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2016年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山东沂水纪王崮g ù

春秋墓葬、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 2015年

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内蒙古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以及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2014年

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河南郑州东赵遗址、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2013年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山东沂水纪王崮春秋墓葬、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隋炀帝墓)、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江西景德镇南窑唐代窑址等。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市区正南，渭河南岸台地上。2012年6月墓地发现后，通过持续两年的钻探与发掘，确认墓地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300米，发现商周时期墓葬15座，均竖穴土坑墓，年代属商末周初。整个墓地呈现“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态势。墓主头朝南部台地中脊，多为南向和东向。按规模可分为中型和小型两类，共出土各类随葬品230余件（组），多臵放于二层台或壁龛内。其中，小型墓一般随葬一、两件陶器，中型墓随葬品丰富，仅青铜礼器就多达92件，显示出一般平民与高级贵族两个层级的人群结构。另外，两类墓均随葬有高领袋足鬲，证实了以前此类鬲代表的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的判断。同时，改变了以往此类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本次发掘最令人瞩目的是，M3与M4出土的精彩青铜礼器。其中，M3计14类共31件，有鼎、簋gu ǐ、卣y ǒu

各6，禁、斗各2，甗y ǎn 、彝y í、罍l éi 、壶、尊、觯zhì、盉h é、爵、盘各1件；M4计11类共50件，有簋16、鼎15、罍、甗各4，壶、簠f ǔ、盂y ú、牺尊各2，甑z èng 、尊、盘各1件。另外，青铜器

上还发现“户”“亚羌”“史母庚”等铭文及族徽符号26组。总体而言，这批铜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少酒器，多食器，体现出一种重食轻酒的文化特色，个别器形制新颖、造型奇特，或罕见或首出，皆弥足珍贵。两墓也是迄今为止高领袋足鬲文化中等级最高的墓葬。[1]

湖北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随州文峰塔工程建设范围内勘探出的所有墓葬进行发掘，先后共发掘墓葬66座，其中土坑墓54座、砖室墓12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发掘出土遗物有铜、陶、瓷、漆木、骨、皮革、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1027件套。其中，铜器器类主要有鼎、簠、簋、方壶、缶、甗、鉴、盘、匜等。部分铜器上有“曾”、“曾子”、“曾公子”及“曾孙”等铭文。根据铭文判定，大多数春秋至战国中期土坑墓的国属应为曾。

2012年6月，该区民房因房产开发被拆迁，在新房动工前，考古研究所对该地块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勘探。考古人员已发掘墓葬65座，其中土坑墓53座，砖室墓12座。土坑墓大多为东周曾国墓葬，时代从春秋中期一直到战国时期，少数为战国晚期的楚墓。此外，本次发掘还首次在随州境内发现曾国车马坑，分别为两座车马坑和一座马坑，皆为春秋时期，出土两马驾和四马驾，为揭示春秋曾国车马殉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该墓地是继曾侯乙墓和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发掘后的又一代曾侯墓，填补了西周早期至战国时期

曾国之间的空白；曾侯丙墓墓坑平面呈亚字形，是在随州乃至湖北省首次发现的“亚”字形墓葬；第一次发现曾国车马坑。该墓早年曾遭盗掘，唯东室未被盗掘，出土有鼎、簋、簠、鬲等70余件铜礼器。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铭文推断，应为一代曾侯墓葬，墓主为曾侯丙。根据铭文可知，土坑墓葬大多为东周曾国墓葬。发现了两件意义重大的铜器，一件带有“曾”字铭文，一件带有“随”字铭文，而带有“随”字铭文的铜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随国铜器。在M33出土的一件青铜盘的铜梗上发现了众多清楚的蜡流痕迹，找到了春秋中晚期曾国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直接证据，使得迄今纷争不已的失蜡法铸造法有了定说。墓葬的发现对揭示曾国政治中心的变迁及重构曾国历史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山东沂水纪王崮gù春秋墓葬

墓葬位于沂水县城西北约40公里处的“纪王崮”山顶，隶属泉庄镇。“崮”是沂蒙山区特有的一种地貌景观，特点是顶部平展开阔，周围四壁如削，再向下坡度由陡至缓。纪王崮顶部面积约0.45平方公里。在纪王崮之上，自南向北有三个大的岩丘，分别称为“擂鼓台”、“万寿山”和“妃子墓”。其中，最大的是“万寿山”，海拔高度577.2米，为纪王崮的最高点。墓葬则位于擂鼓台的中北部。

