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改制

农信社组织存款切莫“一条腿”走路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16日查看次数：112 放大缩小默认

甘军程绍平王鹏

【农村金融时报】

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激烈的存款市场竞争，农信社为了加速自身的发展，眼睛只盯着攻关城区市场临时性大额和大户存款;从而忽视吸纳和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储蓄存款，导致农信社储蓄存款占比越来越少，存款结构失衡，存款增长乏力。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农信社必须统筹农村和城区两大市场，切莫贪大舍小，“一条腿”走路。

农村金融市场是农信社发展的根基，面对农村金融市场“蛋糕”几家抢的现状，农信社就要采取非常人之举，重新全部占领“三农”这块阵地。一要理清发展思路。当前存款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城区存款市场的同时，充分利用农信社点多面广的自身优势，积极拓展农村金融市场，用文明优质服务重新赢回农民的信任。二要探寻发展出路。农信社要充分利用人多、面广的优势，变当前劣势为优势;要充分发挥“腿勤、嘴勤”的营销理念，积极组织存款维护，变当前压力为动力;要真诚与农户交朋友，加强与辖内党政部门、村级组织联系。三要创新发展线路。农信社要在合规前提下建立村组信息员制度，设立小集镇联系点;要在乡镇及行政管理区大型商场、收售粮大户和个体工商户等安装转账电话，逐步绘就农户足不出村存取款，田间地头能转账的新蓝图。

城区市场是农信社发展的沃土，农信社要积极培植“黄金”客户，使存款工作可持续发展。一要做强硬件设施，提升网点环境。要加强农信社营业网点环境改造，对网点进行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要开辟VIP客户和涉农客户绿色通道，为其提供便捷式服务。要维护好现有设备，发挥好现有设备最佳功能和最大潜力。二要做硬软件实力，提升服务水平。农信社无论网点规模大小要全面实行综合柜员制，全面安装ATM机。三要用足个人资源，建立人脉网络。农信社员工要不断扩大自身交际面，不断挖掘社会资源，不断拓展存款营销网络。四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大攻关力度。农信社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扬“俯下身子，放下面子，挪下位子”的十二字精神，切实做好农信社存款资金组织工作。

按照银监会2010的规划，高风险机构将在5年内全部处置完毕。如今，这些高风险的农信社是否成功走上兼并重组的道路

高危农信社迷雾重重

发布时间：2013年06月17日查看次数：165 放大缩小默认

本报记者李晓苏竞翔张晓玮李林鸾

【农村金融时报】

高风险农信社兼并重组工作历时已久，然而要彻底走出高危的泥潭，还需待以时日。

2010年，银监会出台了《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按照银监会的规划，高风险机构将在5年内全部处置完毕。事隔将近三年，当时被定为高风险的农信社是否成功走上兼并重组的道路?已经被兼并重组的农信社是否已脱胎换骨具备造血功能?还有多少家依然处于监管评级标准之下?

部分社成功摘帽

各省联社和银监部门积极推进兼并重组工作，一部分联社成功脱去了高风险的帽子

所谓高风险农信社，是指监管评级为六级的农村信用社(以县为单位)，以及监管评级为五B级且主要监管指标呈下行恶化趋势的农村信用社。在指导意见中，银监会明确将此类农信社列为重组并购的范围。

据早前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212家高风险农信社。当时，全国共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有2000余家，高风险农信社约占全国农信社总量的10%。

自指导意见出台以后，各省联社和银监部门积极推进兼并重组工作，一部分联社的确脱去了高风险的帽子。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吉林、山西、安徽、广东等省都有关于农信社摆脱高风险的典型案例。其中山西的临猗县联社、新绛县联社、潞城市联社、盐湖区联社等都曾是高风险社，均在最近两年成功实现了脱帽。尤其是去年9月，潞城市联社获准筹建潞城农商行，这是山西首家在高风险信用社基础上发起成立的农商行，被认为该省高风险农信社改制工作实现“零”的突破。

