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

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
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

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

纵观先秦时期历史观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夏商周时期神意史观向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理性的历史观的转变,转变的契机就在于诸子历史理性的觉醒。历史理性的觉醒,是由于春秋战国社会“礼坏乐崩”的现实所引发。

诸子为现实社会寻求治理之道,纷纷借鉴历史经验,从而促成了成熟形态的历史观的形成。先秦儒家在深入考察尧、舜、禹、夏、商、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历史观。

本论文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讨论历史观,从历史观的角度把握先秦儒家思想。历史哲学是对客观的历史过程作整体的哲学考察。

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整体哲学考察,无非包括历史的本原,历史的主体,历史的本质,历史的趋势、规律、动力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正是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也由此构成了本论文的基本架构。本论文在深入把握先秦儒家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思想主旨的基础上,对先秦儒家思想与历史观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辨析。

本论文始终坚持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的关系中讨论先秦儒家历史观,摒弃了仅把历史观看作是面向过去的单一视角。本论文总结了先秦儒家历史观的特性,凸显了先秦儒家历史观的价值。

这些都构成了本论文突破旧说的创新之处。本论文坚持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还采用问题的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以对先秦儒家历史观做出全面细致的考察。

本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主要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先秦儒家历史观研究。通过对研究现状的分析,指出成就与不足,以彰显本选题的必要性和意义。

同时对历史观作出明确定义,并交代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先秦儒家历史观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先秦儒家思想建立在宗法社会基础之上,有着牢固的农业文明根基。我国深厚的重史意识和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是造成儒家重视历史的重要前提。

西周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的转变又成为现实的学术文化背景。通过对以上诸多因素的分析,试图对先秦儒家历史观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第二章:先秦儒家思想产生兴起的原因、思想主旨及其与历史观的关系。对于先秦儒家乃至先秦诸子产生兴起的原因的探讨,自汉以来就不绝于耳。

虽然众说纷纭,但因挽救时弊的迫切需要促成了历史理性的觉醒,进而导致

诸子思想创造的全面繁荣应是主要原因。由此也决定了先秦诸子思想的主题只能是政治论,亦即诸子提出思想主张的主要目的是为春秋战国的现实社会提供治理之道,他们反思与总结历史,也是为了借鉴政治治理经验。

先秦儒家继承了自西周确立的道德价值,将之悬为最高的价值理想。他们将历史的本质看作是道德的演进,从而建立了道德史观。

先秦儒家思想是针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思想创造,代表着今;历史观是对历史

的反思与总结,代表着古,先秦儒家思想与历史观的关系,便转化为今与古的关系。先秦儒家反思与总结历史,是要发挥历史的借鉴价值,即以古鉴今。

然而,改造现实社会的迫切愿望远远胜过对历史真相的探索,因而在以古鉴

今的同时,先秦儒家也在悄然地改变着历史的面貌,从而出现了以今绳古的现象。第三章:天人关系和先秦儒家历史本原与历史主体思想。

越是人类社会的早期,天、上帝等超验的观念越能影响人们的历史起源和历史主体思想。通过考察先秦天人关系的变化发展,尤其是孔子、孟子、荀子对天

与天命的思想变化,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并不热衷于追溯历史的起源,认为历史的起源原本就是客观的存在,圣人在推动文明时代到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历史主体,先秦儒家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等杰出人物活动的陈迹,人,而非神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第四章:先秦儒家对历史本质的认识。

孔子继承周礼,又创造性地提出“仁”的道德范畴,开创了道德史观的先河。孔子对尧、舜、禹道德黄金时代的追溯,以及“仁”的提出,都是基于他对历史本质在于人伦道德的认识。

《春秋》作为孔子删修的史书,体现了孔子的历史理想。孟子提出性善论,奠定了道德史观的基石,并且将孔子提出的仁德观念扩大到政治实践领域,主张推行仁政和王道政治理想,将道德作为历史演进的主要决定力量。

荀子认识到“人生而有欲”,欲望的过度膨胀显露出人性本恶,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由于人性本恶,因此才需要对人性加以改造,使之由恶变善。

同时,人只有依靠群体力量才能够生存,群体社会又需要通过礼义之分加以维系。礼义的最大功能在于对人的恶性加以改造。

改造人性的过程中,赋予人以社会属性。道德理想社会的建立取决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协调统一。

