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介绍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一般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1] 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随后，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方国家纷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2] 韩国、俄罗斯、巴西等域内国家和重要新兴经济体也纷纷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

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3] 涵盖了除美日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4] ，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

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

创立背景

背景

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全球六成人口。但因建设资金有限，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5]

各国要想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至少需要8万亿美

元，平均每年需投资8000亿美元。8万亿美元中，68%用于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现有的多边机构并不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资金约为1600亿美元，世界银行也仅有2230亿美元，两家银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区区200亿美元，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

金的需求。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的周期很长、收入流不确定等的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项目是有难度的。[5]

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对外投资2012年同比增长17.6%，创下了878亿美元的新高。而且，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方面的工程建造能力在世界上也已经是首屈一指。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产业期望更快地走向国际。但亚洲经济体之间难以利用各自所具备的高额资本存量优势，缺乏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缺乏把资本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5]

倡议

2013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习近平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苏西洛对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出了积极回应。[6] 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东南亚时，紧接着再向东南亚国家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7]

2筹建过程

签约仪式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标志着这一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

印度是唯一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参与签字的大型经济体。

亚投行签约仪式

其他参与国还包括蒙古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阿曼、科威特、卡塔尔以及除印尼之外的东盟所有成员国。[8]

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资50%，为最大股东[4] 。各意向创始成员同意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4] 。2015年试运营的一期实缴资本金为初始认缴目标的10%，即5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25亿美元[4] 。代表会议

第一次谈判代表会议

2014年11月28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次谈判代表会议

亚投行首次谈判代表会议

在云南昆明举行。会议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主持，22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出席会议。亚投行筹建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的议事规则和工作计划、亚投行筹建临时多边秘书处的组建方案、工作程序等事项，并为正式启动亚投行章程谈判做准备。 [9] 22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商定了接纳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的程序和规则。

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

2015年1月15日至16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印度孟买举行。

亚投行第二次谈判代表会议会议对临时多边秘书处首席律师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亚投行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向会议报告了秘书处建设及亚投行筹建进展情况。

会议决定有意愿作为创始成员加入的国家需在2015年3月31日前正式提出申请，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即可参与亚投行筹建进程。

各方计划在数轮磋商后，于2015年年中商定亚投行章程终稿并签署。在完成各国审批程序后，亚投行有望在2015年底之前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行。[10]

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

2015年3月30日至31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

第三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和会议联合主席、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部长艾博拉特·杜萨耶夫共同主持，29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多边临时秘书处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金立群向会议报告了亚投行筹建工作进展情况。会前，多边临时秘书处举行了研讨会，就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框架、采购政策等问题向各方做了专题汇报。[11]

第四次谈判代表会议

4月27日至28日，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

亚投行第四次谈判代表会议

第四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主持，55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谈判代表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出席会议（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因故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欢迎德国、意大利、法国、伊朗、阿联酋、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西班牙、韩国、奥地利、荷兰、巴西、芬兰、格鲁吉亚、丹麦、澳大利亚、埃及、挪威、俄罗斯、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岛

亚投行第四次谈判代表会议

、葡萄牙和波兰2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新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就多边临时秘书处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了深入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取得显著进展。金立群秘书长向会议报告了亚投行筹建

工作进展情况。根据亚投行筹建工作计划，各方计划于2015年年中商定亚投行章程终稿并签署，之后经成员国批准生效，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12]

确定选址

2015年3月，亚投行总部的选址已确定北京西城区金融街，位于全国政协礼堂附近。[1] [13]

成员发展

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加入

亚投行漫画(36张)

。为确保各方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章程谈判并签署，各方商定将2015年3月31日作为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有意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须在2015年3月31日前提出申请，经现有成员同意后可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并参与亚投行章程谈判和筹建进程。不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的国家以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14]

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全部确定共有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虽然亚投行接收意向创始成员

国已经截止，但今后仍会继续吸收新成员加入。各方在今后的章程谈判和磋商中，将就吸收新成员的程序和规则等作出安排。[15] 成员发展时间轴

2014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21国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16]

2014年11月25日，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签署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第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17]

2014年12月31日，马尔代夫正式成为亚投行第23个意向创始成员国。[18]

2015年1月4日，新西兰正式成为亚投行第24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成为首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19]

2015年1月13日，塔吉克斯坦成为亚投行第26个意向创始成员国。[20]

2015年2月7日，约旦成为亚投行第2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21] 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22] 也是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23]

2015年3月17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宣布将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24]

2015年3月18日，卢森堡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25]

2015年3月20日，瑞士、阿联酋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26-27]

2015年3月24日，香港特区政府已向中央政府提出加入中国牵头的亚投行，但具体安排包括加入的身份及出资等问题仍有待商讨。港媒称香港已申请加入亚投行身份及出资待商讨。