潞城市联社从2009年起连续三年监管评级为六级以下。该联社通过重组改制，获批农商行时，不良贷款率达到1.43%、资本充足率13.25%、核心资本充足率9.89%、拨备覆盖率402.06%、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985.53%。重组将处在危险边缘的潞城市联社救了回来，该社资产质量明显提高，监管指标明显改善，股权结构明显优化。

“曾经被评为高危农信社的大都已经改制或正在改制为农商行。”湖北银监局的一位负责人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这些略有不同的是，这些农信社部分直接改制成农商行，部分先改制为农合行，再更名为农商行。湖北农信社在全国范围来看，应该是属于改革的第一批。然而，他并不愿意提供相关高风险农信社的名单。

重组路径的选择

高风险机构风险化解和股权改造结合起来等并购思路，提供了可选择的路径

走出高风险，最受关注的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改制重组。大额不良贷款的消除、产权改革等经验无疑为仍处于生死线上的农信社指明方向。

在2011年，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曾提出，将全面启动高风险机构的并购重组，并提出把高风险机构风险化解和股权改造结合起来等五个并购思路。

并购思路之一是把高风险机构风险化解和股权改造结合起来，争取一步到位直接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从目前情况来看，江苏省农信社多采用此种方式，并且效果良好。江苏省农信社的整体改制工作位于全国的前列，已有5家农商行处于排队上市之中，仅剩下4家农信社没有改制成农商行。

其次是借助行政力量，争取地方政府采取适当方式注资、税收返还、税费减免、帮助推介引进优质股东等多种方式支持兼并重组。

通过行政力量帮助清收历年不良贷款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湖南宜章农商行在改制之初，

宜章县政府从公检法等部门抽调16名精干力量，集中半年时间为农信社专职清收。据统计，全县直接参与清收不良贷款的行政人员达3000多人，共协助收回不良贷款本息合计2628.43万元。同时，当地政府减免相关税费300多万元。

第三种路径是合格股东通过直接购买现有股权或定向增发方式兼并重组高风险机构，鼓励用现金帮助消化亏损挂账和购买不良资产。

第四种方式则是由符合条件的农村商业银行兼并重组高风险机构。银监会将重点支持通过兼并重组高风险机构方式实现跨区域发展，严禁区域封锁和地域限制。

此外，高风险机构应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争取货币、财税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并购之路的艰辛

遭遇历史包袱消除难度大、出现新的风险点等难题，兼并重组之路并不顺利。

采访中发现，高风险农信社的兼并重组工作遇到各种障碍，比如市场方式化解历史包袱难度大、旧的风险没消除新的风险点又出现等。

“找到愿意并购重组的机构投资者并不容易。”一位不愿意姓名的农信社人士表示，注资高危农信社的以优质农商行占多数，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城商行对并购重组的吸引力并不大。

很多已经复活的高风险农信社负责人认为，“靠自己、求扶持、借外力”才是正确的思路，单纯依靠外界的力量进行兼并重组是很困难的。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些监管部门和省联社都不愿意谈及高风险农信社，即使愿意谈论的也多半是关于甩掉高风险的经验，对于具体的名单、家数等详细信息都很少提及。

中部某省的一家农商行是在农合行和农信社的基础上，以重组合并方式发起设立的股份制银行。该行内部人士不愿透露任何与高危农信社有关的消息，并声称，哪一家机构都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都在改制，都在完善自身的风险控制体系，改制成农商行以后业务涉及面更广，风险自然就分散了。

早前多次报道显示，根据银监会的统计，全国监管评级达到六或五B的高风险农信社数量，2007年为585家，2008年为419家，2009年为212家。而自2010年9月银监会下发《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至今，该数据再无任何更新。

按照银监会官方网站所公布的联系方式，记者多次尝试致电相关监管部门希望获得最新数据均未果。记者致电北京市银监局，从一位工作人员处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对数据进行公布，相关信息及数据如没有公布，则属于未经统计或经统计但不适合公布的范围。”

