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
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①
侯旭东
居于汉唐统一帝国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表面看来国家分裂，战乱不已，民生凋敝，是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经过研究却不难发现纷乱与萧条背后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碰撞激荡，南方经济长足发展，诸民族密切交融，各种制度承前启后。20世纪以来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等几代学者的辛勤探索，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不过，几经耕耘之后，学者亦面临资料有限、问题难求的困境，研究一旦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表明既有的研究思路已接近走到尽头，需要变换角度、拓展思路。兹不揣谫陋，谈谈对近几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观感以及未来走向的点滴思考。
一、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目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队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20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基本退出研究工作，目前的主力是50、60年代出生，80年代以后毕业的学者。70年代以后出生，2000年前后毕业的年轻学者已开始步入学界，崭露头角。这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接受相对系统的学术训练，观念上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视野开阔。但是，完全成长于现代学科教育体制之下，传统文化的修养说不上丰厚，对古代文化隔膜更深，要作到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也更不容易。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教育缺乏系统、周密的思考与安排，学术史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与语言工具的训练不足，亦潜在地制约着学者的未来发展。
二、研究的新动向
1、围绕儒家及其礼制的研究
最近几年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之一是礼制，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这一问题。梁满仓自2001年以来发表系列论文，讨论魏晋南北朝礼制上“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南北方不同特点、军礼的鼓吹、讲武礼以及礼学问题等②。指出魏晋之际源出于《周礼·春官·大宗伯》的“五礼”开始被应用到朝廷制礼实践中，至萧梁时期基本成熟。北方五礼体系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关于礼学的核心，清人皮锡瑞已注意到汉儒重《仪礼》，魏晋以后重《周礼》，作者则对此做了详细论证。③这实际揭示出两汉与魏晋以后在礼制——经典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不同于梁满仓“礼制史”的角度，阎步克则基于制度史主体的立场对中古时期《周礼》所记载的六冕制度在汉代至宋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情
①本文初稿是作者2007年8月25 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上的发言。
②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7-5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辑，第73-111页；《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7-59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第273-307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讲武》，《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礼制与凶礼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106页；《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35页。
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第84页。
况做了细致的梳理与比较，意在揭示帝国体制下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作者概括出冕服使用中显现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①。关于《周礼》在中古的命运，作者概括为“古礼复兴运动”②。楼劲则对北魏道武帝开国时期的各种制度建设进行了细密的考察，亦强调了《周礼》的深刻影响③。此外，郭善兵近年亦专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廟祭祀，发表不少论文出版了专著④。我对此间的礼乐教化问题也做过一番粗略的梳理⑤。
魏晋南北朝文献显示玄学、佛教与道教在思想领域唱主角，儒教则处于“沦歇”状态，今人亦多相信这一印象，因而以往注意这一时期的儒家与儒教者少，上述关于礼制研究揭示出另一番景象。尽管经学受到强烈冲击，但依然占据统治思想的核心，且顽强地发展，以《周礼》为中心的礼教脱颖而出，并对后世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祝总斌、严耀中与何德章的研究亦值得重视⑥。这些研究将使我们对时代思想氛围的认识更为全面、平衡。同时，礼学开始受到重视，亦是研究开始突破现代学科分类，深入传统学术堂奥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传世文献的记述既揭示了不少现象，但常常也掩盖了不少现象，需要仔细辨别，特别是要将具体的“表达”置入恰当的语境中加以把握，否则就会产生曲解。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胡宝国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汉唐之间史学发展演变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⑦，使史学史的研究跃上了新的台阶。
2、法制史
2001年以来楼劲对北朝法律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如北魏后期令班行的具体情况、北魏时期科、格与式的含义，在中国法制史的地位、论证北齐麟趾格是刑法典等⑧。
韩树峰除了研究汉代的刑罚外，对魏晋时期律令形式变化，如《刑名律》《名例律》的出现，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魏律不仅实现了内容上的儒家化，形式上也在名理学与玄学的影响下确立了新体例，从而也规定了后代律令体例的发展方向⑨。
叶炜多年研究中古法律史，2001年发表过关于北周“大律”的研究⑩，最近撰文分析了魏晋至宋代律学兴衰的原因，认为律学的消亡并非“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
①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第2期。作者的相关研究还有《〈伪孔传〉十二章之华虫粉米分合考》，《文史》2005年第4辑，《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57页。
②阎步克《〈周礼〉诸臣冕服的两种推定与中古冕制》，《文史》2006年第4辑，第21页。
③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87-147页。
④如郭善兵《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丧礼俗研究概述》，《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4期；《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3
年第4期，《魏晋皇帝宗庙祭祖礼制考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7-30、33页；《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8页。专著《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侯旭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教化述论》，《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53-469页。
⑥祝总斌《评魏晋宋齐“儒教沦歇”及“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说》，《文史》2006年第1辑，第67-85页；严耀中《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辩证》，《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何德章《“关陇文化本位”与“南朝文化北传”――关于隋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15-28页。
⑦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⑧楼劲《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1页；《对几条北魏官制材料的考绎——太和年间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1-155页；《北齐初年立法与〈麟趾格〉》，《文史》第61辑，2002年，第77-83页；《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1-337
⑨韩树峰《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140-147页。
⑩叶炜《北周<大律>新探》，《文史》第54辑，2001年，第123-137页。
义、重儒学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基本法律素养的结果①。
汉唐法制史因新资料的发现整理而成为热点，或即将成为热点②，居于其间的魏晋南北朝法制史也会因此而受益。同时，2002年甘肃玉门市花海乡十六国前后涼时期墓葬中发现了晋律注残本，有标题的是《诸侯律注第廿》，约存五千字③，释文整理发表后亦会带动法律史的研究。
3、官制史
阎步克通过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的研究，提炼出“品位”与“职位”视角来分析整个帝国官阶制度的演变，对青年学者产生相当影响，近来不少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都采纳了这一视角并予以扩展，如叶炜、张小稳、顾江龙的研究④。阎步克最近提出超越“分期论”与“变革论”，认识中国历史的“周期性”与“连续性”、中华帝国“常态”与“变态”⑤，值得重视。
罗新近年致力于对汉魏以来北方部族名号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⑥，其研究的特点是较为充分地吸收了近代以来国际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尤其是阿尔泰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利用内亚出土的碑文与汉语文献，通过对名号语源、在不同部族中相应称呼的挖掘及其含义的考订，归纳出部族名号分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与演变规律。他提出了“名号分化—官号与官称”的发展脉络⑦，具体涉及到匈奴的单于号、北魏的“直勤”、嚈哒的敕勤、突厥的特勤、拓跋鲜卑的得名、柔然、突厥、铁勒与契丹的可汗号乃至唐以后的皇帝尊号等等，试图由此探寻北方部族称号与官职制度名号发生与发展线索，并基于此重新认识北方部族政治体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汉族政权的影响（如皇帝尊号的出现）。关于拓跋鲜卑得名的研究中还将部族名号的取得与固定化同部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本人的identity （主要是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发展成为部族名称的那些人物，基本上也都是把本部族带出部落阶段并开启酋邦时代的英雄，具体到鲜卑诸部，得名多在魏晋时期，此时是否是鲜卑诸部政治发育发生重大飞跃的时刻⑧。这些研究带给我们许多重要启发。这些论文已汇集成册，正在出版中。
此外，张金龙对于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发展演变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细致的梳理⑨。关于幕府、霸府、军府的研究比较多，主要有张军、林校生与陶贤都、方建春的研究⑩。
