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浅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浅谈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今古文经学的区别

今文经和古文经从表明上看只是文字和传本的差异。今文经是用汉代隶书书写的,而古文经则是用战国时六国的文字书写的,是出土和民间所献的先秦古书,因而其篇章和文字与今文经是不同的,进而对经文的解说也有差异。

周予同先生在其《经今古文学》艺术中简明阐述了今、古文经学的差别。周先生认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特征是:崇奉孔子;尊孔子是“受命”的“素王”;认为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移孔子为“托古改制”;以六经为孔子作;以《春秋公羊传》为主;为经学派;经的传授多可考;西汉都立于学官;盛行于西汉;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今存《仪礼》、《公羊》、《谷梁》、《小戴礼记》和《韩诗外传》;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所存。古文经学的主要特征:崇奉周公;尊孔子为先师;认孔子是史学家;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以六经为古代史料;以《周礼》为主;为史学派;经的传授不大可考;两汉多行于民间;盛行于东汉;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今存《毛诗》、《周礼》、《左传》;斥纬书为诬妄。1

从上述观点出发,今古文经学对五经的排列顺序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又《诗》、《书》(文字)是符号的教育,《礼》、《乐》是实践(道德)的陶冶;所以《诗》、《书》列在先,《礼》、《乐》又列在其次。总之,一《诗》、《书》,二《礼》、《乐》,三《易》、《春秋》,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2古文经学家则是按照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来排列。因为“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谓《六经》皆史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他不过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以传授给后人而已”。3

今古文经学对五经性质的认识也有所区别。今文经学认为五经是寄托了孔子改制的理想,蕴涵着孔子为后世所制定的法典,因此今文经学家们提出了三代改制、阴阳灾异等观念来解释五经,反过来又通过经说来论证三代改制、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的正确。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是制度之书和道德训诫之书,五经记载了王道理想的制度,并通过史诗的批判和诗歌的讽喻来表达王道理想的道德价值观,特别是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等级规范。比如,贾逵认为:“《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4而

1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2同上,第8页

3同上,第7页

4《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今文经学则认为《春秋》是孔子改制之书。

今古文经学家的历史观也有所不同。今文经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变化的,按照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而变化,所以新王必须要改制,这体现了天道的变化规律,从上古三代一直到春秋的历史就是历史循环发展的例证,今文经学家对五经的注释的目的就是阐发和证明这种历史观。而古文经学家则不强调历史的循环发展和改制的必要,而是注重王道礼制的建设和道德的历史批判。长于制度之学是古文经学的长处,尽管古代的礼制同样无法在汉代照搬挪用,但是古文经学毕竟在思想上对众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制度有一明晰的说法。古文经学家着眼于常,而今文经学家着重在变。

虽然今古文经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它们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参考文献

[1]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

[3]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

[4]郑文杰,傅永军,经学十二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今古文经学之争课件资料

2.今古文经学区别 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中国古代教育之汉代教育

汉代以来,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稳步发展,渐渐封建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并得到巩固,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统一的学说思想为其服务。 汉武帝继位后,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进一步谋求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大一统。肯定了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建议,确认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学派所宣扬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被尊崇为“经”,不仅学校以经学为教材,实行“尊孔读经”。儒家学说思想之所以能取得独尊的地位就是儒家在政治上宣扬贵秩序、扶阳抑阴、尊君抑民;在经济上鼓吹先富后教、为民制产、强本节用。所有这些不仅有利于巩固集权主义的统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稳定。可见,在当时的是条件下,儒家学说思想较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汉朝的学校教育体系 汉朝的学校教育相当发达,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系统--官学和私学。 一官学又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指设在都城的官办学校。主要有太学、官邸学(亦称“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 1. 【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当时只招50人。这是一所学习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汉代太学是在汉代政治经济发展基础之上,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汉董仲舒建议兴建太学以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西汉太学设在长安。东汉太学设于洛阳。汉代太学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经学博士几人和博士弟子50人。在汉昭帝时人数增至100 人,到汉宣帝时增至200人。西汉后期,“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太学生增至1000人。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即政府遇到疑难问题,博士要提供咨询意见,博士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此外博士还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 汉代在博士之上设有首席长官,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东汉时改称祭酒。祭酒由太常“差选”,由“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 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的博士多由学术名流充当,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还要写“保举状”。其对博士的要求更为严格,被保举的博士必须德才兼备,身体健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后来东汉皇帝颁发的诏书又规定博士的年龄限制,规定博士之选,年龄须在50岁以上。但此项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对学行卓著者,可有变通。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不乏鸿师硕儒。由他们执教太学,对提高太学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汉代学者杨雄在《法言?学行》篇里把“模”与“范”二字联为一词,主张教师应当是世人的模范,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的光辉命题,成为汉代太学“严于择师”传统形成的理论依据,对后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教师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

