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东北方言中的满语影响

《语文研究》1997年第4期(总第65期)

汉语东北方言中的满语影响Ξ

黄锡惠

满族是东北的土著民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代的肃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不断地涵容着周边诸多部族,最终形成为东北地区人口数量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民族共同体。由于与汉族频繁密切的交往,两个民族之间长期杂居共处,特别是清初大批满人“随龙入关”,以及与之对应的汉人大量移入东北边鄙所形成的“换防”式的大对流,使满族固有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冲击,影响所及,不惟生活习俗、经济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诸方面,甚至连作为满族文化典型标志和重要载体的满族语言也发生剧烈变化,经历了由兴旺而衰微,乃至今天基本上被汉语所融合替代,几近消亡的发展过程。在这样一个同化渐变中,一方面满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日趋消损而退居次要地位,使用地域与日俱减,退缩至今天仅局限于黑龙江省嫩江、黑龙江流域极个别偏远闭塞的满族相对聚居的村屯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伊犁河谷锡伯族聚居的乡镇,从而造成今天绝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不识满语真面目”。另一方面,在两种语言存亡斗争过程中,作为矛盾对立面相互作用的一种反动,满语对北方汉语方言乃至对汉语普通话之影响,因语音、词汇及语法等多方面之渗透启端颇早——其可以追溯至满语祖语女真语甚至更早时代——的缘故,长期以来沉淀于汉语中而成为汉语方言的底层,亦为今天的汉族人所循习不察、浑然不觉。

关于满汉语言间相互接触、影响问题,以往著述从研究满语的角度出发偏重于汉语对满语影响的一面,反之对满语反作用于汉语的一面则重视不够。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试谈满语对汉语的影响。

一、汉人北渐与东北汉语之形成

汉族是在秦统一的基础上,于汉代正式形成的,族即以朝代得名。其主体部分是华夏族,并融合了周边的夷、蛮、戎、狄等其他民族。东北的汉族,则是由燕、秦时来到东北的燕人、周秦人与当地的东夷、山戎等共同融合而成的。

据文献记载,中原人较大规模地进入东北地区是在战国末年。《史记 匈奴列传》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①“辽东郡”地当今辽宁省中部、南部和朝鲜平安北道之大部;“辽西郡”括有今辽宁省南部及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右北平郡”在今辽宁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河北省东北部。于此可

Ξ第五届全国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略有删节。

知战国末燕之东北境已达到今辽宁省北部,辖有今辽宁省之大部。这一时期燕人大规模地迁居辽西、辽东,燕都蓟城(今北京城西南)为秦所陷,燕王流亡辽东,使燕人入辽达于高峰。秦末,为躲避中原连年不休的战乱,秦人更纷纷涌入东北,使东北中原人口急剧增长。至西汉时,“右北平郡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万七百八十”、“辽西郡户七万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五”、“辽东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元菟郡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②,四郡总人数达11617万,扣除非东北地区部分及少量当地土著,则汉时东北地区汉族人口近于百万,这于当时实在是颇为宏巨的可观数字。

以后的各个时代,汉人因诸多原因流入东北不绝于史,这里仅择几例,以窥一斑:

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前燕慕容　“掠徙幽冀三万余户”。(《二十五史 晋书》第1574 3页)

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契丹耶律阿保机“伐河东、河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二十五史 辽史》第6790 3页)

辽神册六年(公元921年),辽太祖“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同上,第6792 1页)

金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又命耶律顶佛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从便以居”。(《二十五史 金史》第7029 4页)《金史》载:“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及以燕京与宋,而迁其人,独以空城与之。”(同上,第7225 2页)

据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二万”③,则终金之世中原汉人徙居东北地区人数之巨可想而知。

明清之际汉人移徙东北地区达到最高峰。明代仅以辽东都司而论,“辽中等二十五卫,安乐、自在二州,招集”有“马军七万三百一十八、步军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五、屯军一万八千六百三、盐军一千一百七十四、铁军一千五百八十四”,加上“全镇沿边墩台障塞操守”之“官军九万五千三百六十九员名”,使兵员总数达到2216万人。明末,后金多次入略,每战多有俘掠汉人之事,被掠徙东北之汉人即逾百万,其余可想而知。此外,清入关以后,又制订流人遣戍制度,迁徙、流放、充军、发遣东北之流人据李兴盛先生估算约40余万人④,丁介“南国伟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⑤之诗句可谓其生动写照。