由于墓葬被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物部门，分别于2012年2月到7月和2013年9月到10月，对两座春秋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一号墓为带一条墓道的岩坑坚穴木椁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属的车马坑组成。最大的特点是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之中。岩坑呈长方形，其壁斜内收，南北长约40、东西宽约13米。墓道位于岩坑东南部。另外，墓口已遭破坏，未发现封土。

外椁位于墓室中部，南北长9.24米，东西宽5米。内椁位于外椁中部，东西

长3.26米，南北宽1.94米。在内椁南、北各有一个器物箱，南器物箱东西长3.6米，南北宽1.7米。北器物箱东西残长3.46米，南北宽1.6米。在内椁和器物箱之间及内椁西侧共发现三个殉人坑，皆有一棺，墓主人南北两侧的殉人头向东，西侧的殉人头向南。

棺室为重棺，位于内椁之内。外棺东西长2.5米，南北宽1.35米。内棺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1.04米。在棺内人骨的周围铺有一层厚约6厘米的朱砂。人骨已腐朽，从头饰、项饰分析，墓主头向东。

一号墓棺室

由于下层岩石较难开凿，棺椁下的“腰坑”仅为象征性，没有明确的边界。坑内殉犬一只，头向西北。

墓室东西两侧皆有熟土二层台，东侧二层台只残余一角。西侧二层台完整。

墓道呈东高西低的斜坡状，东向，其西部正对内椁室。东西残长4米，南北宽3.6米。

车马坑位于墓室的北部，南北残长7.5米。残存独辕车四辆,每辆车由两匹马驾御，在2号车舆内出土有鼎、鬲、敦三件车载青铜礼器，这种现象非常少见。在车马坑东西两侧皆有二层台。东侧二层台台面之上发现成排成列的柱坑，柱坑中部为柱洞。

玉戈

在棺室、器物箱、车马坑及殉人坑中共出土文物近200件（组），主要包括鼎、鬲、铺、敦、瓠壶、镈钟、甬钟、钮钟、錞于、盘、匜等青铜器，人、戈、琮、柱形饰、虎形佩等玉器及陶罐、海贝、玛瑙珠、绿松石饰、骨珠等。根据器物形制特点推断，该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二号墓则是一座未完工的岩坑竖穴墓，亦应包括墓室与车马坑两部分。其现存墓口东西长25.2米，由于被破坏，南北宽度未明，也未发现封土。墓分东、西两部分。西部为东西向坑状遗迹，平面略呈西窄东宽的梯形。坑壁斜收，壁面参差不齐。坑底西端呈不规则阶梯状，其余部分较平。坑长14.9米，宽4.4～6.6米。其南壁有向南凿出类似二层台的结构。

东部为带明显二层台的坑状遗迹。其平面不规整，东西长10.3米，南北尺寸未详。北二层台宽6.68米，其东部被破坏。此台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倾斜。其东部有在岩层上凿出的柱坑5个，分布有一定规律。南二层台基本呈长方形，底部长5.7米，台宽1.8～2.2米，台面较平整。东部遗迹东壁南段以石块垒砌成墙，现存石墙宽长6.6米，宽1.5米，高0.4米，两侧墙面较齐整。

二号墓填土中包含春秋时期陶片、兽骨和海螺等遗物。

考古发掘情况表明，纪王崮春秋墓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是山东近几年来东周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与保护价值。其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穴中，是一种全新的埋葬类型，为以后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无论墓葬所处的环境、墓葬的结构、内部出土的文物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纪王崮两座春秋墓葬及车马坑的发掘对揭开纪王崮历史传说的神秘面纱，对研究该地区历史和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艺技术、墓葬制度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出土编号：J9③1

规格：长23、宽2.4、厚0.2厘米，重10.8克

释文：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正）

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縣賦援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

