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之争 (最后定稿)

以《春秋》为例浅谈今古文之争

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是专指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汉朝建立后，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扩建王府，坏孔子宅，从鲁壁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以解释《春秋》为例，今文经有两本，分别为《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古文经也有两本，分别为《左传》、《毛传》。现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为例, 探讨二者的差异。

首先是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章的差异。《左传》、《毛传》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用六国古文字所书写而成。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在汉代及其以后整理成书，用汉隶抄写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在此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1.今文经学重在阐述经书的“微言大义”，学风活泼，但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如:元年春王正月。(《春秋. 隐公元年》) 上引《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如：“大一统”、“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等等, 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因而今文经学的《公羊传》、《穀梁传》就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特别是《公羊传》被认为地位最高的一经。这些今文经由此任意附会经义，不合本旨，可见一斑。古文经学注重对经书的训释,注重典章考据，学风朴实。如: ( 1)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隐公元年》)《左传》解释为: 惠公之妃孟子卒, 继室以声子, 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 而惠公薨, 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元年春, 王周正月, 不书即位, 摄也。可以看出《左传》的解释，不穿凿, 不任意阐发，对经文解释得准确又精炼。

2.今文经学解释经文的视角是政治的, 《春秋》中：郑伯克段于焉。《公羊传》重点阐发“克”字中隐存的微妙大义，《榖梁传》则重点谴责郑庄公处心积虑陷害兄弟违背亲亲之道的行为。宣扬“阴阳五行”之学, 杂以“灾异谶讳”之说。无论是《公羊传》的灾异, 还是《穀梁传》的“天人感应”之说, 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臆想假说, 是极其荒诞的。今文经学的空疏荒诞邹智极端，发展出谶纬神学，神秘主义极一时之盛。古文经学的研究视角是历史的，同样对于“郑伯克段于焉”这件事，而《左传》讲述的重点是这个事件的本身。另外它还注意到

用声训来解释经文, 是对训诂学的重大突破。如: ( 1). 未见君子, 惄如调讥。(《诗经.周南. 汝坟》)《毛传》:调, 朝也。(2). 静言思之, 躬自悼矣。（《诗经.卫风. 氓》）《毛传》：悼, 动也。虽然用声训解释词义还存在“依声取义”的现象, 但通过声训可以探索出古音的一些规律,由古音通训诂, 在训诂学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古文经学训释经书的文风对清代“朴学”有很大的影响, 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朱骏声等尊崇汉学, 重视故训,由音考义, 自出新说。之后训诂学基本上是沿着这条“朴学”之路向前发展的。

3．解释经书繁琐空虚。汉代史学家刘歆曾指出：分文析义, 烦言碎辞, 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 信口说而背传记, 是末师而非往古。前面所引: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有一百多字,《穀梁传》的解释二百多字。并且文字拖沓,史实少。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明确批评今文经学繁琐之弊。古文经学对经书的解释简明扼要,概括力强。如: 郑人伐卫。(《春秋.隐公二年》)《左氏传》“郑人伐卫。伐公孙滑之乱也”。 ( 2). 相鼠有皮, 人而无仪。(《诗经.鄘风.相鼠》)《毛传》:相, 视也。无礼义者虽居尊位, 尤为闇昧之行。(3). 谁渭河广, 一苇杭之。(《诗经. 鄘风.河广》)《毛传》:杭, 渡也。文字简练，简单明了,表达清晰。

另外以研究《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们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家们崇奉周公，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家们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今古文经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清朝末年。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后世二千多年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汉成帝年间，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学术公案——古今文之争的序幕。刘歆认为古文经《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馆，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但由此引起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东汉章帝时鉴于今古文思潮繁杂，为巩固封建统治，统一学说，召开白虎观会议，制定《白虎通议》，极大削弱了今文经的势力，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由盛转衰，也使得汉代今古文经之争在形式上结束。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宋代由于“宋学”的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

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

在我看来，经书的内容难以理解，因而充满争议。但却又是包括解释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规范、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准则以及正当性来源，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汉代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加上汉武帝对於经学的奖励推行，使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但这些人面对风靡于世不同版本的经书，使得他们必须从中作出选择。在政治层面，只要哪一种经学对巩固统治有利，统治者会不遗余力的增强这种经学的实力，提高它的影响力。说到底经学在这段时间内的斗争，不过是争当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而已。除去政治层面，当然也不仅仅如此，今古文之争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丰富了经学的内容，提高了经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后世我们研究今古文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