均众庶，抑兼并”（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

钱穆认为，王莽禅汉有四大原因，一是“外戚地位之凭籍”；二是“王莽自身之名誉”；三是“王莽居摄前政治上之措施”；四是“禅让论之实现”（钱穆《秦汉史》，1931年）。

吕思勉认为，王莽禅汉是先秦以来社会改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先秦之世，以其时之社会组织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此等见解，磅礴郁积，汇为洪流，至汉而其势尤盛，……此等思想，虽因种种阻碍，未之能行，然既磅礴郁积如此，终必有起而行之者，则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吕思勉《秦汉史》，1947年）。

何兹全则将王莽禅汉归因为阶级矛盾的必然产物，认为“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常常有一些人物提出改革的方案，希图挽救政权的危机。……在刘氏政权希望挽救危险局势不成功，便希望换个别家，于是王莽起来了。王莽是由外戚起家的。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元帝的皇后。成帝在位，社会危机严重的时候，也正是王家一家极其贵盛的时候。”（何兹全《秦汉史略》，1955年）。杨翼骧也持相同观点（杨翼骧《秦汉史纲》，1956年）。

三、我们对王莽禅汉的看法

首先，王莽禅汉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产物。西汉政府存续的215年中，很多时候都由皇帝和外戚共同执政，开国皇帝刘邦的成功，皇后吕雉在巩固政权方面功不可没。刘邦去世后，吕后及吕姓戚族在第2、3、4任皇帝在位期间总揽大权。吕雉死后，皇族重新夺回政权，并将吕姓戚族全部屠杀。可外戚在汉代是个解不开的死结。早在成帝时期，王权已旁落，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大权，王莽借势上位（见《资治通鉴》）；汉哀帝排斥王氏，重用丁、傅氏家族，本质是外戚之间权利获取的博弈，故在西汉外戚争权的时代，帝权旁落是迟早的事情。

其次，王莽禅汉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第一，经历楚汉战争后建立的西汉王朝，人口稀少，生产凋敝。从惠帝刘盈即位后，宰相曹参把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域，

即对人民的生产不加干涉，还多次减免赋税，以求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历史上称其为“黄老政治”。“黄老政治”使汉王朝社会逐渐繁荣，财富大量增加，但其弊端就是贵族和地主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大量兼并土地，使占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失去生存的依托，沦为佃农或奴隶。这使社会对王莽“复古改制”充满了憧憬。第二，西汉后期，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实力减弱，政府就逐渐失控，无法控制朝廷的强臣和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这就导致各地霸主的出现。政府没有强大的财政实力，没有足以维护中央集权的法制威力，就很难维持统一的政治局面。政治局面不能统一，便出现乱世，这使“王莽权利”无限膨胀失去了制衡。第三，王莽在当时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儒家形象，借助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也是王莽能够实现夺权的重要原因。

最后，王莽禅汗是周密计划和人心笼络的产物。从新朝建立的历史来看，王莽善于造势，在步入仕途、职位升迁、人心笼络、异己铲除和权利争夺方面操作的有条不紊。尤其王莽在权利网络编织和人心笼络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功。正如毕汉斯在《汉代的中兴》中所言，“所有的证据证明，实际上全体官员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广泛的农民骚乱导致官军彻底战败时，对他的支持才消失。”

王莽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王莽新政的主要内容

王莽建立新王朝后，立刻着手改革，制定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

一是实行土地国有。莽曰：“古者一夫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资治通鉴》卷三十七）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禁止私人买卖土地，并对拥有土地的数量严格控制，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900亩，超过的一律没收。

二是耕地重新分配。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100亩为原则，不满100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是冻结奴隶制度。“今更民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资治通鉴》卷三十七），对现有的奴隶数量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

四是强迫劳动。凡是无业游民，政府制定惩罚措施，每人每年缴纳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政府强迫其服劳役，并在劳役期间供给饮食。

五是专买专卖和货币、自然资源归中央。“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碳”（《资治通鉴》卷三十七）剥夺富豪铸币的权力，货币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实行酒、盐、铁器政府专卖，禁止私人贩售。山上水中的自然资源全部国有，由政府开采。

六是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丧葬或祭祀需要，可以向政府贷

款，只需归还本金，不收利息。如果因从事农业、商业生产向政府贷款的，政府收取纯利润的1/10做利息。

七是政府干预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购买，反之则有政府卖出，防止物价上涨。

八是征收所得税。政府对一切工商业都征收纯收入的1/10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者平抑物价的资金。

二、王莽失败的主要原因

㈠新政引发不满

首先，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结果，既没有能力兑现无田者可按标准受田的承诺，又危及官僚大地主的特权利益。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

其次，改革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去社会基础。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

生路。

最后，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不切实际的乱改还引起社会的混乱。

㈡王莽外交政策极为不当

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章”；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国因此拒绝臣服新朝，造成边境战乱不绝。

㈢黄河改道带来天灾

王莽新朝的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决口改道，这一次的黄河水灾，其泛滥之迅猛，冲毁之严重，受灾的地域之广，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它给予王莽政权最致命的一击。冲决的黄河水所到之处，产生大量的灾民。灾民逃荒到外地，就成了流民。流民没有饭吃，饿得受不了，就成了饥民。饥民为了填饱肚子，就要造反起事，就成了“暴民”。

暴民越来越多，就成了起义军。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形成赤眉、绿林大起义。

㈣王莽本人性格因素

第一，动欲慕古，不切实际。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往往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第二，性情躁扰，轻于改作。王莽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以币制改革为例，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过度自信，刚愎自用。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