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背）

内容简释：

牘文是秦二世胡亥繼位第一個月發布的詔書。 “朕奉遺詔”，強調繼位政治的正確性，“盡為解除流罪”是司法改革，“分縣賦援黔首”，是賑濟平民，有經濟改革之意，“毋以細故苛刻縣吏”則是吏治的變革。由牘文分析，二世雖然年少，卻未必如歷史文獻所記載的嚴酷昏庸，他和臣屬一起看到了始皇政策的諸多弊端。流罪在當時是極為嚴重的法律懲罰，有流罪重於死刑的說法，這一作法一直延續到晚清，“盡為解除流罪”應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司法改革事件，然而二世享國日短，這一法規影響未能延續到後世。詔書短短的一百零四個字，內容豐富，超過秦泰山刻石、瑯玡刻石和銅版秦二世詔書等。

汉平帝元始二年张勋贪污案

出土编号：J3：1

规格：长49.3、宽6.55、厚0.35厘米，重218.4克。

释文：

鞫（正面）

(1)鞫j ū勳x ūn

不更坐為守令史署金曹，八月丙申為縣輸元年池加錢萬三千臨湘，勳匿不輸，即盜以自給。勳主守縣官錢，臧二百五十

(2)以上。守令史恭劾，無長吏使者，審。

(3)元始二年十二月辛酉益陽守長豊守丞臨湘右尉[臨]兼掾勃守獄史勝言:數罪，以重爵減，髠鉗勳為城旦，衣服如法，駕(加)責如所主守盜，沒入臧縣官，令及

(4)同居會計備b èi 償，少內收人，司空作。

内容简释：

张勋，爵级为不更，秦汉时期平民因军功或纳粮、钱而获得爵位，不更是二十级爵的第四级。在益阳县金曹当值，金曹是当时的财政部门。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八月十七日，张勋为益阳县送前一年的税款（池加钱）一万三千到临湘（今长沙），将钱藏匿而不送。案发后，赃款没收，也有罚款，“令及同居会计备偿少内”，让他的家人一起赔偿；刑期为“城旦”，五年徒刑； “数罪以重爵减”他的爵级起到了减刑的作用；剃去两鬓须发，送“司空”劳动改造。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三联单

出土编号：J6⑥3

规格：长24.7、单支宽1.1、厚0.5厘米，重47.6克。

释文：

入掾yu àn 胡盛平斛h ú品米三斛五斗二升六合 建安十九年二月二日付倉嗇s è夫文 熊受

入掾胡盛平斛品米三斛五斗二升六合 建安十九年二月二日付倉嗇夫文 熊受

出掾胡盛平斛品米三斛五斗二升六合建安十九年二月二日付倉嗇夫文熊受

内容简释：

东汉晚期的三联单，记录粮米的出入库数量，查对过账目以后弃臵在废井中。建安十九年是公元214年。

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

汉函谷关遗址是一个古代的门关，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东，地处秦岭山脉东段的峡谷之中，始建于公元前114年。

为配合函谷关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和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我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始于2012年6月份，至2013年8月田野工作基本结束，取得了重大收获。勘探总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发现夯土墙17条，古道路2条，夯土台2座，活动面9处，并对凤凰山和青龙山上的夯土长墙进行了勘探。发掘面积3325平方米，揭露了城墙、道路和建筑遗址等重要遗迹，关城布局基本明晰。[1]

（一）主要遗迹。城墙：关城东墙（Q1）：位于望气台南侧，向南延伸至皂涧河北岸，与关城南墙相交。发掘长度44.8米。东墙气势宏伟，保存较好。北部用夯土修筑，南侧靠近皂涧河的位臵用石头砌筑。夯筑部分由台基和墙体组成，台基东西宽32米，高2.8米，东西两侧以阶梯式逐渐向上递收，顶部为平台。墙体位于台基之上，东西宽22米，残高1.1—4.0米。城墙南侧部分用青质砂岩垒砌，宽度22米。东墙经过修补，可分为早晚两期。在东墙附近还发现了护堤、城墙排水渠及马道等重要遗迹。关城南墙（Q2、Q3）：依皂涧河修筑，勘探发现长度约150米，宽度8—18米。经过解剖，南墙为夹心墙，南北两端各有宽约1米的夯土墙，夯土质量好，中间部分夯土质量较差。[1]