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 导读:语文阅读题是很多考生的畏惧的一道大题,因为语文阅读题不仅占分比高,对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的要求也较高,难度较大。以下是两汉经学高考阅读答案,欢迎阅读。 本试题卷分第Ⅰ卷(单项选择题)和第Ⅱ卷(非单项选择题)。第1卷l至3页,第II 卷4至6页,共6页。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考生作答时,须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本试题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考试结束后,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第1卷 (单项选择题共27分) 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将所选答案对应的标号涂黑。 第1卷共3大题,9小题。每小题3分。 一、(12分,每小题3分) 1.下列词语中加点字的读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 A.暂时zàn 埋怨mái 谆谆告诫zhūn 引吭高歌háng .... B.豆豉骨huái 踉踉跄跄cāng 按图索骥.chǐ踝...jì C.梗概gěn 删改shān 炊烟袅袅皓齿móu ...niǎo 明眸. D.搁浅gē解剖崇suì不屑一顾xia ..pōu 鬼鬼祟.. 【答案】D 【解析】A项mái应为mán ;B项cāng应为qiàng;C项gěn

应为gěng 试题分析:本题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常用字的字音的能力,涉及多音多义字和形声字。 2.下列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妨碍功夫片钟灵毓秀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B.梳妆吊胃口瞠目结舌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C.辐射入场券循章摘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D.蜚然直辖市秘而不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答案】A 【解析】B项“驰”应为“弛”;C项“循”应为“寻”;D项“蜚”应为“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识记并正确书写现代常用规范汉字的能力。 3.下列各句中加点词语的使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A.“2015年度中国文化跨界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企业家和媒体人围绕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热点进行了交流。 B.对于那些熟稔互联网的人来说,进行“互联网+”创业,最难的可能并不是“互联网”这一部分,而是“+”什么以及怎么“+”的问题。 C.这家民用小型无人机公司一年前还寂寂无闻,一年后却声名鹊起,其系列产品先后被评为“十大科技产品“2014年杰出高科技产

刘歆与汉代古今文经学之争(初稿)

刘歆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摘要: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是汉代经学的基本内容。晚清以降,学界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聚讼不休。一般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刘歆,发端于《让太常博士书》,这是大体不错的。而问题在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一直以来学界互争是非,莫衷一是。一者主政治之争,目的在于学官,在于禄位;一者主学术之争,目的在于学统,在于门户。而笔者认为,此二者虽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然皆未得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本然。故欲以刘歆为切入点,细究今古文经学之异同,精析《让太常博士书》之要义,旨在说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关键字:刘歆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学术与政治 一般而言,经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之学,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在《新书·六术》所言:“《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是故皮锡瑞认为,经学时代开辟,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①。汉代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基本内容是今古文经学的演变与合流,史称“今古文经学之争”。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兴于学术,亡于政治,学术之中兼有政治。它既是学术投靠政治之产物,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缘起与分歧 经学今古文之别,缘起于汉代。究其原因,有历史之缘,亦有人为之因。历史之缘者有二:一是道术分裂,“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②;二是经本失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③。人为之因者,盖孔子口说相传至汉,遭秦焚书,诸经多失其本,汉儒恐久而失真,于是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写之,著于竹帛。及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左传》、《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而《周官》亦出于山岩石室,此诸书皆蝌蚪文。为区别二者,汉儒以今文、古文之名号别之。故经学今文、古文之称,实乃汉儒后加。对此,皮锡瑞有言:“今古文之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径》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在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页。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771页。 ③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二十四史全译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二册,第1145页。