2015年3月26日，土耳其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28]

2015年3月27日，韩国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29]

2015年3月27日，卢森堡正式成为亚投行第28个意向创始成员国。[30]

2015年3月27日，奥地利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31]

2015年3月27日，西班牙副首相萨恩斯·德桑塔玛利亚在部长会议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西班牙已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申请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

[32]

2015年3月28日，英国和瑞士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0个。[33]

2015年3月28日，荷兰、巴西、格鲁吉亚和丹麦正式宣布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34-35]

2015年3月29日，澳大利亚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36]

2015年3月30日，埃及、芬兰、俄罗斯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埃及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非洲国家。[37-39]

2015年3月30日，马英九召开国安会议，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会议决定将由财政部拟定台湾的参与意向书，经行政院核定后，由陆委会请大陆国台办提交亚投行筹备秘书处。[40]

2015年3月31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特区政府已提交加入亚投行的意向书，副局长刘怡翔正在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与相关会议以了解亚投行筹备情况，相信当筹备工作完成后，便可确定香港是否以某种形式参与亚投行。[41] 2015年3月31日，挪威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该国希望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2]

2015年3月31日，台湾执行同时向亚投行筹备处与大陆国台办递交意向书。[43]

2015年3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瑞典、冰岛、葡萄牙、阿塞拜疆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44-48] 2015年3月3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代行财长的身份正式签署了申请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申请。[49]

2015年4月1日，德国正式成为亚投行第3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50]

2015年4月1日，波兰财政部副部长拉齐维尔（Artur Radziwill）表示，波兰愿意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51] 2015年4月2日，意大利、法国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3个。[52]

2015年4月3日，伊朗、阿联酋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5个。[53]

2015年4月9日，马耳他、吉尔吉斯斯坦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37个。[54]

2015年4月10日，土耳其正式成为亚投行第38个意向创始成员国。[55]

2015年4月11日，西班牙、韩国、奥地利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41个。[56] 2015年4月12日，荷兰、巴西、芬兰、格鲁吉亚、丹麦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46个。[57] 2015年4月13日，台湾未能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58] 2015年4月13日，澳大利亚正式成为亚投行第4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59]

2015年4月14日，埃及、挪威、俄罗斯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50个。[2]

2015年4月15日，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岛、葡萄牙、波兰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57个。[60]

创立意义

第一，它对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4] 。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有效弥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推进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第二，有利于扩大全球投资需求，支持世界经济复苏[4] 。

第三，有利于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增长，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并改善就业[4] 。

第四，通过提供平台将本地区高储蓄率国家的存款直接导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本地区内资本的有效配置，并最终促进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4] 。

亚投行的利好消息让人看到“一带一路”战略的稳健步子，这一切是世界对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认可[73] 。中国社会必将从局面的不断向好转变中收获信心，也积累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发挥中国作用的经验[73] 。

亚投行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助力经济发展，更加体现了一种大局思维，让新兴市场国家不再受制，也把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再次拉升了一个档次，带动中国产业升级，推动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发展和国际化接轨，这是一个新的起点[4] 。

四大好处

亚投行的产生，可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亚洲的经济增长[100] 。亚投行不仅仅是一个“修桥”和“造路”的机构，更能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100] 。亚投行会帮助亚洲和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100] 。

中国提倡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方面能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也是补充当前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亚太地区的投融资与国际援助职能。[10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立，将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投资于亚洲的“活力与增长”。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继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后，中国试图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这也体现出中国尝试在外交战略中发挥资本在国际金融中的力量。更值得期待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保障，方便人民币“出海”。[101]

国际影响

截至2015年4月15日，中国倡议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朋友圈”已达57个国家。

虽名为“亚投行”，其创始成员却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中国这一倡议获得了全球认可，掀起了一股“亚投行热”。

纵观亚投行诞生过程，中美外交“暗战”、“交锋”、“对决”

等说法，频现于各大媒体。而各方受内政外交因素影响，加入亚投行的决策过程各异。

亚投行倡议的成功实现，成为标志性事件，最终结果也显示出各方对于中国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102]

运行机制

筹建阶段工作机制

亚投行筹建工作确立了以各国财政部参与的谈判代表会议为章程谈判主渠道、亚投行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处）为技术支撑机构的工作机制。中方作为亚投行发起方和东道国担任谈判代表会议的常设主席，承办会议的成员国担任当次会议的联合主席。秘书处从专业角度为章程谈判提供技术支持，金立群为秘书长。[63]

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拥有在筹建阶段讨论亚投行章程的权利，并参与到亚投行的筹建进程。2015年3月31日是《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规定的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之后需要两周时间征求各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意见。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已于4月15日确定为57个。[60] 3月31日之前未能申请加入的国家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