①叶炜《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第36-44页。
②预计2008年底出版的《唐研究》第14卷就是围绕《天圣令》的研究而编辑的，即是一例。
③张俊民《玉门花海出土的〈晋律注〉》，《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4—325页。
④叶炜《级别、类型与品位、职位——论唐前期职事官经济待遇中的品位、职位因素》，《国学研究》第19卷，2007年，第39-56页；张小稳《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等级管理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7年。
⑤阎步克前引文（下），《北大学报》2006年第2期，第102页。
⑥罗新《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24-38页；《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10卷，2004年，第283-296页；《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77-188页；《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23-36页；《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辑，第97-104页；《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71-74页；《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2-48页；《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第50-73页；《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辑（总第85辑），第73-97页等。
⑦罗新《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84页。
⑧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2-48页。
⑨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⑩张军《两晋时期公府与军府之机构设置及层级——以志书中的记载为中心的考察》《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晋元帝军府机构设置特点考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曹操霸府的制度渊源于军事参谋机构考论——兼论汉末公府的“幕府化”》《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并出版了《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一书，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林校生《西晋末司马睿府佐吏考略》，《宁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司马睿幕府之构成特征简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陶贤
以往对这类存在时间不长的机构关注甚少，这些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4、政治史
政治史是传统的领域，近年来还是涌现出一些优秀成果。韩树峰以个案的形式对南北朝时期淮水与汉水流域的诸豪族与南朝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边境豪族在南朝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①。韩树峰关注的边境地区的豪族，陈金凤则致力于分析南北政权交界地区，即秦岭—江淮一带，与魏晋南北朝军事、政治、地方势力以及民族关系的关系②。
民族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突出现象，近年从政治史的角度开展民族史研究引人注目。田余庆着重探讨了北魏建国的历程，揭示出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地区长期的共生关系，以及拓跋部“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背后所隐藏的摆脱妻族部落影响，巩固拓跋政权的历史线索③。陈勇则专注于开创十六国的刘渊的汉赵国的历史，从政治史的角度揭示刘渊起兵建国的历史背景与关键因素④，挖掘出了当时的发展线索而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脱离了现象的描述。他的研究即将汇集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亦对北魏对待境内胡族的政策作了研究，指出包含两个侧面，一是在胡族聚居区沿设护军、镇戍，维持原有的胡族部落组织，二是相机将胡族部落民编户化⑤。
5、区域史
最近读到一组关于汉唐时期西安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⑥，其中涉及到唐代长安寺观对环境的影响、唐以前泾渭清浊变动与西安周边森林覆盖的变迁的关系以及比较现代与汉代长安动植物物种的变化，都扩展并细化了区域环境史的研究，留下较深的印象。
6、新资料——三国吴简、新出吐鲁番文书与入华粟特人墓葬
走马楼三国吴简。2007年初《竹简貳》出版，2008年初《竹简叁》出版，《竹简肆》的部分新资料已有披露⑦。吴简的整理工作进展很快，预计在一二年内可以完成，一共将刊布76000余简，分11卷，出版工作大约在2011年前后完成。随着吴简的不断出版，可能会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吴简研究。
2006年9月出版了《吴简研究》第2辑，内容涉及吴简的诸多问题。此后，蒋福亚对吴简所见奴婢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资产不多（訾五十）者与师佐亦有畜奴者，并推测官奴婢从事生产⑧。官奴婢从事生产，目前见到资料有限，难以确定。他还研究了吴简中的“客”，“食客”和“常限客”之类的地主依附民，至迟在嘉禾六年就已载入户籍。由吏统
都《霸府与南朝王朝更替》，《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方建春《论魏晋南北时期的幕府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①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②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④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0-68页；《屠各称谓的变化与部落迁移》，《文史》2007年第1辑，第95-106页；《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刘豹世系的造伪》，《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71-79页；《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66-75页；《屠各刘渊的质任身份与匈奴五部的政治重组》，《文史》2008年第1辑，第21-30页；《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乂案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⑤侯旭东《北魏境内胡族政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68-182页。
⑥《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第1-19页。
⑦李均明、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四]内容解析八则》，《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2-195页。
⑧蒋福亚《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杂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1-6页。
率的“吏帅客”是官府依附民的新名称，至迟在黄武七年就已出现，这是封建政府和地主争夺劳动人手的产物①。高敏与李均明分别讨论了吴简所见的商品生产与地僦钱问题，胡平生则对《竹简壹》地名、人名释读错误做了校订②。李均明、王昕对《竹简壹》的释文做了校订③。武汉大学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亦刊发两篇吴简论文，魏斌的孙吴贷食简研究，涉及册书的复原、诸仓的关系、贷食者身份、贷食数量、利息与贷米目的。他另有《走马楼吴简中的“臧米”问题》待刊。另一篇是笔者关于里、丘关系的研究④。
2007年年于振波出版了《走马楼吴简续探》⑤，主要围绕“户”展开，涉及户人、户的结构、女子婚龄、户品、户下奴婢、户籍简的“算”与“事”的含义、“老”的含义以及师佐籍。高敏最新的论文讨论了吴简所见孙吴的屯田制度⑥，主要是利用吴简补充其过去对孙吴屯田的研究，但做的比较匆忙。
黎虎从不同角度利用吴简探讨了魏晋南北朝的吏户问题，提出“吏民”即是编户齐民，否定了传统的吏。民分籍的观点⑦，需要认真倾听。
2006年吴简中“户调”问题是个热点。高敏、杨际平、张容强与于振波分别发表论文，涉及口钱、算钱、户等划分、人丁“丁中老小”的划分、调的性质、户籍文书的内容等⑧。杨际平从汉代财政中的“调”分析起，认为吴简中的调布是官府出钱购买的，属于财政调度，与户品无关，亦不是常税项目，是一种新见。
此外，2006年10月—2007年1月每周三上午，在罗新主持下北京地区的学者与研究生对长沙东牌楼出土的东汉时期简牍进行了研读，对释文进行了校订，校订稿即将在《简帛研究2006》中刊发。2007年9月—2008年1月在北京大学中古中心围绕《竹简贰》进。研读，2008年3月—6月每隔二周的星期三下午在北大中古中心研读《竹简叁》，同时谈论与会者提交的吴简研究论文。
新出吐鲁番文书。1997年，特别是2004-2005年出土，已经整理完毕，2008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一些高昌郡、阚氏与麴氏高昌国时期的文书、墓室壁画、墓表等。《文物》2007年第2期有概述及论文，《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亦有一组论文，可参。
1999年太原发现虞弘墓，2000-2004年先后在西安发现三座粟特人墓葬，时间为北周或隋代，出土了墓志、围屏石榻（或石椁），推动粟特研究走向高潮。近来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发表论文颇多，出版《法国汉学》第十辑“粟特人在中国”专号，《文史》2005年第4期“中外关系与西北史地”专栏亦有两文讨论粟特人。因石榻雕有图像，研究中艺术史方法受到空
①蒋福亚《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66-73页。
②高敏《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看孙权时期的商品经济状况》、李均明《走马楼吴简“地僦钱”考》、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二卷〈竹简【壹】〉地名、人名释文校正》，均收入《简帛研究200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③李均明、王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释文校记（一）》，《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第155-181页。
④魏斌《走马楼所出孙吴贷食简初探》、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2006年12月，第27-57、14-26页。
⑤文津出版社，2007年2月。
⑥高敏《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所见孙吴的屯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83-86页。
⑦黎虎《“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53-68页；《魏晋南北朝“吏户”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第20-28页；《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第13-21页；《论“吏民”即编户齐民》，《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辑，第53-96页；《论“吏民”的社会属性》，《文史哲》2007年第2期，第57-62页；《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17-122页。
