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读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09社会李岩 2009312091

1.对旧思想体系的挑战与整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斯·韦伯一系列宗教—经济论文集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1904 至1905 年，正是资本主义如日中天的成熟发展阶段，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欧）都沉醉在资本主义的辉煌中。许多思想家都试图探寻资本主义（这里指的是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成功的原因。而韦伯则独树一帜地从宗教的角度，第一次系统论证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

以往人们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主要归因于以下两种解释：

第一，经济发展：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因而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二，历史进化论（马克思的解释）：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因素。

以上这两种解释都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宏观社会环境的变迁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的。而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而这种精神特性是欧美所特有的。

韦伯在《新教伦理》的前言中指出，资本主义是自古即有而且极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只有西方世界赋予了资本主义以理性的意义，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西方独特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不仅源于经济与技术、政治与法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精神。然而，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特质，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特定的讲求方法的理性的一种生活样式”。韦伯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是由基督教新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尤其是加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和“天职观”。“上帝预选说”摈弃了天定受永死，而且教徒的这种状态是无法改变的。为了确定自己得到救赎，个人必须孜孜不倦地劳动，在现世“增加神的荣耀”（亦即“天职观”）。这种天职观，要求个人将此世的生涯完全理性化。而这种理性化，塑造了早期资本家的禁欲性格。这种禁欲的性格，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带来了勤俭、节制、孜孜不倦的市民阶级的企业家，以及即使工资低廉仍冷静、有良心、工作能力特强、坚信劳动乃为神所喜的人生目的的劳动者。这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可见，韦伯的解释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是迥然相异的。韦伯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地论述文化尤其是宗教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的思想家。正如《新教伦理》英文版序言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R.H.托尼所说的：在韦伯以前，没有人以他那丰富的学识和哲学眼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之间的联系进行考察。然而，也正是这种视角的独特性，使得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韦伯的宗教—经济思想自发表以来便遭到了多方批评。

在韦伯看来，上层建筑并不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依赖于经济基础。例如，韦伯认为，“天真的历史唯物论认为那种理念是作为经济状况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继而，韦伯指出：“在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要指出这点就够啦：无论如何，无可怀疑的，在富兰克林的出生地，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那儿的资本主义发展，因为早在1632 年，人们就已经开始抱怨信英格兰——相对于美国的

其他地区——擅于利得追求精算的特殊现象已经出现啦”。另外，韦伯在论文的注释中曾明确说明过这个问题，亦即：“我认为经济发展对于宗教思想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实具重大意义”，只不过，“那些宗教思想总之不可能从‘经济的’物事演绎出来。”这些宗教思想本身“纯然有自己的固有法则性与不可抗的力量”。也就是说，韦伯认为经济、政治的发展是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改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些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自身的因素才能改变。

其实，与其说韦伯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解释相冲突，不如说韦伯补充了马克思的解释。韦伯并不否认经济以及政治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作用，他反对的是仅仅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进行解释。韦伯在书中指出，“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观点脱身出来，亦即认为可以从经济的变革中推衍出宗教改革这个‘历史必然’结果”，另外，“纯粹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必须加入其中共同作用，才能使新创立的教会得以存续”。同时，韦伯反对简单地将“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完全归因于宗教改革，主张应当将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2.韦伯的论证

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亦可以理解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探讨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韦伯在本书中试图论证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对以职业观念为根本要素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着强有力的亲和性关系。

2.1从现象到问题

韦伯的论述从一种现象开始：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对这一事实，韦伯认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从历史的角度，认为宗教派别并非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可以部分理解为他们继承了较多物质财富；但这种解释还是不够的，它不能解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对教育态度的差异以及职业选择偏好的差异。这一现象应该并且只能解释为：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首肯的那种教育类型）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职业生涯。除了教育因素外，政治上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影响：当一个统治集团的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经济行为。具体谈到新教徒，韦伯发现：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少数或者是多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但天主教徒……却从未表现到这种程度。因此韦伯认为，必须在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中，来寻求对这一差异的主要解释。

至此，韦伯将分析转入了主题：宗教的特征应该是导致上述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推测：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等特性，和资本主义营利性活动似乎不一定完全互斥，反而彼此间有一种极其密切的关系。而资本主义事业精神和清冽的宗教虔诚心通常结合于同一群人，这种情形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新教历史上为众多新教会和教派所共有的。