建筑遗址：发掘面积900平方米。共发现二期建筑，均为东汉时期。第一期建筑发现有通道、活动面、排水渠等遗迹。第二期建筑保存较差，仅发现四处夯土基槽和零星分布的柱础石，墙体部分被破坏。

古道路：共两条，编号分别是L1、L2。L1位于遗址中部，东西向贯穿遗址。勘探发现长度约370米。路土厚度达2.3米，从西汉建关时一直沿用到现代。L2位于遗址南侧，勘探发现长度约360米，宽度10—15.7米，路土厚度约0.4米，时代为东周到西汉初期，是建关前古道，建关后被关城东墙阻断而废弃。[1]（二）出土遗物。遗物以陶制建筑材料为主，包括瓦当、筒瓦、板瓦、空心砖、方砖、条砖及建筑构件。其中以板瓦居多，筒瓦次之。出土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共250余件，钱币108枚。

（三）遗址布局及年代。汉函谷关遗址是一处东西狭长的小型城邑，城墙、道路和建筑遗址等要素均已发现。关城卡在峡谷之中，关城东墙与南北山上的夯土长墙相连接，达到军事防御和控制交通的目的。关城中部的古道路东西向贯穿关城，是唯一的通关道路；遗址南部、皂涧河北岸是主要的生活区。根据出土遗物和对遗迹的解剖，可以确定关城东墙、鸡鸣望气二台及台基西侧夯土墙为西汉建关是修建，关城南墙为汉代增建。[1]

（四）学术价值。汉函谷关遗址的考古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对关隘的研究工作一直非常匮乏，并且集中在边关，对地位如此重要的内关进行系统的考古工作更是第一次。此次发现，为秦汉关隘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也为函谷关遗址的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

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

渭桥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渭河故道，发掘前为鱼塘所在，2012年4月上旬，在鱼塘挖沙中暴露木桩，后经调查确认为古桥遗存，并测量确定南对汉长安城北侧城门厨城门，编号“厨城门一号桥”。之后，相继发现“洛城门桥”“厨城门二号桥”“厨城门三号桥”及“王家堡桥”、“厨城门四号桥”及“厨城门五号桥”等共3组7座渭桥。

厨城门一号桥，正南1200米左右为长安城厨城门遗址，直北30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向东与洛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经发掘确定，厨城门一号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横跨于东西流淌的渭河之上，以自南向北第二组桥桩东、西两侧桥桩测量，桥桩外皮间宽约15.4米（约合秦汉六丈六尺）。目前，厨城门一号桥的北端已经勘探、发掘确定，位于今发掘区南端向北约200米处，南端则据物探及早期大比例测绘资料，暂定于唐家村北旧皂河河道附近，南北估计长约880米左右。

厨城门一号桥的桥桩均木质，残长约6.2－8.8米，周长约0.5－1.5米，一般都是将圆木一端削出长约1米以上的锥形后竖插于河床。从南、北两排桥桩的间距不等，大体约3－7米，且多处桥桩密集而一些桥桩顶部高度相差达2米左右的情况看，该桥使用时间较长，应经多次维修、续建。一号桥还清理出土大量青石、砂岩质长方形、方形、五边形、梯形等多种形状与规格不等的大型石构件。较多石构件上有一处或多处刻字或墨书题记，内容多为编号、人名。在清理直接埋藏石块的粗砂层时，出土“康熙通宝”铜钱，据此及同出青花瓷片判断，发掘区至迟到康熙时仍在渭河主河道范围之内，尚未淤积成滩。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鉴定，一号桥桥桩用材主要有侧柏属、云杉属、冷杉属、桢楠属、香椿属等树种。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石构件上白灰及一组桥桩的测年情况看，石构件上白灰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桥桩测年显示，样品中南排多为杉木（云杉属、冷杉属）的桥桩，大体相当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北侧一排多为侧柏属桥桩的年代较晚，相当于东汉至魏晋时期。

厨城门三号桥位于厨城门一号桥东约200米，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间宽约8.3米，南、北两排桥桩间距约6－7米。受发掘区南北现代建筑及垃圾影响，桥梁长度暂时不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鉴定，三号桥桥桩用材多为硬木松类。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揭示，三号桥时代相当于唐代。

