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日征文范文合集六篇

档案日征文范文合集六篇

【篇一】

新一轮的国家机构改革已经全面铺开，在机构改革中，很多涉改单位的档案需要移交到同级综合档案馆。在档案移交进馆工作中，笔者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5个方面的工作。

干预要早。档案移交进馆前的收集整理工作应走在机构改革前面，这样才能确保单位档案在机构改革中不散失、不损毁、不泄密。一方面，涉改单位档案移交进馆必须符合档案馆的进馆要求。各单位档案工作基础不尽相同，基础不好的单位在移交工作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对档案进行一次系统规范的整理。而机构改革节奏快、时限性强，改革方案一经宣布，涉改人员需要快速到位，迅速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将无暇顾及原单位档案的善后工作。另一方面，有的单位由于日常管理不善，一些自身形成的具有长久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不能及时归档，分散保存在个人手中，这些文件材料如不能赶在人员分流之前收集归档，在机构改革中由于工作人员档案意识不强、时间仓促，有可能会被带走或销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为此，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及早干预，并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把涉改单位档案移交工作作为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明确涉改单位档案工作主要负责人、分管责任人和具体责任人的职责，提要求、压任务、勤督促、多指导，做好档案移交的业务保障工作。涉改单位应及早部署，明确工作任务，限定完成时间，督促责任人有始有终地做好档案移交工作。

材料要全。首先，档案门类要全。要着眼于涉改单位除人事档案之外的其他各门类档案，包括该单位的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会计档案、声像档案、专业档案、电子档案、实物档案等。其次，各门类档案的文件材料要全。对于一些工作基础差、原有的文件材料就不齐全的单位，要以此次机构改革为契机，组织本机关各部门集中清理积存材料，再进行一次全面收集；重点收集一些由各科室保存的未及时归档的文件材料、照片及各种专业档案等，例如，单位办公会议记录往往由办公室主任保管，干部花名册、人事统计报表等人事方面的材料由负责人事工作的人员保管，而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往往存有大量的照片、声像等资料，这些文件材料都是单位在工作中形成的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都属于归档范围。再次，文件材料的组件要全，如单位的发文，应该包括正稿、签批单和底稿等。

质量要高。档案移交进馆之前，要对需移交的所有档案按照相应的标准和进馆要求进行一次系统整理。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整理不规范、保管期限划定不准确的，该拆卷的拆卷，该调整的调整；对档号的编制是否规范，案卷的装订是否规整，备考表的项目是否填写齐全，档案装具的质量是否符合长期保管的要求，检索工具是否完备，声像档案和实物档案的背景、人物、来源等信息是否著录详尽、准确等都要不厌其烦地进行检查；对于传统载体的档案要制作数字化复制件后一并移交进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移交档案的密级变更或解除工作，并提出划控与开放意见。移交档案的同时，还需移交档案的分类方案、整理工作说明、本单位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

表等整理类材料，全宗介绍、组织机构沿革、大事记等说明全宗背景的文件材料，以及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工作情况、电子档案创建及数据格式说明等材料。

把关要紧。档案馆要把好接收关口，切不可降低标准要求。档案馆在接收工作中发现文件材料不齐全的情况要督促移交单位再收集、再整理，实在无法收集齐全的要对缺损部分作出详细的说明；对案卷质量存在的问题要提出整改要求，限期整改；对分类方案、全宗介绍等文件材料编写不全面、不准确的要提出修改意见；对接收进馆的档案要逐卷、逐件进行清点核对，还要检查每一件档案的纸质原件、数字化复制件及档案目录三者是否一致；要在涉改单位移交的档案做到分类科学、保管期限鉴定准确、档号编制有序、案卷整理规范，完全符合进馆要求的情况下办理交接手续。

查处要严。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关于在地方机构改革中加强档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改革涉及的部门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周密部署实施，严防档案流失和失泄密问题发生，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带走、留存、转移、销毁档案，造成档案损失的，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涉改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意见》精神，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对于在机构改革中不按规定移交档案的，或因管理不善造成档案损毁和泄密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篇二】