⑧高敏《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第24-27页；《吴简中所见“丁中老小”之制》，《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第10-11页；《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于振波《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第28-32页；杨际平《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调”——兼谈户调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9-58页；张荣强《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3-20页。
前重视，这或许将成为促进中古艺术史研究的契机。
此外，随着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与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开展，魏晋南北朝最基本的资料11部正史亦着手根据点校本出版后30多年的文献研究与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做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诸史的整理工作正陆续展开。
7、经济史的消沉
最近十年来一个重要现象是经济史逐渐受到冷落，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2005年只有8篇，其他领域则有数十篇①，2006年全年300余篇论文中，吴简以外涉及经济的不过十多篇②，2007年目前只见到二篇③，有关著作亦不多。这一趋势值得深思，不能将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人们持续的生产活动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对其产品的收集、分配则是维持社会组织（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持久存在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始终应在历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
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研究。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理论与史料关系问题：是以论代史还是论从史出？过去几十年强调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这是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在大到整个中国历史，具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否那么重要？如胡如雷先生所指出的，史籍“编纂者注意的是中心是税收方面的问题，对生产关系并未加以重视，所以这类记载的缺陷是：‘国计’多于‘民生’，财政多于经济”④，这种偏重是否表达了帝国时期统治者长期禀持的观念？历史上中国人对土地的观念与法律规定是否可以用源于罗马法的那种土地所有权、国有、私有制之类的概念来概括、解释？回答如果是否定的，人与土地存在何种关系？我曾经在古代人名使用的脉络中讨论了汉代“名田宅”制度的含义，认为近似于今天的“责任田”，后代尽管已经不再用“名”田宅或“名有”，但性质却有不少相似之处。吴简中的“田”类型或性质（也可称为“名”）与交纳物的额度有直接关联，而与耕作者身份联系不密切，似亦是此传统的延伸。此外，生产工具、技术的改进——如汉代铁农具与牛耕的推广、代田法的出现、唐代曲辕犁的出现——的作用体现在哪些层面⑤？与朝廷赋税征收制度的变化有无联系，有何种联系？亦需要更细致的、更有说服力的研究。
其实，经济史如果能意识到理论上的困境，能够搁置先入为主的定见，提出恰当的问题，仔细梳理旧资料，结合新资料，会有新的突破。最近十多年来明清经济史，包括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研究有不少重要进展⑥，有助于我们认识更古时期的土地关系，三国吴简的发现提供了重返这一领域的条件。新出吐鲁番文书发现“前秦建元二十年三月藉”⑦残片，亦会推动户籍研究。
①陈奕玲、朱小琴《2005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9期，第4页。
②陈奕玲《2006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8期，第5-6页。
③刘华、王亚杰《魏晋官营牧场分布的历史及其影响》，《井冈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40-43页；张丽《论北魏均田制的性质》，《边疆经济与文化》2007年第3期，第95-96页；统计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1-4期。
④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第5页。
⑤王德权《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关于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新史学》第14卷第1期（2003年3月），第171-172、194页涉及此问题，可参。
⑥如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⑦编号2006TSYIM4：5,《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176-180页。
三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目前的现状是大师云集、资料有限，成果丰富、新的题目、新的方向难寻。最需要的是学术史的回顾，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范式”问题，有助于我们清理已有的研究。需要归纳过去研究的范式，范式的有效性、局限与盲点，乃至范式所立基的认识前提中存在的问题。近代中国史学是在西方殖民压力下发展起来的，许多迄今影响至深的论断是在时局压力下仓促间达成或接受的，同时，不少自传教士时代形成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看法亦对今天的历史观有深刻的影响，这些观念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塑造了、亦在塑造着我们的历史观，魏晋南北朝研究作为中国史的一个分支，同样无法脱离上述两因素的影响。
此外，作为一个积累了近百年研究成果的领域，亦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认真检讨。关注的问题核心有哪些？从什么角度进入？背后的理论根据是什么？这些问题属于历史上的哪类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值得研究？利用哪些资料？如何看待并使用资料？例如，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问题，涉及的是王朝统治者源于特定的地域的人所形成的“核心集团”问题，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很多，西汉的“丰沛集团”、曹操的“谯沛集团”“颖川集团”、孙权的“淮泗集团”等等，历代统治核心集团构成的特点、构成原则、前后有无变化、地域性的发展与转变、地域性背后所显示的同乡、从龙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在帝国体制中的作用等等。
反思自身研究的同时亦要眼观六路，广泛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借助他人的眼睛来帮助认识自我。他人，不仅是国外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家。这同样需要在学术史的脉络上去认识，以期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最近读到一些日本同行的研究，很有启发，如渡辺信一郎①与渡邊義浩。
另一方面，学理上追求之外，还需要关注生活，观察生活，从中获得感悟与启发。在反思、体验与参酌中提炼出更多、更有意义的问题与思路。历史学是一种认识，是每一个时代的人对过去的理解，它既欣赏个性又追求共识。学者的提问多数针对的是史学内部各分支内的具体问题，如果不断追问这些提问，不难发现，其根源在于史家对其生活的时代的提问②。当下生活是过去的延续，参悟生活，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动，可以挖掘出活生生的有意义的问题。
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与思路应是萌发于中国历史实际，而不是简单地借自外国的理论。许多外国史学的新进展在他们的学术史脉络中是学术的合逻辑的，且应和时代要求的演进，对中国而言未必如此。未经认真思考地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学术生态不同，面临的问题有别，表明上轰动一时，炫人耳目，实际对于深化中国史学未必能起到多少积极作用。
同时，现存的史料并非已开发殆尽，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此时往往需要跨越既有的学科疆界，如六朝小说的利用、魏晋南北朝医书的研究等等。小说与医书并非仅仅是文学史与医学史的研究对象，从事其他问题研究的学者同样可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资料。
①关于渡边信一郎研究的介绍与分析，见王德权《东京与京都之外——渡边信一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小史学》第17卷第1期（2006年3月），第143-200页。他的《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已经出版，值得参考。
②总体上看，在与现实的关系上，史学研究也是国情研究的一部分。它告诉人们，我们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如何从远古一天天走过来的，过去留给今天什么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后者包括制度、行为方式与习惯、观念等，是活生生的，同时也是不易把握的，更值得用心研究。这些遗产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挥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另一角度看，又应如何在这些活生生的遗产的基础上以最少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建设适合新形势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精神文明？需要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携手共同面对。费孝通反复强调“文化自觉”，回顾过去，人类的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人类反思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人类自我控制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史学在这方面应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无论哪类新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史料妥帖的理解与分析，不能忽视训诂治史，更应避免望文生义。试举一例，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莂”中大量出现“佃田”的记载，很多学者不加思考就将“佃田”与租佃、租种国有土地联系起来，这种对应是否可靠呢？如果看看文献与旧注、字书中的对“佃”的解释，仔细分析出现“佃”的段落的语境与时代背景，再读读吐鲁番文书中的“佃人”与“自佃”文书，就不会贸然做出此种联系了①。
四可能的领域
1、空间问题
过去的研究相对集中在朝廷：朝廷的制度、朝廷中皇帝与官员的关系等，有必要将目光扩展到朝廷以外的地域，开展地域史的研究。诸如个别地域的专题研究，地域与朝廷关系的研究，地域之间关系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常常关注区域，不过，似乎对区域中人的活动关注不够，这里所说的更多的侧重在区域内的人的各种活动，外人对区域的想象，历史上的区域如何形成等等。
涉及到如何划分地域？已有的做法至少有五种：（1）行政区划（古代的，如并州、梁、益地区、青齐地区等；现代的，如山西、安徽的移民），突出了政权行政设置的重要性。（2）古人的概括的文化区（《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与《隋书·地理志》的划分、扬雄《方言》中的方言区、汝颖多名士、三吴），突出的是当时人的主观感受。（3）自然地理区划（太湖流域、长江中游、下游、汉水流域、宁绍平原）。（4）自然区划上形成的市场体系（江南经济区，）。（5）聚落形态（城市——长安、洛阳、建康、平城；乡村）。各种划分有各自的前提与假定，突出了某些特点又掩盖了另一些特点。
新资料亦提供了新的可能。长沙地区简牍的大量发现，预示了一个十分有潜力的领域。出土的简牍从西汉前期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时间跨度达四、五百年，地点集中，结合考古、文献资料，揭示一个边陲郡县的发展历程，亦有助于从内地一般郡县的角度——有别于西北边地的带有军事化色彩的郡县，认识初期帝国的形态。
我自己感觉，中国史家一贯重视时代变化，讲求“通古今之变”，有很强的时间感，但对空间问题，区域多样性、不同地域如何经过分裂，整合到帝国内关注不够。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对于区域研究的提倡（施坚雅W.Skinner），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对地域社会的持续关注（森正夫等②），台湾学者王德权的梳理与提问③，都带给我们不少启示。