这样韦伯引出了自己的目标：寻求称之为新教伦理与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二者之间的联系。附带，也能回答一开始提出的“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经济

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的赞成教会中的革命。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要的任务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核心的概念进行诠释。

2.2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历史概念，正因为就其内容而言他指的是一种由于其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才具有意味的现象，所以它不能按照“属加种差”的一般定义方法来定义。在分析之初，只能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一暂时性的描述。韦伯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48年在《给青年商人的忠告》中写下的句子，“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滋生繁衍性”，“影响信用的事，哪怕是十分琐屑也值得注意”。韦伯认为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并进一步概括出一种精神气质（也是一种规范）：个人视增加资本为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而违背规范不仅是愚蠢的表现，而且是忘记责任的表现。而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表现和结果。这刚好符合现代经济活动的“对天职负有责任”（或者说“职业义务”）思想，这也正是韦伯所指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本要素，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还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那么这种职业观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它和宗教改革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韦伯将分析转入了职业观的起源以及宗教改革所发挥的作用上。

2.3职业观的宗教基础

韦伯认为，“职业义务”的观念和“职业”的含义一样都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职业”的现代的意思应直接归功于路德，他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改造了“职业”这个词，使它具有了现代意义，从而和后来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挂上了钩。这样，译意和原意（上帝安排的任务）相结合，“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职业思想得以首次提出，并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路德的“天职观”在宣扬尽世俗义务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世俗内的职业劳动不再是“低下卑贱”的，而得到了宗教上的肯定。路德的后继者加尔文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

加尔文提出了“预定论”，其核心思想是：人类是为上帝存在的，而并非上帝为人类存在。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荣耀上帝；作为全能的创造者，上帝在宇宙万物拣选了一小部分“选民”，只有他们才获得拯救，这样的拣选是亘古以来就决定了的，任何人类的祈求手段改变不了上帝的旨意；我们只知道一部分人可以得救，其他人都被定了罪，无法获得永生，至于哪些人是选民，上帝也不透露，而要以人类的有限去揣测上帝的无限，既不可能，又是一种“僭越”。结果唯有信徒自己坚信是“选民”的一分子，并且终身以所有作为来“荣耀上帝”，成为上帝的“工具”，他们的信仰才是“有效的”信仰，若有一丝丝的自我怀疑，或在行为上偏离了选民应有的德性，那恰好证明他不够“资格”得救。韦伯指出，这实际上恰与“天助自助者”相暗合。

在这里，韦伯实际上已经涉足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教义与“职业观念”之间联系的讨论，正如他在书中精辟地指出：“禁欲主义已经走出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大门‘砰’的关上，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

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既不是属于尘世的，也不是为尘世的。”接下来，韦伯将集中论述以禁欲主义为代表的新教伦理与以“职业观念”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2.4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主要是以17世纪清教神学家巴克斯特的观点为代表，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表现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关系，也即禁欲主义通过作用于日常的经济活动，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

韦伯从巴克斯特那里，归纳了基督新教伦理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过的角色：第一，清教徒不只是正面的赞美劳动，他亦要求以一种有规律、有方法的态度来从事职业工作；第二，清教徒不反对同时操持多种职业，甚至不反对世俗职业的更换，前提是“必须更能令上帝欢欣”，具体的标准是他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标准是私人获利的程度；第三，清教徒推崇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逐渐明了，韦伯进一步指出：基督新教伦理的禁欲精神，配合着当时的诸多条件，曾经有利的抑制住中产阶级的消费，尤其是奢侈浪费。一方面，清教徒不能自由的挥霍他们累积的财富，另一方面，禁欲主义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这样，获利的冲动不仅合法化了，而且直接就是上帝的意愿，因此破除了种种束缚营利的枷锁。消费的限制与获利的自由的结合必然导致资本的原始积累；禁欲主义鼓励一种“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职业劳动”，并作为最高的禁欲手段，这对于由资本主义精神所主导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发挥了“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

至此，韦伯完成了他的整个论述，最终的结论显而易见：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对以职业观念为根本要素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着强有力的亲和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