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

一、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权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二、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 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

2016尔雅《国学智慧》期末考试答案(正确答案完整版)

1.《春秋》是根据()历史改编的。鲁国 2.下列说法错误的是:孔子把商朝最重要的典籍做了整理 3.孔子用()区分君子与小人。道德 4.《论语》是四书之一,是记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的书。√ 5.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传统,导致只有贵族可以读书× 6.孔子最提倡以()来区分君子与小人。道德 7.信奉鬼神较少的典籍是论语 8.孟子从不以财产和地位区分君子与小人。× 9.《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107次,“小人”一词出现107次。× 10.孙中山革命提出的口号“大同社会”是由儒家思想提升出来的。√ 11.在儒家典籍里()的关系处于核心地位。人与人 12.要想成为君子,下列做法错误的是:自弃 13.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君子?下面不包括哪些?要吃亏 14.论语中有句“父母唯其疾之忧”是对()的解释。孝 15.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道德底线是“仁”。√ 16.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说的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听天由命,不用学习的意思。× 17.“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对()的描述。仁 18.“德不孤必有邻”是谁说的? 孔子 19.“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解释错误的是:做事不用认真 20.墨家的爱是无差别的,而儒家的爱是有差别分先后顺序的。√ 21.孔子认为所有人认为是好人的人就是好人。× 22.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史可以通古今之理

B、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经”的作用 C、史的作用在汉朝形成共识 D、在古代《春秋》只是鲁国才有的我的答案:D 23.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鲁国曾是周公伯禽的封地 B、现在的《春秋》是记录西周和东周的历史 C、孔子编订了《春秋》 D、《春秋》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的一本书我的答案:B 24.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史官在古代是很多官员的统称 B、老子是出身于史官 C、“天人”不是史官的组成系统 D、古代的“卜官”也属于史官我的答案:C 25.《春秋》记录了春秋时期12个国君,242年的历史大事纲要。√ 26.在周朝,卜官和巫官地位上升,而主管作用下降。× 27.《春秋》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28.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 B、《春秋》的字数比《左传》多 C、《左传》最大的影响是“行人辞令” D、《左传》是研究历史得失,总结教训的我的答案:B 29.现在说的春秋三传不包括:《夹氏传》 30.对《公羊传》和《谷梁传》说法不正确的是:没有谈义例 31.《公羊传》和《谷梁传》在汉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哲学史教案第2章两汉经学.

章节二、两汉经学课时6 教学目的了解汉初黄老之学兴盛的原因和目的,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的过程及起因。把握儒学在汉代地位的转变,即由先秦时期与诸子平等的学术地位转变为独尊的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明晰随着儒学的独尊,儒家六经的被表彰,有了儒学经学化的过程,由此也就产生了两汉时期的主要哲学形态——经学。清楚经学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及这两种经学学派的各自特点。掌握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及东汉时期王充的理性哲学思想。 教学重点及突出方法教学重点:明确汉初的黄老之治及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目的及理论自身的支撑因素。了解儒学由先秦至汉代地位的显著变化,及儒学形态的逐渐转变,把握经学内部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论争要点及各自的优劣之处。掌握汉代经学大儒董仲舒的哲学观念及东汉王充的理性哲学。 突出方法:历史演进中的分析法。如从分析历史背景着眼,追溯理论产生的历史根源,探析由汉初的黄老之学到后来儒学独尊的原因,阐述儒学由先秦时的子学上升为经学的历史演变。分析儒学经学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学内部的纷争;以及东汉时期王充理性哲学形成的理论背景等。 教学难点及突破方法教学难点:儒学由子学向经学的形态转变对儒学自身的影响;经学内部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争论的原因;董仲舒对天人关系的论说,即天人感应论的理解,及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王充对东汉“虚妄”之说的批判。 突破方法:对比分析法。如将汉初的黄老之治与汉武帝时的儒学独尊对比,由此挖掘儒道思想运用于政治产生的不同效果;对比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