第五章:先秦儒家古今变易思想。先秦儒家虽然坚持古今一体,但古与今终究不同,不同是由于古今变易造成的。

先秦儒家对古今的变易性有着深刻的洞察。本章围绕先秦儒家关于古今变易,变易的趋势、规律、动力的相关思想展开讨论。

第六章:先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历史观比较研究。儒家、

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学说虽内容迥异,但都是历史理性觉醒的产物,因而都对历史作了反思与总结,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历史观。

本章从历史本原、历史主体、历史本质、历史规律、历史动力五个方面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历史观加以比较研究,并归纳五家历史观的共性和儒家历史观的特性,以深化对儒家历史观的认识。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儒家教师观历史演变初探

先秦儒家教师观发展初探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6级亢旭华 摘要: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导的我国古代教育,在师德、师道方面有许多特色论述,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教师观的发展。本文试图从先秦儒家代表观点入手,对先秦儒家教师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探明先秦儒家教师观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儒家,师严道尊,教学相长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对教育进行了第一次大的改革。此后,漫长岁月里儒学垄断了教育,重学必崇儒,崇儒必尊孔,儒学与学校教育融为一体。儒家的教育思想成为封建教育的指导思想。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导的我国古代教育,在师德、师道方面有许多特色论述,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教师观的发展。 一、先秦儒家有关教师的论述 (一)孔子的教师观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的一生中,对我国古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孔子在近三十岁时就开展教育活动,首先创设儒家“私学”,相传其弟子达三千余人,成名者有七十二人。虽然他在晚年还专注于整理国故,对《诗》、《书》、《礼》、《乐》、《春秋》进行了编纂和阐释,整理并发展了殷周以来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历史遗产。但他始终忠心于教育事业,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是更多、更丰富的教育经验和令万世景仰的伟大教师人格。 1.关于教师的品质 孔子认为,教师要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教师必须先学好,然后才能教好,学好是教好的基础。同时,只有教师能够“学而不厌”,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孔子一生当教师,但从未停止学习。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直到晚年,他仍在勤奋学习,“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真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

先秦儒家思想

先秦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的三个主义: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

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主流文化的治国理政价值观这是从政府到基层群众都关心的话题,它涉及到我们政府行为、政策导向的根据。怎么把握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 首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是见于《管子》,中国讲的以人为本有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就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为本,中国早期历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他的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西周时期开始有一种思想,说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当时有这样的观点: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没有人的祭祀,神就没法存在。这就是说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和特色。这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最早起源。 春秋后期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又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整理有不同的理念,但坚持人世优先,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比如春秋的时候,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迩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实也讲了类似的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为什么要敬鬼神?我想从孔子的角度来谈,他承认神灵的存在,但神灵对人的作用有多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敬神,保留人的一种敬畏感。在一个古老信仰的传承下,虽然我们今天强调人世,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对更高存在的一种崇敬和神圣感。为什么中国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很多智慧?是因为很早中国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管理上。 第二以德为本。这与今天我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思想类似。如果说以人为本是跟以神为本在比较中形成的,那么价值观、价值理念一般都通过理想、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取舍和比较建立起来,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如何选择,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以德为本的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孔子反对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治国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以德为本。 第三是以民为本,也叫民本思想。《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国。在《尚书》里边,应该说有不少这样的思想。到了孟子,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在一个比较中看出你的价值选择。在孟子以前虽然有民为邦本的思想,君王还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可是在孟子所表达的政治里面,君为轻。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 最后是以合为本。以合为本的合,就是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我们强调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理念,必须也有一个更高的视野。十八大报告里,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非常重要。我们

先秦儒家哲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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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先秦儒家哲学 提纲: 一、先秦哲学分类 二、孔子哲学思想(伦理学与政治哲学) 三、孟子哲学思想(心性之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 四、荀子哲学思想(自然哲学、伦理学(礼乐之学)与政治哲学) 一、先秦哲学分类 1.庄子:《庄子.天下篇》(庄子:公元前369年-286年;最早之哲学史文献。庄子分五家,不谈儒家;庄子是反对儒家学说的。)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1)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瓣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