“高风险农信社的兼并重组之路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一位业内人士坦言。

农商行不是惟一出路

农信社和农商行是两码事，有专家不赞成把高风险的农信社全都变成农商行

“从实际情况来看，高风险农信社的数量可能要比官方公布的数字高一倍，年均化解50家的可能比较大。”前述业内人士表示，“要化解这个巨大的历史包袱，只有搞农村商业银行才具备这个实力”。

目前，最受地方政府和高风险农信社认可的也是直接改制成农商行。

然而，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系主任叶永刚教授对此持有异议，他表示：

“农信社和农商行其实还是两码事，我不赞成把这些高风险的农信社全都变成农商行。”在谈到高风险农信社并购重组时，叶永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高风险的农信社往往地处经济相对更为落后的农村地区，而那些地方如果要想得到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融资的应该是个体农户，因此就更需要农信社这样的小型金融机构。在他看来，把农信社转制成农商行，本质上还是把合作制金融机构变成了商业银行。伴随着战略股东的加入以及资本规模的扩张，无论再怎么坚持“三农”路线的自身定位，实际的经营为了追求效益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而相对弱势的地区和个体农户自然就更容易遭到忽视。

“大商行的改制模式，虽然化解了那些高风险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却使农民变得更加融资无门。”在叶永刚的心目中，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应该是一种公益的、以广大中小农户为服务主体，并享受税收减免政策扶持的草根金融体系。他认为，在某些地方还是应该考虑采取中央票据、地方政府出资或注入其他优质资产，并通过明确产权职责及加强监管来进行规范。

由于农信社和农商行在税收等政策上享受的优惠并不一样，改制成农商行反而失去很多优惠。比如农商行提取的存款准备金率比例比农信社高;营业税上，农信社比农商行要优惠一些。此外，农信社没有监管费，农商行有。业内人士认为，当一些农信社改制成农商行之后，服务的地区和客户都没有变，但成本却增加了。

高危农信社改制之阻

2013年7月15日农村金融时报

频频引爆的金融隐患让高危农信社改制问题显得更加紧迫。

银监会在2010年9月下发《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之前，曾连续数年发布全国监管评级达到六或五B的高风险农信社数量;而在其规定自2011年起5年内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后，近年来再无有关高风险农信社数据的发布。

然而，无数据的发布却并不意味着高风险农信社的数量已“清零”。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某农信社的贷款余额为13亿元，不良贷款却高达7亿元。这一数字在他所了解的高风险农信社中并不惊人，而据他所知，不良率最高的已逾70%。

天津财经大学商业银行管理研究所所长蔡双立在接受《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高危农信社并非主流问题，不至于形成结构性风险，但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去面对和解决。

高风险成因

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加上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思想观念传统以及科技支撑水平落后等因素，农信社经营管理的效率必然变得低下

作为曾经的高危农信社，于今年1月改制成功挂牌开业的东部某农商行如今已拥有总资产25亿元、1家营业部、5家支行和5家分理处。截至今年5月末，全行贷款总额76940万元，不良贷款余额1031万元，不良率为1.34%。

该行监事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高风险农信社形成原因很多，不良贷款的主要成因是由原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合并重组后历史遗留问题，具体而言在于借款人信用观念缺失以及农信社自身的管理不完善。如部分借款人任意延期偿还甚至逃债、赖债，部分企业经营水平低，虚假报表、多头开户、以贷还贷、无效担保、重复担保、互保等现象泛滥，加之自身没有建立起完备的贷款质量监控和风险防范制度，导致了不良贷款的大量产生。

“如果严格按照公司法来操作，很多农信社早就资不抵债倒闭了。现在之所以还能生存下来，是因为背后有政府在支撑。”在蔡双立看来，农信社风险高的成因则更在于机制，“到现在为止农信社职能定位和主体地位还是不明晰。在这种机制下就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内部人解决，谁掌权谁得利的现象。”蔡双立认为，目前很多高风险农信社仍存在着行政干预过多的问题，有太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在搞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农信社的负责人为了讨好这些官员往往就选择损害储户的利益。“在这样的体制与机制下，加上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思想观念传统以及科技支撑水平落后等因素，农信社经营管理的效率怎能不低下?”