厨城门一号桥五边形石构件

厨城门四号桥位于一号桥西约40米，受场地限制，目前仅清理出南、北两排桥桩5根，东西向桥桩分布宽仅4米（暂无法确定桥宽），南、北两排桥桩中心距约5.2米。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四号桥大体为战国晚期。

洛城门桥正南750米为长安城北墙东侧城门洛城门，直北3500米左右为今渭河南岸大堤。发掘确定，其亦为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约15米，发掘区内已发现东西3排桥桩，相邻两排桥桩间距约9－10米。受发掘场地限制，桥梁长度尚待确定。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显示，该桥大体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厨城门一号桥由南向北

渭桥遗址的发现地西安，是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秦始皇都城规划即谓“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在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惠帝建设城墙后，渭河桥梁即成为京师的最要津梁。而在长安城西、南存在以建章宫

等宫观为核心的上林苑，使长安城形成仅东、北两向的交通格局后，城北渭桥就为长安城北向、西向交通的关键。汉文帝入京继位大统、张骞出使西域、南匈奴单于归顺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均发生于渭桥，不仅使渭桥具有了无可替代的交通地位，还具有很高的文化含义。从发掘情况看，厨城门一号桥体量巨大，是同时期全世界上最大的木梁柱桥，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渭桥发掘不仅填补了汉长安城北渭河古桥考古的空白，也填补了桥梁学研究的空白。渭桥遗址“康熙通宝”等清代遗物的发现，揭示出渭河河道西安段的大规模北移应不超过康熙时代，对渭河变迁史、关中环境史的复原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四川石渠吐蕃时代石刻

位于甘孜州石渠县境内。在甘孜州石渠县唐蕃古道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陆续在石渠县以东雅砻江流域，发现了3处10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石刻群遗存，这也是我国藏族地区规模最大、最为密集的吐蕃时期石刻群。通过这一发现可以确认，唐王朝和吐蕃王朝之间另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唐蕃古道”就在石渠境内，同时也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2015年

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 1.5 公里处。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 1989 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 300 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

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蒋庄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分属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及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双溪村。遗址起初由当地文物爱好者发现，因泰东河水利拓宽工程需要，2010年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派员对其调查确认，遗址位于兴化境内区域被当地人称之为“野城”。

以泰东河为界，可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东区（II区）以唐宋时期堆积为主，面积达45万平方米；西区（I区）以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堆积为主，面积近2万平方米。因地处平均海拔约3米的里下河地区，遗址所在区域地下水位高、水网密布。遗址北侧沿河西岸局部剖面显示，该区域良渚文化层之上叠压着一层厚约0.8～1米的纯黄土，为水成间歇层，间歇层之上为唐宋时期文化堆积。这表明良渚时期，该遗址西区呈中部高、四周渐低的台形，数千年的自然淤积及后期人类活动，使得遗址地势现与周边持平。2011年10月至2015年12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及后续以学术导向为目的的主动性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区，总共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揭露良渚文化聚落一处。目前已清理该时期墓葬280座，房址8座、灰坑11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其它一批重要遗迹。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质遗物近1200件。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良渚文化墓地与聚落

西区发掘揭露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遗址良渚文化聚落最为重要的内容。墓地位于聚落东北部，整体呈南北走向，其东、南、西界已明确，北侧未完全揭露。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其中一组打破关系涉及墓葬达80余座。这样的墓葬密集程度与层位关系，显示出其作为一处公共墓地，有着持续而稳定的使用过程。随葬玉璧、玉琮的较高等级墓葬主要集中于墓地南部，而“平民墓”主要位于墓地中北部。这种不同等级墓葬间随葬品的差异，体现了对应的社会分

层现象。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多样，一次葬与二次葬并行。一次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北部。二次葬分烧骨葬与拾骨葬两种，随葬玉琮、玉璧的较高等级墓葬均为二次葬。其中，烧骨二次葬墓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东部区域，墓坑偏小，少量使用葬具，骨骼为白色碎块状，系异处焚烧后，再将焚烧后的遗骸入葬，多呈条形摆臵，个别随葬玉璧，多随葬石器与小型陶器。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2009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的水利系统。

为了解坝体结构、获得地层学资料等学术目标，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发掘。在发掘进行的同时，与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发掘和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确认了这一水利系统的分布情况，获得坝体结构和营建技术的重要信息，同时获得了证实坝体年代的关键地层叠压关系，验证了前期水坝碳14测定结论的可靠性。