(2)稷下道家(学于公孙龙):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3)法家: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4)道家: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着。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者矣。 (5)名家: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例Microsoft Word 文档 (3)

(史海钩沉)先秦儒家的民族观——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例 摘要:先秦时期在我国北方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他们在与中原华夏族交往的民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发表了关于包括北方民族在内的一系列民族看法和主张,初步奠定了儒家民族观的理论基础,对后世的民族思想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先秦时期北方民族儒家民族观 一、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1]先秦时期,在我国就生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华夏族在先秦时期又被称作诸夏。据《尔雅·释语》:“夏,大也”。[2]《尚书正义》释“华夏”一词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3] “诸夏”之外的民族,则被称为“戎夷蛮狄”。 传说时代最早的民族族称是夏、夷、蛮、狄、戎。其中北方的少数民族为狄,西北方的为戎。他们的族称涉及时代最早的见于《史记》有关尧舜的记载,如“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等等。[4] 在夏朝时,关于北方和西方民族的关系记载很少。《竹书纪年》在后相和后泄时,提到畎夷,云:“帝癸即位,畎夷入于岐以叛。”《路史》云“癸不务德……于是犬戎侵岐居之。”[5]《路史》说的犬戎,就是《竹书纪年》的畎夷。《尚书·夏书》、《史记·夏本纪》也有相关记载,说明与夏朝同时存在的民族称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有畎夷、皮服岛夷等民族,这从游牧民族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分布可以证明。

商时北方游牧民族成了威胁中原的重要力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了狄、戎等字。商时,在商的北方和西北方,甲骨文记有土方、鬼方、邛方、御方和狄之称,如己酉卜,宾贞,鬼方易无祸,五月。[6]“鬼方距商朝更远,游动在今陕北、内蒙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是强盗的游牧部落”。[7]商周时期,李家崖农牧文化其主人被认为是商周的鬼方,还可能与西周的猃狁有关。[8]文献记有商时的北方民族有薰育、猃狁、鬼方、犬戎、畎夷、狄(翟)等称。 周时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也有很多记载。周人的祖先就曾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据《史记》记载,公刘时还在不窋所居住的地方“犬戎之间”。后来,因受薰育或北狄南下的压力,迫使周祖从“戎狄之间”迁居岐山下周原。《吕氏春秋》云:“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 [9]至周王朝时对北方民族的记载更多,《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西方曰戎,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0]《竹书纪年》云:“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入侵。……二十一年虢公帅师北伐犬戎,败遁。”《史记》云:“周避犬戎乱,东徙雒邑。”[11] 春秋时期,北方民族的主要称谓有戎和狄。戎又分别称为戎、北戎、山戎;狄又分别称为狄、赤狄、白狄、长狄。《左传》从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起,明确的将北方民族统称为狄。在此之前,称北方民族为戎、北戎、山戎;在此之后,称狄、赤狄、白狄、长狄。戎狄族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华夏族交往的各少数民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一直是对华夏族最重大的威胁。《左传》宣公十五年曾历数了伯宗所举的狄之五罪,其一便是嗜酒,《左传》中还记载有魏绛的一段话,“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外土可贾矣。”[12]这说明当时的戎狄部族基本上是以游牧为生的,重视财物,轻视土地。《春秋》云:“僖公三十有二年(公元前628年)秋,卫人及狄盟。”杜预注云:“不地者,就狄庐帐盟。”孔颖达疏云:“狄俗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故云就庐帐盟”,[13]反映了北方游