2、精神世界
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是制度与行为，即使研究精神世界，也主要集中在思想家的思想，忽视对一般思想的关注。这亦与我们的史观有直接的联系：目的论的历史观，有意、无意地认定人都是在外在规律（趋势、方向、潮流等等均是规律的同义词）的作用下，向着某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古人成了某种规律驱动下的玩偶，否定了当事人的能动性，否定了历史发展
①见侯旭东《走马楼竹简的限米与田亩记录——从“田”的类型与纳“米”类型的关系说起》，《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第164页。
②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9-524页。
③王德权《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关于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第186-199页。
的多种可能性，进言之亦否定历史上人们的观念与其行为间的关联，其结果是使得研究更多地偏重于行为，忽视了对精英思想以外的思想世界的关注。需要为历史的主体“安上”头脑。
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好转，对佛道信仰、术数方技的研究均有长足发展，但远远不够。还应包括想象世界、人的自我认识等等，如南人对北方异族的想象，时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想象以及在佛教影响下的发展变化，对动植物的分类①，对人体的认识（医疗、疾病，如陈明、景蜀慧、陈昊的研究），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的时空观念，甚至包括语言中所体现的深层观念等等。这一时期是近代以前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碰撞时期，可以从类似问题的研究中观察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影响的程度与范围，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中那些难以动摇的成分。
此外，西方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亦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存留至今的各种资料，无论是各种文献还是考古，抑或图像资料，都包含了资料制作者的主观想法，有些是有意的，如史书，有些是无意的，如文书档案。亦需要将这种主观性纳入研究的范围。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文献而言，各种文体的特点（叙事模式、叙事策略）以及特点背后所隐含的某个时代的作者共有的思维模式，均值得探讨，同时，研究方法也需要更新。在此，史学与文学史走到一起。
3、帝国形态
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出现与帝制的覆灭，一夜之间似乎便与帝制一刀两断，以全新的姿态迈进了共和时代，使得对历史上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陷入低谷，加之80年代以来社会史的兴起更是以政治史的对立面的形象出现，吸引了众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目光。实际上对于帝制时期的国家形态、运作逻辑并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②，需要在既有的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的思路之外从新的角度加以研究。徐冲试图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探索③。目前我主要是关注汉魏六朝统治的日常运作，具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围绕朝廷展开，关注的是重大事件与制度之外的统治的常态运行，包括皇帝与大臣的分工，律令与诏书的关系，一些具体机构，如汉代的传舍的作用等④，二是以长沙吴简为中心揭示县级官府的运作机制。希望综合两者而对认识早期帝国有所推进。
4、考古资料的运用
具体指的主要不是考古发掘提供的文字资料，如简牍、文书、墓志，而是出土物没有发现文字资料的各类考古报告，如墓葬、聚落遗址（城址）、宗教遗迹（石窟、寺院）等。如何通过阅读、分析，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如不同类型墓葬的分布与地域传统的关系、墓葬中流行的随葬品组合背后的观念史之类，推进相关时代一般历史的研究，是个挑战。中国重视文字的传统深厚，历史学家对于考古资料的利用相当不充分，也缺乏有效的方法（如艺术史），是个很大的缺陷。
①余欣《“附子”考——从一类药物看东西物质文化交流》（《文史》2005年第3辑，第121-140页），尽管主要是从中外交流角度立论，实际已触及文化心理层面。
②日本学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参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收入前引沟口雄三与小岛毅主编书，第343-362页。具体研究如早期西嶋定生、尾形勇，近年如渡边信一郎、金子修一与妹尾达彦等的研究。
③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8年6月。
④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61-82页；《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辑（总84辑），第47-96页。
以上所谈只是个人一孔之见，目的只有一个，抛砖引玉，希望引起诸位同行进一步的关注与思考，更好地推进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中国外交事业取得的成就
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进一 步树立主持正义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例：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积极领导并参与“六方会谈'机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二.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中国坚定支持朝鲜半岛北南双方进行和解与合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领导建立上合组织；积极参与中国与东盟“10+1”，东盟“10+3”，东亚峰会等地区对话与交流机制；三.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和澳门得以顺利回归，中俄边界问题得以解决；四.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中国先后加入APEC，WTO,“二十国集团”，“金砖四国峰会”；五.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多达17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1，坚持了改革开放2，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3，坚持了可持续发展道路4，坚持了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正确道路5，坚持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毫不动摇的走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考点名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的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 初级阶段的含义：所谓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算起，
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止时间：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少需要100年时间（1956——2050左右） 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国家根本任务：立足基本国情，面对主要矛盾，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 基本国情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判断所有问题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 成就的根本原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
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① 侯旭东 居于汉唐统一帝国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表面看来国家分裂，战乱不已，民生凋敝，是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经过研究却不难发现纷乱与萧条背后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碰撞激荡，南方经济长足发展，诸民族密切交融，各种制度承前启后。20世纪以来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等几代学者的辛勤探索，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不过，几经耕耘之后，学者亦面临资料有限、问题难求的困境，研究一旦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表明既有的研究思路已接近走到尽头，需要变换角度、拓展思路。兹不揣谫陋，谈谈对近几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观感以及未来走向的点滴思考。 一、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目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队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20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基本退出研究工作，目前的主力是50、60年代出生，80年代以后毕业的学者。70年代以后出生，2000年前后毕业的年轻学者已开始步入学界，崭露头角。这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接受相对系统的学术训练，观念上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视野开阔。但是，完全成长于现代学科教育体制之下，传统文化的修养说不上丰厚，对古代文化隔膜更深，要作到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也更不容易。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教育缺乏系统、周密的思考与安排，学术史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与语言工具的训练不足，亦潜在地制约着学者的未来发展。 二、研究的新动向 1、围绕儒家及其礼制的研究 最近几年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之一是礼制，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这一问题。梁满仓自2001年以来发表系列论文，讨论魏晋南北朝礼制上“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南北方不同特点、军礼的鼓吹、讲武礼以及礼学问题等②。指出魏晋之际源出于《周礼·春官·大宗伯》的“五礼”开始被应用到朝廷制礼实践中，至萧梁时期基本成熟。北方五礼体系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关于礼学的核心，清人皮锡瑞已注意到汉儒重《仪礼》，魏晋以后重《周礼》，作者则对此做了详细论证。③这实际揭示出两汉与魏晋以后在礼制——经典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不同于梁满仓“礼制史”的角度，阎步克则基于制度史主体的立场对中古时期《周礼》所记载的六冕制度在汉代至宋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情 ①本文初稿是作者2007年8月25 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上的发言。 ②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7-5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辑，第73-111页；《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7-59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第273-307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讲武》，《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礼制与凶礼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106页；《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35页。 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第84页。
