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05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作者】前岛佳孝/胡宝华

概况。2005年讲谈社出版了《中国的历史》系列著作，其中魏晋时期的有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东汉三国时代》和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两本专著。这套系列丛书比原来的《世界历史》丛书的篇幅增大了许多，所以这两本书不仅有概说和通论，而且作者因个人兴趣所发的议论也随处可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另外，关于北朝的历史，皮阿斯(Scott Pearce)发表了《代之地》(早稻田大学北朝史研究会翻译，刊于《史滴》27)。文章论述了五胡至北魏末年中国和北方的相邻地域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历史意义。

政治。津田资久的《曹魏至亲诸王考》(北海道大学《史朋》38)指出，传统认为曹丕与曹植之间有摩擦的结论，是基于陈寿《三国志》中某些含有偏见的记载而形成的，它反映了陈寿对西晋武帝与齐王司马攸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姿态。文章还认为曹魏西晋的诸王政策与对《周礼》解释的变化密切相关。渡边义浩的《杜预的左传癖与西晋正统性》(《六朝学术学会报》6)指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里对弑无道之君给予认同的解释，提出了杀高贵乡公的司马昭与西晋正统化等问题。他的《杜预的谅制与皇位继承问题》(《汉学会志》44)一文，论述了杜预对服丧期缩短所给予经学证据的过程中，有维护司马攸政治发言权的目的。通过渡边的文章，可以看出运用经学知识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渐形成。此外，渡边还发表了《杜预的春秋长历》(《东洋研究》155)。满田刚的《诸葛亮死后的集团指导体制和蒋琬政权》(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7)指出，在诸葛亮死后出现了持续八个月之久的以蒋琬、杨仪、费袆、姜维为首的集体领导体制，但是最初的意图并非如此，而是要建立以蒋琬单独领导的体制。我们希望满田刚在以后的研究中，对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出现权力向个人集中的原因能有所论证。三崎良章《关于十六国夏的年号》(《史观》152)，强调在赫连勃勃的第四个年号“真兴”的改元过程中，曾强制要求对国家体制业已完成并开始行使国家主权的北凉政权，使用与夏同样的年号。吉田爱的《北魏雁臣考》(《史滴》27)认为洛阳迁都后，北魏存在着中原农耕汉族与北方、西北方游牧民族两个统治系统。属于后者并维持游牧生活和军事进攻力量的部族，不仅承担着来往于大本营和兼有贸易市场的洛阳之间的雁臣行动，而且在经济实力和部族社会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北魏末年的混乱时期具有左右政治的实力。文章中“北魏汉化政策具有一定局限”的观点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板垣明的《高昌的内徙请愿与北魏的西域政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亚洲史中的社会与国家》，中央大学出版社)，考察了在高昌请愿内徙北魏领内的过程中，北魏政权表现出一种从许可到不许可的态度转变，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地处西域的柔然、高车、嚈哒等国之间争夺主导权斗争的形势使然。

仪礼。小林聪的《从泰始礼制到天监礼制》(《唐代史研究》8)，概述了从西晋到梁期间，以仪注、律令的编纂和整顿官爵体制为中心的礼制内容。作者在另外一篇《梁武帝礼制改革的性质》(《集刊东洋学》93)中，阐述了天监年间礼制改革的主要意图在于强化天子在礼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金子修一的《从即位仪礼到皇帝权力》(《唐代史研究》8)，总结了汉唐期间即位仪礼的变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阅庙和册书的操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阶层。村田哲也《关于“名士”论的考察》(《东洋史苑》65)是一篇对前年汲古书院出版的渡边义浩《三国政权的结构与名士》的批评文章。反观这些以总结归纳的方式发表的反驳论文，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渡边“名士”论的影响。渡边的另一篇文章《“封建”的复权》(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0-4)论述了西晋的“封王之制”，认为把地方行政和军事等