相关内容素材教材:《中国哲学史》,第125—170页。 参考教材:《中国古代哲学史论》,第113—127页。《中国哲学智慧》,第61—73页。 教教师授课思路、设问及讲解要点

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从今古文经学派之争浅谈国学体用 近些年来国学之风甚热,但却多是世人为了装点门面所用。由此怀念起了清末民初的两位经学大师,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二叔”——余杭章太炎先生和仪征刘师培先生,这两位先生一位来自浙江,一位来自江苏,而同时也受皖派朴学的影响,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化鼎足而立的三省(安徽,浙江,江苏)经学之最高峰。章先生年轻时入诂精经舍从晚清著名经学大师俞樾治学,仪征刘家以四代人疏证一部《左传》闻名,可谓是家学渊源。相信由这两位具有代表性和很大影响力的经学大师入手更加能够看出今日国学的价值和体用关系。 今古文经之争,始于汉朝而亡于清末,在过去的研究以及很多学者都清楚今古文学派之间的区别,即今文学派在讲经的时候比较注重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他们甚至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而古文学派则更加偏向于对经中的文字进行训诂;在汉朝的时候,今文经学家在解经时常掺杂谶语这样的迷信以力求能够符合统治阶级的喜好。而古文学派虽然还是对于儒家以及“天子”之说的神学色彩带有着盲目的崇拜,但却反对今文家的迷信,而注重实学。而章刘两位先生一致的认为今古文经的区别只在文字上,章太炎先生讲学时提出,焚书之后,到了汉朝时期的秦末遗老能够凭借着记忆复述出来的《六经》用当代语言记出叫做今文,而秦时读书人偷偷藏在山崖,夹壁之中的古时原本叫做古文,两者其实也就是相同的书今版古版的区别而已。只是篇幅也有了差异,再到后来两家的主张从根本上又有了不同,所以就开始了争端。这样的观点和刘师培先生1906年左右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汉代古文学辩诬》之中是一样的,刘先生在文章中说:“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其故本至汉犹存。”相比较几千年来的无谓争执,刘先生主张辨明其同出一源,这也是近代经学家能够不被门户之见所束缚,从而集大成的原因之一吧! 但是两派之间的争执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历朝历代今古文学派名家辈出,刘韵、许慎、张苍,贾谊,马融等等。他们的学术,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也带动了中国的文字训诂学,考古学。最大的继承和发扬者,也就是宋明理学家以及乾嘉学派诸老。写到这里,就开始牵涉到今日国学的价值问题了。在过去的学习之中,我一直认为相比较古文家的务实与博学,今文学家走的,是一条哗众取宠的道路,他们所主张的“微言大义”也只是一种对于经典的臆想和胡乱的揣测,但是乾嘉学派带来的学术与政治分离的问题却又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众所周知,乾嘉学派常常标榜为“汉学”而讳言经世致用,以求与宋学相对立,朴学开创者之一顾炎武多次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可是到了乾嘉时期却将此抛在了脑后,顾与黄宗羲等人反思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由此得出了学术经世的结论,可是他们的学术方法被乾嘉学派继承了可是这样一个最基本,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理论核心却并没有被继承,可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被大力的批判为误国之学也与其脱不了干系。乾嘉学派,一直痴迷于考据学,训诂学,渐渐迷失了道路,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无可避免,回到过去的宋学再看,就明白了。宋学主要的就是义理的倾向,其实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发现宋学其实是“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则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宋学所主张的依据个人对经典言外之意的领会也是来自于佛家提倡的“悟”。可是今古文两派到了晚清逐渐就又变成了今文家占据上风,反而又造成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康有为等人甚至认为古文都是刘韵所伪造的,这不得不说是这位“南海圣人”闹出的最大的笑话。

河南省豫南九校2018-2019学年高二下学期第二次联考语文试题(解析版)