除了军事、政治原因之外,东北地区土地丰腴、地广人稀、资源富饶的自然条件对于清代关内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或在自然灾害中无法生活的人们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造成大批关内汉人跃踊北上,清政府虽迭经封边查禁,犹未能遏止冒死越边,仅吉、黑两地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至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42年间人口由9万余人猛增至44万余人(其增出之319倍绝多系汉族垦民),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九十余年间更激增至25717万人⑥;奉天府所辖民人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约36万,四十二年(公元1781年)为79万,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已达175万人⑦。汉人的大量徙入终至奠定近代东北汉人占绝对压倒多数的人口优势与今日的地域分布格局。

综观东北境内汉人活动史,我们把该地区汉语最初流行时间定为战国末期大抵是不错的。西汉扬雄著《方言》,将“燕、朝鲜冽水(即今大同江——笔者按)之间”、“燕之外郊、朝

鲜冽水之间”、“燕之外鄙、朝鲜冽水之间”、“燕之东北、朝鲜冽水之间”、“燕之北郊、朝鲜冽水之间”、“燕之北鄙,朝鲜冽水之间”视为汉语方言区,足证其时汉语即流行于包括今天东北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秦汉以前东北地区的古汉语尽管因资料匮乏而难知全貌,但与中原汉语同步,大同小异当不成问题。只是由于汉人的回归与外融,汉族人口在数量上、特别是在社会地位与文化能量衍释上尚不足以与占主导地位的土著民族相抗衡,两种语言间的影响,也只是量的积累,即“我中有你,以我为主”——来自汉语之影响,例如金代女真语中“县”、“将军”、“莫”(木)、“斤”、“冠”、“绿”、“胖”、“恩”、“注解”等大量汉语借词及地名中从金代的“按出虎河”、“阿术火河”至清代“阿勒楚哈河”⑧、“阿勒楚库河”、“阿勒楚喀河”即今阿什河等地名演变中,汉语水体通名“河”以本音、方音、古音、转音、变音阑入满语水体专名之情况,皆可为证——,但双方原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满语一直维持着主导地位。

东北汉语方言的最后形成,当在明清之际。其时东北汉人因移民激增,留下的汉人相当一部分已融入当地的诸民族中,故自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土著汉人”在数量上不会成为主流,而且在地域分布上大体呈现了由南向北衰减的趋势。虽然如此,这部分相比之下最先受到满语影响的汉人对后来汉人语言上的影响也不可轻视之。正是在他们与满族人的双重作用下,才最终塑造出北方汉语方言的组成部分——东北地方话的独特形象。

二、汉语东北方言中的满语词汇

语言相互间的影响,最集中体现在词汇方面。满语中的许多词进入东北地方话中:

哈拉巴([x 51l o p 55])在东北是人人皆知的。它本指猪、牛羊的前胛骨,后也代指相应部位的肉,甚至人的肩胛骨。其来源于满语“哈勒巴”([x lp ]。h lb )。

“嘎拉哈”([k 214l o x 51]),本系猪、羊等动物膑骨之满语称呼,源出规范语“嘎出哈”([k t ux ]。g cuh ),口语又叫“嘎什哈”([k x ]<[k t ux ])。满族人根据其四个不同面而做出许多玩法,称“　嘎拉哈”,系过去东北民间风行的一种游戏。

拉合辫([l 55x o p i n51])是满族筑屋墙的独特发明。它是在房架立起后,下部以垒坯或夯土版筑法起基础,然后在木架上以泥草辫密编成墙,为防寒可编两重,中间实以泥土,里外抹大草泥而成。这种泥草辫满语称“拉哈”([l x ]。l h ),故以之而成之墙称“拉哈辫墙”,元音央高化成“拉合”。清人方成济云“‘核’犹言‘骨’也,木为骨而拉泥以成,故名”⑨,把满语当作汉语,大为谬误。

哈什([x 55 o])、哈哧房([x 55t 0f 35])皆“仓房”之意,来源于满语“哈沙”([x ]。h s )。

瓦昏味儿([v 214x n55v ir51]),《东北方言词典》谓:“象葱蒜、肉类腐烂的气味”,又说成“ě哄味儿”。按,“瓦昏”是规范满语,满文作w hūn,汉义为“臭”。“瓦昏味儿”即“臭味儿”。

旧时大人在哄小儿时,常用“马虎”([m 55xu214])、“马猴子”([m 55xou35ts °])、“马耗儿”([m 55x u r51])来吓唬小孩使不哭听话。其来源于满语“马虎”([m x ]。m hū),义为“鬼脸”。

威呼([v i55xu0])。在东北的农村沿江地带,人们常把木板小船叫“威呼”,也是规范满语,满文作w eihu,义为“独木舟”,即用整圆木挖成的船。《宁古塔纪略》云:“江中往来,俱