高风险化解

高风险农信社化解的最大困难在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如何吸引资金的加入

银监会下发的《指导意见》已有3年之久，当初规定的5年之内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的计划也已过去大半时间，而高风险农信社的转型和农信社的股份制改革面临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据上述农商行监事长介绍，该行改制前不良贷款的处置主要是通过该省另一家农商行的注资置换加自身努力清收等方式，使全行产权改革各项指标得以达标。如按照省联社不良贷款集中管理方案，在合规风险部门成立不良贷款清收保全中心，实施内部剥离、统一管理;实行按月动态监控分析制度，根据化解和诉讼两种清收化解方案对新增不良贷款进行分类清收管理;推动授权制度、审批制度、风险贷款责任评议等制度，对不良贷款的增量和存量分别进行考核，特别对新增不良贷款要在支行年度考核利润中全额扣除等。

中西部地区参与某农商行改制人士对记者表示，高风险农信社化解的最大困难在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传统信贷业务带来的历史亏损挂账;其次是从上到下的经营模式没有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进行，即便改制成功后经营效率还是低下，这样就很难吸引到真正愿意出资进行兼并重组的投资人。据他介绍，开始进行增资入股的宣传时，各方的积极性都很低，为了达到银监局“单个企业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一家高风险农信社股本总额的比例可达到20%”的要求，不得已让每个员工都入了股。如此一来，改制成农商行后，依然是内部人进行控制，股东无法参与经营，体制上并无太大变化，换汤不换药。

该人士所在的农信社在改制农商行过程中化解不良贷款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票据业务的方式进行。然而银监会刚刚于近期发布了《关于排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违规票据业务的通知》，而这已是银监会连续3年来的再次发文，再次要求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彻底整改票据违规问题，严控票据规模和增速。据上述人士透露，邻近市的某评级为六的农信社因为无法在票据业务方面有所作为，在化解不良贷款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银监会的《指导意见》指导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理想化大于现实化。”蔡双立说。他认为，高风险农信社的改制转型不仅仅应由银监会出台指导意见，而应该是一揽子形式的政策组合，特别是适合农信社发展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和企业发展成长路径设计，这样才有意义。

高风险转型

农信社要最大化地处置风险存量，冻结风险存量，用发展增量稀释风险，换取生存权和发展权

尽管改制成农商行被很多高风险农信社视为转型良方，但蔡双立认为，改制农商行并非是解决高风险农信社问题的惟一办法，短时期内要把这些高风险农信社全都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也并不可行;同时，农商行模式不一定就能化解原有的风险，在为改制而改制的强行推动下，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甚至包括虚假注资等现象。

他认为，要改造高风险农信社有多种选择，比如并购发展，鼓励企业投资，利用地方行政资源整合、资产置换、减免债务等。这些做法的核心问题在于农信社要最大化地处置风险存量，冻结风险存量，用发展增量稀释风险，换取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管理层应充分建立递进式的激励机制，对应高风险农信社改制的不同阶段设立不同的政策，提高农信社向上的动力。

而让蔡双立感到担忧的是，高风险农信社如果要得到增资扩股，往往必须接受很多投资方提出的苛刻条件，结果反而得不偿失。记者了解到，曾经有一家高风险农信社为了成功吸引增资扩股，向股东们做出了分红不低于10%以及关联交易的承诺，这直接导致了原本1年便可以化解不良贷款的时间被拖至6年。