儒家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复兴儒家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涵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包含了我党在精神和价值方面的探索成果,也涵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贯彻落实党的伟大精神,紧密结合儒家文化思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突出以“学生为本”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文化的育人观点 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内,孔子创立的儒学一直是中国古代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通过教育活动以达到救世目的,对仁德的培养和礼仪的践履就成为孔子教学的首要目标。仁学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教育内容的核心。把德行排在政事的前面,在政事活动中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所以仁德的修养成了践礼和政事的基础。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学而知之。对于学生,他以好学来要求。同时,他还主张学习的态度要求实、要学思结合。学知、求实、慎思、明辨,是孔子对为学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各有侧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侧重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侧重社会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侧重个人层面,侧重对公民的理想信念教育。儒家文化的体系在人格完善、情操追求、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合”是儒家文化根本的思维方式和建构方法,且涉及本体论的观点。重“德”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相较西方文化的重大区别,“德”是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统领,它作为总纲,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统揽仁、义、礼、和、信等核心范畴,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德、仁这一方面。 儒家文化与大学生理想教育一脉相承 儒家文化自从产生以来一直就注重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理想信念的教育。《大学》云:“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我国高等教育方针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由此可见,二者虽然产生年代不同,但却一脉相承,密不可分。 “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而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学。仁学的内容非常丰富,仁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君子之性,庶民之归,其核心是爱人。也就是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舍己为人,实际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由此派生出的礼、义、诚、信、廉、耻、孝等等,成为世代中国人的道德追求及修身准则。由此可见,学习儒家精神,研读儒家经典著作对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学习儒家著作《弟子规》等经典,对抵御西方腐朽思想、自觉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之比较

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之比较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主张实行“德政”,推行“仁政”,提倡“礼治”。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主张“依法治国”,提倡“法治”。 一、先秦时期刑法思想的渊源 ㈠礼与刑的起源 中国刑的起源是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在生产力提高,私有财产出现,社会逐渐划分阶级以至形成国家的全过程中,氏族血缘纽带的顽强存在和加固;对上天崇拜的礼逐渐具有阶级性,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刑的形成和发展;氏族首领的权威则随着这些进程的加剧而日益强化。 ㈡礼与刑的关系 “以礼为治,以刑为用,出礼入刑。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礼进入阶级社会后其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风俗习惯与国家制度融为一体。礼在进入阶级社会前主要指部落成员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生活规范与起源于战争的刑罚有不同的制约对象。礼用于部落内部,以教化为主。刑用于部落见间的讨伐及对战败部落的惩罚。夏商周时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礼与刑的结合,礼既是刑罚维护的对象,又是刑罚实施的准则,出礼而入刑便是这种制度的概括。礼与刑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礼中有刑,礼刑一体。礼是刑的指导原则刑受礼的制约,罪行的大小以及刑罚的轻重都要依礼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礼仪规范确定。 二、儒家与法家刑法思想的形成 ㈠儒家的刑法思想 ㈡法家的刑法思想儒法两家在治国思想上存在对立与斗争,而在治国行动上坚持各自主张的前提下又有些交流与融合,各取对方之长以补己方之短。在政治思想上趋向儒法合流,既有仁义道德的公开宣传又有专断刑杀的实际专制。德主刑辅制度的确立,正反映了儒法两家刑法思想的特点和趋势,同时也实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表现在⑴借助儒家的刑法思想把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宣传成仁政教以麻痹人民。⑵借助法家的刑法思想把他们的封建专职统治落实到严刑酷罚的有力保证当中。招牌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德治仁政,骨子里实行的都是寡恩鲜义的刑杀为戒。②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封建统治才得以连续存在两千多年。因为儒家和法家的刑法思想,特别是法家的刑法思想仍有其社会价值和生命力,我们应对他们进行研究,通过系统的研究和科学分析,去其糟粕,吸收精华,这对我们今天同严重的刑事犯罪作斗争是非常必要和有用的。 三、两家刑法思想的分析对比 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 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于久远,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弨则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声,此起比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时代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是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