水利系统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境内，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条堤坝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外有机组成部分。从古城北面的塘山长堤的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坝（11），距离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10）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5），距离5.5公里。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最远的蜜蜂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

这些堤坝根据形态和位臵的不同，可分为沿山前分布的长堤和连接两山的短坝两类。其中，短坝又可分为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和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两种。

山前长堤：原称塘山或土垣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北侧2公里，北靠天目山脉，距离山脚约100～200米，全长约5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

从西到东可将其分成三段。西段为矩尺形单层坝结构。中段为南北双层坝体结构，北坝和南坝间距约20～30米，并保持同步转折，形成渠道结构。北坝坝顶高程在海拔15～20米左右，南坝略低，坝顶高约12～15米。渠道底部海拔约7～8米。双坝的东端连接大遮山向南延伸的一条分水岭。分水岭以东为塘山东段，为单坝结构，基本呈直线状分布，连接到罗村、葛家村、姚家墩一组密集分布的土墩。

谷口高坝：位于西北侧较高的丘陵的谷口位臵，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等6条坝体。可分为东、西两组，各自封堵一个山谷，形成水库。高坝体高程约为海拔30～35米。因谷口一般较狭窄，故坝体长度在50～200米间，大多为100米左右。坝体厚度近100米。

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建于高坝南侧约5.5公里的平原内，由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4条坝将平原上的孤丘连接而成，坝顶高程大约在10米左右。坝长视孤丘的间距而定，在35～360米间不等。高坝与低坝之间的库区略呈三角形，面积约8.5平方公里，库区地势很低，现今仍为泄洪区。库区东端与塘山长堤相接，共同组成统一的水利体系。

发掘情况

2015年分别对低坝的狮子山、鲤鱼山、高坝的老虎岭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以

获取层位关系、坝体结构和营建工艺等相关内容的更丰富的资料。以上3个地点发掘面积共490平方米。

狮子山：结合104国道的拓宽工程进行。发掘点位于狮子山坝体被104破坏的西侧。因管线众多、且有未处理好的树木、坟头，故只能分段开探沟挖掘，共发掘290平方米。

发掘证实狮子山人工堆筑体宽约123米，深度逾10米未尽。由黄土、黄斑土、青胶泥、青粉土、黄粉土等多种土分段分层堆筑，堆积层高低不平，未见草裹泥和明确的夯筑迹象。坝体内出土良渚文化夹砂陶片1块。

鲤鱼山：对坝体的北侧和南侧进行探沟发掘，面积共129平方米，并沿探沟向南北两侧延伸钻探。该坝的堆筑方式为：先在筑坝处地面下挖一个纵向凹槽，宽度约25米，深度达3米。坑内堆填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为基础，之上覆盖一层黄色散土，在北侧迎水面的位臵，用草裹黄土和散黄土间杂堆筑形成斜坡，其后部则又用黄色散土覆盖坝体的表面。

鲤鱼山坝所在为平原区，原地面为青色粉砂土，防渗性差，易于流失，直接筑坝容易崩塌。挖槽填入淤泥，可能是出于防渗的目的。坝内填土中发现数片崧泽文化时期的粗泥陶片和1片良渚文化中期鼎或甗的腹片。3层下发现战国墓葬一座，打破坝体堆土。

老虎岭：在坝体西侧与山体交接处和北侧分别布臵探沟2条，分别为4×10米和10×3米，发掘面积70平方米，获得了重要的地层叠压关系。在西侧的T1发现沟3(G3)打破坝体的最西端，属于良渚晚期，沟内出土了T形鼎足、侧扁形鼎足，盉足等典型良渚文化时期陶片，而其自身又被马桥时期的沟G2打破。

对坝体北侧早年取土形成的断坎进行了整体刮面，进行了贯穿坝体的铲探，获得了坝体的内部结构及堆筑工艺的重要资料。该坝的堆筑过程如下：首先统一在谷底地面上铺筑青膏泥混杂草裹淤泥做基础，其上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北侧迎水面附近堆筑草裹黄土的斜坡，内部间杂使用黄色散土。其上覆盖黄褐散土为护坡，顶部覆盖褐色土。

