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思考

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思考

2003年，我国出台了公务员九种能力指标，即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据调查，公务员已成为与继教师、医生之后我国又一患病率较高的职业，主要体现在心理压力、抑郁、焦虑等消极的情绪管理。在我国，抑郁症的女性发病率为13%～32%，高于男性的7%～12%，且公务员患病所占比例已经高于医务工作者，成为高发群体。由此可见，重视公务员，尤其是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已迫切需要提上日程。抑郁症成为公务员队伍中发病率最普遍的心理疾病之一，其中，女性发病率远远赶超男性。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女性公务员在工作和家庭中均面临较大的压力。一方面，在工作中，她们不仅要完成与男性公务员同等质量的工作，在升迁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在家庭中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另外，女性本身特有的身体、心理方面的特征也容易使其产生心理压力过大的困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对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大批高学历、高素质的优秀女性不断加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来，并在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管理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关注并研究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女性公务员群体增强心理素质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当受到一定的重视。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女性心理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反映出了不同的哲学思想，在受到女性生物学特征影响的同时也折射出所属的本土化特质。

1.传统女性心理学、生理结构决定论及女性精神分析研究

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首次以女性心理思想为研究课题，并强调了女性心理中的生物决定论。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1998）追随弗洛伊德的思想并认为女性的躯体内天生被赋予了一个内在空间，坚持生物特性将决定心理发展、人格与命运走向。霍奈尔（2000）是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代表，主张女性的心理发展受到来自生物特质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2.女性心理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及女性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

女性心理学家米勒（1976）从社会与女性心理的相互作用讨论女性心理，认为女性存在“男性气质情结”，生活在男性文明的世界中。她分析了女性心理发展的意识形态根源，认为男性作为有权威的性别创造了适合自身的意识形态来维持自己地位，并使女性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故而，女性被潜移默化地推到了弱势的地位中。同时，她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揭露了女性处于劣势的原因。米勒则从社会与女性心理的互动，从社会关系角度探讨女性心理发展。她发现无论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不平等关系，女性的传统心理特征并不是弱点，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征。较西方的研究成果，我国女性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概念、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工具在适用性上受到了文化的冲击。近年来，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国际化趋势蔓延，早期传统的畸形性别观念得到有效抑制和纠正。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我国心理学也陆续提出了本土化心理学的思想，对于女性心理学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由中国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性别，关注具有中国本土化的女性心理特质，显现出本土化的研究倾向。葛鲁嘉（2004）主张“新型心理学”的概念描述中国的女性本土化的心理学。然而，我国的本土女性心理学还是以西方女性心理学为主，多数的女性心理学的相关课程还是隶属于历史、人文等学科，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不同的国情和文化使妇女的社会性别角色及社会地位具有差异化。

二、我国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提升障碍

女性心理研究已经从生物性特征转向了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折射出女性心理健康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而女性又是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且以35-45岁这个黄金职业年龄段的人群数量居多。这些多发性心理疾病是生物性、心理和社会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一些研究已经证实了除神经质之外，人格基础和社会支持均可以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起到抑制作用，其中社会支持对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将会起到缓冲和缓解的作用。本课题可以通过对知识型女性心理问题的梳理，揭露其形成及影响因素，从而为改善亚健康以及心理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我国于2003年在公务员九种能力标准中新增了心理调适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随着政府工作的公开、透明和民主化程度的提升，女性公务员需要经历生物性特质、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等多重考验，使她们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方面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更大的压力，由于多重角色冲突而导致的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在女性公务员群体中也日渐凸显。

据淮安市人社局2011年至2013年统计结果显示，女性公务员人数分别为2 500、2 600、2 890，分别占当年总人数的15.6%、15.7%和17%。，相对较少的女性公务员数量却呈现出高于男性的心理问题群体。在针对淮安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问卷调查中，对良性情绪、正常的工作能力、和谐的人际关系、公平的晋升机会、工作家庭角色冲突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被调查群体主要的心理问题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差异，30岁到45岁之间的群体心理问题最为突出，主要源于女性特有的社会、家庭属性。此外，被调查群体认为突出的工作能力和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于工作的展开有重要作用，也认为女性对于人际关系处理有一定优势。同时，正确的情绪调整使得身心更好地适应环境也成为女性公务员普遍认同的观点。然而，参政结构的失衡、相对忽略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历史与现实社会角色的冲突所引发的心理问题日渐凸显。有调查显示，公务员已经成为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患病率高发的行业之一。利用心理测量和多种心理治疗手段对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和治疗有助于提升女性公务员在岗位上发挥更大效能，提升公务员整体队伍素质。三、心理健康测量及干预

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考虑用心理健康的测评工具了解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测量是一种建立在心理学理论上，通过标准化的测量手段，对人的心理特征进行的量化评估的方式。心理测量针对智力、气质、人格特质等进行等级划分，成为很多行业进行人才选拔、测评和培训的心理测量方法。对于心理问题的治疗研究领域来说，本质论推崇凡事都存在一个不可变化的本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心理治疗方法主张通过一客观存在的病理本质治疗所有的心理问题。而社会构建论则提出了一种对立倾向的观点，主张事物背后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本质，

而是在不同文化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叶浩生，2007、Berger.P，1996、 WatsonPJ，2005）等。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诸如利用积极情绪、叙事疗法、瑜伽等手段进行心理解压，治疗心理疾病的方式在学术界逐渐受到关注，主要文献有Seligman（2000）提出的积极心理学概念，家庭治疗学家Michael White与David Epston（1990）提出的叙事心理疗法等。国内心理学者也对知识型女性心理健康程度提出了包括自我了解、情绪控制、热爱生活、乐于工作等在内的八项指标。

1.建立良性的晋升竞争机制与专业的咨询干预机构

女性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冲突以及职业规划本身。通过调查发现，女性公务员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到人际关系处理问题中，而人际关系则易于引发不良情绪和排斥心理，因此，对于女性公务员要有与男性公务员平等的晋升机会，以减少因职业前景而带来的各种心理问题。同时，在组织内部设立心理健康咨询机构，通过定期进行心理测试随时跟踪人员的心理健康程度，以随时提供必要的干预。

2.关注自我心理保健

3M（Master，Medium，Maneuver）体系是从自我调节角度出发而设计的心理干预手段，通过自身意识形态、良性情绪转换和消极情绪的矫正等手段实现自身心理保健的目的。由于女性公务员自身要同时兼具女性的社会、家庭属性，同时还要与男性一同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多重角色的转换给女性公务员带来了巨大挑战，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无法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工作上。所以，主观方面，女性公务员往往要经受更大的思想压力，客观方面，女性要经历生理期、

妊娠期、哺乳期和育儿期等特殊生理时期，要经受身体变化带来的心理负担和焦虑。所以，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成为女性无法回避的意识。所以，女性公务员要平衡工作、家庭的关系，理性对待自身能力与角色履行，在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理解压力与负面情绪，寻找对自身形式有效的解压方式。

四、结论

从长远意义来讲，女性公务员等职业女性的心理健康将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女性从业价值观的同时也抑制了柔性管理的优势。本课题能够通过挖掘女性心理问题的症结，寻找优化女性心理满意度的途径继而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保持人口红利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男性人力资本增值的抑制力，有助于实现女性人力资本效益最大化，提升整体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最终推动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