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资料

从本质上讲，法治是现在民主人权时代有关政治和法制建设的一种综合性的价值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基本的行动原则和其实现过程和结果。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与人治针锋相对的，她意味着在国家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以规制公共统治为重心，以保障和促进全体国民的民主权利和个人尊严为归宿。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需处理我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和形成结论的思想认识的活动和过程。

含义: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

特征: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人权保障;正当程序。

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式主要包括权利义务相统一、重证据、讲程序。

(1)权利义务相统一

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是公民就具有的基本法律修养，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相互贯通，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要培养社会主义法律思维，必须要培养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律思维方式。

(2)重证据

证据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在诉讼程序中是凭借证据来认定相应事实的，并以此作为适用法律的根据，这就是重证据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培养证据意识，注意保存和搜集证据。

(3)讲程序

法律程序是人们进行法律行为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或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因此，讲程序是法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法治思维的主要内涵

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但何谓法治？法治有哪些主要内涵？

相对人治而言的法治，《现代汉语词典》释为“指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以法为准则，统治人民，处理国事；指根据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十八大报告所说的法治，当然是指后者，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管理“五位一体”。人民是法治的主体，“五位一体”是治理的客体。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把握这些基本内涵：

法律至上。指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显然这规矩就是规则，按规则来规范国家的行为，规范公民的行为。规则治理与民主治理相辅相成。法治本身也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反映民众期望，符合民众利益，体现了共同信念，共同理想，故法治应当受到尊重遵从。国家行为和公民行为都应在法治框架下进行，法不阿贵，法不阿权，法律是平衡器。无论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还是社团组织、中介机构和公民个人在做决策、解决问题时，都要遵从法律、依法办事，如违反法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科学立法。指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

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换言之，立法机关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必须由法律进行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并形成法律规范的活动。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立法，体现良法之治。只有良法之治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效力。

严格执法。它包含权由法定，权责相等，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说细一点，无权不执法，标准要一样，不能放松，不能走样，要严厉，要公平，要公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凭好恶执法，不凭关系执法，不凭人情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随意执法，则会秩序混乱，就等于人治。

公正司法，或称司法公正。“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不付诸于实践，即使写在纸上，也形同虚设。公正司法指弘扬法治，惩恶扬善，匡正压邪，要公开，要公平，要公正，无罪推定，罪由法定，罪行相当，公正裁判，禁止刑讯逼供这些现代法治原则，也是公正司法的重要标志。当然公正司法，还靠独立司法做支撑。司法不公永远是司法腐败之源。

保障人权。以人为本，保护人权，实则是保障公民个人人权，规范公权，有效防止政府的侵害。人权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与平等相统一。这人权有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之分。前者指公民的生命、人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通信、宗教等诸方面的自由与平等权；后者指种族平等权，民族平等权、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法治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重要内容，才能成为法治国家与非法国家的重要标志。

全民守法。守法是全民的责任，也是全民的福祉。全民守法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守法是应尽的义务，是维权的有力保证。维权是权利的使用，但维权必须依法进行。非法维权不受法律保护。全民守法是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理的必然要求，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意义重大。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包括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平等的经济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劳动休息权、男女平等权、违法平等地受到追究，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当然，像法律未许可，国家机关不可行；法律未禁止，个人有权去做，这也是平等的。法治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最起码的法治内涵。(陈鱼乐。

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

所谓“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法治思维首先表现为根据法律来进行思维。如果说，政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利与弊的权衡，经济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道德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善与恶的评价，那么，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则在于依据法律来进行合法与非法的预判，即把合法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行使国家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都应始终关注五个方面的内容，即目的是否合法、权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合法、手段是否合法以及程序是否合法。其次，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法治思维方式应当具有优先的位次，意味着包括治国者在内的一切人都应首先按照法律的指引来行动和思考。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言，即使它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在经济上是有收益的、在道德上是善的，只要它不具备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将其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可以说，法治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依法治国和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法治思维的培育，不仅是观念养成，而且需要实践制度的保障。法治理念是培育法治思维