“并购重组不是万能的，有时只会令农信社变得更被动，”蔡双立说，“引入的投资方往往没有对农村金融未来的高瞻远瞩，只看到眼前的利益。经营得不到实质改善，高风险农信社化解不良的步伐反而被拖慢了。”

农信社改制的最后一公里

发布时间：2014年02月24日查看次数：204 放大缩小默认

■本报记者王彦林

【农村金融时报】

农信改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它是在走走停停中艰难前进。

这可以从改制途中的声音变化判断出来。在农信社改制早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已经着手准备了”;在实际的改制过程中又出现了“唉……包袱太重了”;但现在则变成了“农信社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改制为农商行不应‘一刀切’，而应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应充分尊重当地相关机构的意见，而不是把改制当成任务和目标”。

面对这种变化，有观点称不同的声音代表了农信社在具体改制过程中的不同心情和现实遭遇。尽管业内对农信社改制是否只有商业化一条路仍存在较大分歧，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伴随国内农信改制格局和程度的日渐深入，各地区农信机构改制的路径逐渐清晰了起来，而且对将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农信社改制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公里。

从有条件的改起

其实，因地制宜的改制原则对农信机构而言并不陌生。

早在2003年国务院下发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对产权形式选择的规定中就体现出其总体原则，内容包括“区别各类情况，确定不同的产权形式。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比照股份制的原则和做法，实行股份合作

制;股份制改造有困难而又适合搞合作制的，也可以进一步完善合作制。”

从大多数省份改制的实际来看，基本上是从那些有条件或资源较好的机构开始的。据东部某省联社一位管理人员向《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透露，他们是从历史包袱较轻、与改制条件较相符的机构着手的。“因为以前改掉的大多集中在城区，现在留下的大部分农信社在县域内，这些机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历史包袱较为沉重。”

对于农信社改制可能带来的挑战，山西省农信系统相关负责人则描绘出了一个更加地方化的实践模式。据该负责人介绍，因为当地的民间资本十分发达，所以改制是从处置高风险农信社开始的。“因为我们改制的成本不一样，基础好一点的机构成本相对较低;而对那些历史包袱重的农信社，改制的成本会很高。针对这种差异化情形，为有效处置高风险，相关机构主要通过引进民间资本来逐步完成改制工作。”

此后随着国内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加强，山西省内的煤焦生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提出了“谁家具备条件，谁家先改”的思路，于是形成了包括“并购”(如由一家农商行对县联社实行的并购)、“三家农商行入股县联社”、“好的带坏的”(包袱轻的和包袱重的农信社一起改，且前者持股后者，同时引进民间资本)等众多地方特色模式。

解除途中拦路虎

尽管农信社改制农商行的步伐还在持续，但那些还没完成改制的农信社命运如何，越来越受到业内的关注。

来自一家中部地区市联社内部人士称，对本区域内目前还没有完成改制的农信社而言，本来经营的压力就比较大，如果再不加区别地对待，不但使农信社的运营成本提高了，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也更大了。还有省联社高管发出这样的感叹，“已经改的就算了，没改的也不改了。”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有农信社改制农商行之所以缺乏积极性，是因为在改制后，这些机构原来能够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不存在了，而且还面临经营成本增加的挑战，如一些农信社可能出现改制前的效益明显好于改制后。这样一来会形成循环效应，更增加了联社改制的消极心态。

然而，这些问题在上述山西相关负责人看来并不是最关键的。对这些农信社来讲，如果不改制的话，它的发展就很局限。因此结合银监会的相关政策及本地差异化的实际特色有区别的对待，是应坚持的基本思路。对位置处于“中游”的、且自己有能力完成改制的农信社，只要指标符合条件就可以了;而对条件比较好的农信社，在综合平衡其可接受性基础上，考虑以带比较差的农信社为前提完成改制工作。

四川银监局调研员文维虎也认为，可以在坚持改制的前提下，把县域的农信社按照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往前推。因为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才有可能降低机构的总体服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