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进展与评述(下)(精)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进展与评述（下）

张娟提出“精明增长”是一项涵盖了多个层面的城市发展综合策略，将城市发展融入区域整体生态体系和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目标中，提出“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发展模式及城市内部废弃地的再利用（Brownfield Redevelopment）等。

根据以上学者对“精明增长”思想内涵的诠释，笔者认为“精明增长”思想主要体现在：倡导土地的混合利用，以便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引导现有社区的发展与增强效用，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将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精明增长”同时还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

3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比较

3.1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新城市主义的起源先于精明增长，但两者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迅速发展。由于两者的研究内容有许多重叠之处，如土地的混合利用、追求多样化、创建宜步行社区、公交导向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等，所以这两种理论存在许多的关联和互补，两者既拥有共同的目标，又在实施、研究角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在深层次上，二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之处且互相补充：

在产生背景上，“新城市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是城市设计人员和建筑师；而“精明增长”概念的提出者首先为环境学者和城市规划师。

在实现途径上，新城市主义理念的实现主要通过市场运作，新城市主义实践从规划设计到实施都十分注重与市场的结合；精明增长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引导性、限制性政策法规来实现。

在组织机构上，精明增长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美国精明增长协会”（Smart Growth America）；而新城市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新城市主义协会”（Congress for New Urbanism）。

综上所述，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一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即控制城市蔓延、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但另一方面，二者又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相同的问题（图1），具有互补性。

3.2 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的共识

3.2.1 城市蔓延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均是城市蔓延问题，二者在基本原则上大同小异，都反映了一种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扩展和规划理念。从起源时间上看，新城市主义比精明增长要早一些，且二者不存在“亲缘关系”，应该是由两条线索分别发展而来的。它们不是纯粹的“主义”或“理念”，而是混合着理念、原则、方法和政策的理论。

3.2.2 紧凑式发展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注重社区、街区、邻里等中等尺度的设计和规划，这种中等尺度与人的需求尺度是相吻合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

想。新城市主义的批判是站在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的，但它选择的却是回归传统的对策，反对低密度蔓延，主张紧凑式发展，倡导传统的社区邻里模式。

3.2.3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是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TOD 最早由新城市主义代表人之一彼得·卡尔索普倡导，强调在区域层面上整合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关系，使二者相辅相成。一般来讲，TOD强调临近站点地区紧凑的城市空间形态，混合的土地使用，较高的开发强度，便捷、友好的地区街道与步行导向发展（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POD”的环境。TOD分为城市型TOD和邻里型TOD.3.2.4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简称“UGB”）

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都涉及一个相同的内容，即“不断增长中的大都市地区范围的确定问题”。而设定“城市增长边界”作为一种日益流行和富有成效的方法，可将开发控制在指定的地区内。城市蔓延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城乡边界趋于模糊。因此，如何清晰区分城乡边界、保护自然景观和农业区域是控制城市蔓延的核心内容。

4 对“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的评述及其中国化

继新城市主义在美国获得极大的成功进而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流派之后，其设计思想也逐渐受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视，并继续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它也遭到了一些诘难与攻击。如David Harvey公开指责新城市主义的立场为“空间决定论”。David Harvey说道：“新城市主义聚集了许多说辞与政治力量，将对社区的怀旧的魅力作为治疗我们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城市病的万能药……听命于虚构的过去来承载今天的重担”。

美国南加州大学Peter Gordon和Harry W.Richardson也认为，打算通过物质形态去获得解决郊区的遍地开花式的无序建设、种族隔离的加剧、收入差距的增加、生存环境的退化等问题的办法，未免显得过于单纯。

质疑新城市主义之“新”几乎是所有对新城市主义批评的共同点。新城市主义的批评者认为，新城市主义理念不过是一种对传统的怀旧，而王慧认为新城市主义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或许将来自于“汽车”问题和交通模式方面。

目前，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选择了“精明增长”。但对于“精明增长”，也有学者持异议。Song Yan和Gerrit-Jan Knaap利用GIS及特征价格法分析了“精明增长”的一项重要原则——土地混合使用对独户住宅价格的影响，得出“土地混合使用并不精明”的结论，并提出“事实上，精明增长和开发应谨慎选择土地怎样混合使用，确保混合不会得不偿失”。Millera，John S.和Lester A.Hoelh表示并不认同“精明增长”的口号，认为“没有一项实践需要精明增长的标签”，并建议“通过阐述精明增长的具体内容来强化社区参与”。

诸大建认为精明增长在理论上的不足体现在精明增长的外延还需进一步理清，在实践上的不足体现在精明增长的具体操作方式还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测量和评估标准尚待统一，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人口、地理等特征应有区别地使用精明增长的管理工具。

对于“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唐相龙认为，植根于美国城市发展现状以及特定政治、规划背景下的新城市主义与精明增长理论，若将其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发展，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我们要明确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理论背景和成长环境，避免望文生义、生搬硬套。

必须承认，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核心理念均不能简单地被“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首先，应客观判定我国城市的发展现状。其次，应明确中

西方城市成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差异。最后，应区分美国城市蔓延动力与我国城市空间扩展动力之间的差异。

因此，笔者提出“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的中国化建议：

①强化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积极开展城市土地内涵挖潜。资源浪费、用地紧张是我国许多城市的现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适当提高容积率和紧凑度，不仅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有效利用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而且还有利于建立各阶层混合居住的多样性社区，而这正是城市规划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体现。

②倡导生态设计，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区域都是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的。因自然环境的不同，每个城市建设都有各自的特性，当地的气候、植物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色都会影响城市居民的心情和情感。因此，城市规划与设计必须充分针对原始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特点，保护环境，倡导生态设计。

③将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系统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倡导“公交优先”。土地资源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效仿美国城市“在汽车轮子上”的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发展有机的公共快速交通系统，倡导“公交优先”，促进城市的紧凑发展恰恰适应了我国的国情——这在我国规划界已达成共识。

④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提倡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都强调对城市原有历史文脉、特色和传统的延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要有机结合，一脉相承，同时还要有所发展和创新。另外，新城市主义提倡规划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建立完善的规划决策体系，为公众参与提供多种渠道，保证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造成失误，享有公共利益，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

虽然中西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存在很大差异，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理论具有很强的“本土性”，但是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讲，新城市主义及精明增长理论一致主张的核心思想无疑对我国城市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警示意义，为我国城市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