的基础和前提。法治理念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必然性要求之中，它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在法治国家里，法治思维的主要特征就是要用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去思考和评判一切涉法性社会争议问题。法律至上体现了对法律的信仰。卢梭说：“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对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任何社会都不能迈进法治社会的门槛。建设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中内在素质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素质的桥梁。法治思维的培育和确立，离不开良好法治环境的保障。法治环境包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理性文化等各种要素以及法律运行环境。法治环境与法治思维是辩证的和互动的关系。法治思维增强了，自然会改善法治环境，而法治环境改善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促进公权力执掌者的法治思维。这正是法治的良性循环。但现实社会中，由于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民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一言堂做法、家长制派头、官本位思想等人治的阴影和残余依然挥之不去，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和权钱交易等不良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法行为得不到追究，这不仅亵渎了法律的尊严，而且也对法律信仰和法治思维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调查显示，不少领导干部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不足，因而对于法律往往是“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遇到问题干脆不要”，依然固守“领导的看法是最大的法”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念。改善法治环境，就要从胡锦涛同志2011 年3 月2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的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四个“更加注重”着手，即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更加注重行政执法和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更加注重行政监督和问责，更加注重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建立起良好法治环境，才有助于领导干部在实践工作中形成和运用法治思维。培育法治思维，必须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任用机制，将法治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现行政绩考核体系多重视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诸方面，唯独缺少法治考核标准的指引。各级政府和官员为了谋求政绩，考虑较多的是经济指标的增长，缺少对法治建设的关注。更严重的是，法治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不少领导干部认为在现行体制、机制和制度下强调法治思维，本地区、本部门就会吃亏。一部分不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企业屡封不闭、屡关不停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的违法行政。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财政收入，对野蛮暴力拆迁视而不见，土地违法屡禁不止，引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究其内在根源，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对领导干部的评价激励机制密切相关。衡量各项工作的优劣、成败都是围绕着各种硬性的、具体的发展指标、任务，很少审视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及其所领导的地区、部门的法治生态和法治环境。今后，应探讨建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法治内在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只有综合法治、经济、人文、社会、环境等多个指标的评价体系，才能成为一个科学、完善的政绩评价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只有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才能促使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

什么是法治思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在此之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对概念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强调要在实际工作中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如何从学理上阐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治思维

何为法治思维？简言之，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因此，法治思维需以法治概念为前设。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至今，于法治概念之认知尽管不完全一致，但对其核心内涵包括精神、实体、形式等层面诸要件已经有基本共识存在。就中国当下而言，经过30多年砥砺耕耘，在法治概念上的初步共识也已基本具备。这是之所以提出法治思维命题的前提。

法治思维是一个文化范畴。广义的法治文化包含了精神、制度乃至物质等不同方面，而法治思维则属于精神方面的文化要素。法治文化的精神方面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这是最低最基本的层面。全社会成员都应当具备相应的法治意识、观念，才能够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既要有权利意识，又要有自觉遵守法律的义务观念；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除了相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则要有法治的权力观，以及带头守法、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的职责意识。二是法治思维和理念的层面，表现在法治意识和观念上升到思维、理念的层面，对制度建构和具体实践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动作用。三是法治的价值与态度层面，表现在人们的内心价值观和态度上对于法治的内在认同和尊崇，直至法治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层面。由此可见，法治思维是在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运用法治思维则是对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出的更高层面的要求。

法治思维与学术界常讲的法律思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都是根据法律的思考，以法律规范为逻辑基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二。其一在于法治思维蕴含着价值意义上的思考判断，即在法律思维中必须贯穿以人为本或者人权的基本价值标准。二是法律思维往往更侧重于强调一种职业化的思维方式，为法律职业者所掌握运用，而法治思维更侧重于强调一种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是为执政者或者公权力的执掌者掌握运用的思维方式。所以，与法治思维所对立的是人治思维、特权思维，后者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上，视法律为虚有之物。