刘秀成功原因

一、刘秀光复汉室的历史回顾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汉代南阳郡蔡阳（今湖北枣阳县西）人，系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六世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其评价为：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养黎民，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

集市起兵。公元21年，绿林军起义，声势日壮。刘秀无心起义，前往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营谷。次年，其兄刘縯先自起兵，并使邓晨和刘秀起兵响应。刘秀遂与当地豪族李通、李轶等合谋，“乃市兵弩”，10月起兵于宛城，时年28岁。

大败莽军。公元23年1月，刘縯、刘秀同新市兵、平林兵和江兵营连横，合谋击莽。2月，绿林军奉刘玄为天子，刘縯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3月攻克昆阳，定陵、郾县。随后昆阳和宛城两战两捷，击溃莽军主力，从而使新朝政权面临崩离。

兄弟相争。昆阳、宛城之战后，刘玄与刘縯矛盾激化，杀刘縯，刘秀恐遭疑忌，深自韬晦，刘玄遂对其疑心顿释，乃任之为破虏大将军，赏其战功。此后，绿林军分两路直捣长安。9月，克长安，新政权作古，刘玄徙都长安，生活日腐，大封宗室亲信，遂矛盾激化。

建立帝业。新政权瓦解后，割据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刘秀先征发铜马，逼降铜马、高湖等部，“跨州据土，带甲百万”，于公

元25年6月称帝，国号汉；7月，赤眉军进军关中，立刘盆子为帝，9月攻破长安，刘玄政权亡。

统一全国。公元26年，秀派邓禹、冯异与赤眉作战，逼迫刘盆子率百万之众请降。解决了卧榻之侧的赤眉主力，又先后讨伐刘永，定河北，灭掉朝秦暮楚的隗嚣，夷平得陇望蜀的公孙述，于公元37年统一中国。

二、刘秀“光武中兴”的主要政策

史称刘秀统治期间为“光武中兴”，主要归功其统治政策创新。总体而言，刘秀统一政权的重建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释兵权，设台阁。光武对功臣贵戚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但摘除其军政大权。此外，刘秀虚设三公之位，将权柄下移，将行政大权归之于尚书台。所有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

第二，精机构，裁冗员。公元30年，刘秀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地方防务改由职业军队担任。

第三，尊孔儒，倡气节。刘秀继承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封孔子后裔为褒成侯，表示尊孔崇儒。对王莽禅汉时隐居名士加以表彰、礼聘，以表扬其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社会风气。

第四，修生息，薄税负。长期的战乱对东汉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秀采取了系列修生养息的政策，包括：首先，释放奴婢、刑徒。在重建政权中，刘秀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其次，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后汉书·循吏传》对之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再次，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最后，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公元39年，刘秀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由于度田制引起各地豪强大姓反抗，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刘秀只得不了了之。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80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三、刘秀成功的主要原因探析

首先，动荡时局给予刘秀建功立业的机遇。王莽新政失策，加之黄河天灾等因素，使民不聊生，民聚众起义，合众击莽，成事后又喜拥兵自重，骄奢淫逸，割据称王，难掩农民起义之弊，这不仅给刘秀发展壮大以时间和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为刘秀创造了分而击之，重构版图的机会。

其次，合理施政使刘秀获得了民众支持。在军事上，刘秀喜政治、军事手段并用，恩威并施，以实现目的。如公元23年，

刘秀北上河北，兵微将寡，但其“所到郡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宦属，下至佐吏，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很快赢取人心，地豪相继率兵来投，“乐附者至有数万人”。在经济上，自刘秀称帝至平定各地割据势力，历时10余年，期间，刘秀军事经济并重，遵循“边作战、边建设”的方针。采取从驱民归农等手段，繁荣经济。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实现了政通人和，修生养息，民众拥之。

再次，卓越的军事指挥和军队管理才能。刘秀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也极具军事天赋。其一生历经百战，败者寥寥。在战略上，刘秀善于审时度势，确定战略任务，如刘縯被杀后，他托人说项，让刘玄派他“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为其建立自己军队提供了基础；善于统筹诸役，综观全局，如在平定割据群雄的战争中，他在集中主力攻伐刘永的同时，即考虑部署解决绿林、赤眉军的问题，命邓禹乘赤眉与延岑激战之机，乘虚西入长安。之后，又预划平定关中后西取陇蜀的战争，采取政治分化，拉陇制蜀，等等。在军队管理上，史称其“官属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能“严明军纪、赏罚严明、善抚将士、用将惟贤”。

最后，刚柔并济、勤勉不息的个性魅力也助其功成名就。刘秀曾大笑着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之”。其性格“以柔为主，刚柔相济”。“柔性”如当长兄刘縯惨死在刘玄的刀下时，善于韬光养晦的刘秀，靠“柔术”得以求全；“刚性”如冯异出征关中，

刘秀戒之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定河北，招降铜马三十万众；取洛阳，降纳杀兄仇人朱氏且封以高官等。而在勤勉方面，刘秀在位32年，晨即起、临朝处理朝政，至日暮，入夜还秉烛诵读，直到更阑夜深。太子曾劝说道：“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生之福，愿颐养精神，优游自宁。”刘秀微笑说道；“吾自乐此不疲！”《后汉书》作者范晔评说道：“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刘秀一统天下，政通人和，使阶级矛盾开始缓和，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民众安居乐业，本来易动而难静的社会秩序“不十年而天下晏然”（《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全国呈现出一派新气象，这就是后世史家称誉为“光武明章之治”的初期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