所谓“新媒体”，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传递信息的新媒体形态。区别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这4大传统媒体，新媒体被称为“第五媒体”，也可以认为“新媒体”就是“数字化媒体”。目前在社会上接受和应用程度较高的新媒体主要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算法发展起来的社交网络媒体。用户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将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和其他便携式装备等移动终端将彼此连接起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海量用户之间的信息无缝交流传播。目前应用最广的新媒体包括网站、手机APP、微信、微博等。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展览工作的创新发展，也为档案馆更好地服务公众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路径。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通过已开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借助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档案馆，走近明清档案。新媒体的应用为公众获取档案资料、了解档案信息、研究档案内容提供了更多便捷的方式，使得参观网上档案展览、扫描二维码读取展品简介成为一种趋势，较大地促进了档案部门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实践和研究认为，在明清档案展览工作中借助新媒体技术，可以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向公众推介展览和发布信息

档案馆举办档案展览和相关文化活动可以通过新媒体进行发布，展览附加的档案信息、历史背景、史学知识也可以通过新媒体进行普及。在宣传展览内容方面，不局限于文字的宣传方式，可以充分利用

音频和视频等形象生动地发布展览信息。比如，通过360度全景展示，引领用户走进展览空间，探索舆图内呈现的山川、河流、岛屿和海洋。还可以将馆藏精品上传到网上展厅，公众在线浏览点击后，激发其走进档案馆参观实体档案的欲望。另外，口碑式传播以及网络大V的粉丝效应也将吸引部分目标群体走进档案馆观看展览。

随时随地与公众互动交流

借助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可以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媒体上搭建起展览机构与公众互动交流的平台。通过发起话题讨论，可以吸引大量网友参与，及时掌握观众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展览的期待，通过社交媒体互动，也能更方便、及时地了解公众参观后的感受和评价反馈，从而加强策展人员与观众的互动交流，并针对观众需求及时调整展示内容和方式，提高档案馆为公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塑造档案馆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在观展中发挥移动终端的导览作用

对于一般观众而言，明清档案的形成、流转、内容与产生背景往往比较专业，不在其知识体系内，因此，档案馆在设计展览时可以根据展览线路，开发手机导览应用，包含图片、文字、影像等多媒体资料，设置参观预约、展厅导览、展品讲解、档案图片高清展示、即时互动交流等功能。观众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客户端、用手机扫描展牌二维码等方式，在线获取相关展品的信息，在参观展览的同时，浏览、收藏、转发档案信息。尤其对于年轻观众而言，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意愿，更加个性化且便捷地参观展览，获得更加愉悦的观展体验。

通过虚拟技术拓展档案内涵

以纸张为载体、以阅读文字方式进行传播，是明清档案展览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方式使明清档案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的生动展示受到局限，观众容易在参观过程中产生疲劳，无法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虽然手机导览的应用可以使观众更加自由地选择感兴趣的功能与模块，但是对于档案内涵的揭示与挖掘，仍需继续延伸扩展。只有充分调动起观众的兴趣，才能使其在愉悦的体验中产生求知欲，接受信息，加深记忆，转化为个人的知识储备。因此，我们可以引进实景在线技术，在网站推出3D虚拟档案馆，让用户通过点击鼠标与展品进行零距离接触；也可以运用增强现实技术，虚拟重构档案产生的时代和场景；还可以通过检索习惯和数据分析，为用户推送相关的档案研究成果。

加强互动沟通

举办在线交流活动

档案馆可以通过线上调查、互动评选、微信点赞等活动来收集公众对档案展览的看法，了解公众的需求，从而更有针对性、更及时地完善相关服务。展览主办方还可以开发虚拟游戏，利用奏折、舆图等历史档案，开发拼图、猜字游戏等趣味环节引导学生群体积极参与，寓教于乐。公众可以通过点赞或网络投票等方式评选“镇馆之宝”和“我最想看到的明清档案珍品”，举办“最专注的参观者”“我的族谱故事”等征文评选活动。

举办明清档案展览是明清档案收藏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是档案馆工作与时俱进地开展社会服务的一种具体方式。我国明清档案展览工作的提升空间还很大，目前，在策展流程、展览形式、观众解构、媒体宣传、新技术运用等方面，仍有待加强。这就要求明清档案收藏机构不断总结展览经验，改进办展方式，创新展览服务，建立起完善的展陈服务工作体系。当前，在提升明清档案展览工作水平和推动档案研究利用工作发展中，必须在努力提高策展水平、扩展档案展览深度和广度的同时，积极促进新技术在展览中的应用，从而扩大展览的受众群体，吸引更多公众前来观展。