对儒家文化的理解 一.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评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甲乙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尊卑等级素服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甚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对,应者有云,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 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或称为儒教但並非指宗教,或以其为宗教而称之为儒教[1]。儒家思想奉孔子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學說,是对中国以及東方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以人為中心的宗教。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儒家实质上可说是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或是宗教的伦理学诠释,但不是宗教的本身。明清两代朝廷将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形成流传至今的儒家主流。 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東南亞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時,儒家思想是東亞地區的基本文化信仰。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成为其中的一家;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又在孔子“仁”的中心理论下提出“民贵君轻”和“仁义”,“王道”的思想,是儒家学派成为蔚然大宗;到了秦国期间。因为秦始皇才有发家的思想,实行思想控制,所以发生了焚书坑儒的事件,使儒家学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汉代初期实行休养生息的和无为而治的政策,儒家思想得到了复苏;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思想,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独尊的地位,也奠基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在魏晋时期,儒家文化受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挑战;唐代,韩愈首先提出了振兴儒家思想的理论,并提出三教合一的理论;宋明时期宋明理学兴起,也使得儒家文化成为考试教科书,而且广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国家治理理念崇尚“德治,仁政,礼制,重教化”,对先秦时期影响巨大,不仅如此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治影响深远。为我们所熟知的内圣外王思想,礼乐制度,教化哲学,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内含,当然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强调修身为先时,最后还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国家政治明治,仁政,礼制,德治,教化是我在本文中着重研究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政,礼制,德治,教化 一、关于儒家内圣外王——治道思想研究 儒家社会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德化的治道”,是德治型的人治。王道是儒家治道的理想,孔子将周公王道的宗旨归结为两条1、“以德配天,保民而王”,这是统治者和管理者自律的原则。周公总结历史得出结论:夏殷兴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德”,夏禹殷汤有德而治兴,夏桀商纣无德而乱亡,他认为天子是天命所归,天命以民心为转移,所以德首先在于“保民”,即爱民利民恤民,为百姓兴利除害;其次是用贤,即将治权于政权分离,治权委托贤能之人,打破亲亲、尊尊的用人局限。2、“明德慎刑”这是管理被管理者的原则。明德即明道德,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主要措施有道德示范、礼乐教化和尚贤任能,慎刑即刑罚的实施以宽仁为主。 孔孟都把人的能动性局限于道德方面,孔子讲“为仁由己”、“富贵在天”。孟子认为善德是“求在我者”,富贵寿夭等是“求在天者”这种偏重道德因素的倾向构成儒家人治的基本特色道德心里素质是制约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孔孟忽视了智能因素和客观规律,使得他们的人治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 荀子对孔孟治道进行修正和完善,第一在坚持德主刑辅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了礼法的相关性。荀子的治道以“礼治”为宗旨,但他所讲的礼与孔子不同,他所讲的礼虽在礼仪规范上脱胎于周礼,但实际上维护的与西周不同的社会秩序,另外荀子认为礼与法不仅不相互对立,反而相互依存,“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非礼,是无法也”然而荀子的立场仍以人为中心,坚持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先教后刑。第二突出构成主体能动性的智能因素,他认为认识事务的不同属性和规律,从而“知天命而用之”,而且他将智视为道德心里素质形成的基础。第三、荀子吸取了法家崇信的管理原则,信是制度规范客观性确定性的表现。 对霸道的修正和完善是《管子》的贡献,《管子》的治道原则是先富后教,教而后法。其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财政方面实行无税政策。此外,法是不可缺少的管理依据,立法权虽属于君主,但是必须遵循两项客观依据一是道和原则,而是民意。 二、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认识

浅析先秦儒家人性观

浅析先秦儒家人性观 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各个时期的代表者也都纷纷就人性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按照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儒家人性论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即:“先秦是各种性论并起而纷纭无定说的时代;前汉则是性有善有恶论占优势的时代;后汉至唐是性三品论占势的时代;北宋至明中叶是性两元论占势的时代;明末至清是性一元论占势的时代。”笔者在此文中,仅是浅析一下先秦时期的儒家人性观。 一 什么是人性?先秦儒家各派对人性的界定是否一致? 在这两个问题上,笔者较为认同西南师范大学廖其发教授的观点。他指出,古代儒家各派所持观点虽有所异,但对一个命题都是认同的,即“生之谓性。”并且“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即人性是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征、特性或资质,即人的天赋素质或天生资质。廖其发教授在研读了大量的文献典籍,借鉴甄别了古今学者的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即:“中国古人对‘人性’本义的界定在文字表述上有一定分歧,但其抽象意义是基本一致的,其所代表的认识对象是基本同一的,中国古代人性论所要争论的问题也是基本同一的。” 中国古人何以会提出人性论并有如此持久而激烈的纷争?争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还是其他怎样,到底目的何在? 对于这一问题,张岱年与廖其发两先生都持有相类的看法。张岱年指出,“自来论性者,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较为相似地,廖其发也指出,“关于‘人性’的讨论既是教育问题,也是政治、哲学、伦理、法律、宗教等领域的基本问题,但主要还是教育哲学的问题。”笔者以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总是以其人性观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所阐述的思想与教育观点都是深深建立在其对人性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二 先秦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者有孔子、孟子和荀子。接下来,笔者就分别来介绍一下这三位儒学大家的人性观。 孔子对于人性言之不多,论语中关于人性的表述共有两处。一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之”。对于天道的理解,孔子明确指出天即道德之天,是道德的最终依据。而人性,则是由天命来赋予人的。 论语中的第二处提及性是在:“性相近,习相远也”。笔者对此处出现的性有如下理解:此处的性是否可以理解为上天赋予每一个人的道德是相近、平等的,也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之意”。还有,笔者认为其实孔子真正在此处更多关注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其二,就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中国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在处理与其她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普遍体现出融合会通、与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非常重视仁,将仁视为“生生不已”的“天地之大德”。孔子甚至提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就是,颠沛必于就是。”(《论语·里仁》)表现出强烈的生死以之的志趣与情怀。此德赋之于人,则成为人的本性。率性而行,即成为道。儒学就产生于对此道的传授与修习之中,因此儒学常被说成就是“修己治人之学”,其所蕴含的即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修己”、“内圣”云者,就就是说儒家学者应不断充