豫南九校2018—2019学年下期第二次联考高二语文试题 (考试时间:150分钟试卷满分:150分)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经学史上,素来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说法。今文经与古文经,最初是指以今文(汉隶)、古文(籀书)两种不同的字体写成的经书。 我国古代文字从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发展到战国时代,字体屡经变迁。战国时秦国境内,基本上通用“籀书”,亦称“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籀书”的基础上加以简化成为“小篆”,或称“篆书”。秦代的“书同文”即以这种篆书来作为标准的字体。至于六国境内的文字,与籀书、篆书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如战国古钱币、青铜器、近几十年出土的楚简上的文字以及《说文解字》中所载“古文”,均属此类,有的学者统称之为“晚周古文”。这种古文字由于地区及时代早晚不同,差别较大,但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所以习惯上统而言之曰“古文”。 战国后期,除了大篆和这些“古文”外,还出现了一种字体,就是“隶书”。在秦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权(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铭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间流行的字体则主要是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体。所以在汉代人看来,隶书是当代的字体,因此名之曰“今文”。经典若是用战国古字写的,就是“古文经”,用隶书写的就是“今文经”。 今、古文经的字,难免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有时今文经正确,有时古文经正确,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古文经虽以六国时的古文字缮写,但从西周或春秋时代传到战国,中间也难免有抄错或记错的地方。今文经虽大多是汉人写的,但有时因为依据的底本好,也可能反比某些古文经为胜。今、古文经的异字的成因,大致有四种情况: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其中,假借字数量最多。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体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就对于经典内容阐释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董仲舒提岀:“《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他不承认经典本义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今文经学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的阐释历久弥新。 古文经学多把六经当成信史,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作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他们的训释成为后人理解古籍的重要参考。

国学 两汉经学介绍

国学两汉经学介绍 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以降,又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儒学便一步步从包含革命性的原始儒学摇身一变,成为僵化的制度化儒学,匮乏创新却饱浸陈腐。其后,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直至宋朝扩充为“十三经”。由汉初至清末的2100年中,经部书籍不断增加,在《四库全书总目》达1773部20427卷,经学成为烦琐哲学。 正如经学专家周予同先生所说的那样,随着儒学的经学化和制度化,“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来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孔子的真相若何?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