【篇三】

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尤其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以全新的信息生态深刻改变了社会面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唯有应变，方能不变。积极拥抱新兴信息技术是历史大势也是发展之要。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新兴信息技术被运用于档案管理实践中。比如，安徽省档案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档案智能划控和历史档案光学字符识别；英国国家档案馆与萨里大学、开放数据研究所合作推出一个区块链项目，探索了区块链技术在档案行业的垂直应用；基于云计算，依托物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上海静安区档案馆实现了智能档案库房管理，持续推进智慧档案馆建设。总体而言，新兴信息技术正在驱动档案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唯有冷静，方能应变。在高唱技术赞歌的同时，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各种新兴信息技术及其应用实践。在积极拥抱新兴信息技术的同时，有必要冷静思考和审视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档案工作的风险，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冷静审思

一是新兴信息技术应用的“超前不适”。新兴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推动了档案工作的发展。得益于网络通信技术的深入发展，电子文件管理成为可能，单轨制愿景渐行渐近。与此同时，得益于数据库技术的日臻成熟，数字档案馆建设走向纵深，“收管存用”更为科学，传统文件管理向内容管理和知识管理转变，借助知识库技术，档案不再是“沉睡”的记录，档案中所包含的巨大信息价值使其成为机构内部控制和开展业务活动的宝贵信息资源。与此同时，相关技术的应用总是与档案工作的特定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高度适应的。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电子文件数量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传统的纸质文件实体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应档案工作的实际要求。同时，人们对信息资源管理的认知不断加深，知识管理成为重要的管理命题，基于档案工作实现知识管理也成为众多机构的实践选择。因此，近年来不断涌现出来并极速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与现阶段档案工作的适应性应

当是技术应用前的必要考量因素。一方面，因为各种复杂原因，我国档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采取传统的“后文件”管理，即对非现行和半现行文件开展收集、鉴定、归档、分类、编目、著录等一系列活动。当前我国档案工作侧重“文件级”管理的特征仍然十分显著。究

其原因为：其一，在重保管背景下，档案机构仍然倚重各类整理、保管技术，而当前各类新兴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统计分析，如描述用户分析、文件流转、档案统计、数据挖掘等。因而，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空间“打了折扣”，档案机构恐难有强大的内在动力直接推动相关技术应用。其二，在当下档案工作中，对各类文档的管理大多处在文件级，即按件进行管理，尚未深入到全文级内容层面。当下的新兴信息技术大都是数据导向的，基于数据层面深入挖掘文本信息，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尚与此存在差距。新兴信息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档案工作数据化全景在现阶段还难以完全实现。档案机构为引入各类新兴信息技术往往耗费巨大，但如果不考虑现阶段档案工作的实际水平和真实技术需求则会让技术应用成为“空中楼阁”，客观上导致技术资源的闲置，对财力、人力等宝贵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二是新兴信息技术安全损失的“不可逆性”。即使部署了技术系统，也不意味着就真正实现了可持续的技术应用，必须时刻关注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风险问题。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在最近10年才真正得以快速发展和实现商业化应用。换言之，新兴信息技术相较网络通信、数据库等技术，其成熟度显然还不够，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近年来频频爆出大数据侵犯个人隐私、云计算的安全漏洞等突出问题。例如，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风险既有因技术特征和自身机制带来的安全风险、稳定性和应用效果尚未得到有效验证而带来的问题，又有该技术极为依赖网络节点、带宽资源等软硬件的附加风险，以及用户不当行为导致记录无法寻回的使用风险，网络空间的复杂性则无疑

更增加了上述安全风险。作为原始记录，档案具有唯一性，安全事故给档案造成的损失具有不可逆性。得益于坚实的网络信息技术基础，美国政府无疑拥有强大的信息安全防御能力。但近年来也频频爆出核安全局、退伍军人事务部等联邦机构核心数据被盗取的事件，造成极为严重的个人信息泄露乃至国家安全危险。再如，大数据技术在科学分析的信度和效度上存在问题，“谷歌流感趋势”近年来多次误报、错报即是例证。单纯利用大数据分析、独立解决未知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档案工作中的应用而言，大数据分析只能作为档案编研等工作的补充而非替代手段。