职责委任于同姓诸侯的做法等于分化皇权，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但是因为皇帝与诸侯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这一制度的瓦解，并爆发了八王之乱。在南朝门阀社会存在方式的研究方面，川合安发表了《南朝官人的起家年龄》(刊于松本宣郎主编《东北大学历史资源存档的结构与社会媒体化》，平成十六年度东北大学教育研究共同项目成果报告书)，他在文章中检讨了越智重明的“族门制”观点，同时川合又在《关于门地二品》(《集刊东洋学》94)一文中，对官崎市定以来作为门阀制度基础，根据建立在等级制度上的家格自动授予官职的主流观点进行了考察，认为南朝需要的体制直至最后也没有形成，以任子制为中心的任官逐渐形成了累代高官辈出的家格，其后所谓门阀贵族社会重视家庭背景的风潮以及支配南朝社会的现象，不过是这一发展的必然结果。中村圭尔《陈的“用官式”及其历史意义》(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4)指出《隋书·百官志》中能够见到的陈朝用官式的行政手续，在一般的行政中也被使用，其最早出现于东晋时代，经南朝而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朝，直至隋唐以前一直在使用。岛田さな绘的《刘宋建国时期的“隐逸”与政治权力》(圣心女子大学大学院《论集》27-1)，阐述了刘宋政权基于魏晋以来的北方观念，依据地方乡论对“隐逸”所给予的评价，聘任陶渊明等南方土著知识分子在政界担任一定的职务，这是刘宋政权采取的一种怀柔政策。户田贵行《北魏孝文帝的姓族分定与民爵赐予》(《东亚与日本2》)认为，北魏在实施姓族分定的同时，对维护乡里社会秩序的父老、民望阶层赐予民爵以及根据能力制定了从庶晋升为士的政策，其结果导致了固定家格与越过家格晋升的两种相互矛盾政策同时存在，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停年格制度的实施。作者的这一认识在考虑北朝后期社会身份制度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军事制度。石井仁《六朝都督制研究的现状与课题》(《驹泽史学》64)，回顾了越智重明、小尾孟夫研究都督制的研究成果，指出在东汉末到三国时代做为方面军长官的四征将军，一定兼任州牧、刺史及都督等职务，没有单独任命的事例。森本淳《关于曹魏、西晋的中级指挥官》(《亚洲史中的社会与国家》)认为，牙门将、骑督、护军等中级指挥官是主将和兵卒之间的联结点，是支持都督制的基础。该文如果能将其统属关系用图示的方法表现出来的话，相关的位置会更加清晰。

土地制度。有关西晋占田与课田制方面有两篇论文。渡边义浩的《井田与占田、课田制度》(《中国研究集刊》37)复原了周朝理想的井田制度，在包含五等爵制思想之中，作者分析了西晋的占田、课田制的历史地位。作者指出，在历来的诸观念之中，占田与课田是以同一农民为对象的结论是正确的。丹乔二的《魏晋——隋唐时代的土地制度和农民》(《史丛》71、72)也认为，占田和课田制度是养育自耕农的一种政策，占田本来和课田都是私有地，但后者是要纳税的。两者的研究途径虽有不同，但在占田和课田都是以同一人为对象的认识上，两者是一致的。历来的学者多把史料中解释困难的字作为衍文来处理，而丹乔二的新观点是完全依据史料原文建立起来的，因此受到了关注。

社会文化。佐藤大志《东晋时期江南社会的东与西》(《六朝学术学会报》6)，分析了民间歌谣与宫廷音乐的关系，指出建康和荆州文化交流的活跃是在东晋末年到刘宋初期以后的事情。这种从音乐上探求六朝文化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音乐遗留下来的不仅是其本身，从文字史料方面揭示音乐的历史发展也是研究者的一个课题。堀内淳一的《从南北朝时期的使节看“文化”的多样性》(《六朝学术学会报》6)认为，在南北使节的交流中，北朝以经学、辩才为特征，南朝则以文学和玄学为中心，彼此发挥各自的特长。文章将其多样的领域作为单一的“文化”来把握，阐述了各自的优劣。山崎蓝的《关于六朝、唐代的厕观》(《中国——社会与文化》20)，考察了中国古代厕神有凶神和富神，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这一两面性一方面是危险的不洁的空间，另一方面厕所因为所蓄积的排泄物转化成肥料，又是一个给人类有带来富有的空间。

都市。《东洋史论丛》(大阪市立大学)刊出了COE国际专题讨论会有关中国都市的专集。其中关于魏晋时代有两篇文章：中村圭尔的《建康的传统与革新》论述了建康在中国古代帝都