实自己的仁爱之心,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努力形成圣人的品格与能力;“治人”、“外王”云者,就就是说儒家学者要当仁不让,仁以为己任,自觉承担起治理国家与服务社会的责任,为天下国家的平治尽心尽力。宋儒张载要求儒家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就是对儒家学者所具有的这种使命感与责任心的最好的阐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彖》),就就是说儒家君子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负起自己的责任,奋发图强,永不止息;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彖》),则就是说君子应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容纳与善于接受不同意见与建议,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涵。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仁人志士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之下,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谱写了天地间一曲曲波澜壮阔的正气歌,逐渐形成了儒家文化虽历经艰难险阻而不断奋起的发展态势与善于容纳与接受异质文化的宽广视野。 二、道家:道法自然,逍遥齐物 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道家最为推崇的范畴“道”的原始意义就是指道路,引申为人应遵守的规则与运动变化的规律,以及那些自觉遵守规则与规律的人所达到的自由境界。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的观点。在道家的始祖老子瞧来,道的运行法则就就是“自然而然”,“得道”就意味着必须任由事物成为它

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内涵古希腊人文主义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较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

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内涵古希腊人文主义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较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 一、西方不同时期人文精神的内涵 1.古希腊时期的人文精神:智者学派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某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例如,“人是万物的尺度” 的主张,一下子就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 识的第一次觉醒。我们有理由把智者学派闪耀着人文精神的思想看作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而把普罗泰格拉视为西方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2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批判神权统治,鼓吹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崇尚理性和科学,追求知识。 3?启蒙思想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在人、自然、国家、宗教和科学的相互关系上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按照资产阶 级利益构建政治制度的高度,从而比文艺复兴运动更为彻底,更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质。 、古希腊人文主义与先秦儒家思想的比较

(一)西方史学家关于人文精神的观点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主要是指强调个人价值并信仰上帝的思想体系。它认为: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 文主义。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标准。……人文主义从复古活动中获 得启发,注重人对于真与善的追求。 (2)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 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认为人文主义首先在于认识,倡导“丰满而完整的人性”。 (3)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 的……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原文来说,即人的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xx古代服饰的影响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xx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 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 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二、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质”与“文”二字在中国哲学中释义相当宽泛。质指一个人的资质美,《论语·卫灵公》中记载: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这里所说的“质”,是指人内在所具有的伦理品质。文指一个人服饰的美,《论语·泰伯》记述: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所谓的“文章”是指礼服上的纹饰、丹车白马、雕琢刻镂之类的文饰或文采。可见,孔子是极其重视服饰之美的。但是,孔子在认定服饰要讲形式美的同时,又对君子的个人修养提出形式与内在的关系。《论语·雍也》中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然而,只有合乎礼的服饰与动作姿态,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这些虚饰只能使人感觉像浮夸的史官。儒家在服饰上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是与等级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上层社会尤甚。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礼”的重要成分,已经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几乎波及了社会各阶层。以上这些正是形成中国古代服饰独特风貌的原因之一。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 “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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