用独木船,名‘威呼’。”βκ《柳边纪略》亦曰:“宁古塔船有二种,小者曰‘威弧’,独木,锐首尾,古所谓‘刳木为舟’者也。”βλ后来,用木板造的小船也称“威呼”,今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族村现代满语中,“小船”称“威哥”([v ik ],即“威呼”的变音之转。

东北话中最具特征的词语是“嗯哪”([ n55n o]、[n0n o]或[ o n o])。是“东北汉人最常用的应允声”。考察起来,“嗯哪”来源于女真语“一那”([in ]),汉义为“是”βμ,清代满语口语音“依　”βν([in ])、“音喏”βο([inno]),规范语音“依努”([inu]),满文作inu。在现在满语口语中,音“逆啊”([’n i’ ])、“音啊”([Σ1n ])、“义讷”([’i’n ])、“义能”([’i’n ])。元音高化是语言发展史中的普遍特征。由低元音[ ]高化成央中元音[ ],再进一步高化成高元音[u],即由女真语[in ]至满语[in ]、[inu]的演变完全体现了这一点。东北话中之“嗯哪”,可以认为是口语中首音节重读元音[i]受其后的辅音[n]之影响而发生逆同化增音的结果,即[inn ]<[i’n ]。在此基础上,首音节元音央高化或失落,即成为东北话中之“嗯哪”,在昌黎方言中,则发音为“嗯呐”([n32n o])βπ。作为表示肯定、赞同、允诺的词语,其广泛出现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如:“你说的是这个?”“嗯哪,就是它!”“你早去早回,别在路上耽误哇!”“嗯哪!”“你看这样中不中?”“嗯哪,中。”意即“是,是的;行、中、好”。

也有某些满语词作为汉语的底层而出现在汉语中。例如:

网户搭([v 214xu51t 55])。旧时出租船、网以收利的人被称为“网户搭”,其中“网户”为汉语,“搭”为满语,满文作d ,汉义为“头领”。“网户搭”即“网户头”或“网户主”。

还有一些满语词,不仅在东北地区广泛流传,而且进入北京话乃至普通话中去了。

蒙古包([m 214ku0p u55])。其现在已成为对蒙古族圆穹顶帐蓬的规范称呼。但它却不是蒙古语,由“蒙古”而知系他称,非自称,此其一。其二,蒙古语“家”、“帐房”称“格乐”

[g r]。据西清《黑龙江外记》“呼伦贝尔、布特哈居就水草,转徙不时,故以穹庐为室,最便

拆。穹庐,国语曰‘蒙古博’,俗读‘博’为‘包’”βθ],可知这是满语,满文写作m onggo boo,义为“圆毡房”(直译为“蒙古房”)。

([vu51l o])。这是旧时东北人冬季普遍穿的用皮做的鞋子,清代文献多记之,如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鞠牛豕皮为履,名曰渥腊”βρ;西清《黑龙江外记》“冬日行役,率着乌拉,……软底而藉以草,温暖异常”βσ;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土人著履,曰乌拉,制与靴同,而底软,连帮而成,或牛皮,或鹿皮,缝纫极密,走荆棘泥淖中,不损不湿,且亦耐冻耐久”βτ等。鞋中所垫之草,即素有“关东三件宝”美称之一的乌拉草(另二件为人参、貂皮)。

出于东北,说其为满语当然无舛,究其语源,笔者以为,“”当由“靴”之女真语“古剌哈”χκ([ku l x ])演变而来。口语中,因重音之前移,尾音节弱化,“古剌哈”省为“固剌”。复经舌根音[k]、[x]之交替,“固剌”可变音作“护剌”([xu l ]),又因女真——满语历时音变中,首音节[x]辅音可脱落为零声母——如“哈都”([x tu])之作“阿都”([ tu]。adu,“衣服”)、“哈吉密”([x k i m i

飞龙([f i55lo 35])。从字面上看“飞龙”颇似汉语,却与之无涉。这是一种生长在关外的飞鸟,本名榛鸡,又称树鸡。体长一般20厘米许,羽灰褐色有斑,头顶有一束盔毛,嘴短小,爪细,腿多毛,为东北著名山珍野味,清人多记之:“鸟有飞龙,大如鸽,自朔至望,其飞渐高;自望至晦,其飞渐低。二十八、九,乘骑可逐得之,今以祭。”χλ“岁贡鸟名飞笼者,斐耶楞古之转音也。形似雌雉,脚小有毛,肉味与雉同,汤尤鲜美,然较雉难得,多在深林密薮,故汉名树鸡。”χμ可知:其非汉语,而是满语音的变读,其规范语曰“斐耶楞古”([fijel ku]。fiyelenggu),口语曰“费叶棱乌”(旧清语作“非牙郎阿”乃其阳性谐音)。后人穿凿附会,显然是望文生义。