历史学研究生必读书目
书目： 经学：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春秋公羊传注疏孟子正义经学历史（皮锡瑞）经子解题（吕思勉）春秋繁露谷梁传新学伪经考白虎通五经异义礼记 史学： 正史（按顺序）：后汉书（今文，好懂）史记汉书明史（要分辨秽史）三国志 断代： 先秦：先秦史（吕思勉）先秦史（翦伯赞）先秦上古史研究（顾颉刚）战国史（杨宽）以及刘起于关于尚书的研究还有先秦思想史十讲（忘了谁写的） 秦汉：秦汉史（吕思勉）秦汉史（翦伯赞）秦汉史（钱穆）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李开元）秦帝国的崩溃（李开元）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传汉高帝传光武帝传曹操刘备孙权三人单传诸葛亮大传 二十等爵制（西岛定生）察举制度史稿（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阎步克）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阎步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严耕望） 两晋南北朝: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若）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北魏政治史（张金龙）魏晋南北哦朝史讲演录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严耕望） 隋唐五代:隋唐五代史（吕思勉） 宋辽西夏：宋代经济史（漆侠）王安石传（梁启超）邓广明的一些书祖宗之法（邓小南） 元明清：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孟森）南明史（司徒林）（顾城）南明痛史 民国：民国史（李新）民国十年（唐德刚）袁世凯传（唐德刚）我只读了这些，或许还有一些忘记了，可以问我。我只注重秦汉和魏晋时期的史事。中华民国史（张宪文）子部：荀子集释论语集释 集部：杜工部集 理学：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朱子大传 1、徐中舒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 2、米新夏主编：《史记选》，中华书局1990年。 3、冉德昭、陈直主编：《汉书选》，中华书局1962年。 4、王仲荦编注：《资治通鉴选》，中华书局1965年。 5、余嘉锡：《士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
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史---王晓毅 1士族社会的发育 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四世三公 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四世五公 荐举制度与官僚家族形成 征辟 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 辟：公府聘为专书 察举（自下而上）：孝廉：郡级贡士 秀才 连带责任 官不用本地人，吏用本地人 黄范传 中国 领导上台要组建自己的班子 门生 故吏 田庄经济与乡里豪族 （凡事）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 士族来源： 士林学门 乡里豪族 官场官族 余英时《东汉政权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3、庄园与士族的文化性格 庄园经济的特点：多种经营、自给自足 庄园的独立性与士族的自由精神 庄园经济的特征 在以庄园经济，，这个“平面” 仲长统-曹操 憧憬的庄园生活 使居右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后汉书·仲长统传》 庄园经济与士族双重性格 儒家思想：教人做奴隶的东西，培植奴性 说了不做，做了不说 4士族与汉末政治 汉末清流的社会基础 （赵岐）因从官舍逃，走之河间，变姓字，又转诣北海，著徐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 掩护党人 俭得亡命 《后汉书·党锢列传》 准备以暴力推翻汉王找台
水到渠不成 不推不倒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中者二爷 故圣人顺时移动，智者因二一发 《后汉书·皇甫嵩传》 《后汉书·郑泰传》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 二、汉末落 名教破产 《后汉书·陈蕃传》 良心不能培养，良心通过教育出来了，教育讲的太多使人变得虚伪。心硬的可以划得着火柴 1971年林彪—分水岭 中国走的慢一点等等你的灵魂 2道家复兴 老庄的贵生哲学 《逍遥》 《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 闻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 良少诞节 《后汉书·戴良传》 山阳—山东 薛勤葬妻 夫复 《风俗通义》 枪挑法制 故圣人能与时推移 崔寔《政论》 三、建安~魏初社会与思想的变化 1、建安名士及其思想 慷慨悲凉的建安时代 (公元196-220) 黄老道家 信仰胜利，虚无 铠甲生虮四 百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南朝 北朝—鲜卑氏 第一代 领袖：曹操
15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doc
江苏省阜宁中学2010届历史一轮复习教学案 必修一·专题五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考点二、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内容标准】 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教学要求】 1．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 2．概括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外交成就。 3．感受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4．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 5．探讨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6．认识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试说明】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中美关系正常化； 3、中日建交；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考点解读】 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最主要标志。) (1)背景 ①20世纪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并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②美国坚持了20多年的孤立新中国的政策逐渐破产； ③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根本原因） ④是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外交的结果。 (2)重返联合国的经过 ①美国“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破产。 ②联合国2758号决议：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3)意义
①这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胜利. ②它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③它大大地增强了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 2、中美关系正常化（70年代外交突破的关键） （1）原因：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要求 美国方面：①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根本）②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③与苏联争霸中处于守势（直接）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 中国方面：①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②有利于牵制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③有助于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经过（最敏感问题：台湾问题）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1971第31届世乒赛，日本）②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 ③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签订《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④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⑤中美建交：1979年1月1日，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3、中日建交（最敏感问题：历史问题） （1）原因 ①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影响（根本）②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直接）③日本许多对华友好政党和团体的推动 （2）过程 ①田中角荣访华：1972年9月②中日建交：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日本早于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③1973年，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 （3）阻碍中日关系的问题 ①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②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③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④慰安妇问题 4、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1）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破了中国50年代以来的外交困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2）中日关系的改善的意义 ①、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的新篇章。②、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缓和世界紧张局势。
魏晋南北朝史整理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政治 1）三国 三国包括了魏、蜀、吴，分别是曹丕、刘备及孙权所建立。 ①曹魏的年代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都洛阳，史称魏或曹魏。亡于公元265年。②蜀汉为刘备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成都，国号曰汉，史称蜀或蜀汉。公元263年为曹魏所灭。③孙吴为孙权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称帝，国号吴，建都于建业，史称孙吴或东吴。公元280年为晋朝所灭。 2）晋十六国时期 ①西晋与东晋 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公元266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国号曰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分裂，至此再度统一。但晋武帝死后不久，宗室之间爆发「八王之乱」，曹魏以来入徙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占有今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建都于建康，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曰宋，东晋亡，共历十一帝、104年。 ②南朝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①宋乃刘裕于公元420年夺取东晋政权后所建立，国号曰宋，建都建康，因皇室姓刘，故史称刘宋。②齐，公元479年萧道成所建，国号曰齐，建都建康，为了与北朝的北齐加以区别，史称「南齐」，也因皇室姓萧而称「萧齐」。