断面显示草裹泥具有明显的分区现象，这种不同的分区应该是由同一地点运输来的一个周次的运量，同时表明铺筑时草裹泥由不同的地点运送过来，一到即铺筑，没有统一堆料的过程，所以每个区块的草裹泥都能保持材质的统一不相混杂，从而形成明确的区块。

年代

根据地层学和C14测年可证实该水利系统属于良渚时期。

地层学依据：塘山长堤顶部曾发现两座良渚贵族墓葬，一处玉器加工场，证实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时期。2015年对高坝老虎岭的发掘，获得了良渚晚期地层单位打破坝体的证据。低坝鲤鱼山被战国墓葬打破。鲤鱼山和狮子山坝体内出土良渚文化陶片，早年调查中蜜蜂弄、岗公岭坝体也曾发现零星良渚文化时期陶片。各坝堆土内皆未见晚于良渚文化的遗物，对其筑坝年代的推定也有参考意义。

碳素测年（C14）数据：C14测年也可证实坝体的年代。11条坝体中，除塘山长堤、蜜蜂弄、官山和梧桐弄未提取到测年标本，其余7条坝体的样本经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C14测定（除石坞样本因碳含量不足无法检测外），得出12个测年数据，涉及岗公岭、鲤鱼山、狮子山、老虎岭、周家畈、秋坞六个地点。结果显示，上述各地点系列样品的树轮校正值全都落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工艺与功能

因为长堤与高、低水坝用途不同，结构与营建工艺也有差别。

发掘显示，大部分高坝和低坝坝体的底部采用淤泥堆筑、部分松软地基处还采取挖槽填入淤泥的工艺，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与良渚古城宫殿区莫角山的堆筑方式完全相同。部分关键位臵还以黄土草裹泥堆垒加固。是将泥土以芦荻茅草包裹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即“草裹泥工艺”，再将“草裹泥包”横竖堆砌而成。这是良渚时期建筑土台、河堤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而塘山长堤采用底部铺筑块石，其上堆筑黄土的形式，与良渚古城的城墙堆筑工艺类同，未见使用草裹泥的迹象。推测该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防洪功能：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以解除洪水威胁。GIS分析显示，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之内是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低坝现存的坝高海拔10米推测，则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

运输功能：天目山系资源丰富，为良渚遗址群提供了丰富的玉料、石料、木材、漆及其他动植物资源。良渚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爆发，冬季则可能断流，通常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如高坝系统中的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三坝，以现存坝顶高程中最低的海拔25米计，根据谷底高程推算，满水时可沿山谷航行上溯1500米左右。低坝系统中的鲤鱼山等4坝群海拔约10米，满水时可北溯3700米左右，直抵岗公岭坝下方；东北面可以与塘山长堤渠道贯通。良渚先民在外围兴建防洪水利设施的同时，在城内外挖掘大量的人工河道，连接平原区的自然水域，从而形成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网。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在距今5000年之前，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新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学术意义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

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这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良渚水利系统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

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而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和古城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自2012年3月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海南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2012年12月至今先后发掘了陵水县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市英墩三处史前遗址，并对万宁、陵水至三亚三市（县）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陵水岗山、走风等30余处史前遗址，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根据上述英墩、莲子湾、桥山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可初步建立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发展框架，填补了该区域史前考古的多项空白。

英墩遗址位于三亚市海棠区江林村东约1.5公里，地处海棠湾沿岸沙坝南部，东距海岸线约280米，西濒铁炉港。沙堤以西有大片低地，原应系潟湖，后干涸成陆。因疏通河道及修路，对遗址略有破坏。遗址现存南北长约300、东西宽约50米，面积约15000平方米。英墩遗址存在丰厚的贝壳堆积，且出土遗物丰富，在海南岛乃至华南地区极为罕见。遗址堆积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堆积出土夹粗砂的平底盘形釜以及夹细砂的罐、钵、杯等遗物。其中平底盘形釜器形硕大，制作粗犷，敞口，浅腹，平底，口径一般在40厘米左右，最大者可达44厘米，系英墩遗存的典型器物，亦为海南新发现的文化遗存。此类器物器表多有烟熏痕迹，其功能应系用作炊具。另外尚出土有双肩石器和骨器等。晚期堆积出土磨光红衣陶片，陶质较硬，火候较高，制作精美，打磨精致，可辨器形有卷沿罐等，与陵水莲子湾遗址及桥山遗址第3层出土器物相近。