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专家。” 第一今文经学 历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后,刘邦入关,萧何努力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却未顾及《六经》典籍,当时的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汉初欲复兴儒家文化,只得求诸故秦博士记忆口颂和民间匿藏。秦博士或官吏,如伏生、叔孙通、张苍、浮丘伯等口授,由汉初时人按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典籍,便是“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因其时《乐经》已无人传授,也不见古文秘籍,汉初只有《五经》流传于世。其一为《诗》,诗分三家,《鲁诗》传人为荀况弟子浮丘伯,《齐诗》传人为齐人博士辕固,《韩诗》传人为燕人博士韩婴。其二为《书》,传人为济南博士伏生。其三为《易》,传人为齐人田何。其四为《礼》,传人为叔孙通、高堂伯。其五为《春秋》,战国时即有“三传”,《左氏》无今文,《公羊》、《榖梁》创于战国而写定于汉初,属今文。《公羊春秋》写定者为汉初齐人公羊寿与胡母生,《榖梁春秋》传人为鲁申公。 “今文经学”作为名称则是东汉时的事,当时因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彼此各树一帜。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第46卷 第3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6 No.32006年5月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May.2006 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康国章 (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河南安阳455000) 摘 要: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 经学的锐利武器。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许慎;经学; 《说文解字》中图分类号:I209;H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99-03 收稿日期:2006-02-06  作者简介:康国章(1970-),男,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说文解字》的形成是基于两汉经学大的学术环境之下的。许慎是东汉古文经学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一员,其《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的结晶,也是与今文经学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这一论断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两汉经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经历了由壁垒森严到逐步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最终完成于东汉的郑玄,而两者融合实肇始于东汉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会议”与那个时期学者对于古、今文经学的兼收与并取,而许慎尤为典范。关于此说,如寇养厚、杨天宇、王承略、姚文铸等都曾论及。但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融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许慎在批判今文经学的前提下是如何包容今文经学的,目前尚无人专门论述与总结。笔者不揣愚陋,试作此探讨。 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伴随着经学的繁荣,出现了古、今文经学两大学派。古、今文经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字方面,还体现在解经方式上:今文经学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惯以唯心主义的态度去解释经学,进而用来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古文经学视儒家经典为古代史料之书,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经书,他们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为依据,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为目的,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训诂等问题。由于古、今文经学两派所据的材料不同,解经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严重的门户之见,从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两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在许慎生活的年代之前,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曾发生过三次大的论争:第一次是西汉哀帝时期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们之间的论争;第二次是东汉光 武帝时期古文经学家陈元与今文经学家范升之间的论争;第三次是东汉章帝时期古文经学大师贾逵与今文经学家李育之间的论争。 一、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今河南郾城)人。建 初八年(83),贾逵入京讲学;同年,贾逵奉诏授徒。许慎正是逢此机遇,作为高才生被选为贾逵弟子,潜心研习古文经学。除《说文解字》外,许慎还撰有《五经异义》,“时 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1]《说文解字》始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前后历经20余年,至汉安帝建光元年(121)许慎卧病在家,才由其子许冲进上,算得上许慎的呕心沥血之作。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许慎撰述《说文解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古文经学的衣钵,从而更好地把握、弘扬儒家经义。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云:“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虺、杂物、奇怪、王制、礼 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2]( P320) 许慎自己在《说文解字? 叙》中也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 旨。”