三是新兴信息技术的“工具本质”。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无疑将对档案工作产生一系列深刻变革，比如，大数据精准勾勒文件运行轨迹，让权责更为清晰；区块链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可信建置，档案真实性更有保障。单纯依靠技术就能实现深刻的业务变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档案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多种多样的工作实践中，先进的技术永远只是工具，档案工作涉及思想理念、法规制度、业务流程、人力资源等，技术背后的管理活动和社会环境才是档案工作的核心运作逻辑。大数据信息流，大数据只是“形”，核心仍是背后的业务活动；区块链信任链，区块链只是“面”，关键仍是链条之下的信用体系。区块链技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记录的真实性，但只依靠区块链技术还很难确保记录的可靠性。因此，借助信息技术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加以思考。除了进一步优化完善技术本身之外，更为关键的工作是从管理视角和社会视角审视，如何

促成技术应用、如何高效安全地实现技术应用预期目标——建设更为稳定、可靠的终端基础设施（如数字档案馆），制定技术应用合规管理标准协议等（如出台有针对性的行业标准规范），培养能熟练运用复杂技术的专业人才队伍，构建基于档案流的畅通业务流。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技术的发展演变与应用实践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全社会积极拥抱科技、踊跃投身科创的意识基础是新兴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前提，同时技术应用也必须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积极应对

新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技术热潮席卷包括档案工作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各类新兴信息技术给生产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档案工作应该积极拥抱新变化，在实际业务中应用新兴信息技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到新兴信息技术的“超前”“威胁”和“表象”，不能将新兴信息技术视为“万能神药”，不能不考虑当前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而一味追求最新技术潮流，不能盲目上马技术系统而不考虑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不能妄想依托技术应用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而忽视深层次的管理活动和社会背景。档案工作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档案机构的管理体制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局馆分开”“政事分离”等对档案部门提出了新要求。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档案工作在顺应信息化潮流，积极应用现代技术的同时，更要清醒认知自身发展水平和技术

需求，全面掌握相关技术发展及应用情况，科学分析、统筹谋划、审慎部署，在合适时机应用适当的技术，有效推进档案工作向前发展。

一是全面评估当前档案工作实际情况与新兴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的策应程度。“战略一致性”模型指出，信息技术必须与组织的整体运营情况相适应，才能形成组织内有效的策应性，推动业务活动。档案机构在应用相关新兴信息技术前，必须了解掌握机构的实际工作情况，特别是要了解技术应用的需求、技术应用的已有基础等，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之上，选择适用的信息技术助力档案工作。

二是着力构建档案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框架。通过多年努力，档案实体安全问题已基本得到有效保障，但在数字时代，档案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要确保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中不出安全问题，必须做到以成熟的技术基础和成熟的应用环境搭建更为稳固的档案信

息安全风险管理框架，而非不顾技术成熟度盲目引进最新技术，“最快应用”的同时可能会带来“最新问题”；在档案机构内部，要构建更为成熟的技术环境，从原有技术系统的升级改造到技术人员的培训教育，再到开发更符合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和特殊需求的辅助工具，为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筑牢防火墙。

三是积极培育“技术、管理、社会”的实践生态。档案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在技术浪潮的推动下，档案管理需要积极应用各类新兴信息技术，因此必须从管理活动和社会背景入手，实现“技术、管理、社会”三维联动，构建完善、有机的实践生态。要科学认识信息化、网络化是历史大势和时代必然的事实。在我国加快推进信息化、

建设网络强国的过程中，档案机构不能缺位，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拥抱新兴信息技术，实现档案管理由数字化向数据化的历史转变，推动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国计民生。要建立健全新兴信息技术应用的管理格局，聚焦体制机制、关注标准规范、着眼业务活动、梳理应用场景，从中观管理维度出发，保障技术应用的落地和预期应用效果的实现。

在技术热潮下，我们更要保有一份冷静的思考。技术，特别是各类新兴信息技术绝对不是万能的，既有与当前档案工作实际的“不适”，又有技术相对不成熟所带来的安全风险，还有技术的工具属性所决定的其效用的非独立性。因此，在档案工作中应用各类信息技术的整体态度应是乐观且审慎的——乐观其在档案工作中应用的美好愿景，审慎其在档案工作中应用的具体实现。

