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带动后富的现实意义

先富带动后富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先富带动后富及共同富裕是一个美好的设想，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横向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面对社会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但我们会看到先富带动后富依旧具有不能抹杀的现实意义。

“先富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形成示范效应,并通过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动和帮助还未富的人和地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中国人多地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以上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构想，并认为我们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动摇。

首先在客观上，先富的人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机遇，创造了一定的社会资源，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先富的人先把把握了机遇富了起来，我们不去讨论致富的手段有需要我们去讨论的地方，就聚焦在客观上创造了很多就业的机会，让穷人也富起来的机会这一点。

其次，我们了解到邓小平在谈到共同富裕时、多次强调“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逐步”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纵向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积累过程，需要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第

二是从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横断面看，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帮助和带动更多乃至全国各族人民富裕起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实现共同富裕，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和结果。为避免在此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必须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相互关系，把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三者统一起来。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非同时富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总会有不和谐的地方，就需要不断去改进。

有人指出我们现在富人真富，穷人真穷。但我们还应看到富是绝对的，穷是相对的。富人不必提，穷人穷到什么程度呢？真的是民不聊生了吗？不是，绝大多数人已经不是用填不饱肚子来形容贫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在往富裕道路上走，只是有的人快，有的人慢而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速度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果，社会正在进步，生活水平正在提高，这一点并非贫富差距的存在可以否定的。

下面让我们来介绍点简短的例子来探究先富到底有没有带动后富的现实意义。

最最让我们聚焦的三农问题，我们都知道农业税免了，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这是国家的发展。但农民不交税国家还能发展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家还在强劲发展。少了8亿农民的农业税还能发展？农民不交税了，那么是谁在交税，谁交了更多的税？答案是比农民更富裕的人。这就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具体表现。

这只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国家机器的运转以及国家对各种公共设

施的投入，对各种弱势群体的扶助政策都是靠税收。让人先富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先富的创造了更多社会财富，再通过国家的税再分配，进而让贫者得利，这就是先富带动后富。不能因为有一部人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致富而否定整个先富带后富的政策。

为什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尝试过大锅饭按均分配。实践中我们看到按均分配逐步演变成了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人们对劳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日渐丧失的局面，社会生产力停滞或倒退，在这种情况就要求我们调动起人这个最基本因素的生产积极性，而这就需要按劳分配的制度，按劳分配的制度又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就必然具有了长久的现实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正义的重要性，把这个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惠及大家，至少差距不能太大，好比历史唯物主义里面说的：社会价值由人创造，社会要尊重个人。要尊重个人生存的权利，追求优质幸福生活的权利，这个基础就是经济。但毕竟先富的人并不是慈善家，在社会良心和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面前，我们也要看到先富带动后富的现实意义。

吴仁宝先富带动后富的例子：

华西村是全国著名的先进典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始终坚持高举旗帜，坚定正确方向，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华西村的成功，华西村的崛起，华西村的长盛不衰，虽有诸多原因，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勇攀高峰。在华西村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华

西人在吴仁宝老书记的带领下，始终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能够找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华西村实际的契合点，坚持理念上的创新，以先人一拍、快人一步、高人一筹的姿态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既不唯书，也不唯上，只唯实，始终坚持一切从华西村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走具有华西特色的发展之路。可以说，华西村的历史，就

一部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发展史。

纵观40多年来华西村人艰苦奋斗的历程，我们发现有三条主线贯穿其中。第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坚信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并把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艰苦创业、真抓实干、造福于民的实际行动。第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与因地制宜发展华西的创造性高度统一，使华西村敢为人先，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第三是立党为公、甘于奉献，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吴仁宝用人格魅力和表率行为影响和感染一代又一代的华西人，使华西村永葆本色，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需要一大批像吴仁宝这样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我们向他学习，是要学习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华西精神”，一种艰苦奋。

关键的是，贫富分化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居民消费率长期畸低，投资率储蓄率和外贸依存度长期畸高，中心环节就在于贫富分化所导致的内需不足。贫富分化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不仅在向经济领域传导，也在向社会领域传导。

光阴荏苒，一晃眼“南方谈话”发表已过去20年。的确如党的十五大

报告所言，“南方谈话”是一份“宣言书”，整篇洋溢政治魄力与决断，但明显对一个问题持谨慎的思考态度，那就是贫富分化，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

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主要是谈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分化。一年多后的1993年9月，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有一次谈话，明确表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可谓忧心忡忡。

遵照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构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早已被摆上日程，这尤其表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自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以来，2000年-200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7万亿元增加到6.69万亿元，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624元增加到18257元，年均增长11.4%。

但更关键的人际贫富分化愈演愈烈，这在量化反映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上有充分反映。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再没有发布过具体的基尼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的最新说法是“略高”于2000年的0.412，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给出的最新理由是所谓“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据世界银行一项测算，我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

不只是基尼系数，无论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行业收入差距，我国的数据都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如何缩减人际贫富差距，邓小平同志总的方针仍然是“先富带动后富”。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显而易见，无论什么场合，也不论什么原因，先富起来的要照顾左邻右舍，要顾大局和整体，这反映了小平同志对人性的深刻把握。

但总体来看，在缩减人际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更多是把思考留给了后人，没有像应对地区发展差距那样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只是模糊地表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是哪一天呢？所谓“将来”，又是多大尺度的将来呢？

共同富裕的问题确要认真研究。共同富裕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熊彼特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不断进化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的说法自相矛盾。与此类似，共同富裕也应该是不断前进的。一

定意义上讲，什么时候实现共同富裕是个假命题，因为动态的共同富裕必定是贯穿始终的。这应该正是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从改革一开始就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