历史中的地位。建康在城门的名称上可以看出保留了魏晋的传统，同时在防御力单薄的竹篱以及城内道路弯曲等方面还可看出建康所特有的一些特征，这些都是受江南地形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形成的。另外，在宫城南面的御道以及官府设置上还可以看出一些属于革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北魏洛阳和隋唐长安。佐川英治的《北魏洛阳的形成与空间配置》认为，北魏时代建造的外郭城是以太极殿一圆丘的南北线为中心轴，左右对称而设计的，这是联接东汉以来的都城向隋唐长安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外，佐川的《北魏的平城》(《亚洲游学》78)从坊制、游牧、仪礼、宗教等几个方面概括叙述了平城的历史。文章在与游牧民族融合而建立的王都在管理机能方面的见解，对于理解都市的存在形态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氏族。内田昌功的《北燕冯氏的出自与〈燕志〉〈魏书〉》(《古代文化》57-8)，对历来被看作是汉人来到北燕的冯氏，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冯氏出自鲜卑或是东北诸族。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叙述冯氏汉人说的过程中，一方面依据冯氏后裔北魏冯太后指示编纂的《燕志》中探讨了冯氏汉化过程，同时在论稿的结尾又否定了冯氏的汉人修养以及对汉化政策的影响，这样的处理是矛盾的。至于返回“东部鲜卑的故地辽西”建立政权的冯氏，是否可以作为汉人看待的理由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来证明。另外有关魏晋时期各族祖先传说方面的研究，有圆田俊介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南北朝时代的匈奴祖先传说及其形成》(中央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研究年报》34)，考察了北魏后期的匈奴，认为他们在墓志铭所记载的先世活动中，其祖先与汉代刘氏一起，曾经一度去过塞外，自身是匈奴的意识很明显。此外，与汉代李陵也有一定关系，同样与李陵传说有关的北魏拓跋氏也是其同族。作者指出匈奴归属意识的存在，在分析当时的民族关系上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篇是《北魏、东西魏时代的鲜卑拓跋氏(元氏)的祖先传说及其形成》(《史滴》27)，文章以拓跋元氏为例，结合古老的黄帝传说和李陵传说，考察了与孝文帝时期《山海经》的记事交织在一起而出现的始均传说。作者指出在很长的时期内，这些传说一直处于并存的状态，到了唐开元年间才终于将其整理统合到一起。

小林岳的《平原高唐的刘氏与刘昭》(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研究年志》49)，对将《后汉书》和《续汉书》合缀一起的梁刘昭及其族人相关事迹进行了整理。

文献史料。田中靖彦的《从〈汉晋春秋〉看三国正统观的展开》(《东方学》110)认为习鑿齿以蜀国正统论为嚆矢，执笔撰写《汉晋春秋》的动机，可以从称颂其故乡襄阳伟人诸葛亮的内容里找到。至于晋朝把魏摈弃于正统之外的原因，还有待今后的研究作出回答。此外，田中还发表了《唐代的三国正统论与〈史通〉》(《中国——社会与文化》20)，探讨了刘知几在《史通》中阐发的三国论以及批判曹魏的感情根源，实际上这里用的是一种假批曹魏真批唐朝的写作手法。如果刘知几为了保身而对唐朝采用映射批评的话，这一行为也应该算是曲笔。大桥由治《干宝的天观与〈搜神记〉的编纂》(《东方宗教》106)，论证了处于汉代阴阳五行思想以及天人学说影响下的干宝，依据天命的观念撰写了史书《晋记》，而显示天命支配世界观念的实例，是志怪小说《搜神记》。作者认为两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梶山智史《崔鸿〈十六国春秋〉的成立》(《明大亚洲史论集》10)认为，崔鸿编纂《十六国春秋》之际，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史记》总括前代的通史写作方法；二是作为分裂时代国别史的《三国志》的书写体裁；三是史评方面受到重视经书的谯周所撰《古史考》的精神影响。佐川英治的《东魏北齐革命与〈魏书〉的编纂》(《东洋史研究》64-1)，认为魏齐革命在排除鲜卑的同时，继承了孝文帝汉化政策，《魏书》的编纂也是这条政治路线的产物。对《魏书》是一部极度淡化鲜卑色彩史籍的认识，历来是模糊不清的。其原因可以从编纂的政治背景中得到证实。过去提到《魏书》，首先是秽史的问题，熊谷滋三《关于〈魏书〉和〈北史〉的尔朱荣传》(《史滴》27)比较了两部史书中，对作为秽史问题核心的尔朱荣传的不同记载后指出，《魏书》的叙事与评价主要引用的是当时官方的见解和记录，回避引用个人评价的倾向十分明显，而《北史》的记事排列，均表现出一种积极揭露尔朱荣的“恶”的姿态。李延寿执笔的河阴之变中透露出作者对诸多李氏在这场事变中遭到杀害的怨恨心情，将《魏书》称为“秽史”正是基于这种怨恨而