【篇四】

档案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可以发挥文化贮存、文化传播、文化积淀、文化增值、文化教育等功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特殊范畴，是保护公民文化权利、促进公民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向度。

（一）提升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是保护公民文化权利的内在要求文化权利是一项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保护公民文化权利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对公民文化权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强调，明确了公民所享有的文化权利的基本范畴。我

国《宪法》第二条明确赋予了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第四十七条在阐述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时，特别规定了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此外，为进一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配套的法规意见，例如《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等。因此，要加快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而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让人民的文化生活更丰富、文化获得感更强烈。

作为保存记录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取的经验、数据、事实、成果、智慧原载体的机构，档案馆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历史使命，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首先，档案馆是文化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档案馆工作通则》明确界定档案馆为“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档案机构隶属于本国文化部，如法国国家档案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等。其次，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既是对文化事业单位的本质要求，也是文化事业单位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具有“积累、保存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功能，传播、延续人类档案文化信息的功能，创造新的文化财富、繁荣社会文化事业的功能，

以及培养人才的特殊场所功能等。”由此可见，档案馆的文化功能决定其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二）提升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是促进公民文化认同的迫切需要没有公民对文化的认同，民族和国家将失去信仰之基、力量之源。然而，伴随着信息时代的网络变革，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加强，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愈趋频繁，文化的多元、多样、多变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这些都对增进民族和国家文化认同提出了新挑战。文化霸权主义导致某些西方文化被人为地赋予一种普世性价值，而另一些文化则被视为落后文化、腐朽文化。这事实上是故意对某些弱势文化的歪曲、歧视和压迫。因此，面对全球化语境中日益加深的文化认同危机及个体对于文化认同的种

种缺失，民族复兴与国家强大迫切需要提高公民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群体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在过去大多数时间内，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因此，建构文化认同如果忽略文化记忆的真实性、多样性和鲜活性，文化认同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些国家的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能否借助于传统的、文化认同群体外部的媒介和资料，如思想家们的著述、档案和纪录片、纪念碑和纪念馆等，助推文化认同实现的问题。换言之，文化认同的生成不仅是一个抽象化、概念化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体化、形象

化的实践问题，其更多有赖于通过发挥文化记忆的承载和传承功能来实现文化认同。

档案馆的记忆功能决定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对于促进公民文化

认同具有重要的催化和强化作用。档案馆所收藏的各类档案是与民族群体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需求息息相关的，是其发展历程和文化特性的典型代表，是该民族群体在特定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中独具创造力的标识。它将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与民族气节记录沉淀下来，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精神内核与理性提炼。通过档案馆里的各种文件资料和文化物件能帮助公民建构一个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传承与超越交相辉映的鲜活历史生成过程，从而加深人们对文化生成的认知和理解，为人们增进对群体文化的认同提供信息和情感支持。因此，促进公民文化认同自然离不开生动、直观、深厚的珍贵档案及由此唤起的文化记忆。此外，公民从档案中还能进一步透视新时代文化认同的“历史线索和现实依据，获得心灵深处同其所同、异其所异，纵有源流、横有所属的信息基础”。这能进一步确保公民在历史延续中保有对文化认同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而不被中断。总之，从某种程度来说，文化认同是鲜活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原生性、历史性、真实性是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民文化认同的鲜明特质。

国际视野下西方国家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

当前我国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既要立足中国实际，也可合理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一）法国“政府主导”的服务政策

长久以来，在法国人的普遍观念中，国家一直被作为超越个人利益总和的集体利益的监护者和保障者。这种价值取向成为法国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中始终坚持国家责任的政治基础。在法国，档案作为国家的“书写遗产”，是国家遗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政府从法律、机构设置等方面为档案馆参与国家文化遗产活动和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一方面，法国政府将《档案法》纳入《遗产法典》，从法律层面将档案工作纳入国家遗产工作体系，使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对国家文化机构进行改革与调整，将“法国档案局”更名为“法国档案服务部”，与“建筑遗产

部”“博物馆部”共同组建了“法国文化部遗产司”。这一行政隶属关系的调整，改变了过去将涉及文化遗产工作的部门分开管理的状况，在减少行政机构设置的同时，实现了文化遗产“大保护”的管理理念，从而使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更加顺畅。由此可见，法国的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着政府主导的特征，这也符合法国作为“文化国家”的职责、身份与使命。