莲子湾遗址位于陵水县黎安镇大墩村西南约3.5公里，地处南湾岭和尖岭相夹的沙堤之上，沙堤以内有低地，原应为潟湖。遗址西南面向大海，东北可望六量岭，遗址东侧有淡水河流经。遗址出土遗物丰富，陶器分夹粗砂褐陶与磨光红、红褐、黄、白衣泥质陶两系。夹粗砂红褐陶胎甚厚，器型多为平底盘形釜；磨光泥质陶胎较薄，器型有折沿罐、卷沿罐、尊、钵、碗等。出大量双肩石器。另外，也有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发现。莲子湾遗址遗物与英墩遗址晚期及桥山遗址第3层所出遗物相当。

桥山遗址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桐海村北约2公里，北距三才镇港演行政村大港自然村约1公里，地处桐栖港的西北岸，遗址西部有淡水河流经，系一处潟湖沿岸的沙丘遗址。遗址所在沙丘被田间小路及冲沟分为东、西两部分（I、II两区），东部主要种植芒果树（I区），西部主要种植西瓜（II区），面积约50000平方米。遗址保存状况良好，为海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其堆积之丰厚、遗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极为罕见。

遗址堆积可分为3层。其中，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第2层为黄色沙土层，出土少量陶片；第3层层面为活动面，其上大面积密集分布陶器、石器等遗物；第3层系文化层，黄褐色沙土，结构稍紧，出土陶器和石器；第4层及以下为生土。桥山遗址第3层层面（编号“③S”）是一种独立的特殊堆积单位或埋藏景况，与第3层可明确区分。第3层层面遗物大面积紧密分布，最厚处达20～30厘米，彼此几无空隙，同时又相互层压，所出遗物以陶容器为主，偶见陶纺轮（网坠？）、石器等。常见有胎较厚的罐或罐形釜口沿，完整地臵于第3层层面。常见钵形釜和带扭盖相互叠压而共出，这两种器物一般器壁较薄，因常年受地层覆盖而压平破碎，往往多层相叠于第3层层面。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较疏松，火候

较低，器型见釜、盘口罐、凹沿罐等，另出算珠形陶纺轮（网坠？）、梯形石斧、锛等。

第3层层面文化遗物大面积密集分布的情况鲜见于其他地区，应是古人某种特殊活动的遗留，对探讨海南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第3层出土磨光红衣陶片、夹粗砂红褐陶及双肩石器等遗物，与第3层层面所出遗物有所不同，应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第3层所出遗物则与莲子湾遗址和英墩晚期所出遗物相近。

发现墓葬1座（编号M1）。位于I区，开口于第2层下。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约130厘米，宽约50厘米，残深约5厘米。填土略呈灰黄色，夹杂灰白色细砂，土色较杂。墓内出有头骨残片和部分胫骨，保存状况较差。头朝西南，面向不详，直肢葬。未见随葬品出土，填土中出有细碎的夹砂红陶片，与第3层层面所出相同。M1四周环绕着八个柱洞，柱洞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柱洞填土为灰白色细砂，柱子所在的中心部分为灰黄色细砂，柱洞内未见文化遗物。推测柱洞与墓葬共生，墓葬之上原似应有建筑。

以往，海南考古的基础相对薄弱，学界对海南史前遗存知之甚少。通过在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英墩、莲子湾、桥山三种全新的、文化内涵有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及自然遗物，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

英墩、莲子湾、桥山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文化内涵表明，目前，以英墩遗址为支点或桥梁，可初步构建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基本的年代框架。英墩遗址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史前文化遗存（即英墩早期文化遗存）；第二，发现了陵水莲子湾文化遗存（英墩晚期文化遗存）晚于英墩早期文化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而在陵水桥山遗址则存在莲子湾文化遗存早于桥山文化遗存的明确的地层证据。如此就首次建立起“英墩早期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关键证据。

同时，桥山遗址出土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并出土人类骨骸，将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支持。英墩和莲子湾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贝壳等水陆生动物遗存，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及人类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