③梁，公元502年萧衍所建，国号曰梁，建都建康。④陈，公元557年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建都建康。589年为隋所灭。 ③北朝 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隋朝。 北魏乃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公元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 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 北魏国力颇强盛，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进行一连串的汉化运动，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引起「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从拓跋珪建魏，到公元557年西魏亡。东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受权臣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受禅称帝，国号大隋，公元583年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公元589年灭南方的陈朝，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全国再度统一。 经济 1）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2）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3）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史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 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 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 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 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 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 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 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 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 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 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 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 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 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 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 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 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 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
试论魏晋南北朝的人名文化意蕴分析
试论魏晋南北朝的人名文化意蕴 摘要：人名从表层形态来看，它是一种语言现象。但从深层实质上看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人名是文化的一种镜像和载体，它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特有的审美情趣、风俗时尚、伦理道德、宗法制度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门阀制度兴起、南北民族融合，儒、佛、道等多元文化激荡、交相辉映的特殊历史时期。本文希望通过对魏晋南北朝人名特点的分析来考察负载在其上面的特定宗教文化内涵。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名字宗教文化士族 人名无可否认是一种语言现象。因为任何人名都是由语言文字这个物质材料表现出来的。但如果通过其语言文字表象挖掘的话，人名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的现象。人名与文化共生。当人名在民族历史、经济生活、心理状态等稳定的共同体中出现时，人名就成为了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它能形象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思想、信仰、习俗、道德观、价值观、文化心理及美学观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士族文化兴盛、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战乱频繁造成的剧烈的人口流动不仅产生了新的文化因素，而且完成了传统文化的重新分野。儒、佛、道等多元文化激荡、冲突、融合，互相吸纳而逐步走向统一。乱世喧嚣的历史表象背后，这种呈现在文化上的融合、改造、再生，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神速。与此同时，东晋之后大批北方的士族为躲避战乱而南渡定居，南方因此人文荟萃。士族文化如火如荼。世袭士族更是为了表其世代豪俊的非凡身份相互攀比、相互标榜。所有这一些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聚焦在魏晋南北朝人
名上就使它流溢出了别样璀璨的光彩！ 一．魏晋南北朝人名与儒家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裂的年代。战乱频仍，社会极度不安定，中国思想文化格局趋于复杂化，儒学逐渐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即使如此,人们崇尚儒学之心不灭，儒学已经深入人心。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所以《南史》《北史》中俱列有《儒林传》，封建儒家思想仍大行其道。 儒家文化逐渐形成以“仁”为特点的文化结构形态。即把客观伦理化后作为识知对象，以探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和谐为目的。人的价值通过“内省”表现，讲究社会性、重内省。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含蓄朴实，中庸节制，谦恭有礼，讲求温柔敦厚，含而不露，以谦和、深沉为美。封建伦理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教“父义、田慈、兄友、弟恭、子孝”还普遍被人们所遵从。所以这一时期见于正史上的人名用儒家字样者仍为时尚，名字中流溢出浓烈的封建儒家礼教色彩。常用的字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敬、温、良、恭、俭、让等等。《魏书·和其奴传》：“太安元年，诏群臣议立皇太子名。其奴与司徒丽等以为宜以德命名，帝从之。”（993页）从这里就反映出了君臣命名的意向，体现了儒教中君主应以德治天下的主张。君主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南朝就有任忠、孙谦、殷景仁、赵知礼等。北朝就有庾信、张景仁、吕思礼、王仁荣、马敬德等。名如此，字亦然。晋周觊字伯仁、潘岳字安仁、庾统字长
读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曲折与前进 ——读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一、绪论 近日读了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被陈寅恪先生的历史学素养和别具一格的历史观所折服，陈先生不愧是一位历史大家。在运用大量的史料的基础上讲述历史，不拘泥于前人的思想学术，正如他的“三不讲”一样，他的对待历史的角度确实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家，他注重在阶级利益上分析魏晋那北朝历史的演进与变化，重视宗教在历史演进中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观点是我在其他历史书中没有看到的，让我们站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角度看待历史，不拘泥于历史的细节以宏观的思维看待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他为我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打开了一扇不同以往的的窗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融合的时期，也是一个国家分裂、政权林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各民族之间不断地战争、征伐和交流，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民族的融合，然而在着民族融合的背后确实血淋淋的屠杀。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在胡人的马蹄下东晋不堪一击？为什么南朝的政权军事实力不断下降而文化水平制度却依旧领先？为什么北方会出现这么多的政权？各民族之间为什么长时间混战而始终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局面？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而陈寅恪先生给了我一个看到他们的方法，在阶级、民族、宗教上打开了一扇通向历史的窗户，使我们能够看见广阔的历史平原。
二、关于阶级与阶级的分析 在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第一个知识便是对于统治阶级中阶级的分析，统治阶级即我们所说的封建地主阶级，他在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持续对中国的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的兴亡成败都和他们有着让紧密的关系。这个统治阶级也不是只有一种思想，就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有着巨大的分歧，通过对于这些各个朝代统治阶级地位与他们所代表的人的利益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自从西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过改造的适应汉代政治需要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随着这些思想的传播，研究儒家经典和儒家道德的人物和世家逐渐崛起，因而形成了所谓的世家大族，正如袁绍家的汝南袁氏，司马懿家的河内司马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他们通过治经顺应国家需要逐渐扩大势力形成集团逐渐控制了国家的权利和士人的导向，他们在政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个阶级也就是世家大族在控制了治经和道义导向之后就必须要控制政治，因而世家大族们无不是时代的官僚，他们通过广泛地结交和招收门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成为东汉以后至于隋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出身寒族的人物在顺应他们的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建立自己的王朝，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王朝是与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因而不能够长久地持续。曹操和刘备就是这样的寒族，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是夏侯氏，做了中常侍曹腾的儿子而崛起，因而他的出身是寒族，与以儒家经典起家并一起为标榜自己的世家大族在根本利益上格