[2](P316)可见,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 字训诂的手段,以阐发“五经之道”。故此,《说文解字》在 说解字义时很多情况下直接引述儒家经义。 [3](P11-12)9 9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一)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一) 王夫之亲历“天崩地裂”的时代,社会充满错综复杂的冲突。作为关心国家命运、关怀人民生命、追求安身立命理想的儒学家,王氏抱忧患之情,以特有的心灵体悟经典,对儒家文本进行“六经注我”式的诠释。 一、和合诠释学 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责我”承担意识,对《六经》文本的诠释体现了其实践的、创造的、变易的品格。虽然王氏所说的“六经”文本距当时已约有2000年,但当时王氏能否对“六经”做出理解和诠释?按照西方学者体认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认为,诠释过程内部的各种因素制约一般解释规则的普遍效力,依据这些解释规则,可以跨越历史的时间差距,揭出原作者的心理特征,解释者将以自己的心态转换原作者的心态,而像原作者一样理解文本。蕴含着文本一解释一理解的潜式1]。这种时间差距的消除,是以解释者或理解者完全忘掉自我为前提。伽达默尔等人则认为,所谓完全忘却自我是不可能的,任何诠释者在进入诠释之前无可避免地受“先识”、“先见”、“前理解”等的制约,“先见”、“前理解”并非诠释的障碍,而是诠释的前提。如果伽达默尔等人认为诠释跨越时间差,重现原作者的本意和原文本的原义是可能的,是诠释学的任务的话,那么赫尔施则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的时间差并非理解的屏障,相反可以过滤诠释中的“先识”、“先见”,原作者的文本经历时间差,理解者摆脱了原作者的情结和最初理解者解说,而进入客观的理解。因为文本的真正意义的发掘、伸张,是与时偕行的,是无限展开的过程。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于经典文本的注疏之学,注疏者、解释者借助于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学的方法,以注疏、解释经典文本的意义或发现文本思想新意。由于传统注疏之学价值标准和方法的差分,而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分野。从解释的视角来看,古文经学以文字训诂、名物制度为主旨,他们认为“读书当先通训诂,始能治经”2]。治理、注疏经典文本的首务是理解经典文本的原意、原义,而通经的原意、原义,必须熟知文字形、音、义以及其形体结构。“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3]。以至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4]。以考证训诂的材料愈近于经典文本产生的时代,愈可靠和有说服力,所以汉学家(干嘉学派)不用唐以后的文字资料,提倡以经解经,他们认为这样便可消除理解者、解释者和文本原作者之间由于时间差而产生的误解、误读,试图还经典文本原来的意思,与西方古典诠释学的历史还原思想相近。 古文经学在注疏、解释经典文本时以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忘却自我,以便跨越时空的差距,还原经典文本的原义和恢复再现原作者的意蕴。今文经学在不拒斥文字、音韵、训诂的情境下,倡导注疏者、解释者不忘却自我,而以自我已有的观念或潜意识来注疏、解释经典文本,以开发经典文本新意蕴、新意义。因而,他们的首务不是去关注文字、音韵、训诂,而是去发现经典文本的微言大义:不是去如何还原经典文本的原意、原义,而是去体悟经典文本中的意义,并有所开新。 经典文本的精神意义是一个永远敞开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日新而日日新的发展。从这今意义上说,它是历史形而上学的存在,但又在历史时空存在之中,不同历史时空存在和不同价值观念存在都会对经典文本做出不同的注疏和解释,甚至做出前注疏者、解释者所未曾发现的新的意蕴,体现了注疏者、解释者的与时偕行品格,从而构成了经典文本的注疏史或解释史。不仅古文经学(或汉学)的注疏或解释古今有异而构成其发展史,而且今文经学(或宋学)的注疏或解释亦前后有别而构成其演变史,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理”为核心话题来注释;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说》以“理即气之理”为核心话题来诠释。同为发《四书》之微言,所发亦殊。此所发之殊,体现了诠释方法、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之异。 古文经学家、汉学家以经典文本作为解释、注疏的对象,在与经典文本原作者的交流对话中,通过对外在的历史环境、名物考据和内在的心理转换、情感转移等方法,企图还经典文本的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论文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古学必尚兼通。,"}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着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已暗合七言之体。 史传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比较《史记》与《汉书》,可以看出《汉书》的语言已大为简炼。司马迁属于私家着史,较少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在写作时融人了个人的满腔情感,“发愤以抒情”,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倾注了作者的正义评判。班固则不然,他着史属于官修,受到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没有司马迁那么深沉,《后汉书·班固传》说他陈述史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与《史记》明显不同。宋人程颐评论二人之不同,说:“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peso,司马迁与班固的分歧,也正是时代风气使然。 第二,古文经学者不谨守家法师法,不重一家一人之说,治经也不拘泥于一经,而能博采众长,他们“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f4](P179)今文经学者固守于五经经典,所涉不出经典之外,而古文经学者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受此影响,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尚通脱的特点,不拘一事一理。作家将视野拓宽到各个领域,出人经史,把文学所能涉及到的事、物、情、景等都齐拢笔端,俯拾皆是,文笔悠肆汪洋。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所描绘的面极广,诸如地理形制、都城宫殿、物产形胜、田猎娱乐、歌舞宴飨、宗庙祭祀、朝会聘享、市民生活、商贸集市等,举凡耳目之所享、声色之所好,都汇聚笔下,这与作家博闻强识分不开,也是以学识为赋观念的反映。 由于抛开了家法的限制,作家索性纵情所致,刘舞《文心雕龙·杂文》说“七体”作家的创作,