（二）美国“去中央化”的服务政策

美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采用“去中央化”管理模式，即形成一套自上而下、从政府到地方的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美国政府对于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不是“办”，也谈不上“管”，主要是引导扶持，相当于间接管理，即通过出台相应扶持政策，鼓励通过市场化途径获取资金，与此同时，档案馆所获财政支持与服务效果挂钩。美国在制定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时充分重视公民的信息权利、

文化权利，并以法条形式固定下来。美国在1966年颁布了《信息自

由法》，该法以“任何人皆可请求公开、公民有权知道”为原则，明确公共服务为档案馆核心职责，规定任何人均平等享有公共档案的信息权利和文化权利。这也为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此外，美国档案馆不完全依赖政府拨款，他们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寻求商业合作机会，拓宽资金来源，因此，服务工作不仅是美国档案馆的一项业务环节，更是检验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客观依据。总之，美国的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文化产业一样要接受市场的考验与选择，优胜劣汰。

（三）加拿大“跨界融合”的服务政策

加拿大开展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主要依托于“跨界融合”的组

织方式。一是将档案馆作为文献遗产机构单独设置，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大部分档案馆都是这种组织方式；二是将档案馆作为知识信息服务机构与图书馆合二为一，如加拿大国家档案和图书馆；三是将档案馆作为文化遗产的收藏机构与博物馆合二为一，如卑诗省的档案馆与博物馆合并，成立了皇家卑诗博物馆集团。不论哪种组织形式，加拿大的档案馆都承担着历史文化资源储存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任，在国家文化体系建设中占据相应地位。

（四）澳大利亚“走进民众”的服务政策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后现代和后殖民理念的深入，世界各

国档案机构开始关注到档案与权力、记忆、正义、认同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开始借助档案为普通公众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的集

体记忆，进而启动了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深刻转型”。澳大利亚则通过社群档案资源赋予边缘群体更多记录“自我”的权力，进而建立适合多重含义和叙述的记忆留存机制。因而，澳大利亚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在确保档案机构保留主流记忆的同时又不漏掉任何“声音”，不损害记忆的完整性，为全民营造了良好的档案文化氛围，从而在“公共档案资源包容社群记忆、社群记忆有机融入国家公共记忆”的良性互动环境中，切实解决了文化认同的危机。比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开展的“强制收集历史项目”包括协助参议院调查，提供证据帮助；建立社群档案网站，收集、分享社群档案；主办社群档案展览等。这些都体现了澳大利亚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不断融入社会、走进民众的转型。

文化权利和文化认同视域下我国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策

略

对于档案馆而言，公民文化权利和文化认同的实现，既有赖于公民档案意识的觉醒，也有赖于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责强化，因此，需要综合考量影响和制约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外部环境因素

与内部机制因素。

（一）外部环境因素

一是增强公民档案意识，彰显档案馆的文化力量。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文化的母资源。可以说，一个没有档案意识的公民，称不上现代公民；一个没有档案意识的民族，称不上伟大的民族。档案文化权利的实现与普及虽然离不开有关部门的推动，更有赖于公民自

身档案文化意识的觉醒。事实上，公众参与档案文化创造、档案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公民文化权利的体现，也是公民责任与义务的要求所在。而我国由于缺乏公民档案教育的传统，公民档案意识十分薄弱。因此，增强我国公民档案意识仅仅依靠公共档案馆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激励公众积极回应并主动参与。尤其在档案文化的创造、建设、保护和传承中，公众是最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群体，构建档案文化评价体系和指标，履行监督职能，这是实质意义上文化管理与文化服务的一种互动。

二是强化档案法治保障，确保档案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有法可依。制度和法治的不完善仍然是我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急需解决的瓶

颈问题。在此背景下，档案馆和公民须表达出对制度和法治的诉求。例如，我国《档案法》第三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这里只明确了公民有保护档案的义务，却没有提及公民有利用档案的权利。因此建议修订《档案法》时应予以完善。

三是明确档案馆职能定位，有效发挥档案馆的文化服务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电子档案急剧增加，大大促进了馆藏档案来源的多元化和档案馆服务的社会化。在此背景下，理顺档案局与档案馆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充分调动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激发档案工作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档案文化需要。

（二）内部机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