2019年中考历史二轮专题复习讲义：专题五：中国的外交成就
专题五：中国的外交成就 专题概述： 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9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知识网络： 一．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 1 、史实 ①清政府：四次侵略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北洋军阀政府：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华盛顿会议签署《九国公约》再一次损害中国的主权 ③国民政府：二战中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在没有中国政府参加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自治，苏联租旅顺港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对日宣战 2 、近代中国屈辱外交原因
①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独立 ②当时中国综合国力弱，弱国无外交 在近代史上由于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压迫之苦，人民渴望和平，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宣布我们决不去侵略别的国家来发展自己，我们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新中国的外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新中国的外交 1、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 、建国初期的外交 ①国际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敌视、孤立、封锁、包围 ②成就：⑴建国第一年同17个国家建交，为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⑵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⑶日内瓦会议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 ⑷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使大会圆满成功 3、70年代的外交 ①国际形势：美苏争霸，苏攻美守 ②成就⑴中美关系正常化，表明美国孤立中国的失败和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胜利 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成就
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成就 （一）：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和激烈斗争，成为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形象地把它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新中国刚成立，美国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威胁等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但建国第一年中国就与17个国家建交。为了同邻近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友好关系，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顶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准则。 3、世界外交舞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美国舰队继续盘踞在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从印度支那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为了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积极作用，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会上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面对帝国主义破坏会议的阴谋，及
与会国家间的矛盾和分歧，尤其是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疑惧，周恩来鲜明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万隆会议，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联系，中国与更多的亚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开创外交新局面 1、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由于美国的抵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的国民党集团非法占据。在广大发展中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美国代表被迫承认，“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反西方国家在美国威信动摇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 2、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 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外交基本隔绝。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中国外交有了重大突破和转机。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震惊了整个世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双方签订《中美联合公报》，阐述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一个中国的原则，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曾经被陈寅恪先生归于“不古不今之学”。学界对于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等语意与语境的理解虽见仁见智，但“不古不今”之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特点。在20世纪前期的学术环境下，较之文献稀缺、史料难征的先秦两汉和文集众多、档案浩繁的明清时代，中古时期的史料系统完整，数量适中，学者可以凭借博闻强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基础史料的积累，进行有的放矢的系统研究。数十年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但史料稀缺，选题难觅，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料的特征，学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往往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魏晋南北朝史料学混为一谈。二者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存在强烈的反差。史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被周一良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传世正史完整而系统，前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加上“二史八书”，占去二十四史之半；私家史著为数众多，史注之风盛行，史学体裁多样，国史、家传、别传、杂传、地志、记注、谱牒等异彩纷呈，史学也就此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乙部之学。而史料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书写史上很“不幸”地处在纸张广泛使用，而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历史阶段。依靠手工传抄的大量图书文献，既无法如秦汉简牍那样历经岁月而长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过版刻印刷化身千万。牛弘总结隋以前古代典籍的五次毁灭性“书厄”，有三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史籍未能逃脱焚毁和失传的厄运，完整存世文献屈指可数，且文本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阅读基本史料，提倡引用常见之书，以小见大，从寻常史料推导出不同凡响的结论，这体现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所特有的学术自信。但缺乏史料发现这一原动力，这一断代史研究也面临着“增长的极限”。以20世纪初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为契机，经过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百年学术积累，加之近年来诸多先秦简牍的出土、契丹小字的破译、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徽州等明清地方契约文书的大量涌现，几乎各个断代史研究的史料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魏晋南北朝的新史料发现则相对滞后，学界虽尝试通过各种新方法和新视角的引入发现和提出若干新概念和新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真正能够落实定谳者不多，诸多问题还停留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推论阶段。 基础史料的短缺成为制约研究深入的瓶颈，魏晋南北朝史料相对贫瘠的状况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欲改变现状，也必须从史料入手，努力拓展学术视野，开拓研究空间。新学术环境下的魏晋南北朝史料的挖掘与拓展，应当以史料的再发现与史实的再认识为主要研究方向，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深度发掘与研究，并在古籍数字化环境下对中古史料整理和研究进行新的尝试。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方向之一，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简帛文书和墓志碑刻等新出史料的利用。20世纪以前，除少量西陲晋简和西魏、高昌文书，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献十分有限。近年来，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和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使学界对于三国时期户籍、赋役、租佃制度的认识大大深化，对北朝官制、兵制和相关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得到加强。相关史料的整理和研