给予的评价。岩本笃志的《敦煌吐鲁番发现〈晋史〉写本残卷考》(《西北出土文献研究》2)，对历来被看作是《晋阳秋》残卷的两份文书作了探讨，作者没有发现残卷为原书的根据。前代学者虽然没有过任何类于结论的言词，但依据极不充分的根据举出原书名的事情却有不少。关于唐代之际散遗的文献或是流传于佚文中的原书名，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必要的。佐藤贤《“配衣”的语义》(《集刊东洋学》93)，指出“配衣”一词中没有禁军的意思。

文物考古。罗宗真《古代江南的考古学》(中村圭尔、室山留美子编译，白帝社亚洲史选书。原书名为《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是一部非常适合了解与掌握六朝考古基础知识的著作。菊地大《五连罐、神亭壶的人物装饰与东汉、三国、西晋时期的江南地方祭祀》(《中国考古学》5)，从视觉角度研究了配置在五连罐、神亭壶上部的人物装饰，阐述了当时音乐、歌舞、杂技所表现出的送葬仪礼。渡部武《广东省肇庆市东晋墓出土陶制水田模型考》(《东海史学》39)，揭示了伴随永嘉之乱的人口移动，岭南出现了华北的旱地农业技术，水田开发有了显著的进步。藤井康隆《中国南朝的金属工艺与十六国》(《中国考古学》5)，论述了十六国的金属工艺是以两晋产品为标准，加以模仿制作的，并且在独自的价值观和思想背景下赋予一定的意义后实现再生产。如果我们从历来北方诸族中，在金属工艺方面有很多民族表现出的精湛技艺来考虑的话，那么由北向南的影响也有考虑的必要。岩本笃志《北朝隋唐时期的贵石印章及其用途》(《东亚——历史与文化》14)认为在中国出土的贵石印章中，有萨满教的作品，还有粟特的制品，文章指出这些出土文物作为反映欧亚各国之间交换的资料是有一定价值的。与西亚出土文物相比，印章主题的样子是具体的。同作者在《徐顕秀墓出土贵石印章与北齐政权》(《史滴》27)，论述了《北齐书》没有为晋升三公的鲜卑勋贵徐顕秀立传的原因在于徐氏曾经协助恩幸和士开排除赵王高叡的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评价。在墓地发现的源于西亚的贵石印章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和士开与粟特人的关系非同一般的信息。

文书、简牍。关于长沙走马楼吴简，关尾史郎的《试论作为史料群的长沙吴简》(《木简研究》27)，对其全部内容进行了分类，概括论述了吴简的各类情况。此外，关尾史郎主编、安部幸信和伊藤敏雄参编的《嘉禾吏民田家莂数值一览(1)》(平成一六年度科研费辅助金《关于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比较史料学的研究及其数据化》资料丛刊)，是一份把有关田土额、米的纳入状况等数值，全部进行表格处理的作品。关尾史郎、岩本笃志编《吐鲁番出土“五胡”时代汉文文书俗字数据》(《新潟大学大域项目研究资料丛刊Ⅵ》)，将判读困难的俗字编成了一部简便的字典。论述当时字体特征的文章有鹤田一雄《关于北凉、西凉时代的书迹》，以及关尾史郎的《北凉年次未详(五世纪中期)赀簿残卷的基础考察(上)》、《吐鲁番将来，“五胡”时代契约文书简介补订》(以上三篇均载于《西北出土文献研究》二)。

墓葬。室山留美子编《中国墓葬文献目录(三国两晋南朝篇)》(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从》14)，作者不辞辛苦，将大量发掘报告与研究成果整理成书，我们期望着这部工具书与前几年的“北朝篇”一起出版。戴俊英的《魏晋南北朝的华南(浙江、福建)坟墓的编年分析》(冈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纪要》19)，是前年(湖南、江西)的续编。文章指出在单室墓和人物像、龙凤、武人的画像砖等具有地域的特色中，华南呈现出比东汉时期构造简单和规模小的倾向。关尾史郎编《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新潟大学大域项目研究资料丛刊Ⅶ》)，收录了140余篇镇墓文。如果这些集中起来的墓文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话，那么，借助墓文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出一些当时人的思想。