治理结构与政策

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与好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更好地为成员国服务。

亚投行将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并将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和透明。目前各方正在认真研究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治理模式和经验，并广泛听取包括非成员国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在内的有关方面意见，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设计亚投行的治理模式进行深入讨论。[14]

亚投行将根据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选聘行长和高层管理人员。根据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通行做法，亚投行将在正式成立后召开部长级理事会任命首任行长。[15] 关于是否在其他国家设立区域中心等问题，各方将根据未来亚投行业务开展情况协商确定。[63]

投票权

根据现有章程，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银行”治理最核心问题的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所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区域外非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投票权将通过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标来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

出资额

根据现有章程，《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已经明确了各项参数的上下限：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并且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也做出了“在初创阶段中国的出资额可最高达50%”的保证。[64] 而据日本媒体的推算，中国的出资额约为35%~40%，即使日本加入亚投行亦不会低于30%。[65]

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

亚投行是国际发展领域的新成员、新伙伴，在亚洲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的情况下，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强调以减贫为主要宗旨。从历史经验看，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内的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的设立，不仅没有削弱世界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影响力，而且增强了多边开发性金融的整体力量，更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在亚投行筹建以及未来运作过程中，中国都将积极推动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人员交流、项目融资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提高本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股东国，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亚投行将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亚投行成员国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方也非常欢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14]

筹建亚投行倡议提出以来，世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和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分别在多个场合表态积极支持筹建

亚投行，表示将与亚投行开展合作。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已与亚投行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建立了工作联系，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支持。作为亚投行发起国和世行、亚行重要股东国，在亚投行筹建以及未来运作过程中，中国都将积极推动亚投行与世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人员交流、项目融资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提高本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5]

中国15年：从“入世”到创建亚投行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脱钩论”一度甚嚣，不过这种逆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言论，终究昙花一现。想在繁荣时期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危机时则“脱钩”而独善其身，本身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从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到影响甚至重塑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则是任何一个大国经济体在经济扩张中，必然要表现出来的行为。

中国从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开始，到2001年11月10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微博]，历时15年时间。其间，国人的期待如潮水般数次涨落起伏，申请过程中的坎坷非经过不知难。“入世”难，难就难在该组织实际上为少数西方国家所左右。中美之间在经过十几年、十几次的无休止谈判，在数十个国家与中国达成双边协议后，才最终形成双边协议。相对于15年前“入世”的艰辛过程，中国作为“创意”发起国，凭借雄厚外汇储备等综合经济实力，此番主导、筹建亚投行的过程，则处处彰显主动，与当年“入世”申请求人开门之憋屈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耳语。

美国为何要劝英国、法国及德国不要加入亚投行？要知道，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非同一般，用中国百姓话讲：他们就是一家子。家人向外人示好，心理不舒服，说几句甚至骂两声，这也是很正常的。但公开游说其盟友不要加入，就不只是看着中国兴起而心里不爽的问题。美国人很清楚，不管你情愿与否，亚投行(还有中国倡导成立的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应急储备安排、上合组织银行等多家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成立，必然会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产生挑战。

现有的以世界银行[微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亚洲开发银行等为主的国际开发金融组织，实际上是布雷森顿森林体系下，由美国拉着他们一手创办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显然要由美国人来制定游戏规则，自然美国人利益会惯穿于其中。例如，对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维护。

现在，出现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中国人自己设计了游戏规则。中国宣称，亚投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目的，与以减贫为主要目标的世行和以救助为主要目标的IMF[微博]，在经营上不但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而且还起到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亚洲各国发展。毫无疑问，人民币将会是亚投行放贷的主要使用货币。显然，亚投行不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游戏规则的挑战，也提升了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美国人心里明白，自己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奶酪，或因亚投行的成立而受损。

亚投行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也是实实在在的——出资方开创了投资方向，融资方获得了新的资金来源。从中国资金输出的既有实践看，中国对外投资和贷款的商业属性更强，没有附带西方常见的价值观改造要求。因此，中国的资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很有吸引力。但是，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纯粹的商业经营行为是没有的，无论国际借贷还是组合投资，多少都会受到政治的干扰和影响。实践中，中国的很多对外投资项目，经常莫名奇妙的成为东道国政治动荡的牺牲品。比如，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和政策贷款，在希腊的比港项目等。亚投行可以让中国以多边金融机构的形式，开展资本输出和参与海外建设，商业项目的稳定性将显著提高。因此，亚投行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层次和形式有很大提升作用，它改变了过去由单一金融机构贷款或投资的形式。

习近平在本周举行的“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要构建地区金融合作体系，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建设“一带一路”。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