新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新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 新中国的外交，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理论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外交实践上，从“一边倒”的倾向发展到走向“一大片”的格局。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1953年，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为打开中国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它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广泛认为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取得新成就。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1954年首次以世界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代表团促进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的达成，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1955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国家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介入的国际性会议——万隆会议，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亚非会议推进中国同亚非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在亚非会议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基本打破了“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并初步形成走向全世界的外交格局。 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行援越抗美，继续同美国对抗，中苏关系恶化后，周边国际局势更为紧张。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第一，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第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第三，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中国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20世纪90年代，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并为国际新秩序而斗争，截至1992年，中国已同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与内政、外交相关联的港澳问题也顺利解决。
2005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05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作者】前岛佳孝/胡宝华 概况。2005年讲谈社出版了《中国的历史》系列著作，其中魏晋时期的有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东汉三国时代》和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两本专著。这套系列丛书比原来的《世界历史》丛书的篇幅增大了许多，所以这两本书不仅有概说和通论，而且作者因个人兴趣所发的议论也随处可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另外，关于北朝的历史，皮阿斯(Scott Pearce)发表了《代之地》(早稻田大学北朝史研究会翻译，刊于《史滴》27)。文章论述了五胡至北魏末年中国和北方的相邻地域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历史意义。 政治。津田资久的《曹魏至亲诸王考》(北海道大学《史朋》38)指出，传统认为曹丕与曹植之间有摩擦的结论，是基于陈寿《三国志》中某些含有偏见的记载而形成的，它反映了陈寿对西晋武帝与齐王司马攸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姿态。文章还认为曹魏西晋的诸王政策与对《周礼》解释的变化密切相关。渡边义浩的《杜预的左传癖与西晋正统性》(《六朝学术学会报》6)指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里对弑无道之君给予认同的解释，提出了杀高贵乡公的司马昭与西晋正统化等问题。他的《杜预的谅制与皇位继承问题》(《汉学会志》44)一文，论述了杜预对服丧期缩短所给予经学证据的过程中，有维护司马攸政治发言权的目的。通过渡边的文章，可以看出运用经学知识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渐形成。此外，渡边还发表了《杜预的春秋长历》(《东洋研究》155)。满田刚的《诸葛亮死后的集团指导体制和蒋琬政权》(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7)指出，在诸葛亮死后出现了持续八个月之久的以蒋琬、杨仪、费袆、姜维为首的集体领导体制，但是最初的意图并非如此，而是要建立以蒋琬单独领导的体制。我们希望满田刚在以后的研究中，对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出现权力向个人集中的原因能有所论证。三崎良章《关于十六国夏的年号》(《史观》152)，强调在赫连勃勃的第四个年号“真兴”的改元过程中，曾强制要求对国家体制业已完成并开始行使国家主权的北凉政权，使用与夏同样的年号。吉田爱的《北魏雁臣考》(《史滴》27)认为洛阳迁都后，北魏存在着中原农耕汉族与北方、西北方游牧民族两个统治系统。属于后者并维持游牧生活和军事进攻力量的部族，不仅承担着来往于大本营和兼有贸易市场的洛阳之间的雁臣行动，而且在经济实力和部族社会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北魏末年的混乱时期具有左右政治的实力。文章中“北魏汉化政策具有一定局限”的观点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板垣明的《高昌的内徙请愿与北魏的西域政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洲史中的社会与国家》，中央大学出版社)，考察了在高昌请愿内徙北魏领内的过程中，北魏政权表现出一种从许可到不许可的态度转变，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地处西域的柔然、高车、嚈哒等国之间争夺主导权斗争的形势使然。 仪礼。小林聪的《从泰始礼制到天监礼制》(《唐代史研究》8)，概述了从西晋到梁期间，以仪注、律令的编纂和整顿官爵体制为中心的礼制内容。作者在另外一篇《梁武帝礼制改革的性质》(《集刊东洋学》93)中，阐述了天监年间礼制改革的主要意图在于强化天子在礼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金子修一的《从即位仪礼到皇帝权力》(《唐代史研究》8)，总结了汉唐期间即位仪礼的变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阅庙和册书的操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阶层。村田哲也《关于“名士”论的考察》(《东洋史苑》65)是一篇对前年汲古书院出版的渡边义浩《三国政权的结构与名士》的批评文章。反观这些以总结归纳的方式发表的反驳论文，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渡边“名士”论的影响。渡边的另一篇文章《“封建”的复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0-4)论述了西晋的“封王之制”，认为把地方行政和军事等
高三历史第二轮复习 专题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时期讲义
专题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时期讲义 【考纲要求】： 1、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2、商业的发展 3、宋明理学 4、文学成就1、 政治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隋 唐时期，典章制度发达，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 制度。宋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民族政权长期并存； 出现了又一次民族融合；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形成新的民族。 经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耕经济遭到破坏，南方经济得到开发；隋 唐时期，经济政策调整，生产工具改进，交通发达，农业、手工业繁荣，南北经济趋于平衡。宋元商品经济水平超过前代；南方经济获得较快发 展，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扩展；海路和陆路的 对外交往空前繁荣。 文化雕版印刷术、火药发明；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文人画开始出现， 绘画理论形成，唐诗繁荣；佛道冲击儒学的正统地位，又呈现三教合一 的趋势。文化封建文化高度繁荣；各族文化交融；科技成就突出，印刷 术、指南针和火药外传；理学有了较大发展；文学艺术逐渐平民化、通 俗化，突出代表有宋词、元曲和反映市民生活的风俗画。 【考情分析】：全国卷考题对本讲内容的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基础知识】：学生自学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 1、政治：制度：九品中正制,三省制逐渐形成 2、经济：农业：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江南经济发展 手工业：出现灌钢法的炼钢技术 商业：北方商业一度遭到严重破坏,草市形成 3、文化：思想：佛教盛行,道教广为传播,冲击儒家思想正统地位 科技：东晋葛洪《抱朴子·仙药》中提到“仙药” 艺术：东晋王羲之“书圣”(擅长草书和行书) 四、隋唐时期(581～907年) 1、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道州县;羁縻府州(管辖民族地区) 2、经济：农业：曲辕犁,隋至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书报告
史学大家眼中的谁主沉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读书报告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二班张姝颖16210611234 基本信息 书名：《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作者：万绳楠整理 责任编辑：王培德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次：201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阅读时间：2017年4月 本书提要 显而易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在四百年多间，政客戎马倥偬，名士清谈玄理，流民四处迁徙．．．．．．而这些现象，在史学大家陈寅恪眼中，又是缘何而起？ 本书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万绳楠先生在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老师讲述魏晋南北朝历史时所作的笔记。分别从社会阶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五胡问题、人口流动、各个士族集团的兴衰、南北对立局势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刻的讨论。 简而言之，这是一本史学大家眼中的谁主沉浮。
摘要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性质是不同的。不同处在于：河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和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 ——摘自本书第一篇第一节《魏晋统治者社会阶级的区别》 “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一样了，与曹操以前的东汉，则有相通之处。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唯才是举的时期过去了。又西晋豪族以奢靡相高，崇尚节俭的时期也过去了。司马晋与曹魏的统治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统治者社会阶级的不同。” ——摘自本书第一篇第三节：《西晋政治社会的特征》 关键词 西晋曹魏社会阶级 正文 这是陈寅恪先生从社会阶级层面对于魏晋政权更迭的深度剖析。 参考第一篇全文我们不难了解到曹操的出身——作为阉宦曹腾之孙，曹操自然是属于寒族的。这直接导致他在性格上“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行为上“务以俭率人”，任用人才上“唯才是举”。此举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强有力地冲击了儒家豪族所遵奉的金科玉律，但也获得了荀彧之流有才能的士大夫的支持，从而致使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以及三足鼎立时期曹魏政权的绝对优势。 然而，曹操在执政期间打压豪族，扶植弱民，无疑引起诸多不满：“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而属于豪强大族的河内司马氏服膺儒教，重孝重礼，很快就获得了许多豪族强民的支持。加之司马懿父子生性狠戾善断，又有少数寒族官吏的倒戈，直接襄助了司马氏的夺权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