墓志铭。关尾史郎的《西凉嘉兴二年十二月李超夫人尹氏墓表》(《环日本海研究年报》12)，介绍了这份墓表的内容，作者认为所有五胡时期西北地域能够埋下墓表的，基本可以限定在宗室这个阶层。会田大辅《关于北周“叱罗协墓志”的考察》(明治大学《文学研究论集》23)，比较了宇文护左近被看为人事腐败代表的叱罗协墓志与本传的史料，指出叱罗协因为宇文护执政时期的评价不当而被贬的可能性很大，对此应该重新认识。前岛佳孝《北周徒何纶墓志铭与隋李椿墓志铭》(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55)认为历来被看作是汉族的李弼和李密一族，属于

徒何鲜卑的可能性很大。

壁画。三崎良章的《通过壁画墓看三燕民族》(《史滴》27)，从人物画及黑犬等壁画的主题方面探讨了这些文物资料所反映出的民族性。门田诚一的《东亚壁画墓所描写墓主像基础的考察》(《鹰陵史学》31)，论述了魏晋时代的墓主正面像到了北朝以后变成了墓主夫妇的并坐像或是对坐像。同样的变化在高句丽的壁画墓上也可以看到。作者认为同时期中国对高句丽的影响仍在继续。

佛教文物。石松日奈子的《北魏佛教造像史的研究》(プリュッケ出版)，从北魏时代造型的形成及变化与鲜卑因素密不可分的角度展开考察。这也是其他史学研究可以借鉴的一种方法。外山洁的《太和二二年铭弥勒佛立像与北魏后期佛像的诸相》(《泉屋博古馆纪要》21)认为北魏佛像的中国化应该从反映北魏服制改革的外部形式变化以及反映汉民族审美意识的内在变化的两个方面来把握。佐藤智水的《北魏太和末年的大型石佛像》(《龙谷大学论集》466)，列举了这个时期的大型石佛、造像、碑铭等事例，推测这些都是小豪族阶层利用了“为皇帝”制作的机会，对太和一三年前后孝文帝的社会政策作出的反映。滨田瑞美《敦煌莫高窟第二五四窟北壁佛说法图研究》(《美术史》158)重新考证了该图的主题，指出它与最里面的白衣佛图密切相关。认为在莫高窟的北魏、西魏世勋的中心柱窟，两侧墙壁的佛说法图不单单是说法图，而是基于佛传主题而特定的。

宗教、思想、文学。这里仅将与史学相关的研究论著作一介绍。麦谷邦夫编《三教交涉论丛》(《京大人文科学研究共通研究报告》，道气社)一书正式出版。从京大人文研的网站主页可以下载全文资料。这是一本与宗教思想相关的论文集，包括都筑晶子的《六朝后期科戒的成立》，文章从修道的空间与殗秽禁忌方面解读了道观戒律的形成过程。山田俊的《从六朝到唐的道教文献看夷狄与外道》，从儒、佛的角度对道教的中原及周边意识进行了考察。这一研究对于史学研究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木岛史雄的《“正始石经”磋跌之构造》(《中国文明的形成》)，阐述了这部石经不被后代所重视在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石经以溯源为主；二是石经没有释文；三是经文为石刻资料。横井克信的《东晋帝室的佛教信仰》(《三康文化研究所年报》36)，以孝武帝设置内道场为线索概述了佛教渗透的途径。另外，作为专著的还有门胁广文《文心雕龙研究》(创文社)、福永光司《魏晋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等，两者主要对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总之，经过研究者对史料的考证，相关的文献特征及写作背景、作者的经历等方面都逐渐凸显出来，加上陆续新发现的史料，我们相信今后在重写或补正旧说方面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我们期待着早日出现的新方法论。另外，依据文献史料重新估价五胡北朝史也是学界一个新动向。《史滴》杂志发表的北朝史专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反映。将位于当时东亚世界的中国、汉民族看作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站在这个视角考察中国在世界史上的位置，也是一条研究的途径。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