大麻哈([t 51m 35x 51])。大麻哈鱼是东北地区的特产,主要产于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亦见于绥芬河、图门江。“大麻哈”系满语“大发哈”([t f x ]。d f h ,“方口胖头”)之口语变读,民国杨木墀纂《依兰县志》谓“达巴哈鱼,满名‘刀依嘛哈’”。

哈什蚂([x m ])。“哈什蚂”乃规范满语“哈锡蚂”([x i m ]。“水　蛄”,h si m )之口语发音。今天所称之“哈什蚂”,已转指中国林蛙,民间俗称红肚蛤蟆。

堪达犴([k n55t 35x n o])。“堪达犴”简称“犴”,即驼鹿。这是一个满语词,满文作k nd h n,口语作“罕达犴”,乃辅音[k‘]、[x]之交替。

档子([t 214ts o])。清初,以五六寸之薄板书写满文记事,以为簿籍,积数片,则用牛皮条穿起来,即为档子。此后,分类立卷归档保存的文件遂沿称档案。“档子”满语音“档色”([t s ]),满文书作d ngse。

以上所举乃部分例词。此外,尚有丰富的满语地名以音译进入汉语,如“哈尔滨”、“舒兰”、“依兰”、“松花江”、“梅河口”、“图们江”、“海兰河”等。不胜枚举。

不仅如此,满语中某些自然地理实体通名,如“吞”([t un]。tun,“岛”)已以“通”([t o 55])或“套”([t u51])之变读积淀于汉语中而成为汉语底层,并进入汉语地名中,如:“郎通”([l 214t o 55]。旧名郎家通,在吉林永吉)、“榆树通岛”([y35 u51t o 55t u213]。在黑龙江绥滨),“牛圈滩套子”([n iu35t y n51t n55t u51ts ]。在黑龙江嘉荫)、“河东套子岛”([x 35to 55t u51ts 0t u213]。在黑龙江呼玛)等,形成东北地区独具特色的“通”、“套”字地名群。

综上所述,满语不仅在汉语东北方言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对汉语普通话的丰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普及教育及普通话的推广,一些旧词语已经越来越少了,使用面也越来越小了,地方的特色正在逐渐消逝。这种趋同不是坏现象,而是语言的一种规范与进步。

语言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这是历史之必然。汉语普通话的规范与发展,是在吸收各方言区、各兄弟民族语言中积极成分的基础上完成的,各地区、各民族都为汉语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积极贡献。

附注

①见卷一一○,3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缩印《二十五史》本,1986年版,第319 2页。

②见《前汉书 地理志》,卷二八下,156页。《二十五史》本,第520 2—3页。

③见《燕人麈》。转引自李兴盛《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④见《东北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页。

⑤见《出塞诗》,转引自《东北流人史》,第94页。

⑥并见孙占文:《清代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黑龙江史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⑦见张杰:《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载《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⑧见《东北集刊》第二期。

⑨见《龙江纪略》,《龙江三纪》本,第223页。

βκ见《龙江三纪》本,第242页。

βλ[清]杨宾撰。见卷三。《龙江三纪》本,第110页。

βμ见《女真译语 通用门》,大库本页三十。

βν见[清]文康:《新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

βο见《宁古塔纪略》,《龙江三纪》本,第244页。

βπ昌黎方言中将[n32n °]释作答词是,将[n32n °ti°]释作“是的”:“你昨儿来的?”“[n32n °ti°]。见《昌黎方言志》,第23页。

βθ见孙竹主编《蒙古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βρ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βσ见《黑龙江文史丛书》本,1985年版第63页。

βτ同上。第82页。

χκ见《女真译语 衣食门》,大库本16页。

χλ见《宁古塔山水记》,第30页。

χμ见《黑龙江外记》,第88页。

(黄锡惠　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副研究员　150080)《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开始出版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是书海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其中于根元著《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已于1996年12月出版;戴庆厦等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亦将于近期出版。其他选题,包括《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许威汉著)、《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袁晖著)、《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研究》(陈章太、詹伯慧等著)、《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温端政、周荐著)、《二十世纪现代汉字研究》(苏培成著)、《二十世纪的中国理论语言学研究》(王希杰著)、《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李晋荃著)、《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大事记》(陈章太等著)等,亦将陆续出版。

该丛书“总序”指出:“本丛书中每一册都真实而科学地记载着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轨迹,不仅总结这100年来的辉煌成就,而且还要找出问题,找出不足,展望下一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走向。”这无疑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将对中国语言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贡献。

(文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