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之争

2.今古文经学区别

今古文经学根本区别，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并且它们的主要差别并非全归于所依据的经书文本不同，而实在是由于彼此对于经书的解释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论，可分为所主经传文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推尊宗主。

所主经传不同，主要体现在《春秋》《礼》二经上，即今文经学主《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主《春秋左氏传》《周礼》。

研究方法不同。今文经学注意到经书文字与作经书的圣人之意之间的矛盾关系，主张言不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有不能拘泥于言辞，完全理解经书几乎不可能，董仲舒就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因此，他们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所以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学术思想不同。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推尊宗主不同。今文经学重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难易程度排列的，越往后越难理解，也越高深。而按照传统说法，《诗》《书》《礼》《易》皆为古帝王时代的产物，唯有《春秋》为孔子所作，这个顺序明显在抬高孔子。还有一些今文学家则进一步神化孔子，封孔子为“素王”，取代秦王朝的地位，直接三代政统而下启刘汉王朝。古文经学则不然，它按照《易》《书》《诗》《礼》《春秋》来排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而更推尊古代圣王。

争论。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书。至于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

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出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赞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以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博问人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叹癏，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笾豆：笾和豆。古代食器，竹制为笾，木制为豆。古代祭祀时盛祭品的两种器具。

陵夷。衰败；走下坡路。

黄门侍郎，又称黄门郎，秦代初置，即给事于宫门之内的郎官，是皇帝近侍之臣，可传达诏令，汉代以降沿用此官职。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新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侄、王永之弟。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即新太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再世”。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

公元前22年，王莽24岁入中枢开始做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当时朝中的许多知名人士都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很贤能。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即王莽30岁时，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

从汉平帝即位时只有9岁，由王莽代理政务，后来成为安汉公。汉平帝死后，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2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改年号“摄政”。

王莽为了继续获取民心，先是建言应该首先对诸侯王和功臣后裔大加封赏，然后封赏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对平民士人推行恩惠政策，从而再次博得朝野的好感。其次是建言太后王政君带头过俭朴的生活，自己又贡献钱百万、田三十顷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每逢遭遇水旱灾害，王莽只吃素食，不用酒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宅。大司徒司直陈崇为宣传王莽，于是上表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王莽在朝中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弹。首先是发难安众侯刘祟，居摄元年（公元6年）刘祟率领百余人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婴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婴。同时王莽不断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即新始祖，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王莽在朝野的广泛支持下，登上了最高的权位，开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第一、王莽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铢钱，盲目推行各种新币制，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造成了民

间物价的不稳定。并且每次改制的钱币大小不断缩小，价却越来越高，实质上剥削了普通民众的财富。

第二、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汉末土地兼并带来的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由于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侥幸分到土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所有权不属于自己的“王田”。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在朝野的压力下，宣布恢复土地自由买卖。[7]

第三、禁止买卖奴婢并没有改变奴婢的身份，也未获得民众支持。实际上官僚地主暗中进行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以重罪者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激烈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

第四、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管通管）。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管，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7] 从五均六管政策的内容看，如果认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最终，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受到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