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行为中的刑法介入_邬琼

论经济行为中的刑法介入

邬 琼*

内容提要 在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公安机关通过刑事手段介入经济行为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刑法到底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介入经济行为,是司法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 珠三角 经济行为 刑法介入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我国的整体经济格局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区域经济竞争的加剧和发展模式的变革,各种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变化多端的经济现象中,也出现了一些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失范行为。由于各种具体经济行为的专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其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时常难以区分,在 民意的呼声 之下,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种法律权威的滥用和司法权的不当扩张,为珠三角经济发展带来的将不是保护而是戕害。

一、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现状

按照罪刑法定的原理,犯罪必须是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且达到应受刑法处罚的社会危害程度,才能予以刑事介入。现行刑法对 违反国家规定 的法律含义及范围有着较为严格的界定,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刑事司法的行政化和地方化,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但从现实情况看,一方面是受刑罚惩罚的经济犯罪不多,但涉嫌犯罪的行为却大量存在;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利用刑事手段非法干预经济纠纷,把经济纠纷当

*邬琼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作经济犯罪立案,案件有进无出,也大大降低了司法效率,更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办案质量不高,甚至因为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影响刑事案件的处理,导致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追回钱物就放人,把刑事介入当成了追讨经济损失的工具。

二、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导致刑法随意介入经济行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刑法立法技术的缺陷

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设置了相对严厉的处罚,其中不少罪名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但严厉的制裁并没有让铤而走险的人望而却步,这正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不严密。刑法中多数涉及经济犯罪的罪状设计都要求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大大缩小了构成犯罪的范围。为考证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不仅大大增加了侦查机关的取证难度,更为行政机关以刑法为手段非法干预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提供了方便。

2 经济犯罪的刑罚规范与作为犯罪构成的前提法之间缺乏有效衔接

刑法中很多经济犯罪的法条都规定要有违反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的不法行为方可构成犯罪,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变动比较频繁,有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定又比较滞后或欠缺,反而刑事立法比较超前,这就直接导致适用法律的困难。再加上我国刑法立法中不少经济犯罪的罪状表述采用空白罪状,而很多罪状在经济法规中又找不到相应的具体的描述,也是容易产生随意执法的重要原因。

3 部分司法人员的个人素质欠缺导致执法的随意性

当某种个人利益通过简单的手段能够轻易获得时,那么,行为人肯定不会首先想到国家利益、市场秩序等并不与个人有密切联系的东西。由于某种需要,在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十分有限的自由裁量权来放纵犯罪或强加罪名,这也为刑法不当介入经济行为打开了一扇窗口。

三、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应然前提

刑法到底在怎样的条件下才可以介入对经济行为的调整呢?作为经济犯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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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条件的前提法,即经济、行政法律规定并不是任意的, 刑法 第96条强调的法律制定主体,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包括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的范围仅限于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规章等,不包括各部委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亦不包括地方政府规章。刑法之所以要如此强调 违反法律规定 的范围,就是为了防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刑事手段介入经济行为,模糊民事纠纷与违法犯罪之间的界限。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1997年 刑法 修订时,有关期货类犯罪是否需要规定曾引发热烈讨论。1996年10月 刑法 进行修改征求意见时,个别学者建议在当时的 刑法 中补充设立期货犯罪罪名,但最后,立法者并没有采纳该建议,因为当时全国性的期货交易法律并没有颁布,对于期货领域中的违法行为,本身没有相应的经济法规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最后颁布的修订后的 刑法 中,仍然只有几种证券犯罪,没有期货犯罪的规定。而关于证券犯罪,当时 证券法 也没有通过, 刑法 为何就宣布其为犯罪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证券犯罪类型呢?因为在 刑法 修订时,国务院已经颁布了 惩治证券欺诈暂行办法 ,把类似现在所说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作出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其违法性质已经有了明确界定,此时 刑法 的介入就有了基础。

四、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刑事政策反思与设计

刑事司法者尤其应当在观念上摈弃刑法介入经济行为的 优先性 思想,严格依法审查经济犯罪实体认定中的前提法依据及范围,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权威。要严格把握不同种类的经济犯罪的处理手段,区分不同种类经济犯罪行为的调控尺度。比如某些犯罪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像虚假出资、逃避商检、逃汇、违法发放贷款等犯罪,这些行为违反的都是有关公司管理、对外贸易、金融管制、商品专营专卖等法律规范,涉及的都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比较少对社会公众造成直接的威胁和损害,可以用高额的行政罚款伴随着巨额的民事赔偿替代罚金刑,显然能够有效抑制市场主体的违法冲动。再者,禁止进入某一行业、吊销从事某种行业的执照或许可证、剥夺执业资格等,剥夺其违法能力,对于银行、证券、保险业而言,这种行政处罚所具有的威慑力和防止再犯的效果并不亚于对其动用刑罚所获得的效果,并且还具有高效、灵活、成本较低的优势,同时,亦可以避免少数违法者与司法者进行利益输送,避免耗费巨大司法

资源。相反,对于那些直接以占有财产或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犯罪行为,不仅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而且应当坚决予以刑事介入,在刑罚的设置上应当相对从严、从重。例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金融诈骗等犯罪,是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对善良管理、诚实守信的义务的违背,更显示出行为人对市场规则的蔑视。这种经济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市场经济的整体秩序,而且还对不特定的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和威胁。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不少地方司法机关也调整了相应的司法政策以保护市场的正常交易,防止司法的任意性。比如浙江省司法机关充分运用严格区分企业集资类案件中罪与非罪的界限、正确处理刑民交叉问题的法庭技术,慎重办理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集资刑事案件,不轻易动用刑事手段。诸如此类的做法是比较稳妥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制定的政策超越了法律的授权,比如在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要 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沟通 ,显然这种沟通是违反了司法中立与独立原则的。我们不能让司法随意介入正常的经济行为,更不可随意打破司法中立的基本原则。

2009年1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的 十条意见 。虽然很多评论认为这是在放企业高管一条生路,其实这是暴露出一直以来我们立法与执法的不足。比如 意见 要求对涉嫌一般犯罪的企业高管或者技术骨干,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如果刑事诉讼可以正常进行,犯罪嫌疑人没有出现妨碍侦查或者逃跑的嫌疑,有什么必要采取羁押措施呢?然而,以限制人身自由来保证刑事案件的侦破似乎已经成为公安、司法机关破案的必经程序,事实上,此次省检 意见 的出台,只是让司法回归正常,让我们看到并革除以往立法与执法中的弊端罢了。

五、结语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而刑法则是这个调节器上的最后一道阀门,法律手段的运用应该是保护而不是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更不能将插手经济纠纷作为解决问题的武器。当前,珠三角地区正处于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经济犯罪的 有效打击 对经济行为的 有力保护 并举,为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才是刑事司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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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游伟: 刑法调整经济行为应当保持适度 ,载 检察日报 2008年11月10日第3

版。

[2]游伟: 刑法调整经济行为的前提法根据 ,载 人民法院报 2008年10月22日第

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