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

（一）李鸿章

晚清权臣李鸿章，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

1898，李鸿章赴欧洲。在俄国接受沙皇贿赂（此情节疑是日本伪造消息，存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俄国将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争夺远东霸权，具有重要意义。李鸿章在1901年签定了卖国的《辛丑条约》。1901年11月去世。

有人说"李鸿章是个好人．但是生不逢时，被推到了浪尖口，结果被人们骂为汉奸．这实在是千古大冤，西太后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也有人说"李鸿章在历史上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写的一手好字，是个大才子。死后也没留下什么遗产，可谓也是个清官。

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有好有坏，让人感到可惜，中国就是在他那个年代才开始衰败的，所以他也是有责任的.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是，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

1839年3月10日，奉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查禁鸦片。在广州禁止鸦片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罪恶的鸦片贸易，而且蓄谋要用武力侵略中国。为抗击鸦片侵略，战胜敌人，他进行了大量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军事变革实践。

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还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一系列著作。通过分析外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在军事方面，他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专门派人从外国秘购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林则徐将西方国家的“战船制造、火器制造和养兵练兵”作为探求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组织官兵在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一带）学习演练西洋武器，学习西法练兵，并经常亲往阅操，抓紧训练官兵。他还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巡抚怡良等在东较场检阅军队，准备迎击英国侵略军。当时，数百名精选出来的官兵演习了排枪、火炮等，林则徐看后大为赞赏。为激励官兵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林则徐当即挥毫赋写新联一副，悬挂于东较场的演武厅内。

（三）袁世凯

袁世凯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有这么几件事：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他告密、出卖维新派；1912年，他窃取革命果实，成为民国第一个总统；1913年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传闻是受袁指使；在生命最后时刻称帝，更是将他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后期思想存在某种变化的轨迹，因此不应单凭引用个别否定“告密案”的观点，就得出袁世凯与变法运动失败无因果关系。袁世凯确实参与过维新活动，且还向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力陈变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是，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袁世凯的思想也在不断动摇。在帝党和后党分别极力拉拢的过程中，他从自身利益出发权衡利弊，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往的著述和历史教科书多认为，日本无故向袁世凯提出横蛮无理的要求，他本来完全可以拒绝接受，但为了在帝制问题上得到日本的支持，他不惜拿“二十一条”做交换的条件。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所谓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并且非常同情和理解袁世凯当时的处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

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悲剧人物，在那外强侵入，革命蜂起，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袁世凯以强者的身份，左右逢源，自立派系，确实做过不少有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好事，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但他野心私欲太大，又好迷信，其家人和部属的怂恿使他产生了称帝的闹剧，也暴露了他是乱世枭雄的面目，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综观袁世凯从政40余年的生涯来说，他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他的政敌---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曾这样评论过袁世凯,他“算得个四十年来天下英雄”众所周知，黄兴是道德高尚、宽容厚道的君子，他对袁世凯的评论是公道的，确切中肯。

投身民主革命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

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1907年12月镇南关起义时还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与捍卫共和制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五)汪精卫

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份来写：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１９０１年汪兆铭１８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后来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

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

１９０５年１１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人。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铭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

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蒋介石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1927年2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但由于蒋介石的野心勃勃，汪精卫一直致力于反对蒋独裁的活动中。（当时，孙中山已逝世）

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说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

汪精卫从一个曾经的热血青年走上叛国之路，其根源在于他看不到中国人民的爱国力量，“理性”的认为抗日必败，唯有“曲线救国”了。这与当代的这些“精英”们的认识：中国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完全的与国际接轨，全盘西化的主张何其相似，其本质就是自我矮化，“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