0433汉代经学三题

汉代经学三题 朱渊清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https://www.360docs.net/doc/801134514.html,/srcshow.asp?src_id=821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古文经之别是常识,今文学、古文学之别也多有人论述,另外一个差别尚未被认识,就是口头语、书面语的差别。今试作论述,并略及前两项差别。考虑题目未定,姑且暂命以《汉代经学三题》。 一.今文经和古文经 汉武帝设立国家官学,西汉学官五经博士用的文本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文本,称今文经。汉惠帝除挟书律后,一些为避秦火而藏在民间的或是通过某种秘传途径流传下来的用战国文字写经书文本重新被发现,这些的经书文本则称为古文经。如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发现了数十篇古文字经书,1河间献王所得民间藏书,2鲁国淹中所出《礼》古经,3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书,4民间壁中得《尚书?太誓》。5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6颜贞上献《孝经》,7文帝时魏乐人窦兯献《周官?大宗伯》的《大司乐》章,8李氏得《周官》上献河间献王。9东汉时古文经仍有发现,如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10今文经立于学官,古文经出现后,争立学官,从而引发了今古文经之争。 刘歆因校勘国家典籍,最早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哀帝令其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遭冷遇。刘歆于是写《移书太常博士》,批评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结果被诸儒攻击。光武帝时,韩歆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遭博士范升反对,韩歆、陈元等与之辩论,虽立左氏学,旋立旋废。章帝时,贾逵向章帝讲《左氏传》、《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今文家李育《难左氏义》,章帝诏诸儒论经白虎观,仍是今文学胜。前三次今古文经之争都以古文经告负。桓、灵间,何休、郑玄就《兯羊》、《左氏》又展开辩论,此次争论纯粹在民间进行。仅就知识学习看,东汉书籍流布传授较广,学者得以博综兼览,已不必赖于立官之博士,这是当时一大进步。11 就古文经最终未立学官这个角度言,古文经未能取胜。但古文经学者以较纯粹的五经文本学术研究为目的,东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古文经,如卫宏、贾逵、马融、许慎、服虔、郑兴、郑众、郑玄、杜林等,卫宏的《尚书训旨》、《汉旧仪》,

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通过上了一学期老师的课我了解到很多知识,现在就来谈谈“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把今天的《论语》解读导入到经学的传统中来并不是不可以。但需要指出,问题首先是要区别一般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经学对儒家经典的解读,而不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区别。经学之为经学首先是你得把你解读的东西看作“经”,而不是历史学家眼中的一般历史文献。前者是有非常明确的价值立场和态度,后者只是一般知识上的了解。 即使是反对儒家的人他当然也可以去解读儒家经典。但是,并不是说凡是用考据训诂方法解读《论语》和儒家其它经典的都是古文经学。古文经学也不是只把《论语》和儒家其它经典当作一般历史文献来看待。古文经学是汉代尊“六经”后考虑到典籍留传中的真伪和汉语流变的原因,一些学者发展考据训诂的方法来帮助人们理解经典意思的学问。它追求的是理解要符合经典原意和文献真实,了解经典文献的形成及其流变,它强调考证上的依据和疏理。当然,古文经学的考据训诂方法往往超出了经学,而对一般历史文献的了解都有意义。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运用考据训诂方法的解读都是古文经学的性质。 今文经学重视义理的阐发和“经”所具有的“为万世立法”及其教化依据的意义。它非常公开地带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并传播这种价值立场。“经”之所以为“经”,主要是在这一方面。如果人类的生活不是需要价值和精神的意义世界,那么,把什么典籍作为“经”就毫无意义了。也正是因为“经”对历史中的人们具有塑造和信奉其价值精神之意义世界的性质,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今文经学家对经典的意义阐释总是存在不断开掘其可能的意义空间和价值意义的努力,存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使经学史呈现出一个民族心灵和思想世界的历史。假如有人否认后者,甚至用“真”与“伪”来强调一个经典文本和人物的历史学性质,乃至公然藐视经学作为表达一个民族心灵和思想世界的意义,那么,这样的历史学研究就十分肤浅。至少它不能看着是经学本身。 经学与史学相互为用,所结出的果实如何呢?在北宋灭亡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政治文化情结就是:定都洛阳才标志着正统。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建东都、武则天建东都,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来看,建都洛阳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甚至还要付出亡国的代价,那么这些君主为何还要建设东都。这就和洛阳是天下之中,是正统王朝应该建都的理想地点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了。洛阳之所以在古人心目中有如此之高的文化地位,并不是因为其自然条件,而是西周和汉朝统治者为了整合文化而大肆宣传的结果。我们知道,我国文明的起源恐怕并不如古人所说的那样起源于河洛地区,而是多元的。处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处于东南的良渚文化,处于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处于西北的齐家文化,其文明所达到的程度并不比同时期的河洛地带差。这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形态的并存,显然不利于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必须经过整合。秦的历史更说明了比军事统一更为艰巨的是文化的认同。所以,西周和西汉的统治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文化的认同。这样,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河洛受命的地理观念就被制造并宣传,成为全体中国古人的常识。 生命科学学院 11310096 赵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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