法治思维在不同问题和领域的运用包含了不同的层次。概括而言，法治思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认知判断层次，即运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进行认识并得出初步判断的层次。人们可以根据法律对社会中的一些行为或现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断，例如饮酒驾车是违法行为。这种层次的法治思维，是普通社会成员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备的。

二是逻辑推理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规范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并得出结论乃至解决办法的层次。法律职业者的思维多为这一层次。这一层次的思维是以通过法律解决个案为主要特征。

三是综合决策层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认知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性衡量，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法治思维更多地体现在这一层次上。

四是建构制度层次，即在前面三个层次的思维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从而能够通过建构或改革法律制度对更宏观的问题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最高层次的法治思维，也是高层级的领导干部所应当具备的。因此，考察法治思维能力的高低，应当按照对象和主体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标准。

“法治思维”首次写入报告

本报记者刘世昕付雁南《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12日01 版）今天下午，一个小时之内，十八大代表、律师佟丽华一口气回答了10多家境内外媒体提出的几十个问题。

提问涉及十八大报告中多处关于法治内容的表述。佟丽华感叹，媒体把十八大报告中与法治相关的字眼抠了又抠，熟悉程度不亚于他这个法律工作者。

佟丽华是大会新闻中心计划外临时安排的第一位接受集体采访的基层代表。从大会开幕当天起，就不断有媒体向新闻中心提出申请，要求采访佟丽华。佟丽华说，与其说媒体关注他，不如说是媒体关注中国的法治进程。

一些法学家研究了过去几届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法治的表述：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而十八大报告的提法更进一步，不仅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佟丽华说，法治成为治国理政方式的新提法，意味着执政者要时刻用法律标尺来考量自己的行为。报告中对此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述，比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也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要求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执政。

佟丽华所理解的法治，就是要让权力受到约束。他说，“法治思维”的提出是对领导干部更高的要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会场外，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对“法治思维”的概念体会颇深。近年来，他不仅撰写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论文，而且经常被一些地方官员请去讲课，主题就是用“法治思维”来统领改革、发展，化解矛盾。

在姜明安看来，不管是平时他关于“法治思维与改革发展”的讲座受到地方官员的热捧，还是此次这一理念被写进十八大报告，都是因为，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有法可依；此外，在当前的发展中，确实还有一些社会矛盾亟待化解，而最优的解决之道，就是执政者要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

还有一个背景，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这个文件发布之后，湖南等地还以党委和人大的决议形式将这一要求，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扩大适用到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和党的干部。

姜明安说，此次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也是基于前期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在与许多领导干部接触过程中，姜明安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法治思维？他的回答是，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权限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手段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如在行为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法律的地方，应及时主动纠偏。

领导干部如何学会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各种文件还没有给出答案。姜明安建议，第一步要加强对领导法治观念的培训，内容可包括依法治国、公平正义、执政为民、权力制约等。另外，还可以在干部的考评中设立“依法执政”的指标，用法治的标准来规范官员的执政行为

不仅是媒体记者关注依法治国的话题，佟丽华说，在几天来的讨论中，报告中关于法治的论述也是代表们关心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报告里用了一整个段落来论述依法治国。

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佟丽华认为，首先，应更加注重科学立法，要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变为可操作的法律、制度；其次，领导干部要带头模范遵守法律。

当记者问起，佟丽华代表为参加此次会议都做了哪些准备时，他告诉记者，几个月前当得知自己被选为十八大代表之后，他就专门进行了调研，撰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加强依法治国的建议，在会议期间他已向有关部门提交。

佟丽华记得，在11月8日当胡锦涛同志做报告时念道：“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务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佟丽华说，掌声既是代表们的肯定，也是鼓励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